——附：东北国企现实困局(图解)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言】本文的文字部分来自笔者的《人口困局》第12章第1节“体制弊端亟待革除”[①]。之所以在此发表这段文字，是因为我国“权力＋市场”体制的弊端并未得到遏制。“反腐”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既有体制而言，仅仅伤及皮毛，而未动其根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六十条”中的核心条款并未落到实处。与此同时，2000年以后新一轮国企扩张所带来的预料之中的恶果正在“发酵”，普通老百姓再次成为国企“烂瘫子”的直接受害者。这一部分，本文引用了“网易新闻”制作的《东北经济困局》（图片），放于文字后面。这些图片中的数据清晰地显示了国企在一个局部（东北地区）新一轮“扩张—衰败—危机”的路线图。

显然，就“国企”说“国企”，是“说”不“透”的，只有理解了国企在“权力＋市场”体制中的真实地位和作用，国企——这个计划经济的遗产、现实体制的怪兽——对经济、体制和制度的危害性才会凸现出来。

上一章谈到，为要化解我国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养老问题的最大风险（即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劳动年龄阶段并没有为养老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因而全靠政府养老），需要建立起具有“藏富于民”功能的经济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藏富于民”的基本制度安排是：民间经济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来自税收，而税收需要通过立法程序批准；法律禁止政府涉足微观经济领域“与民争利”，禁止政府“自己养活自己”。“政府只能花钱而不能挣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条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

然而，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在于缺乏“藏富于民”的制度安排：（1）它通过官方垄断主要经济资源（特别如金融、土地和矿产资源），通过官方或官商合作垄断重要和主要行业，同时（直接或间接）介入所有盈利行业，与民争利，“自己养活自己”（地方政府尤甚）。（2）在这种体制下，真正留给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非常狭小，且一般都是那些发展空间非常有限的薄利和微利行业。（3）在宏观，民间财富的多寡去留几乎尽在国家宏观掌控之中，例如，放松经济控制可以增加民间财富，而持续的通货膨胀即可拿走这些财富。（4）这种体制只能造成“国富民不富”的局面，不仅民众“挣不到钱”，甚至体制内职工手中的有限余钱也找不到投资渠道，无法保值增值。（5）这种体制在垄断挣钱机会的同时，实际上也把全体国民生存、发展和养老的无限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这使得这种体制的风险无限。

那么，这一经济体制是怎样形成并演变而来的呢？

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而来，这一改革最大的成绩是，对外开放，对内进行市场化改革；最大的问题是，既有改革完全没有触动原有官僚体制及其权力构架，反而给权力与资本结合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结果造成了缺乏制衡的权力与唯利是图的资本相结合，并由此形成了如今“权力＋市场”的经济体制，地方体制尤其如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权力市场经济”[②]。但笔者认为，这里的“市场”距离“市场经济”还很遥远。）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政治权力的经济特权”表述为“权贵资本主义”，并早在1998年就开始使用这一概念。[③]

在这一体制下，“权力”固守它认为不能退让的所有领域，只在有限范围内开放市场，并竭力限止真实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限止民间经济发展。这种体制格局是通过经济垄断、行政垄断，以及行政干预和管制完成的，它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权力”垄断了它想垄断的一切领域，并依靠权力垄断取得垄断利益；二是民间经济的发展空间狭小，且难以发育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

本书定义的民间经济，与官方经济相对，它是由民间资本创办的经济形式，包括所谓民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等。由官员及其亲属创办的经济体，本质上属于官僚资本，划归官方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内部人”牟利的工具，他们不在乎自己企业有没有经济效率，甚至也不在乎企业盈不盈利，他们只是利用“国有企业”这个“工具”，利用官方给予国企的种种特权（如垄断行业资源、廉价使用土地、低税率使用自然资源、低利率贷款、财政补贴等等），主要在“经营”过程中谋取利益（注意，不是在经营盈利结算后分享利润），而且往往不计经济后果。例如，一些国企虽然亏损，但“内部人”早已赚得盆满钵满。经济学家高尚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和工资外收入与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差距大约是7倍左右”[④]。

在所有经济形式中，主要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人经济和混合经济等，国有经济效率最差，这在理论上早有定论。

吴敬琏曾多次以确凿的数据说明我国国有经济的低效。例如，他说，“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却耗用了2/3的资本资源”。他深刻地指出，“党政经一体化的结构，乃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以此为依据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一部分人，特别是精英分子在保持这种体制中有重大利益。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们不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重，而是以种种口实（包括政治借口）阻碍改革和改组的进行”。一方面，他们阻碍和扭曲国有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他们又压制和阻挠非国有经济发展。[⑤]

经济学家樊纲持有同样的观点：国有经济“占用着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 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⑥]

2011年3月，由资深经济学家为主要成员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该报告披露，若还原国有企业真实成本，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包括融资成本、土地成本和资源税等）予以扣除，则2001～2008年（即国企新一轮扩张期间），国有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⑦]（见下图）

（经济学家们随后的计算显示，“2001—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1.47%”，即长期处于明赚实亏的状态。他们的结论是，“从整体看，从企业财务角度看，国有企业在效率方面是一个负数”。[⑧]）

民间经济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有“门路”、有“办法”的找官方背景，寻求庇护，甚至自甘堕落，官商勾结，沦为官僚的附庸；没“门路”、没“办法”的只好在“苛重官税”和“层层官僚的勒索”中艰难求生。

企业的性质与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企业的行为方式。扭曲的经济体制必然扭曲企业行为。

本来，在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规范经营（不搞邪门歪道）且能够在一个行业站住脚（反之则被该行业淘汰），它就可以大致获得该行业的平均利润；若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高于其它行业，就会吸引行业外的资本进入，这将导致该行业平均利润下降，并下降到与社会平均利润持平为止；若企业想要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企业就得技术创新，利用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期（其它资本无法进入）获取超额利润。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追逐超额利润，一方面促进了自己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社会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进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经济机制，也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被全世界主要国家所信奉所遵循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如果有企业搞邪门歪道，制作假冒伪劣产品，那它就是自掘坟墓，因为一旦有消费者、媒体或监管部门曝光，它就会被淘汰出局。所以，欲长期做企业的，绝对不会去冒这个险。只有极少数“冒险家”，试图获利即“跑路”，才会去干这种被人不齿的营生。同时，良好的社会道德和规范的法律制度环境，决定了这些邪门歪道的勾当和假冒伪劣的营生不可能形成“窝案”，更不会有地方政府为了寻租或税收去保护它们。

显然，我国的现实经济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市场机制。

在我国，绝大多数经济资源并不是由市场配置，而是由“权力”配置。所有企业都懂得，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官方背景或关系就能够赚钱并赚大钱。由于有官方背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权力”的化身），国有企业的“经营”重点不是盈利，更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去获取超额利润，而是争取更多地占有稀缺经济资源，最高境界是通过垄断经济资源去获取垄断高额利润。比如，由于高度金融垄断，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率远高于实体经济，以至于赚钱太多的银行高管都“不好意思”公布自己的业绩[⑨]。

再则，“权力”垄断和“权力”配置资源必然伴随着或明或暗的“权钱交易”。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现实经济中确实“存在国企管理层与官员之间的身份互换”，即“企业高管通过进入政府（任职）获取政策与资源；政府官员进入企业兑现在位时的经济收益”[⑩]。2010年的统计显示，聘请前官员作为企业高管的国企数量占A股上市国企总数的49.3%，这一比例在上市民企为31%[11]。可见，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用“少数”来概括。

在上述制度条件下，民间经济实际上只有两种生存之道，一是争取官方“加盟”、官员“参股”，以此分享一些经济资源利益（90年代以后，官方授权或帮助民企垄断成为行政垄断的新形式）。二是虚以周旋，但难免任官宰割（这多半是“攀官”无缘）。来自社科院的数据显示，即使在广东，民企的平均生存年限也只有3.2年，这意味着很多企业都逃不过3年破产关。[12] 更严重的是，民间经济随时可能受官方政策波动的影响而覆灭，一些虽有官方背景或关系但级别太低的民企亦不能幸免。比如，官方会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蓄意改变游戏规则（例如由“准入”变为“不准入”），这往往意味着大量民间经济的覆灭和大量民间财富的湮灭。

此外，由于缺乏法治（rule of law），民间经济普遍缺乏安全感，甚至包括那些利用官方权力分享到经济资源而发财致富的民间企业家，也被迫将财富转移出国。中华民族象失血一样绵绵不断地失去大笔大笔的民间财富，而这些财富本来应该是最具活力的民间资本，应该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资源都是根据市场价格信号流动的，真实的价格会引导资源流向回报率或者利润率最高的地方。当整个社会的资源都根据这种机制流动和配置时，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最高。为要实现这一点，整个社会的所有企业都应该在共同的市场法则下运行，并且，产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能够保证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和职业经理人等）得到高效率利用。[13]

然而，在“权力＋市场”体制下，一方面，因为“权力”的主观“偏好”，“权力”垄断、“权力”配置资源必然造成资源配置错位，另一方面，错位的资源配置又扭曲了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信号失真，致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大打折扣。

例如，作为基础价格，资本价格（利息）扭曲，居民承受存款负利息，国企享受贷款低利率；资源价格扭曲，绝大部分畸低，个别畸高（如商品房土地价格畸高）；劳动力价格被压得很低，如农民工普遍缺乏三大基本保险（养老、失业、医疗）；涉污产品价格基本没有包含治污成本；等等。

由此可见，在制度、机制层面，现代市场经济的许多关系其性质的重要特质，例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置身并超然于市场之外，在我国都没有形成，所以，将现行体制说成是市场经济体制实在很勉强。

从另一角度看，上述“权力＋市场”体制同时又表现为由“强势政府”掌控的“举国体制”，即所谓“强政府＋大国企＋海量投资”。这一体制在短期内和特定条件下的确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辉煌成就，例如，我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历史性地进入世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

不过，整个社会为赢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成本代价大得惊人。虽然人们一时还很难弄清楚短期收益与长期损失的关系，但短短20多年，它就已经在我们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积累起了海量社会矛盾，以至于官方今天不得不以“维稳”为第一要务，这不能不令人感叹与忧虑。

若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去看，我国目前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而我国现行体制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它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性机遇。这其中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迄今为止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改进效应；二是不发达经济体经济起飞都会具有的有利经济条件（如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和一定的经济增长空间；三是有利的国际环境，它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并获得一些国际资本更新淘汰的技术。

以上三因素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弥补了我国现行体制的上述缺陷，并在其能够发挥作用的有效空间和有效时间内，迅速推动我国经济连续迈上了几个台阶。

遗憾的是，上述历史性机遇具有不可持续且不可重复的特点，即上述三个因素都不能重复“使用”。目前，既有经济体制的制度改革效应已经消失，改革的“帕累托改进”已经用完；土地等资源都已经不再廉价，劳动力价格也已经进入上涨周期；易于采用的二、三流技术已经造成大量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已经不可能继续推动我国经济再上新台阶，甚至也很难继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而继续通过引进国外技术以提升经济品质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不存在。这真像童话故事里的情节，主人公偶遇仙人，仙人交给他三件宝物，但每件宝物均用一次后失效。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经济起飞阶段，“低收入国家能够通过利用国外研发的技术，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产品”，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但在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逐渐减少，工资增加，竞争力被削弱”，“在它们迅速发展阶段曾经推动高速增长的因素和优势——低劳动力成本和易于采纳的技术已不复存在”，“如果无法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那中等收入国家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困境”。[14]

很明显，这种“权力＋市场”体制是改革走到半道上的产物，当然，也可以认为它是“权力”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产物，但无论如何，这一体制明显具有“过渡”性质，这一体制及其“经济机制”明显“不可持续”。

因此，很难想象，作为一种过渡性体制，现行体制还能够继续通过大规模投资，通过粗放型重复建设，去推动社会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同样，也很难想象，企业主要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去获取超额利润，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占有或垄断经济资源去分享垄断利润的“经济机制”，能够有效阻止利益集团继续做大，能够有效遏制贫富悬殊日益加剧，能够为全体国民带来“共同富裕”的福祉。

这里的结论很明确，这就是，我国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渐进式改革需要继续深化下去，这是中国延续经济辉煌的唯一正确方向，也是中国经济提升品质并适度增长的动力之所在。

那种试图将改革“停下来并弄成体制”的想法虽然很现实，但却一厢情愿。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说得很清楚：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含有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含有旧的命令经济成分的过渡性体制；进一步，可以走向较为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退一步，则会回到命令经济，甚至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15]

“吴市场”是正确的，中国改革是停不来的，不进则退，没有中间道路。

唯有深化改革，才能革除“权力＋市场”过渡性体制的弊端，才能构建“藏富于民”的经济体制。

（该文的主要内容最早发表在“中国改革网”我的专栏，《“过渡性体制”能够定型成体制吗？》，2012年5月3日）

附：“网易新闻”制作的《东北经济困局》（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