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视频采访文字整理：王笑冬
评论（解读）：李尚勇
【说明】国家地震局地应力地震预测专家黄
为缅怀悼念这位将自己一生献给地震预测预报事业的地震预测学者，我在此全文发表
前 言
黄
唐山大地震时期（即1970年代中期），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地应力地震预测小组（黄相宁任组长）的短临预测水平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当时专业地震机构的短临预测水平（除了例外，如今专业机构根本就不具有短临预测能力）。1995年，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专家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严格评审打分，评定黄相宁小组1971~1981年间175次4.7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短临预测的准确预测率为33.1%。
黄相宁小组的这份事业是地质力学泰斗
1966年邢台地震后，地质部长李四光受总理周恩来之命开展地震预测研究。李四光认为地应力的累积作用是引发地震的直接原因，提出了“地震地质与地应力相结合”的地震预测理论及方法。在李四光的领导下，1966年4月，地质部成立了地震地质大队（下设西北和西南两个同名机构）。随后，开展野外地震地质调查，黄相宁他们跑遍了全国主要地震带，并陆续在全国设立了近百个地应力观测台站和一些断层位移观测站，以地应力观测为中心，同时采用地形变、地电、地磁等方法，综合监测地震活动。
唐山大地震前14天，黄相宁地应力地震预测小组，根据地应力短临异常数据，向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呈报短临预测：1976年7月20日左右和1976年8月5日左右，在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和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唐山地区在其内），可能发生5.0级左右地震。这是唐山地震前，专业机构中质量最高、最重要的一份短临预测。
黄相宁小组的年度预测大于6级（黄相宁告诉笔者，他们实际的计算结果是7.3级±0.5级），但短临预测却“降”为5级左右。这是为什么？
黄相宁事后说明了原因：海城地震后，国务院主要领导要求，“京津唐张地区（须在）震前24小时报出5级以上地震”。为规避（政治）风险，国家地震局规定，谁报这个地区大于5级地震的短临预测意见，就把谁的意见报送国务院。这意味着你要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一般情况下谁敢报5级？！
唐山大地震当晚，国务院领导专门召见黄相宁，请他介绍短临预测情况。由于他们上报的短临预测震级太低，作为专业机构却没有起到应有的预警作用，这让黄相宁在20多年后依然老泪纵横，懊悔不已。
不过，正是黄相宁地应力地震预测小组的这一短临震情信息，为唐山大地震中“防震自救”的“青龙奇迹”提供了专业震情依据，成为青龙县主政官员提前3天发布临震预报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它重要的临震信息来自青龙县自己的16个群测点和广大群众上报点的宏观异常）。因为临震预报通知到了全县每个人，青龙县47万人“无一震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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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邢台地震后，在总理周恩来的主导下，有三方面科学家力量先后参与地震预测研究和实践，一是以地质力学泰斗、地质部长李四光为代表，以地质力学方法为主的地质部专家；二是以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为代表，以信息预测理论为主的石油部专家；三是以西方地球物理方法为主的中科院专家。这三部分专家各自依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地震预测的基本方法。
中科院留学西方的学者从西方带回来的地震物理预测方法，后来被地震界统称为“地震物理预测方法”，简称“物理预测（预报）”。
在严格意义上，地震的“物理预测”，是指在充分认识地震过程并深刻揭示地震孕育发生的科学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观测获取地震的可靠前兆并应用地震过程的物理规律，准确给出未来地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三要素。用主流地震学家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科学（而非经验）的地震预测需要找到“确定性前兆”，即“有此兆必震，有震必有此兆，无一例外”。
不过，就目前人类的科学认识和技术水平来说，上述“确定性前兆”及其科学的“物理预测”只是一个“理想的梦”而已。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探索—做梦”，不可能付诸应用和实践。
正是基于这一点，前些年，我向中央建议，让地震部门那些主张并从事地震“物理预测”（实际是搞地震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回归中科院建制；地震部门专心致志地搞能够产生减灾实效的大地震预测预报。
当初（1966—1976年），成立“国家地震局”的目的就是抓大地震预测预报，防震减灾救人（国家地震局不应该忘记这个“初心”）。为实现这个目的，只能走依靠经验性地震前兆异常预测地震之路。
历史和现实显示，运用经验科学（而非理论科学）实现大地震预测预报，荆棘丛生。
当年，周恩来曾邀请各方面科学家召开过几次大小不同的调研会，听取他们对于地震预报和震灾预防的意见。但绝大多数出身于西方科学理论的科学家都认为地震不能预报，仅有李四光和翁文波等极少数科学家认同周恩来关于“地震有前兆，可以预测预报”的基本判断。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66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地质力学泰斗、地质部长李四光和地球物理学家、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翁文波，并指示：“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希望你们搞地震预报，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69年，国务院成立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派李四光担任负责人。
地质力学泰斗、地质部长李四光
在周恩来和李四光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科学家团队（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石油部、地质部、铁道部等研究机构和部门）在短短几年内，形成了中国独创的利用经验性地震前兆异常预测地震的方法，简称为“经验预测（预报）”，其中，便有当时中国地震界公认的八大地震预测的具体方法，即测震、地形变、地磁、地电（地电阻和地电场）、重力、地应力、地下水和动物异常等）。
正是依靠上述一系列地震预测方法，并依靠当时国家地震局的有效组织（即初步具备其制度条件），中国地震专家与地方政府合作，成功实现了1975、1976年5个6.7~7.8级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取得了切实有效的减灾实效。
我研究的文献资料显示，在那些著名大地震（包括通海地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的震中区，都有李四光当年布设的地应力观测台站。仅就这一点，笔者就不能不钦佩李四光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理论和他那“战略家”一般的眼光。
汶川大地震震中映秀的地应力监测台遗址位置（距震中约
图片来自：李尚勇：《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第223页
黄相宁提供的资料显示，1967—1970年，李四光运用他的地质力学理论，采用地震地质分析方法，特别关注了河间—沧州、郯城—庐江、唐山—滦县—迁安、通海—峨山、川西（道孚）、彝良、武都、武威和门源等地区。
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强震大震几乎都发生在李四光关注的这些地点附近，这包括，1967年河北大城6.3级地震、1969年渤海7.4级地震、1970年1月通海7.7级地震、1970年2四川大邑6.2级地震、1973年2月四川炉霍7.3级地震、1974年5月云南大关7.1级地震、1975年海城7.3级地震、1976年7月唐山7.8级地震、1976年8月松潘两个7.2级地震、1981年1月道孚6.9级地震、1984年1月甘肃武威5.3级地震、1986年8月青海门源6.4级地震、1990年10月甘肃天祝6.2级地震。
黄相宁说：“这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当今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地震中、长期预测”。（黄相宁：《李四光论地震地质与他的中长期地震预测》，《地壳构造与地壳应力》 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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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年中国地震预报制度是有缺陷的，除了它的“半封闭”特点（这是唐山大地震漏报的主要原因）以外，它主要建立在坚信地震能够预报的两个行政强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这个“半封闭”制度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基础都不牢固，即它实际上是行政强人的意志体现，而不是科学界对地震预报达成共识的组织行为。
因此，这个“半封闭”的地震预报制度完全没有能力抵御这一制度在两位行政强人去世后，由“半封闭”向“完全封闭”的转变（我在《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中将其看成是“制度逆转”），以致于中国地震预报“黄金10年（1966—1976）”的良好局面毁于一旦。
而其实，这种“制度逆转”早在1971年初便表现出来了。
1971年4月，李四光在北京逝世。“经验预测”与“物理预测”两大方法之间的“天平”开始倾斜。此后，李四光带有浓厚本土气息的非主流“地震地质与地应力相结合”的地震预测理论与方法明显受到以西方地球物理方法为指导思想的主流地震学家的排斥，他的“嫡系”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的工作开始走下坡路。
例如，黄相宁证实，1975年（距唐山大地震1年），地震地质大队在唐山地震危险区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被迫停止，原因是“不给经费了”；“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年（1977年）吧，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就是说，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全国原来有100多个地应力观测站，1981年以后，就剩下10几个了”。
也是在1971年，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划归国家地震局，1986年改建为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只不过，该研究所主要不再研究“应力”，而是研究“应力之果——应变”。其实质是，主流科学家借用“应力与应变观测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取代了李四光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理论，用“应变仪”取代了李四光“应力仪”，用监测“应变量”取代了监测“应力值”。从此以后，地壳应力研究所（地震地质大队）的地震前兆研究开始以“应变”研究为中心。
前面说过，李四光的“地应力”预测方法通过黄相宁地应力地震预测小组的专业工作（当年有几千人直接间接为之做基础工作），在1970年代中期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与此同时，地应力预测方法在当年的群测群防中以“土地应力”（监测地应力的简易仪器）的形式广泛布置在全国主要地震危险区和断裂带，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主流科学家抛弃李四光的“应力”，研究“应变”，开发出“钻孔应变仪器”，在其后40年，他们监测的“应变”数据，在大地震临震预测方面一直（至今）没有什么建树。
耐人寻味的是，地壳应力研究所最终“留下”了黄相宁地应力地震预测小组，只不过，黄相宁小组早已被“边缘化”了。1980年代以来，黄相宁小组只能在地应力观测台站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艰难地坚持地应力地震预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短临预测的准确预测率始终只能维持在30%左右而难以提高。黄相宁解释说：“我们预测的准确率不高也有数据来源太少的原因，由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地应力台站相继撤销，我们借以收集地震信息的手段就大受限制” 。
黄相宁小组的上述困境在1996年有所改善。当年，联合国专家发现并证实“青龙奇迹”后，开始关注并支持中国地震预报事业。
受益于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全称为“联合国灾害科学与公共管理相结合全球计划项目”）资助，以及减灾委和基层地震办的资金支持，黄相宁小组在北京、新疆、广东、河北等省市新建了60多个压磁地应力观测站，由中小学生、教师、工人、门卫、退休干部、僧侣等志愿者业余观测。这些新建立的压磁地应力观测站，“抗干扰能力强、灵敏度适宜、稳定性好”，从而成为黄相宁小组对这些区域进行地震年度和短临预测的数据来源。
2000年，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还资助黄相宁小组在菲律宾吕宋岛（火山研究所）建立了10个压磁地应力观测站。2002—2003年，黄相宁小组与菲律宾研究机构合作，提出了9次中强地震预测意见，其中有6次准确或基本准确。
根据黄相宁和李有才介绍，与早期压磁地应力观测台站相比，这些新建台站在技术方面有所提升。一是钻孔应力探头有了改进，其“寿命很长，可以连续监测几十年”；二是改进了钻孔技术，早期钻孔需要打在硬岩上，成本高，现在钻孔改在第四纪松石岩层（即松散沙土层）上，性价比得以提升。
（上述资料主要引自我的《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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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黄
2009年，本书初稿从制度层面剖析了我国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提出了构建开放型制度的改革方案（不过，笔者当年还没有找到组织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书稿完成后曾送多位地震地质科学家和专家审读。
黄
地震预测学者黄相宁 先生谈地震预报
王笑冬根据采访视频整理
评论（解读）：李尚勇
【采访说明】2011年10月中旬，王笑冬等人对中国地震局地震学者
王笑冬说：“访谈过程中，我尽量不打断这个地震老人深沉而痛苦的回忆。历史往往惊人地重复，汶川地震在重复唐山地震，玉树地震又在重复汶川地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什么时候能够避免历史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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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说明】经采访和文字整理者王笑冬同意，并经黄相宁家人同意，我在此全文发表并评论王笑冬的访谈“地震预测学者
因为
（一）
黄相宁：目前全球的灾害形势，从1998年后进入巨灾时段。自2010年开始，这个巨灾时段进入了一个高发期。而我国目前的国家对策跟不上这个变化。
（我的评论：该访谈的时间是2011年10月中旬。
黄相宁：巨灾时段高发期的主要表现在于，地球的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都表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岩石圈主要表现在地震、火山喷发，另外还表现在大的塌陷等，这些都是岩石圈的问题。水圈表现在南北极冰川的融化，我国大陆冰川往上抬升（收缩，评论者加，后同），还有发生洪水。到洪水还和大气圈有关系。今年（2011年）我们国家南方大暴雨，造成很严重的水灾。巴基斯坦、泰国、越南也发生了水灾，还有菲律宾、南美洲的智利也都出现了洪水。昨天电视报中美洲又出现了水灾。这些也和大气圈的不稳定有关。生物圈表现在瘟疫，就是从地球的深部上来了一些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病菌。这些病菌会形成一些瘟疫，象SARS、禽流感、欧洲的肠出血的病菌等等。以前有的霍乱还有儿童的病（四号病）。还有物种灭绝得很快，联合国有过统计，现在有很多的物种适应不了地球环境的变化。
（我的评论：
作为一个地震学者，
黄相宁：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很可悲的。可悲在哪儿呢？在自然灾害面前，只能做一个投降者。这个我也不能预测，那个我也预防不了。来了以后，只能受害。完了以后……就是救。我们国家救的水平在世界上属第一，哪个国家也比不了。现在泰国发生大洪水，我们国家就派了洪水的专家组去帮他。
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可以把我的工作给你们介绍，洪水也可以预测，实现（预测）就可以想办法，做好工作就损失小。地震是可以预测，是可以感知的，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但是由于专家说不能预测，就解除了武装。原来周总理在世的时候，让李四光、翁文波这两个专家开展地震预测。根据周总理的地震预测方针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了。实际上地震预测在30年前，就基本解决了。结果在唐山地震以后，由于他们自己的失误，完了以后地震局把所有能够预测地震的方法全都枪毙了。包括李四光倡导的地应力预测方法，都不要了。因此现在我们国家（指在国家层面）实际上已经基本丧失了地震预测的能力。而且把原来他们总结的测震学，现在掌握地震局科学大权的人就是搞测震的，他们原来总结出来有小地震的地方，大地震可以预测的。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都否了，你象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都是有小地震的，但是他们都不研究了，认为报不了，所以就不报了。结果地震来了，伤亡就这么惨重。现在由于专家都说地震不可预测，象意大利也是这个情况。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象日本也是这个观点，他就遭受了9级地震的大的伤害。
（我的评论：
二是因为地震工作方针错误，地震部门的主导势力〈主流科学家和技术官僚〉不仅故意“遗忘”了1975、1976年5个大地震的成功临震预报，而且把支持这些成功临震预报的地震预测方法和手段几乎全部否定了，这包括，当初中国地震界公认的地震预测的八大方法，即测震、地形变、地磁、地电〈地电阻和地电场〉、重力、地应力、地下水和动物异常等。这其中就有李四光的“地震地质与地应力相结合”的地震预测理论及地应力预测方法。
尽管今天地震部门的“数字化台网”中保留了八大手段的部分前兆台站，并零星设置了“动物异常观察哨”，但是，它们已经“稀少”得完全不可能支持大地震临震预报。例如，汶川8级地震前，在震中区200公里范围内，仅在距离震中36公里的都江堰市〈原郫县〉有一个地电监测台，尽管该台出现了显著典型的地电阻率严重异常〈见下图〉，但是，这个唯一的微观异常，不能与其它地电监测台站相互印证微观异常，因而没有办法断定有一个大地震将要发生。最后，一个能量巨大的8级大地震，竟然在地震部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
图9-1 四川郫县监测台地电阻率中长期趋势异常曲线
资料来源：张学民等人的《汶川8.0级地震前的地电阻率异常分析》一文图2
正因为地震部门做不到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所以，他们非常担心收到任何来自非地震决策部门的大地震临震预测这个“烫手山芋”。这便是他们借口“国家机密”而要对内〈下级〉、对外封锁“数字化台网”中前兆台站监测数据信息的根本原因。
三是彻底否定了对于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群测群防”及其地震预测预报工作思路。这是唐山大地震漏报导致“制度逆转”的最严重恶果。1977—1990年，地震部门借口“清理、整顿”群测群防，彻底“清洗”了各重点危险区的群测群防。其间，1985年以后，重点“清理、淘汰”了群测点所有“土”仪器，这主要包括土地电、土地磁、土地应力、土倾斜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清除”群测点的短临预测能力，以免他们冷不丁地上报一个大地震临震预测〈这是“烫手山芋”〉，给地震部门“添乱”，徒增其负担和压力。
地震部门彻底清除群测点“三土”仪器的实质性结果是，清除掉原来具有短临预测能力的群测点〈这在当年5个成功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报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代之以数量稀少的地下水观测“点”和动物异常观察“哨”。
但问题是，这些零星布设的“点”和“哨”，不足以支持地震部门主流专家的短临预测。如此一来，地震部门在砍掉群测群防短临预测“翅膀”的同时，也使自己失去了短临预测能力。这一严重后果导致的恶果是：在1976年之后的40年间，除了一个例外〈云南地震专家凭个人经验对1995年孟连7.3级地震做出了临震预测〉，地震部门再也没有6级以上地震的临震预测支持地方政府发布临震预报。这就是黄相宁所说的，“现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基本丧失了地震预测的能力”。）
除了例外，中国最近40年再无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
（二）
【导读】实际上，在国家层面，什么时候下决心改革制度，革新大地震预测预报的组织方式，什么时候就可以为下一个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准备好技术和制度条件，重塑1975、1976年的辉煌。
黄相宁：我觉得，人类特别是我们中国，如果能够认真地总结各次地震的情况，我们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地震预测问题，但是现在呢？有关部门拿了一个“20年实现可用的地震预测”的文件，我认为，实际上这个文件是那些认为“地震不可预测者”炮制的。你想想，20年以后是个什么样子，象我们这些搞地震预测的人绝大多数都不在了，真正有预测能力的有想法的这些人都不在了。……地震现在的这些领导在不在都难说。因此，到了20年之后做不了地震预测，做不了就做不了吧。应该负责任的人都不在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一种说法。让大家看到，好像我们国家还是重视地震预测的。如果是重视地震预测，我的意见就是，一年之内实现地震可以预测，完全可以做到。不信的话国家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咱们，咱们就可以给它做出来。
关键问题是咱们又没权又没钱，又什么都没有。那些做不出来的，掌握了学术大权，掌握了行政大权，掌握了地震预测的生杀大权。因此，你怎么做啊！根本做不出来！
（我的评论：
早在2009年，黄相宁与我谈起地震预测的综合水平时比喻说，美国是小学生，日本是初中学生，前苏联是大学生，而我们中
事实上，中国地震学家早在1970年代中期，就已经找到了利用经验性地震前兆异常预测地震的基本方法，其标志是，中国地震界公认地震预测比较成熟的八大方法。这便是黄相宁所说的“我们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地震预测问题”。唐山大地震以后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投入“人财物”，继续深入研究，那黄相宁说的“一年之内实现地震可以预测”就不是“狂言”，而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我在《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第8章第3节〈第403、404页〉曾论述了“中国地震预测的综合优势”这个基本问题：
如第3章所述，首先因为研究方法的分歧，继而是利益纷争，中国地震预测力量事实上分裂为“主流预测”〈主张或运用“物理预测”的科学家和专家〉和“非主流预测”〈主张或利用经验性地震前兆异常预测地震的科学家和专家〉。在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时期，这两种地震预测力量还能够维持相互合作的局面，因此，那一时期的地震预测水平还能够保持一种综合优势，并在1975、1976年成功实现了5个6.7~7.8级大地震的临震预报。此后，由于唐山大地震漏报引发制度逆转，这种综合优势逐渐被削弱。不过，因为有一批从唐山大地震时期摸爬滚打、探索实践一路走过来的地震学家、专家的坚持和努力，这种综合优势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末。例如，尽管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的18年间，6级以上地震不再有临震预报，但是，1995年云南地震专家陈立德依靠个人经验成功做到云南孟连中缅边境7.3级地震的临震预测，地方政府据此发布了临震预报。
显然，中国的地震预测水平表现为一种综合优势。这具体表现为，主流预测虽然在短临预测方面无能为力，但却拥有中长期预测优势；非主流预测不仅拥有短临预测优势，而且还能够作一些中期预测；群测群防虽然在整体上被抛弃，但如果真正能够在地震重点危险区重建群测群防并广泛发动群众，则可以形成相当规模的前兆异常监测力量。
目前，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非主流预测方法和群测群防的简易仪器，不仅有了更多的扩展，而且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
例如，非主流预测方法从最初关注地下〈如地应力、地电阻、地电场、地磁、地下水〉，到关注天上〈如气象、天文〉，再到关注空间物理参数〈如次声波、磁暴、空间红外辐射〉。可以预见，如果利用“经验性前兆异常”预测地震的“经验预测”得到重视，将会有更多的物理化学参数被地震学家关注，这应该是一个不断扩展、筛选、淘汰和确认的过程。随着实践的深入、经验的积累以及认识的深化，地震学家会锁定那些对于地震前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物理化学监测项目，从而形成更为可靠的短临预测方法和手段系列。
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大大提升了包括群测群防在内的非主流预测的技术水平。过去，群测群防的“土仪器”采用人工观测，手动计算；今天，这些“土仪器”早已鸟枪换炮，它们大多采用了当代先进技术，如高技术芯片技术、存储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监测数据的集中处理、实时共享，早已实现，这大大提升了群测群防的监测预测能力。
毫无疑问，中国在地震短临预测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世界前面。因此，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所需要的科技〈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当然，仅仅有科技基础条件是不够的。我的研究显示，在现有科技条件下，经验性地震预测预报〈经验预测、经验预报〉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相反，它需要一个与现有地震科技水平相适应的制度平台，需要通过政府的系统、严密、精心组织管理，才能捕捉到足以支撑临震预测预报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从而实现具有减灾实效的大地震临震预报。
我的《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从构建制度、革新组织方式的角度，给出了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用公式表示为：
有效途径＝一系列技术条件＋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
黄相宁：我说人类可悲，这是第一个(指上述问题)。第二个可悲在哪儿呢？包括我们中国，没有认识到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处在巨灾发生的高发时段的高发期，没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支持体育，象足球，可以拿好多的经费来支持。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件事。可以支持文艺，象唱歌跳舞这些，用大量的钱来支持这些。但是整个社会谁来支持灾害预测、预防？为什么？这也是有个原因，灾害预测、预防是国家的任务，因此企业家也不往这上头想。实际上，现在根据高层讲话，欢迎民间开展地震预测工作。我觉得现在应该让全中国人知道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而且不是20年，是一年两年就能够做到的。关键问题是怎么做？谁来做？
（我的评论：实际上，在国家层面，什么时候下决心改革制度，革新大地震预测预报的组织方式，什么时候就可以为下一个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准备好技术和制度条件，重塑1975、1976年的辉煌。）
黄相宁：一个大学的教授说，他认为当前的地震预测机构，是不适应地震预测的要求的，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国家把地震预测当成是科学技术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们进行地震预测、预防，就象是和地下的敌人打仗。打仗的时候很关键就是指挥员。象现在中国地震局局长没有资格来指挥这场战斗。为什么呢？他根本没有预报过地震，他不知道地震发生以后会发生哪些情况，他都不熟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地震预防，发布地震预测意见，拍板的人得相当于当年野战军元帅一级的才能做。……唐山地震为什么没有报出来呢？因为……当时周总理已经走了，李四光早走了，真正能够认识到这些危险性的人都没有了，没人管……以后我可以一个地震一个地震给你说，为什么这个地震没有预测成功，唐山地震没有预测成功，为什么过了30多年以后，汶川地震也没有预测成功。这实际上都是地震系统的组织领导根本不符合地震形势的要求。地震就是地下之敌，短临预报就是看见地下的敌人几天之内、十几天之内就要出来了，在这个时候谁拍板，这非常重要。……现在要地震预报做到社会上采用，现在是非常困难的。象唐山地震，就有一个青龙县，它采取预防措施了。从这些实例上就可以看到，要做出地震预测、预报、预防这个过程，需要有很坚强、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来坐镇这个事。再有一个，根据现在的情况，政府没有必要把地震预测、预报、预防这个责任背在自己肩头上，因为你根本不懂，你做不了这个事。你只能误事，你何必背着它？这个事应该交给群众，交给老百姓。就是让老百姓有观测手段、观测方法、地震的常识，然后再加上这些做地震预测的人的意见，到底该不该采取措施，自己做决定。就像下雨的时候要不要带伞？我觉得地震预测就是这么简单，你觉得有危险，那你就可以住在防震棚里，你可以投亲靠友。你的工厂可以停工，都是你自己决定，政府不决定。自己决定就是通过几方面的情况，决定是否采纳。如果国家能制定这样一条法律：人人都有对生活环境可能发生灾变的知情权，如果能够制定这么一条法律，那么每次地震可以少死好多人。唐山地震死了那么多人，就是地震前，把可能出现灾变的消息给封锁了，老百姓不知道。汶川地震同样是这样，老百姓不知道灾难要发生。玉树地震也是这样，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才死了这么多人。如果能事先让老百姓脑子里面装上我这个地区在什么时间有可能发生灾变，也可能是水灾，也可能是地震，是哪一方面的就做哪一方面的准备，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伤亡，国家、政府把你负担不了的，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揽。你揽到自己身上就是，地震前，所有的人都封嘴，地震发生完了就救。这种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当初周总理的原意，也违背了中国这些搞地震预测人的原意。把本不该出现的一些灾难，加到了中国人民的身上。
黄相宁：现在情况是非常紧迫。中国在这几年要出现一系列的大地震。这些地震怎么办？象现在的情况，那就等到死吧，现在就是等死。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要钱不要命。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为了经济的发展，不要生命。虽然没有这么说，实际上做的结果就是这样。咱们是从效果和动机一致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效果就是地震来了就死一大批人，经济上虽然可以发展，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要钱不要命。
（我的评论：我前面说过，
第一个问题是，在国家层面必须要有一个坚信“大地震能够预测预报”的强有力领导机构。事实上，地震震级越大，经验性前兆异常越多越大，因而越容易做到临震预测预报；相反，中小地震很难预测预报，而且临震预报的社会价值并不大。在国家层面，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抓”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切实现实“防震减灾救人”的终极目标。目前最重要的是，下决心改革制度，革新大地震预测预报的组织方式。
第二个问题，向公众公开地震震情和预测信息，由公众自主行使防震避险决策权。与此配套，政府地震预报预警的主要目的不再直接指向采取极端化措施组织居民大规模撤离，而是为公众的自主防震避险决策提供权威依据。
第三个问题，地震重点危险区的防震减灾应该立足于基层〈县域〉地方政府组织“防震自救”，主要依靠本地群测群防和广大群众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我在最新的长篇研究报告《还原1976年龙陵大地震“防震自救”真相》中，对此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黄相宁：象现在华北地区震情非常紧张，象临汾地区我们认为可能有大地震。你如果能够和地区老百姓打个招呼，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地区可能有强烈的地震，大家注意环境的一些情况。有什么现象及时报上来。你跟老百姓如果能打这么个招呼，打了招呼后临汾地区的投资者有可能撤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你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你到底要什么？就摆在这儿了。
（我的评论：本书第9章第2节专门讨论了“公开地震信息会否引起地方经济衰退”的问题，其结论支持黄相宁的观点。
黄相宁：另外象北京、天津、上海附近有危险的时候你怎么办？2009年的时候，北京和天津之间发现了非常危险的信号，我当时非常着急，没办法我就让我弟弟在网上发布消息，我建议大家，当时正好是七八月份，有能力的到外面避暑去。因为不能预报啊！但后来没发生。就是我说的民众要有知道可能出现灾变的知情权。我们现在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现在没有达到这种水平，气象预测也没有达到。
（我的评论：
我的研究显示，尽管目前还不知道造成断裂带岩层断裂的确切原因（如内部板块运动，外因如引潮力触发等等，均有可能），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对于处于地质学意义上临界状态的岩层来说，作用于断裂带的“力”〈本书将孕震区域看成一个“黑箱系统”，将作用于断层的“力”称为“黑箱作用力”〉并不肯定一次“冲击”就能造成岩层断裂，相反，极有可能需要经过若干次“冲击”才能最终使孕震区域内当时应力最为集中且最为薄弱的岩层断裂〈即发震〉。
著名地质学家马瑾院士的岩石破裂实验表明，当岩层在构造应力作用下，进入“亚失稳状态”，就进入了“不可逆过程”；而这个“不可逆过程”的存在，正是“地震可预报性的基本逻辑基石”。（马瑾：《从“是否存在有助于预报的地震先兆”说起》，《科学通报》，2016年第4-5期）
在断裂带岩层进入“亚失稳状态”之前，大地震孕震过程还处于中长期阶段或者中短期转折“反复、震荡”阶段。对于中短期转折“反复”来说，断裂带岩层还没有进入“亚失稳状态”，意味着中短期转折会“失败”，孕震过程可能还会退回中期阶段；反之，若断裂带岩层进入了“亚失稳状态”，那孕震过程也就进入了确定的中短期转折，且“不可逆”地即将进入短期阶段。尽管短期向临震阶段的转折仍然会有反复（见图9-3），但大地震进入临震阶段并最终发震，已经“不可逆”且不可避免了。
图9-3 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前龙门山地区宏观异常时空分布图
显然，每一次能量足够大的“冲击”都可能促使断层、岩层产生某些物理场或化学场异常，而这些物理化学场的异常变化正是地震前兆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所要监测观察的对象。
每一次能量足够大的“冲击”都可能使该断裂带某区域处于临界状态的断层、岩层“欲断未断”，从而产生更为强大的物理化学场，使微观异常监测出现短期或短临异常，使动物、地下水等出现成规模的宏观异常；更大的物理化学场异常，甚至使大量动物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表现出严重异常，从而在震中区及其附近地区形成规模宏大的临震宏观大异常〈例如，2000年兴海6.6级地震前1天，2只兔子吱吱乱叫，并于当晚口鼻出血而亡〉。
因为“黑箱作用力”的一次次冲击，使得断层岩层一次次“欲断未断”，且一次次产生强大的物理化学场，一次次造成突出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当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特别突出时，地震专家就可能做出短临预测，甚至是临震预测。
可见，大地震孕震过程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只能通过“由误报逼近正确预报”这种“追踪式预测”的形式去实现。对于“经验预测”来说，通过“追踪式预测→有限误报→逼近大地震”是唯一的实现形式和唯一可行的策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例如，2002年5、6月间，在西昌地震区的西昌、普格、冕宁、宁南等地共出现80多起宏观异常。6月10日晚，西昌邛海的宏观异常达到高峰，“在长约3公里、宽超百米的水面上，有成千上万条鱼蹦出水面，蹦高者可达3~4米，当小船穿过该区查看时，落在船上的鱼竟有几百斤之多”。当时，地震部门提出了“未来一周内，在当地有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的临震预测意见。但随后并没有发生大地震，各类宏观异常几天后也全部消失。显然，这只是“黑箱作用力”对西昌地震区危险断层的一次强烈冲击，当时“欲断未断”，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这个重点危险区可以掉以轻心。事实上，根据秦四清团队的研究，西昌地震区正在孕育MS7.8~8.0级地震，并且已经接近地质学意义上的临界状态。）
（以上内容来自我的《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第8章）
黄相宁：我们现在要改变我们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观念，我们对重大的自然灾害是可以做到预测预防的。减少人员伤亡，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改变观念的话，好多事情就好办了。为了能做到这一点，要很好地总结每次地震。海城地震是怎么报出来。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怎么就没有报出来？这几个都是死人最多的。还有松潘地震为什么就报出来了？龙陵地震为什么没有报出来？就把一些重要的，伤亡大的，或者是避免了重大伤亡的地震预测情况，认真地进行总结，让他的真实情况抖落出来。不要象地震局那样，把什么都盖着，不让大家知道。这样实际问题解决不了，路只能越走越偏，越走越错。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震该怎么预测，该怎么防，我们已经都做到了。但是现在做不了。我已经向中央反映过了，但是都石沉大海。我们这一批按照周总理的地震防震思想，按照李四光、翁文波的思路研究地震预测的老专家，现在都到了晚年了。这批人现在没有什么人来接班，为什么？因为中国地震局是不主张搞地震预测的，谁搞地震预测谁倒霉。因此好多老的同志后来都不做了，只有我们少数的老同志仍然坚持。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事仍然坚持，不管你怎么压，怎么打，我们还是继续做下去。接班的问题，怎么培养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象现在，大学生毕业以后考研究生，他考虑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哪儿工作，工作条件怎么样，待遇怎么样。而地震预测以前有高待遇，地震局都给封死了。你说谁来做？你学了地震预测你找不到工作。没人要你，你怎么办？现在整个国家没认识到这一点（的危害）。
（我的评论有两点：第一，对于地震部门来说，1976年5月的龙陵大地震的确“没有报出来”。因为，地震部门的中高级专家在短临阶段，特别是临震阶段“漏”掉了震中龙陵县。地震前一天，云南省政府向10个地市州发出临震预警，但唯独没有通知龙陵地震震中区所在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时任国家地震局业务副局长的
但是，尽管如此，当时的“半封闭地震预报制度”却为震中区龙陵县留下了一线生机，而龙陵县政府正是利用这“半封闭制度”的有限空间，依靠震前一年组织起来的“防震自救”系统，成功实现了龙陵大地震的临震预报，即3天前发布临震预警，地震前约20分钟发布临震预报，7.3、7.4级地震前几分钟，都拉响了临震警报。〈详见我的《还原1976年龙陵大地震的“防震自救”真相》一文〉
第二，中国这一大批从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一路走过来的中高级地震专家，是中国乃至世界地震界的瑰宝。但是，中国和世界主流地震学家拒绝“地震能够预报”的成功实践和理论，使得这些非主流地震专家后继无人。2009年黄相宁就告诉我说，他们这批人没有办法带学生，更不可能带研究生，他们三四十年弥足珍贵的地震预测技术和经验没有办法传给后人。他说，即使我们写成书也没法传人，因为经验性技术只有经过师徒式的“传帮带”才能掌握。
于是，我们如今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这一大批瑰宝级地震专家因为普遍年事已高，正在一个个离我们而去。这其中就有资深地震学家郭增建、地电专家赵玉林、地应力专家黄相宁、次声波专家李均之，以及刘德富、任振球、张珍、刘正荣……
这令人惋惜痛心，却又无可奈何！）
（三）
【说明】此前，本文已经发表了两篇，受到了很多热心地震预报事业的网友关注（仅2天，在新浪网的阅读量已超过3万），其中包括相当多的地震地质专家。同时，有些网友和专家，因为不了解（不理解）地震部门“制度逆转”的根源和恶果，不了解（不理解）“地震部门怎么就形成了‘地震不能预报’工作方针”，所以对
这里发表的第3篇是前文的继续，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网友和专家们的上述疑问。若你想彻底搞清楚这些问题，请认真读读我的《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及其系列解读文章。
黄相宁： 汶川地震之后，为什么官方媒体就宣传“地震不能预测”的言论，就让那些主张“地震不能预测”的人出来说话。主张“地震能够预测”的人根本不让说话，为什么？这不是地震局所能做得到的……
黄相宁：作家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就让有关部门压了5年。之前，国家地震局打了个报告，说这个报告文学不能发表，对国家的稳定不利。张庆洲后来把稿子送给了时任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宋瑞祥看了以后，说都是事实，让他把一些尖锐内容删掉，然后，宋瑞祥在上面签了意见，说可以发表。这样那个报告文学杂志才给他发表的。要不然他就根本出不来。
黄相宁：在搞地震预测研究，而且在地震预测上面，目前都谈不上谁是专家。为什么？所谓专家，桥梁专家，他设计了桥梁建成以后，马上就可以开车过去。建筑专家，他设计好了以后就能住人了。你说地震预测的专家，现在地震预测的水平还不高。如果你报十次有六次、七次八次都能够对，不管是年度预报，就是中期预报，还是短临预报，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能够达到这种水平，我觉得才能叫做专家，没到这种水平就不能叫专家。只能说经验多一点，经验少一点。另外你从你的思路做工作，得到了一定的证实。
黄相宁：现在有关部门发了一个文，要在20年实现实用性的地震预测预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个幌子，为什么呢？就是地震局现在继续不搞地震预报，20年以后，它还是做不了。实际上现在情况看的很清楚，我统计过，中国有不到一百个人，有几十个人，不同程度上做过比较准确的临震预测或者年度的中期预测，而且中国的的确确也有实现了成功预测预报的例子，象海城、松潘、还有云南的宁洱地震，都是预报了以后取得了很好的减灾效果的。不是说没有地震预报，已经有了。而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预报，有的时候就没有预报呢？这里面就应该很好地去总结。我送你们看这本《唐山警世录》，我叫做《中国地震预报必由之路》。为什么呢？你看唐山地震不是不能预报，而是唐山地震完全可以报出来。只是领导、组织这方面工作出现了非常大的失误造成的。我们跟地下的敌人打仗的时候，地下的敌人要进攻你了，你在那还睡大觉，那肯定要受损害。或者侦察兵去侦察以后，回来报告给你情况，你不当回事，照样打败仗。我始终把地震预测、预报看成和以前的战争一样。我们这些搞预测的，实际上就是侦察兵。侦察兵侦察了以后，你象彭德怀、陈毅这些人掌握了这些情况，他一拍板，我们就组织这么一个战役，包围这个敌人，把它吃了。这得有真正会打仗的人指挥才行。现在国家组织这么个地震局，它根本承担不了这个任务，因为它不懂得地震预报，你让他指挥这场战争，非打败仗不可。
（我的评论：
黄相宁：现在我把地震局成立的过程跟你们做个介绍，你们就知道了。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周总理就让李四光、翁文波在各自的系统组织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李四光就在地质部，他是地质部部长。我是搞石油地质的，我后来就调到李四光组建的地震地质大队。他为什么不叫研究所呢？他说研究所都是坐在屋子里研究问题的，地震这个工作不能坐在屋子里面，都得到野外去，做大量的野外工作以后，才能够预测地震。因此就叫地震地质大队。翁文波就在石油部里面抽调了一部分搞物探的人来参与搞地震预报工作。这两位老前辈我和他们都接触很多，得到很多教育。1970年的时候，三大方面在搞地震预测。地质部、石油部再加上科学院。因此周恩来就想把他们合在一块，握成一个拳头，仗才会打得更好。他征求李四光的意见，如果成立一个地震局，把你们都放在里面，这个地震局放在哪儿好？李四光的意见要成立地震局就放在地质部。为什么呢？他说地震主要是一个地质现象。放到地质部搞更好。周总理又问了科学院这些人，科学院就说地震是个地球物理现象，中国科学院有地球物理所和地质所。他们建议把地震局放到科学院，而且地震预报是一个研究工作，现在还不能付诸实施。石油部就没有提，他们主要是找石油的，翁文波就没提放在石油部。
最后，周总理拍板把地震局放到了科学院。因此，科学院就派了好些级别高的干部到地震局来，所以一成立地震局以后，领导大权就完全掌握在中国科学院的手里了。李四光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排挤不了李四光的这些工作。但是李四光去世之后，他们开始排挤。各个方面，象经费少给你呀，象我们预测准了以后，根本一句不说。在1970年前后的时候，凡是报了一个地震，指短临预报，三个参数。震了以后，如果有一个两个比较吻合，他就出一个震情简报，在上面写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个多大的地震，造成了什么损害。在这个地震之前，什么方法发现了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做出了什么样的分析。写成一个材料，报国务院，报中央军委、新华社等等，凡是国家领导和媒体，都发给他们材料。但是，只要我们地震地质大队预测准确的时候，他们一句都不写，当时科学院就这么干。当时地震局局长（评论者注：实际是党组书记、一把手）是胡克实，他是老干部，他还是挺掌握这个政策的。我们向他反映地震局对待不同单位的预测意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这不好。他同意了，他说你们再有这样的意见的时候，你们除了向地震局的分析预报室上报之外，还给我专门报一个报告。我们为这个原因，还专门做了一个地震预测报告。每一次发短临预报的时候，除了发给地震局，还报到胡克实那里。
……地震局系统里面提拔的院士，都是科学院系统的。这些院士据我了解一般都是不搞地震预报……
（我的评论：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地质部长李四光组建的地震预测研究机构为什么不叫“研究所”，而取名为“地震地质大队”？这是因为，李四光认为，“研究所都是坐在屋子里研究问题”，而“地震预测工作不能坐在屋子里面，而需要到野外去，做大量的野外工作以后，才能够预测地震”。 李四光的这个见解很有深意，而本书主张“地震重点危险区的防震减灾应该立足于基层〈县域〉地方政府组织‘防震自救’，并主要依靠本地群测群防和广大群众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基本理论依据也在于此。众多成功与失败的震例显示，中高级地震专家真正要想在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中发挥作用，就需要亲临地震现场，接触“一线”的微观和宏观大异常。
第二，黄相宁关于国家地震局组建过程，以及中科院派系（主流科学家）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细节描述，部分证实了我在本书中关于中国地震预报制度“逆转”的描述及其推论。
我在本书中写道：
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源主要不在于科技水平和地震预测水平，而在于中国地震预测预报制度的缺陷，在于这个制度本身。然而，唐山大地震以后，有关方面并没有反思制度缺陷，并没有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去继续中国地震预测预报的辉煌。相反，这个制度的更为深刻的缺陷，引发了中国地震预报体制令人痛心的变局。
虽然，目前还没有详细史料来描绘国家地震局“180度”大转变的历史细节（这需要相关史料进一步解密），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雄辩地说明，原来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体制的确发生了“逆转”。〈所谓“制度逆转”是指，海城和唐山大地震时期的“半封闭制度”没有向“开放型制度”转变，而是转向了“完全封闭型制度”〉
本书第3章第4节“唐山大地震漏报引发的变局”详述了：（1）“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包括，“地震可以预测预报”的指导思想被抛弃，切实有效的地震工作方针被否定，多学科合作、主流非主流合作的局面已不复存在；（2）“制度变局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非主流地震预测处境艰难且难有作为，地震科研与地震预测预报渐行渐远，30多年后中国地震短临预测综合水平不进反退。这意味着汶川大地震的漏报不可避免，并且“汶川大地震漏报的制度原因同唐山大地震漏报在最关键制度层面上基本相同，而且，它还是唐山大地震漏报引发制度变局的直接后果”。）
（参见：《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第80~99页）
黄相宁： ……
黄相宁： 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1977年要开一次全国地应力的工作会议，总结1976年的这些大地震（评论者注：6.7~7.8级4个大地震）地应力反应、预测的情况。结果1976年地震局派了个工作组，宣布解散会议的筹备小组，会议议程全部改成你们就说地应力有什么问题？不要说地应力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成绩，报了什么地震，都不要说。而且工作组去了后，就由他们来主持会议。会上甘肃的武都站有一个站长说在松潘地震之前，他们的仪器有了很好的反应，而且提了预测意见。刚说到这里，会议主席就打断了他，你别说了！你就说地应力有什么问题吧！其他的不用说。就这么开会，会议完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文字纪要，说地应力测量的是什么物理量都不清楚。1977年，地震局开了一个科学大会，在科学大会上宣读了会议纪要，地应力连自己测量什么都不清楚，因此对这种手段，今后不予支持，任其自生自灭。对李四光创造的一套方法，他们就这样枪毙了。
他们枪毙了以后，1977年因为唐山余震比较多，我正在坚持观测。后来参加会议的老同志跟我说，我就非常气愤，这太不像话了。这哪像一个搞科学技术的，这纯粹是瞎胡闹，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完了以后，我就给华**总理写了封信，反应了地震局压制李四光的学术观点，压制他的一些工作。因为唐山地震的那天晚上华**找我去了，我跟他说了我们地震地质大队在唐山地震前的短临预测。华**当时还很重视，就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我们单位（即地震地质大队）来了解我反应的情况是否属实，而且不让我去参加他的工作组调查。当时我们的单位大部分人在三河，少部分人在北京西三旗。我们分析预报室就在西三旗。工作组就在三河找了很多人，把我反应的问题一一提出来，征求大家意见。你们看是这种情况吗？大家说我反应的属实。结果他们就告诉我们的书记，说黄相宁写的反应问题的信是属实的，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大概是1977年的八九月份的时候。回去以后，华**慢慢靠边了，他也就没管这个事。地震局就说黄相宁这个人就会告我们的状。我说你们把我们的工作全盘否定了，枪毙了。那个张**，后来中国地震局的首席科学家，开完会回来，给北京搞地应力的同志说，这次会议宣布你们地应力死刑，缓期执行。你们可以随便把李四光创造的，而且创造了十几年了，从1962年（应该是1966年）到1976年，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全国好几千人的工作，你们一下就全盘否定了，我们反映了问题还不行。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直到现在他们还在那里说，我是一个爱告状的人。你要枪毙我还不让我申诉，有这种道理吗？
我的评论：这一段历史及其渊源，在我的书中有更详细的叙述：
从根本上说，多学科合作和主流非主流合作局面的破坏源于主流非主流科学家在“物理预测”与“经验预测”上的深刻分歧（主流专家所说的“物理预测、物理预报”，是指“在深刻揭示地震孕育发生的科学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获取可靠前兆或者确定性前兆，并运用地震过程的物理规律，准确预测预报地震，这在可以预见的很长时期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目前人类只能利用经验性前兆异常，通过“经验预测”，即通过“追踪式预测→有限误报→逼近大地震”，去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已有的震例证明，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唐山地震后，主流科学家逐步在地震部门确立了“物理预测”的主导地位，并尽可能地限制甚至排除非主流类“经验预测”的影响和干扰。（当然，最重要的是，地震部门确立了“地震不能预报”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多学科合作、主流非主流合作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也是因为这一点，除了一个例外，40年来，中国再没有具有减灾实效的大地震临震预报。）
最典型的是，李四光的“地震地质与地应力相结合”的地震预测理论被质疑，“地震地质—地应力”地震预测方法被否定。
李四光的“地震地质—地应力”地震预测理论及其方法是以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为基础的。李四光强调，引发地震的直接原因是地应力的作用，因此要长期坚持测量地应力的变化，并强调这是监测预报的关键；他认为，“地应力今后作为一个专业，应找出地应力有关的一切性质，它的特点，它的作用的方式和变化的规律”。他将“一个地区里应力的方向与大小有变化，它的性质、特点和变化规律”称为“地应力场特征”。他敏锐地指出，对于地震预测来说，“观测地应力变化是抓本质的问题”，并强调“关键在仪器和元件的性能及稳定性”。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1966年邢台地震后到1970年代初，“在李四光的指导下，引进瑞典哈斯特的电感应力仪，在成功解决了套芯法原地应力测量（绝对应力测量）的基础上，将电感应力仪用于地应力相对测量，在全国范围内建了一批地应力台站”。黄相宁的论文数据显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全国有110个钻孔压磁地应力观测站（文中列出了全部观测台站的地址），其中“大部分是在1971年李四光逝世前所建”。这些布设在全国主要断裂带的地应力台站在1975、1976年地震短临预测和成功临震预报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不过，在今天看来，李四光当年的地震预测理论和方法的确存在两个问题。
在理论方面，“（李四光）狭义《地质力学》没有考虑地球的核、幔、壳结构，认为地质构造的动力主要来自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这明显有局限性。在技术方面，当年的钻孔压磁地应力台站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钻孔应力探头在放入钻孔前就预置了应力值并按一定方向固定在井孔壁上，钻孔应力观测井一般深达数百米不等，钻孔应力探头安装好后，就没法动了”；由于“地下的地质构造环境是十分复杂的，时间长了钻孔应力探头及其周围环境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钻孔应力观测资料的可信度”；“另一方面，钻孔应力观测造价较高，按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水平，要维持钻孔应力观测，经费上难度大”。
除了上述两个问题（缺陷），主张“物理预测”的主流科学家还认为“钻孔应力仪究竟监测到了何种物理量并不确定”，于是，李四光的地应力地震预测理论及其方法均被质疑。黄相宁证实，“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年（1977年）吧，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就是说，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全国原来有100多个地应力观测站，1981年以后，就剩下10几个了”。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取代李四光地应力地震预测理论和方法的，并不是新的地震地质理论和改进后的钻孔应力探头。
有关文献显示，主流科学家“在1977年的第一届全国地应力会议上，确定了‘钻孔应力、应变仪器必须能够观测到应变固体潮汐’的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上，“逐渐认识到了应力与应变观测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接受了地应变观测（概念），并开始发展第二代钻孔应变（应力）仪器”。
这也就是说，主流科学家当时用“应力与应变观测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取代了李四光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理论，用“应变仪”取代了“应力仪”，用监测“应变量”取代了监测“应力值”。从此以后，地壳应力研究所（地震地质大队）的地震前兆研究开始以“应变”研究为中心。
在此后的学术文献中，他们往往将“应变”表述为“（应力）应变”或者“应变（应力）”；以此区别，李四光的地应力则以“地应力（电感）”表示。再往后，二者的实质性区别更为模糊。
笔者请教几位地震地质科学家后得知，“应力”与“应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物理量。“在地球介质极不均匀的情况下，应力与应变关系很复杂”，很难简单对应，数据转换亦很困难。（赵文津：《就汶川地震失报探讨地震预报的科学思路——再论李四光地震预报思想》，《中国工程科学》，2009年第6期）
显然，主流科学家上述“基本标准”要求钻孔地应力仪器“必须能够观测到应变固体潮汐”，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李四光的“观测地应力变化抓本质”的地震预测理论和方法，因为，“应变固体潮汐”已经属于“地形变”的范畴（应力是因，应变是果）。
事实上，专业文献显示，“十五”期间（2001—2005），在地震部门的地形变台网建设项目中，“四分量钻孔应变仪”就是作为地形变观测仪器，“经过招投标”入网的。
当然，笔者披露上述事实，并不是说不应该研发“钻孔应变仪”，而是说，发展“钻孔应变仪”不应该以否定李四光的地应力地震预测理论和方法为前提。毕竟，李四光的理论和方法在当年已经取得非常突出的成绩，不仅“土地应力”在群测群防中广泛应用，卓有成效，而且，黄相宁地应力预测小组的短临预测水平也代表了专业预测队伍的专业预测水平（1971—1981年准确预测率达到33.1%）。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四分量钻孔应变仪器”在迟了二三十年后才“由于传感器的突破性革新而趋于成熟”，而它的监测应变数据在短临预测方面（尤其是临震预测方面）至今仍然没什么建树。
地球物理学家赵文津院士是近些年“力挺”李四光地震地震预测思想的科学家之一。在基本思路方面，他肯定“
在地震预测实践方面，赵文津院士肯定，“没有力的作用和应变能的积累，地壳是不会发生破裂运动的，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地震活动”。他尖锐地指出，地震部门至今“对地应力的观测和分析是很不重视的”，因为他们认为人们无法取得震源区的岩石介质的性质、破坏强度、应力状态和积累速度，以及其随时间的区域演化状态，“但是，总不能认为深部地应力不能测量而放弃对其进行观测和研究（吧）”。赵院士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地表浅层的地应力还是有用的。因为上地壳震源点受力，可能在上地壳内很大范围内形成应力集中区，构成一个范围较大的应力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应力集中点，但可能测到应力增高区”。为此，他建议“要研究地应力在地块内和地块间或构造带内各断层之间转移的规律”，并像李四光那样，“开展野外追踪测量”，以便及时掌握沿断裂带或薄弱带变化的应力情况。（赵文津：《就汶川地震失报探讨地震预报的科学思路——再论李四光地震预报思想》，《中国工程科学》，2009年第6期）
不过，唐山地震以来，主流预测几乎没有做“地震地质—地应力”地震预测方面的工作，这包括地震地质调查。有科学家批评地震部门的地震预测研究和实践“有震无地”，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就地震论地震，而没有将地震的发生与当地的地震地质条件和地壳受力情况联系起来做分析”。
耐人寻味的是，地壳应力研究所最终“留下”了黄相宁地应力地震预测小组。但是，1980年代以来，黄相宁小组只能在地应力观测台站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艰难地坚持地应力地震预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短临预测的准确预测率始终只能维持在30%左右而难以提高。黄相宁解释说：“我们预测的准确率不高也有数据来源太少的原因，由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地应力台站相继撤销，我们借以收集地震信息的手段就大受限制”。
让黄相宁小组在主流预测的夹缝中生存，与“应变”概念之后加“（应力）”一样，应该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或顾忌。
（以上内容参见：李尚勇的《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第85~91页）
黄相宁：有一个叫郭安宁的研究员，是兰州地震研究所的，他是研究地震史的。他可以到地震局去翻档案材料。他把地震局各个直属单位的预测意见都收集起来，写了一本《唐山大地震》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最后的评价是，在唐山地震前，不管是年度预测，还是中期预测，还是短临预测，地震地质大队做得最好。这一点我原先并不了解，通过他的调查我才知道。我们做得最好，但第二年我们就被枪毙了。所以在1977年以后，我一直跟地震局是抗争的，它压我，但我还是继续坚持地应力预测。不过，在它的压制下，李四光建立的100多个观测站，很快到八几年的时候，很快就变成一二十个了。现在还有大概一两个，两三个，他们都不当回事了。这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就有一个李四光在那领导建立的一个观测站，就建在映秀（见下图）。地震以后，四川省地震局有一大批西南地震地质大队的老同志都感到非常痛心，我们都建了观测站，就建在震中了，你们就给他枪毙了，不让观测，不让搞了。所以这次地震就没有非常明显的前兆。因为地震局把有观测能力的方法都给枪毙了，他当然就没有观测手段了。
本书“图6-1” 李四光在汶川大地震震中映秀建立的地应力监测点遗址
你象唐山地震的时候，在唐山地震的震中就有两个地应力观测站，一个在陡河，一个在赵各庄，就在震源体的上面有两个观测站。这次汶川地震震中映秀，有一个观测站。这说明李四光的学说在工作过程里面就能够认识到那些地方危险，应该在那建立观测系统。这个事情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才有。象唐山地震震中地应力的测量，震前有什么变化，我们中国拿到了第一份特别好的资料。后来地震局全部给予否定。李四光倡导全国建立100多个观测站，有一个小组在七几年的时候开始联系各个观测站，负责整理数据，然后收集起来，搞数据的同志后来要离开我们这个单位，他那个东西也没人要。完了他就把这些数据交给我了。他说我信得过你，你能把这个东西保管好。这实际上是人类第一次通过这种方法在中国测量的十几二十年的地应力观测的结果。地震局把它当做一堆废纸根本不管，不要。现在都在我手上放着呢，我准备有机会交给地质部，现在叫国土资源部，他们现在也在开始用地应力的方法搞地震预测了。如果他们要搞的话，我可以把这些数据交给他们，让他们建立一个数据库。提供给中国和全世界的人们研究。
（我的评论：
村民王学均带笔者找到了黄相宁所说的那个地应力观测站遗址，它就在“5•12”宏观震中、地震喷发点附近的牛圈沟沟口岩层露头的巨石上面〈见图6-1〉。那里，曾经是王学均儿时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地方。据他讲，多年以来，他们就再没见过有人来看那个“桩桩”了。
根据作家张良的考察和描述，1980年后，那个被废弃的观测站在那块巨石上孤独地呆了20多年，直到2006年映秀镇村民为修建住宅将其炸掉。“5•12”地震“喷发”时，大量固体石〈块〉流从该村民住房旁“风一般刮过，抵达百花大桥，倾泻到岷江”，而他的房子居然幸运地躲过一劫。老天爷真有眼？！）
（李尚勇：《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第215页）
村民王学均就站在映秀地应力观测点遗址上面
黄相宁：现在的地应力是地震局枪毙的第一种方法，包括一种建议的土应力（评论者注：“土”的应力仪器）。这是一个叫黄世斌的同志创造的，他的方法在南方水多的地方不行，它是埋在土里的。但是在北方新疆这些地方反映都挺好。唐山地震之前，它反映得很好的。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地震局在泉州开了一次群测群防的会，在这个会上，把原来的“三土”仪器，就是土地电、土地磁、土应力，全盘否定了，说是不科学、不能用。而实际上海城地震的预测，非常主要的仪器就是土地电（评论者注：“土”的地电仪）。海城地震为什么预测成功，土地电是很重要的。唐山地震你们可以看这方面资料，地震前土地电的电表烧了很多，为什么？地下电流太强了，电压太高，就把电表都给烧了。土应力还有土地磁也有很好的反应。唐山地震之前，很多中学老师就根据这些资料做出判断，认为唐山地区有七八级的地震，唐山地震预测最好的就是唐山地区有几个中学的一些老师预测小组，预测最好。如果当时他们的情况我们在北京能知道，我们打破头也要向中央去反应。他们那儿的情况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周总理提出的“专群结合、土洋结合”，根本结合不了。科学院的人对“土”的根本不屑一顾，认为没用。所以他们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这点情况。如果按照周总理的方针“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做到了，唐山地震也就报出来了。
我的评论：黄相宁这里说到的主流科学家在唐山大地震漏报后清理“三土”仪器的情况，我在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1976年临震预报成功的4个大地震震例说明，“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的地震工作方针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但唐山大地震漏报以后，这一工作方针被主流科学家有目的、有计划地逐步予以否定，其突出表现就是，名义上“清理”、实际上全面“清除”了群测群防。
历史资料显示，1977年，全国有群测点32658个，测报人员达20.72万人；1979年，全国“群众测报点几万个，其中骨干测报点6108个，业余测报人员20多万”。
地震部门“清理、整顿”群测群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7年开始，“清理”重点是业余测报人员。1979年“清理”力度增大，到1980年底，全国“骨干测报点（减少到）5107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2万人”。（“清理”前，四川的业余测报人员有1.4万人，1985年已不足千人）
第二阶段从1983年开始，重点是“清理、淘汰”群测点的“土”仪器，主要是土地电、土地磁、土地应力、土倾斜等。“清理”的突破口是主流科学家的“土地电机理研究”，其结论是“绝大多数土地电观测的是极化电位差”，“土地电仪器不具备严格的科学仪器准备条件”。地震部门事后总结说，“在1983年厦门土地电机制讨论会上，提出了清理‘三土’（指土地电、土地磁、土地应力）手段的方法、步骤、原则和科学标准。实践证明，这种通过试点和实验研究取得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局的方法是正确有效的”。
全国的“清理”工作到1985年基本结束，其“成果”如下：“据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总清理（群测）点数为5688个，占现有点数的77.6%，清理仪器7174台，参加清理的工作人员为4575人次”；“经过清理……大部分简易观测手段都因科学上的原因而被撤掉了”。
最后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终于借“科学上的原因”撤掉了大部分群测点的“土”仪器。而为了这个“理由”，主流科学家刻意准备了3年。
不过，主流科学家“厦门会议”的结论过于武断，它实际上就是为清除群测群防找了一个借口。如今，国内外大地电场法（土地电）的相关仪器已经有相当高的科技水平。（详见：本链接文中第1节“中国的地电场监测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地震专家赵卫国研制的SE系列立体电场监测仪（其K值技术领先世界）
注：这里的“临震预警”是震前预警，而不是地震波震后报警
第三阶段从1985年开始，持续到1990年，重点是“改造”群测群防的残余部分，“清除”他们的短临预测能力。主流地震学家自己说，“通过清理，摆脱了‘三土’的束缚，由原来的全面搞‘三土’观测转向那些较科学且技术较简单的手段（如地下水位、动物异常等）”。这也就是说，地震部门清除掉原来具有短临预测能力的群测点，而代之以地下水观测“点”和动物异常观察“哨”。
仅靠这几个观测手段，群测点肯定不再具有短临预测能力（因而不会给地震部门“添乱”），而这些零星布设的“点”和“哨”，也不足以支持主流预测的短临预测。如此一来，主流地震学家（主流预测）在砍掉群测群防短临预测“翅膀”的同时，也使自己失去了短临预测能力。这一严重后果最初的表现就是：在1976年之后的18年里，中国再也没有6级以上地震的临震预报。（1976年全国共有6个6级以上地震，其中有4个6.7~7.8级大地震成功发布了临震预报，详见表4-2）
我后来在最新研究报告《还原1976年龙陵大地震的“防震自救”真相》中论证了：即使在最好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地震部门中高级地震专家的预测能力最多止于短期”，所以，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只能建立在地震重点危险区基层（县域）政府“防震自救”的基础上。
在表面上，“清理”（实为“清除”）群测群防是因为其组织混乱、仪器原始落后且数量太多太滥、信息质量不高、地震部门处理信息的成本过高等等原因。但实际上，清除群测群防是中国地震预报体制逆转的必然产物。地震部门既然转而以“地震不能预报”为指导思想，那短临预测就越来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群测群防不断上报短临预测信息，只会给地震部门“添乱”，徒增其负担和压力。所以，清除群测群防以排除干扰、减轻负担压力，就成为必然。
曾经在6大册《中国震例》丛书（共10册）中担任副主编的郑大林研究员证实，“清理、整顿”群测群防后，“在《中国震例》丛书中都（再也）见不到土仪器和土方法观测资料的痕迹”。
（参见：李尚勇的《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第83~85页）
* * *
众多震例和我的进一步研究显示，“三土”仪器在1975、1976年5个6.7~7.8级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中，发挥了决定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当年这些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成功震例，主要就是依靠群测群防的这些“三土”仪器提供的微观异常和广大群众提供的宏观异常去决策下决断的，而唐山地震的漏报，恰恰是地震部门没有获得这些丰富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尤其是震前的微观和宏观异常大爆发。
从技术上看，这些自制“土”仪器虽然精度不高，平时没什么反应，或者如主流专家所说，土仪器平时监测到的是“干扰、噪声”（如土地电可能监测到的是“极化电位差”）；但是，在大地震临震阶段微观异常很突出的时段，其中一些“土”仪器便会监测到非常突出的微观异常，这些微观异常反应数值（即异常突变幅度）是平常背景值的几倍到几十倍，远远超过测量误差及干扰水平，即专家所说的“远远超过仪器观测误差和噪声水平”。
仅以“土地电”为例。
1975年海城地震前，当时当地的地震部门，在辽南地区布设了70余个（全省约200个）土地电群测点，监测大地自然电场（打入地下的两个电极之间分别接入“毫伏级电压表”或“微安级电流表”，便直接或者间接监测到地电场的变化）。“震前绝大多数群测点出现了1~2个月的短期异常变化”；“突跳现象，从1974年11月（震前2个月）即开始出现，
再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震例资料显示，震前的7天内（即7月22日以后），昌黎、马家沟、徐庄子、青县、西集、小汤山等监测台站的地电阻率数据出现脉冲式突变（其幅度分别为南北向2.4%和东西向3.0%、8%和5%、11%、10%、14%和17%、6%和3%），其突变幅度远远超过测量误差及干扰水平。这种大范围的多台大幅度变化是地电观测以来所未见的。与此同时，在唐山地震区有18个土地电监测台站（占统计监测台站总数的35%），出现大幅度临震突跳异常，突跳值一般为正常值的2~5倍，最大异常值是平常监测值的10倍。唐山大地震前夕，由于突变异常数值太大，群测点土地电的监测仪表突破量值，甚至被烧毁的不少。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黄相宁说，“如果按照周总理的方针‘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做到了，唐山地震也就报出来了。”
（四）
【导读】唐山大地震漏报造成的“制度逆转”，彻底改变并打断了中国“经验预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使得本来有希望在多年以前就形成解决方案的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在40年后仍然悬而未决。
而民间地震预测领先世界的创新性技术进步和地震预报制度研究的创新成果，地震部门及其主流地震专家却视而不见。中国地震预报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因为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而举步维艰。
黄相宁：……1997年新疆伽师发生了一个6.6级的震群，有5个6级地震。这个地震之前，我、李均之和任振球我们三个人联合起来做了预测，然后把这份预测意见报到了国家地震局，地震局把我们的预测意见通知了新疆。新疆地震局马上就根据我们的资料进行研究，认为的确是有道理。他们就通知了伽师政府，说最近要有6级以上地震，你们要做好防震准备。结果伽师那边就把群众都动员出来，所以这个强震群就没有死人。之后国家地震局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了新疆地震局，给了他们几十万的奖金。我们三个提了预测意见的人，只给了一千块钱的奖金。李均之和任振球不是地震局的，说这是对我们的侮辱，一千块钱算奖金，这不是笑话我们吗？一个人就三百多块钱，李均之的研究所有好多人，我呢有个分析预报组也有好多人。任振球有两三个人，一个人分七八十块钱。他们两个拒绝收。我说我是地震局的人，地震局给我奖励我不收不行，我收！我收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大概分了四十块钱。李均之和任振球他们两个让我把钱退回去，我就把钱给地震局寄回去了。
（我的评论：郑大林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预报部主任，他向笔者描述了非主流预测对于新疆伽师强震群成功预测预报的重要贡献。可以说，若没有黄相宁、李均之和任振球等人的短临预测，新疆地震局的主流专家抓不住这个强震群。本书是这样描述的：
据郑大林介绍，在4月6日6.4、6.2级地震前，新疆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曾提出过短临预测，但到4月初，预测时限已过。此后，4月3日，国家地震局预报中心收到了任振球、黄相宁和李均之3人的“短临预测卡”，他们预测新疆伽师一带将在4月7日〈±3天〉发生7.0~7.5级地震〈详见第5章第3节〉。郑大林分别向三位专家核实预测情况并在请示预报中心领导后，及时将上述临震预测意见通报了新疆地震局，请他们再次会商分析。在此基础上，新疆地震局抓住了4月6日的2个强震，并取得明显减灾实效。
显然，没有任振球、黄相宁和李均之三人及时上报的短临预测意见，没有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预报部主任〈俗称“首席预报员”〉郑大林的及时督促，新疆地震局最多也就只能做到短期预测，而不可能做到临震预测。况且，预测余震比预测首发强震要容易得多，至少地点已经清楚了。
李玶院士证实，震后当天下午，李均之进一步电话告知国家地震局官员，“该地震震级较小，地震能量未完全释放，请他通知新疆地震局该地区还有可能发生更大地震。果不其然，4月11日在该地区又发生了6.6级地震，随后又发生了6.3级地震。释放总能量相当于6.8级地震。上述预测的发震时间、地点完全正确，被原美国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Georgec·Lee评价为超常准确预报的典范”。
遗憾的是，新疆地震局作出4月11日6.4级地震的临震预测并电告伽师县政府时，距发震仅有半小时。伽师县政府措手不及，造成9人震亡。
1975—2006年新疆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11个〈次〉，除了1997年伽师强震群实现了有减灾实效的临震预测预报外，其余10个6、7级地震均没有临震预测预报。这一方面与新疆地广人稀的地理人文条件相关，另一方面，缺少群测群防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是更为深刻的原因。毕竟，他们唯一成功的临震预测所依据的主要还是主流物理预测方法，如“地震序列活动的突然平静、突然增强和h值异常”。并且，正是因为这种局限性，尽管他们事先有3个月的短期预测，但却未能对首发6级地震作出临震预测。）（参见：《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第133~134页）
黄相宁：……
黄相宁：所以，这就是地震局对待准确的民间地震预测的一种态度，他就是千方百计压制。不把你的工作成果进行宣传，说功劳都是他们的，是新疆局的。实际上就等于说是地震局的，是地震局领导有方，省局才做出来的这个成果。所以从地震局的成立、发展到现在，我觉得中国地震局已经是地震预测预报的拦路虎。而且对中国和世界人民……，为什么？因为唐山地震我们准确预测了。如果一直坚持支持李四光的理论和方法来做工作，我们就可以把世界地震预报的问题解决。世界上的一些地震也不该死那么多人。
（我的评论：
本书的研究显示，唐山大地震的漏报主要是由两个重要的制度缺陷造成的〈我正在写作这个问题的研究报告〉，由于存在这两个制度缺陷，所以，唐山地震预测预报的组织方式不正确，以至于，到了短期和临震阶段，至关重要的短期宏观异常，以及临震前夕的微观和宏观异常大爆发都没有办法上报到国家地震局决策部门，而唐山市地方政府又“自毁长城”，失去了“防震自救”的能力和机会。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唐山大地震漏报造成的“制度逆转”，彻底改变并打断了中国“经验预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使得本来有希望在多年以前就形成解决方案的大地震临震预报，在40年后仍然悬而未决。
本书虽然“从创新制度、革新组织方式的角度，找到了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参见第一节〉，但是，至今“英雄无用武之地”，主流科学家采取“视而不见”的消极态度。
好在乌云后面已透露出一丝光亮：2020年10月，我受邀去为国家地震局高层领导和高级技术专家作了题为《防震自救：制度创新与试点》的学术报告。我对管理高层的建议会发挥什么作用，我和一大批地震专家正在耐心等待。）
黄相宁：现在美国和日本都要遭受地震的损害。日本这次9级大地震对日本就是个非常大的教训，为什么呢？他们说地震不可预测。美国西部当然是有7级地震，东部也要有了，美国也要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地震。产生这个现象也是他们说地震不可预测。
我打个比喻，他们分析预测水平和我们中国比较，日本是初中学生，美国是小学生，中
我在《掩埋》里有这个话，我认为汶川地震没有报出来，华**有责任。为什么？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他了，但是他没有一抓到底，当然他有客观原因，当时他要靠边站了，***主持工作。但是这么重要的问题，你作为总理干不了，你要移交给***啊！你把情况反映给他啊！
（我的评论：我在本书“后记”中论述了地震界“拨乱反正”没有完成的四个历史原因（见下图）：
黄相宁：……
黄相宁：所以现在国家的方针实际上就是有灾我救，但是不预测，不预防。现在出了一个……文件，20年实现可实用性的地震预报，这个实际上是打马虎眼的，20年后，如果你没做到，谁管呀？20年之后多少人在人世说不清楚，***在不在人世也难说。地震局的领导在不在人世都难说。那么下面还有谁来搞预报，没人搞，实现不了拉倒。谁也不能追查他的责任，就形成这个样子。
现在好多人发言都说支持了地震预报工作，我都没说话。我觉得实际上不是支持，而是向群众敷衍的一种做法。要支持就应该把这些搞地震预报的人和那些不搞的人都集中起来，一块来讨论到底该怎么做，马上实施。现在有文件以后动都不动，现在只规定每个县有一个反应震情的人，但是你并没有组织没有活动，他知道该怎么做？原来群测群防的时候，自己还有一些土办法的监测手段，现在都没有了。他怎么办？如果把我们这些人集中起来，提出一些具体办法，一年两年就能完全都做到，有海城、唐山、汶川的经验教训，把为什么没做出来的教训完全找到，把它弥补上，该怎么做非常明确，该怎么做肯定能做到。
现在的危险在哪儿呢？现在整个灾害的情况非常严重，现在全球进入了一个巨灾发生时段的高发期，从2010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高发期。……还有大地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地震会连续不断地出现，汶川地震以后已经平静好几年了，不会这么平静下去的。如果你不抓地震预测预报，而且尽快地实现实用，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又得遭受大地震的蹂躏，又会有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地震夺去。那是可以预见到的，肯定是这种情况。
黄相宁：……
（我的评论：事实上，黄相宁讲话后的3年内，2013年“4•20”芦山7.0级地震爆发，200多人震亡失踪；2014年“8•3”鲁甸6.5级地造成700多人震亡失踪，并且都没有临震预测预报。
关于那个比喻，2009年
这也就是说，中国早就具备解决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技术条件，而缺少的就是“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改革地震预报体制，为主流、非主流地震预测（为“物理预测”和“经验预测”）搭建合作平台，为地震重点危险区组织“防震自救”提供制度框架。
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体制改革及其试点，在随后几年内遭遇大地震袭击并造成重大伤亡，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黄相宁：我有个想法，要想办法组织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真正能给老百姓做一些灾害预测的意见，完了以后我们再商量。你们以前有些做法我同意，有些做法我还不能完全同意。但是总体我是同意的，因为你们到了当地去，呼吁引起他们的重视，不管地震法还是气象法都是允许的。只要不向社会公布就行。
黄相宁：……
2021年02月06日 评论解读完成
（全文完）
（纸质媒体刊用需要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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