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能否预报的两个答案及其思路（下） ——兼与“怀疑论者”沟通-李尚勇的博客-财新网-财新网

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导读】尽管受制于中国地震预报体制的制约（政府要求中高级地震专家必须做地震预测，并需为政府提供地震预报的依据），中国主流的中高级地震专家不能不做地震预测，但是，由于受制于前述“物理预测”固有的局限性（它根本就做不到临震预测），中国主流的中高级地震专家与国际同行一样，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突破，据此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更是希望渺茫。这正是我的主流地震专家朋友感叹“地震不能预报”在理论方面的原因。

在技术方面，中国主流专家陷入了“高精尖、数字化”技术路线和“专业化、职务化、行政化、程序化”工作路线的误区，既缺少真正对短期和临震预测有用的前兆异常监测台站（从根本上说，它的整个数字化地震监测台网，就没有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功能），又没有地震重点危险区县域政府组织群测群防和广大群众“防震自救”予以支持，所以，这些远离地震现场的主流中高级地震专家，仅仅依靠那些数量和功能都非常有限的仪器设备，最多也就做到短期预测，完全不可能做到大地震的临震预测。这就是我的主流地震专家朋友感叹“地震不能预报”在技术方面的原因。

真正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案，化解目前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技术和制度困局，需要转换思维方式，换一个思路，重新定位各种地震预测力量在大地震临震预报中的不同作用。若维持现状，没有制度创新，尤其是始终没有地震重点危险区县域基层政府组织“防震自救”的制度安排，那么，人口稠密地区的大地震威胁这把“达摩斯之剑”迟早会掉下来。

本文目录：

五、主流专家“不能预报”的理论和技术原因

六、有效组织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制度安排

五、主流专家“不能预报”的理论和技术原因

有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和成功与失败震例“现身说法”，我们可以讨论本文的主要问题了，即中国的主流专家为什么说“地震不能预报”。

因为有1966—1976年“黄金十年”的辉煌，以及受制于中国地震预报体制（在中国，地震预测预报是政府行为），中国主流地震专家与国际主流专家对此的答案有很大的不同。

1、主流专家“不能预报”在理论方面的原因

中国主流地震学家与国际同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因为地震预测预报是政府行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地震预测，包括中长期预测和中短期预测。

作为主流地震学家，他们也认定地震预测的基本方向是“物理预测”，他们也使用一系列越来越高精尖的仪器精确监测地震危险断层，期望了解地震的物理参数变化，了解地震的物理机制，期望找出地震活动规律，进而建立物理模型，以便实现准确的地震预测，尤其是准确的短临预测。

但是，受制于前述“物理预测”固有的局限性，中国主流地震学家在这方面同样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突破，据此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更是希望渺茫。

这正是我的主流地震专家朋友感叹“地震预报是指三要素都能精确预测，这一点现在确实做不到，所以说不能预报”在理论方面的原因。

* * *

不过，从历史上看，因为受制于中国地震预报体制的制约（政府要求科学家必须做地震预测，并为政府提供地震预报的依据），中国主流地震学家在1966—1976年采取了两个“迂回”的策略探索解决大地震预测预报的难题。

第一，用“物理预测”及其派生的前兆异常方法做大地震的中长期预测。

本书的研究显示，国际主流地震学家关于“地震无法预测”的基本结论，主要是针对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测而言。罗伯特•盖勒关于“地震无法预测”的前两个主要论据，至少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也许在更长时期内，可能都是正确的。

盖勒“地震无法预测”的前两个主要论据：一、对地震物理机制的认识还很肤浅。二、即使对地震物理机制有了比较完善的认识，也无法对地震进行准确预测，因为，发震断层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SOC，且发震断层错动或破裂本身及影响因素太复杂。

对“经验预测”来说，这两个论据都不成立，都不存在。因为“经验预测”解决问题的切入方向不在这里，即不在（或不问）“本质”和“机理”，而在其“表现”——经验性前兆异常。

这也就是说，国际主流地震学家的困惑主要在短期和临震预测，尤其是临震预测。换一个角度来看，短期和临震预测也就是主流地震学家以及他们的“物理预测”的“短板”。

从中国地震预报史来看，中国科学家从1966年成规模研究地震预测预报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主要用“物理预测”及其派生的前兆异常手段做大地震的长期和中期预测。前者主要利用历史地震目录、断层资料、野外地震地质调查、地形变相关观测测数据（跨断层位移、水准、基线、重力）等等资料，后者以测震手段分析地震活动性为主，还包括地形变、地下流体和地磁等等前兆异常。

第二，利用“经验性前兆异常”（即“经验预测”）做短期预测，并探索性地做临震预测。这些“经验性前兆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地应力、地电场、地电阻、水化学（水氡）、地磁类等微观异常和包括地下水、动物和其它生物、地声、地光、地气、气象等宏观异常。

前面已经叙述过了，因为管理高层和主流地震学家初步探索性地制定了“防震自救”的一些经验性具体操作方案，并确定了五条基本原则（即“以预防为主、以地方为主、以群测群防为基础、以专业队伍为骨干、广泛发动群众”），形成了“以地方为主”的“防震自救”制度雏形，为“经验预测”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制度条件，从而在1975、1976年成功实现了5个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

然而，1976年唐山大地震漏报导致的制度“逆转”中断了这个管理高层和主流地震学家精英探索并进一步实践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进程。甚至在1978年全国乃至各行各业都“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地震部门仍然“我自岿然不动”。

《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后记”：

地震界的“拨乱反正”早该在改革开放初期、随各行各业的“拨乱反正”一起完成，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一改革并没有完成。这些历史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唐山的伤亡惨重与“青龙奇迹”无一人震亡反差太大，二是当时的主流预测已经牢牢控制了话语权，三是地震预报制度“逆转”的恶果还没有表现出来，四是地震预报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与其它政治、经济领域相比还是显得比较“轻”一些、次要一些。

2、主流专家陷入了技术路线和工作路线的误区

尽管地震预报体制和上述两个“迂回”策略，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主流地震学家，但是，由于确立了“地震不能预报”的指导思想及其工作方针，主流专家的工作目标不再直接指向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而是游离于地震预测预报之外，忙于“巩固阵地”、扩大势力范围，忙于与“地震不能预报”的国际“接轨”，后来又“找到”了“救灾为主”的工作思路。由此扩张起来的内部机构、监测台网和人员专家，越来越远离地震预测预报，而真正做地震预测业务的机构和人员历经数次“改革”，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并且随着“年轻化”又变得越来越不专业。

我将主流专家“做地震预测业务”的现状概括为：陷入了“高精尖、数字化”技术路线和“专业化、职务化、行政化、程序化”工作路线的误区。

（1）先来说他们的“高精尖、数字化”技术路线误区。

从1990年代初开始，国家加大了对全国地震台网建设的投入，仅“十五”期间（2001—2005）国家就投入20多亿元建设数字化地震监测台网。受益于此，1990年代到201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化地震台网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然而，这一阶段也正是中国主流地震学家越来越亲近“物理预测”，越来越多地利用预测预报的名义上项目，却越来越远离能够产生减灾实效的预测预报的时期。

原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郑大林研究员在谈到上述情况时指出，“此时段中国地震局盲目追求高新技术，加快了以物理为基础的地震预测预报模式的步伐，急着与国际接轨，致使地震预测预报偏离了中国特色地震预报的道路”（作者注：这里的“中国特色”集中体现在1970年代的地震工作方针之中）；“（国家地震局）花大量人力物力去与国际接轨，寻找地震预报的物理途径，围绕探索地震过程及其物理机制进行研究”，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群测群防的影子”。[1]

历史和文献资料显示，这些虽然耗资巨大、技术先进却华而不实的庞大数字化地震监测台网，并没有（也不能）真正发挥地震预测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测预报）的功能。在现实中，它只是一个高效、实时的“测震”系统，最为现实的功能便是在地震发生后提供最及时的地震三要素信息。目前，该系统的“自动速报”功能可以在震后几秒到几分钟内自动确定地震的震中、震级和时间等技术参数，从而彻底解决了当年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找不到震中”的尴尬。但仅此而已！

李玶院士对此评论说，“投巨资建成的现代化数字台网的目的竟然只是地震后能迅速确定发震的地点，便于赴现场救援，而对于（预测）预报没有任何考虑。汶川地震过程中台网运转正常，但未见任何前兆报告”。[2]

国家多年投入巨资建设庞大地震监测网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实现有减灾实效的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地震部门申报项目、申请拨款打的也是这张牌。然而，圈外人很少有人知道，在由主流地震学家主导的现代化数字监测台网中，真正能够用于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测（尤其是临震预测）的前兆异常监测台站很少。

一方面，在主流地震学家的设计和规划中，主要布设了“物理预测”方法及其派生手段的台站。有统计资料显示，在全国约2000个地震监测台站中，“物理预测”派生手段（以测震为主，还包括地形变和地下水类）约占总数的90%。[3]

另一方面，真正具有前兆意义的前兆异常监测台站的类别和密度远远不能满足短期和临震预测的需要。而就某一个具体的地震重点危险区而言，现有台网中那些真正能够“担纲”的前兆异常监测台站（如地形变、地电场、地电阻和地磁类）往往又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前兆异常“监测网”。例如，在汶川大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仅有18台项电磁监测项目；在震中区200公里范围内只有1个地电阻监测台[4]。

更让人意外的是，主流地震学家的“科学主义”思维模式竟然将数字化前兆异常监测台网“弄”得平庸不堪。郑大林批评说，“盲目推进数字化观测并未与此前的模拟观测相衔接”，“其后果是，中断了此前奠定的我国经验性地震预测预报的基础，此前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在数字化地震台网建成后不好用，一切又要从零开始”；目前，“数字化仪器观测资料1/3不能用，1/3不好用，仅1/3能用。（这）大大削弱了地震分析预测预报的工作基础”[5]。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采用了不适当的平均方法，将地震前兆异常信息“平均”掉了。

在岗的地震学家对这些数字化监测仪器的评价也是负面的：“前兆监测技术的高精度、密集采样是以放大背景干扰和仪器噪声，牺牲仪器稳定性能等作为代价，并导致仪器造价高、维护难度增加和维护费用上涨。在目前（预测）预报尚未过关、地震异常变化较复杂的情况下，这些掺杂着各种信息的数据势必再次增加异常辨别的难度，而达不到为地震（预测）预报提供可靠数据，提高（预测）预报能力的本意”[6]。

（2）再来看令人匪夷所思的“专业化、职务化、行政化、程序化”工作路线误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首先是脱离地震预测预报实际的“物理预测”及其不切实际的“物理预测模式”长期占统治地位。

地震学家郑大林研究员长期在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部门工作，他向笔者介绍了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报部门一线工作的情况：“在我国的地震预测预报领域始终存在强调搞以物理为基础的地震预测预报派（简称‘模式派’）和强调以地震预测预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地震预测预报派（简称‘经验派’）。‘模式派’主要是那些热衷于搞地震预测预报理论研究的人士，他们以科研工作为主业，不承担具体的地震预测预报任务。‘经验派’多为常年坚守在地震分析预报工作岗位的人员，他们事实上才是地震预测预报的主流群体，尽管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为‘装门面’，以示有理论、有学问（因‘经验派’常被人认为‘没科学思路’、‘没学问’而被人低看一等）也用‘物理模式’去套‘经验’”。[7]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主流地震学家居然搞出了“地震预测工作规范化”。这在相关文献档案资料中被称为“地震预报方法实用化攻关研究”。“本项目由国家地震局投入经费共计300多万元”[8]。

相关文献显示，主流地震学家开展的地震预测预报的“实用性攻关研究”，主要是对之前的震例进行“实验模拟和理论分析”，研究地震前兆的识别及前兆信息的提取和相应的数据处理方法。他们对各种观测资料曾出现过的所有异常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着重对异常出现之后，伴有或不伴有中强以上地震的正反两方面情况作了系统的对比研究。[9]

从震例研究来说，上述“研究”本来有一定实用意义，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对比、总结和归纳个案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居然让主流地震学家弄出了许多“配套”的短临指标，有的甚至形成了“配套指标体系”。他们根据对孕震过程及其主要前兆异常特征的相应认识，制定出了10个学科的“分析预报工作程式指南”，包括“分析预报工作的各个环节……每个步骤应当做什么、怎样做，都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和方法”[10]。“在实用化攻关研究基础上……制定了各学科的地震预报判据和指标，编制了实用化、规范化的地震预报工作指南。国家地震局监测预报司下发文件，要求全国地震分析预报部门，推广应用地震预报判据和指标，执行地震预报工作指南”。[11]

这里表现出主流地震学家“线性思维”和“科学主义”思维的幼稚性。本来，整个科学界对于地震物理机制的认识都很肤浅，对前兆异常更多的还是“经验性认识”，而且，大地震孕震过程及其多样化的表现都极其复杂，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震例的实践，远没有达到形成“预测规律”，制定“预测规范”，并可以进行“规范化操作”的程度。

实际上，这些以震例为基础，以“物理预测”方法及其派生指标（如测震、形变、地下水等）所形成的有限认识和实践，仍然严重缺乏“规范”的实际意义。其结果，“在第一批震例完成后，学者们接着发现，总结出来的经验大量被第二批震例否定，原来的指标不对”，一切又得“推翻重来”[12]。

显然，“地震预测工作规范化”从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到具体操作都极其错误。对于短临预测来说，尤其如此。这是主流地震学家盲目崇拜“物理预测”，片面追求“科学规范”和预测模型，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头脑膨胀的集中体现。

郑大林写道，地震预测的实践证明，所谓“地震预测工作规范化”是不成功的，其原因有三：一是地震预测震例资料有限，不足以把握一般规律。“经验性的地震预报是建立在大量的地震预报实践资料基础上，需要长期实践并积累资料，20年来的地震预报实践时间太短，‘地震预报判据和指标’尚未完全显现出来，我们的工作好比是‘瞎子摸象’，也许只摸到大象的某一部份（极小的部份，或许还是假象），我们就用它来预报地震，自然要失败”。

二是错误地将个案经验、片面认识作为普遍规律运用。“实用化攻关研究得到的研究成果仅仅是有关人员（少数人）的认识，具有片面性、主观性，其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未经科学论证”；在应用“地震预报判据和指标”时，预测人员对异常识别和指标判定上“差别较大，容易出现误判”。

实际上，这个“少数人”的人数并不少。相关文献记载，“实用化攻关研究工作是地震局成立以来投入力量较大的几个重大科技项目之一，国家地震局系统……37个单位及局外系统7个单位参加了这项工作，科技人员达873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199人”[13]。尽管如此，与整个地震预测队伍的人数相比，他们还是“少数人”。

三是“地震预报工作规范化”限制了地震分析预测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而在这方面受影响最大的是刚从学校毕业走上地震分析预报工作岗位的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国地震局自己培养出来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不了解中国地震预测预报的发展过程（也没有亲自参与地震预测的工作经验），以为上了教科书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照办就行了，其结果是（在地震预测岗位上）极大地影响了地震预测预报水平的提升。这方面的影响直到现在”。

郑大林同时指出，“此期间，在预报思路上，很多新思想、新理论在地震预报中开始应用。如信息论、系统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非线性理论等，尤其是分形分维研究受到格外关注。但以后的地震预测预报实践证实这些东西对地震预测预报而言是中看不中用。”[14]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就是因为地震部门彻底背离了1970年代中前期行之有效的正确地震工作方针。

“以地方为主”的“防震自救”制度雏形，群测群防，危险区广大群众，甚至退休离岗的中高级地震专家，都被排斥在地震部门的预测预报工作框架之外。“多学科合作”（包括非地震部门的地震科研力量）的基础也被破坏并抛弃了。

3、主流专家“不能预报”在技术方面的原因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涉及主流专家的技术和工作路线误区，这里也不能不说。

因为“震情保密”的制度设计，国家花巨资建设的数字化台网中本来就非常有限的前兆异常监测数据被主流地震专家所垄断。“有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同意将这些数据开放提供给各科研单位使用”。其结果就是，“国家大量投入获得的（数据）资料只有少数几十个工作人员（即国家地震台网中心分析人员）能够使用”，“而地震局外大量科研人员，如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却得不到（这些）资料”。[15]

近两年，这种情况越发“出格”了。一些重点危险区的一些重要项目的监测数据，不仅“部门外”科技人员看不到，甚至“部门内”没有在关键预测岗位上的科技人员也看不到。

然而，因为思维、观念和指导思想错位，以及临场经验缺乏等等原因，这些垄断监测数据的主流地震专家，很难辨识这些监测数据中所隐含的前兆异常信息。

因为缺乏来自地震现场群测群防和广大群众提供的微观和宏观异常大数据的支持和印证，这些主流专家即使发现了疑似前兆异常，也不可能“下”判断。正因为如此，唐山大地震后的40余年，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

中国地震预报“黄金十年”的辉煌被葬送。

* * *

正因为由主流地震学家主导的国家数字化地震监测台网主要布设了主要对于中长期预测有用的“物理预测”方法及其派生手段的台站（以测震为主，兼有地形变和地下水类前兆手段），而真正对短期和临震预测有用的前兆异常监测台站（如地形变、地电场、地电阻和地磁类），其种类、项目和密度都远远不能满足短期和临震预测的需要。

从根本上说，整个国家数字化地震监测台网，就没有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功能。

所以，远离地震现场（这至少意味着没有群测群防和广大群众支持）的主流中高级地震专家，依靠这些仪器，最多也就做到短期预测，而如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做到中期预测和年度重点危险区预测，已经很不容易了。（业内有一个基本判断，今天的中高级专家与1970年代的前辈完全没法比。）

这正是我的主流地震专家朋友感叹“地震预报是指三要素都能精确预测，这一点现在确实做不到，所以说不能预报”在技术方面的原因。

他们的确做不到。

不过，主要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做到大地震的临震预测，而是他们没有一系列必不可少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去支持他们的技术工作。假如，他们在有效组织了“防震自救”的地震现场，那就另当别论了。

六、有效组织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制度安排

真正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案，化解目前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技术和制度困局，需要转换思维方式，换一个思路，重新定位各种地震预测力量在大地震临震预报中的不同作用。

比如，主流的中高级地震专家做不到大地震的临震预测，但是，社会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却可以做到，而且，他们的仪器就是专门为短临预测、甚至就是为临震预测准备的（目前不少社会民间地震前兆监测仪器在技术上都领先世界，并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问题在于，他们目前是“孤军奋战”，“一盘散沙”，没有人组织他们在目标孕震区的大地震预测预报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再比如，包括国家地震局和省级地震局在内的任何机构或者个人都不可能做到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但是，地震重点危险区（县域）基层政府却可以有效组织“防震自救”，实现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而且，这是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报，真正做到“有减灾实效”（即实现预报预警救人）的唯一方式或者途径。

除此之外，任何机构或者个人都不可能做到：国家局、省局，不行；远离地震现场的中高级专家，不行；任何社会民间地震预测机构，不行；任何民间地震预测专家，都不行。因为，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能依据任何社会民间地震预测机构和专家的临震预测去发布大地震临震预报。

上述所有机构和专家只能通过为组织“防震自救”的县域基层政府提供业务指导和震情信息的方式发挥各自的作用。

其实，站在国家层面来看，有效组织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需要分两个层次管理，一是地震部门的主流中高级地震专家，二是地震重点危险区县域基层政府。

国家地震局和省级地震局中高级专家主要应该（也能够）做好以下工作：（1）特定地震重点危险区（或目标孕震区）的中长期预测，（2）年度重点危险区划分，（3）目标孕震区的中短期转折，（4）指导年度重点危险区（县域）基层政府做好“防震自救”的组织工作，（5）向年度重点危险区各县域基层地震专家提供所在孕震区的微观和宏观异常大数据（包括国家台网的前兆异常数据和他们邻区上报的微观和宏观异常数据）。

这种“明确界定责任”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把国家地震局和省级地震局及其主流的中高级地震专家从“不可能完成临震预测任务”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让其专注于他们能够做到也能够做好的工作。这叫做“好钢用在刀刃上”。

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立足点，要放在年度重点危险区县域基层政府——“请把指挥权交给离炮声最近的人”。

在年度重点危险区，县域基层政府组织“防震自救”应当做好以下工作：（1）组建自己的地震预测专家队伍，必要时外聘地震预测专家以便切实加强并提高短期和临震预测水平；（2）依靠本地群测群防监测网形成自己的微观异常监测和短临预测骨干力量；（3）通过广泛的防震减灾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宏观异常观察活动，力争做到“不留死角”；（4）与邻区建立可靠的前兆异常信息共享机制，并制定灵活的跨行政区联合震情会商制度；（5）当震情紧张时，基层主政官员应以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为第一要务（你还有比“自己和民众的生死”更要紧的政务吗？），亲力亲为，现场指挥，甚至临场决断。

在满足上述技术和制度条件的情况下，大地震的临震预测预报是由地震重点危险区的震中区及其附近地区的本地地震预测专家（即地震现场的“土”专家）和地方主政官员共同完成的。

原国家地震局业务副局长查志远（元）先生集几十年经验和研究总结说，“地震（预测）预报不是理论的东西，而是具体的操作”[16]。这个基于“经验预测”的认识对于地震现场（震中区及其附近地区）的地震预测专家或预测人员，尤其是对于临场决断的现场指挥者地方主政官员来说，极有见地。

我在本书的一系列解读文章中介绍过：海城地震“三要素”准确的临震预测预报，是在地震当天早上9点由震中区营口县独立发布的（省级政府“三要素”模糊的临震预报要在一个半小时后的10点30分才发布，而且，还需要一个小时后，即在11点30分才会传达到营口县[17]）；龙陵地震准确的临震预测预报，是在震中区龙陵县被中高级专家和省政府的短临预警和临震预报一再“漏掉”的情况下，由龙陵县独立发布的；松潘平武地震由四川省政府组织，震前4天发布了一个范围很大的临震预报（即震中地点模糊），地震当天，震中区松潘县、平武县分别打电话给省政府说，“我们这里异常突出，我们这里就是震中”；盐源宁蒗地震的最后临震预警，是由盐源县地震部门根据群测点的“土地电”突跳临场决断的；唐山大地震中的“青龙奇迹”，是由青龙县依靠自己的群测点和广大群众创造的，他们完全独立地在震前三天发布临震预报。

所有这些成功震例，都没有主流的中高级地震专家在地震现场，所有的临震预测预报预警，都是由地震现场（震中区）本地“土专家”和主政官员独立完成的——这便是查志远（元）先生所说“地震预测预报不是理论的东西，而是具体的操作”的原因之所在。

本地“土专家”和主政官员之所以能够临场决断，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微观异常脉冲式突变”与“宏观异常井喷式大爆发”相互呼应、相互印证的重大震情，从而形成了大地震完整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高深理论，但需要有丰富的临场经验。

例如，海城地震中的海城县地震监测站，曾经将“土”的地电场监测（即土地电）做到了极致。该监测站人员全都是从农村招来的临时工，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仅1人（技术负责人）经过省地震部门2个月地震监测技术培训。但是，他们经过1年多的潜心研究、摸索和实践，便总结出了适合自己监测站的土地电突跳规律，并将中强地震临震预测的时间精确到了天、甚至小时。因为临震预测工作出色，海城地震后该监测站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18]。

可见，在大地震之前，利用中小地震“练手”，是在短时间内掌握地震预测技术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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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如果没有“以地方为主”的“防震自救”制度安排（即没有地震重点危险区县域政府去组织“防震自救”），没有地震重点危险区本地的群测群防和广大群众，没有社会民间预测力量（包括退休离岗的主流中高级地震专家）的参与，那么，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是不可能实现的。人口稠密地区的大地震威胁这把“达摩斯之剑”迟早会掉下来。

为了避免大地震漏报悲剧再次降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改革地震预报制度，要为地震部门、地方政府、社会民间地震预测力量和地震重点危险区广大群众的合作，搭建一个以“防震自救”为中心的制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