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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幸福狩猎采集到沮丧农业

——《人类简史》读书笔记(3)

 

李尚勇

 

在青年史学家看来,所谓农业革命后智人生活比采集时代更幸福完全是“史上最大骗局”。

(一)

从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后到大约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智人一直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

至于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那要更为远久一些。

考古研究发现,早在大约80万年前,已有人种偶尔用火,到了大约30万年前,对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以及智人的祖先来说,用火已是家常便饭。

当时,大部分智人生活在小部落里,每个部落小则数十人,最大不过数百人。

同属一个部落的成员彼此相熟,人们终其一生往往都和亲友相处在一起,几乎没什么孤单的时刻,也没什么隐私。

各个部落绝大多数时间完全各行其是、遗世独立。邻近部落偶尔会争夺资源,以至大打出手,但也有友好往来。例如,可能互相交换成员、交易奢侈品、一起打猎、一起庆祝宗教节日,甚至结成政治同盟,一起攻击或者防御危险敌人。

智人部落会随着季节变化、动物迁移、植物生长周期而不断迁移。一般来说,他们是在同一区域里来来回回迁移,其面积大约也就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

偶尔,智人会遇上自然灾害、暴力冲突、人口压力,或是碰上某个特别有魅力的首领,其部落也就可能走出自己原有的领域范围。而这种性质的迁移、流浪,正是促成人类(智人)扩张到全球的原始动力。

如果某个智人部落每40年“分家”一次,而新部落总是往东迁移100公里,那么经过大约1万年,他们就会从东非抵达中国。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某地的食物来源特别丰富,原本因为季节前来的部落也可能就此落脚,形成永久的聚落。最重要的是,在某些水产水禽丰富的海边或河边,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长期定居的渔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定居聚落,其时间要远早于农业革命。

定居与迁移,在智人的活动中往往交替出现,互为你我。例如,最早的渔村有可能出现在4.5万年前,它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沿海地带;同样可能的情况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智人开始了第一次跨海壮举,前往澳大利亚。

到了农业革命前夕,地球上的狩猎采集智人大约有500万到800万人。他们有丰富多元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分成几千个不同的独立部落,也有数千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狩猎采集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各有特色、大不相同。

(二)

令笔者吃惊的是:“有证据显示,自从采集时代以来,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

要在狩猎采集时代活下来,每个人都必须有高超的心智能力。而到了农业和工业时代,人类开始靠着别人的技能生存下来,即使是低能人也开始有了生存空间。例如只要肯挑水或是当个生产线工人,就能活下来,并把自己那些平庸无奇的基因传下去。

狩猎采集者可不行。他们不只深深了解自己周遭的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也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感官世界。他们能够听到草丛中最细微的声响,知道里面是不是躲着一条蛇。他们会仔细观察树木的枝叶,找出果实、蜂窝和鸟巢。他们总是以最省力、最安静的方式行动,也知道怎样坐、怎样走、怎么跑才能最灵活、最有效率。他们不断以各种方式活动自己的身体,这让他们就像马拉松选手一样精瘦,就算现代人练习再多年的瑜伽、太极,也不可能像他们的身体一样敏捷、矫健。

就个体来说,狩猎采集的智人对周遭环境的了解,往往会比现代人更深、更广、更多,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数万年,而不是几千年(农业社会)或者几百年(工业社会)。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在思维。我们的饮食习惯、冲突和性欲之所以是现在的样貌,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着狩猎采集者的头脑。我们虽然已经处在工业化之后的环境,有了超级城市、飞机、电话和计算机,拥有比前人更多物质资源和更长的寿命,但是,我们还是觉得疏离、沮丧,而且压力重重。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这背后的原因,需要深入研究我们狩猎采集者祖先的世界,因为,现代人类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特征,早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开始形塑。

曾经的那个世界,其实还牢牢地刻记在我们智人的潜意识里!

(三)

整体而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比起后来的农夫、牧羊人、工人或今天的上班族来,要更舒适,更有意义。

在发达国家,人们平均每周要工时4045小时,发展中国家则是60甚至80小时。但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即使是住在最贫瘠的地区(像是卡拉哈里沙漠),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45小时。他们大概只需要每3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6小时。那些生活在比卡拉哈里沙漠更肥沃地方的狩猎采集者,取得食物所需的时间更少。

这样的狩猎采集经济,提供给大多数人的生活,显然比在农业或工业社会中更有趣。

现在,如果在血汗工厂工作,每天早上大约7点就得出门,走过饱受污染的街道,进入工厂用同一台机器、同一种动作不停地操作,时间长达10小时,叫人心灵麻木(有些上班族早上5点钟就得出门,挤2小时公交,然后机械工作8小时)。等到晚上78点钟回家,还得再做饭、洗碗、洗衣服。

而在3万年前,智人采集者,可能是在早上太阳升起后离开部落,在附近的森林、草地上晃晃,采采蘑菇,挖挖根茎,抓抓青蛙。下半天,他们可以早早回到部落吃晚餐。接下来,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聊聊八卦,讲讲故事,跟孩子玩,或者就是放松放松。没错,他们有时候会碰上老虎或者蛇,不过,他们倒也不用担心车祸或工农业污染。

最重要的是,这些采集者没什么家务负担,也没有账单要付、房贷要还。

在大多数地方、大多数时候,靠着狩猎采集,智人已经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智人骨骼化石的证据显示,他们少有饥饿或营养不良的问题,并且身高普遍超过后来农业时代的农人。他们的平均寿命虽然只有3040岁,但这主要是因为儿童普遍早夭造成。只要能够活过危机四伏而意外频现的生命早期,狩猎采集者大多能够活到60岁,甚至超过80岁。

狩猎采集者之所以能够免受饥饿、营养不良或是疾病困扰,秘诀就在于他们的饮食多样化。这其实很合理,毕竟这正是人类在先前数十万年间的正常饮食,人体早就完全适应了。

近现代人类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大都依靠单一作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一来,必然会缺少人体所必需的其他营养成分,例如某些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

有养生专家建议,人们每天的食谱种类应该超过20种。看来,这不是“妄言”,而是有史学依据的。

(四)

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转变,大约在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

农业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这场改变一开始速度缓慢,地区也有限,但一传布开来便势不可挡。

农业革命是从驯化动植物开始的。小麦与山羊的驯化时间大约是公元前9000年,豌豆和小扁豆约在公元前8000年,橄榄树在公元前5000年,马在公元前4000年,葡萄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其他动植物的驯化时间还要更晚些,但无论如何,到了公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动植物的浪潮已经结束。

农业革命深刻影响了人类生活,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类有着种种先进科技,但食物热量超过90%的来源仍然是我们智人祖先在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3500年间驯化的植物,这包括小麦、稻米、玉米、马铃薯、小米和大麦。从今天过去2000年里,古代和近现代人类再没有驯化出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动植物。

可以说,现代人类仍然有着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心,以及远古农民的胃。

从地区来看,农业并不是起源于单一地区再传布到世界各地,相反,农业是在不同地区起源并独自发展,再远播四方的。

中美洲人驯化了玉米和豆类,中东人种植了小麦和豌豆,南美人学会了栽培马铃薯和驯养骆马,中国人最早驯化了稻米、小米和猪,新几内亚驯化了甘蔗和香蕉,西非农民则驯化了小米、非洲稻、高粱和小麦。北美最早的农夫,也是因为懒得再在树丛里四处寻找南瓜,于是决定干脆自己种。

到了公元1世纪,全球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在从事农业。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农业革命只发生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而不是澳大利亚、阿拉斯加或南非?其实原因很简单:大部分的动植物其实无法驯化。

真菌太难捉摸,巨兽又太过凶猛,满眼的植物能够食用的少之又少,因此,在智人狩猎采集的成千上万物种中,适合农牧的只有极少数几种。因为这几个物种只生长在特定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便成为农业革命的起源地。 

(五)

青年史学家下面的叙述和评论很有意思。

有学者认为,农业革命是由人类脑力进步所推动,是人类的一次大跃进。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越来越聪明。

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相比,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无质量的生活。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并进而产生了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

农民智人一连串为了让生活更轻松的“进步”,最后却是在这些农民身上加上了一道又一道沉重的枷锁。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狩猎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

我们智人的祖先为什么会犯下如此致命的误判?

其实,从远古至今,人类(智人)一直不断地重蹈覆辙,原因都相同:我们事先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最后所带来的结果。

每次人类决定多做一点事(像是用锄头来耕地,而不是直接把种子撒在地上),我们总是想:“没错,这样是得多做点事。不过收成会好得多!也就再不用担心荒年了。孩子也永远不用饿着入睡”。确实,这也有道理。工作努力辛苦一些,生活也就能过得好一点。不过,这只是理想的状况。

计划的第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人们确实工作得更努力也更辛苦,但预期的幸福并没有出现。因为,人们没想到孩子的数量也多了,于是多出来的小麦需要供养更多小孩;而且,这些远古农民也没想到,母乳喂得少了,粥喂得多了,孩子的免疫系统会下降,并且永久聚落也成了疾病传播的温床。当然,他们同样也没有预见到,由于增加了对单一食物来源的依赖,实际上使自己更容易受到旱灾的威胁;让他们更意外的是,丰收年粮仓满满,却引来盗贼和敌人,这迫使他们得筑起高墙、严加警戒。

如此一来,南辕北辙,发现苗头不对,为什么智人不赶快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生活?

这里的部分原因在于,所有的改变都是点点滴滴的累积,经过许多代的时间,等到农业社会成形,人们已经不记得还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口增长就像是破釜沉舟,一旦采用农耕,村落人口增长,人们就已经再无回头路。等到人类(智人)真正发现问题时(其实未必能发现),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就算今天,仍然如此。“人们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带来无穷的麻烦。而且,这可不是史上的最后一次”。

同样,一个阶级斗争谬论、一个计划经济错误,一惹上身便难以摆脱,它们至今仍然在很深的层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制约着我们的制度变迁,而许多决策者也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六)

在农业时代,人类(智人)的活动空间缩小,但时间却变长了。一般来说,采集者不会花太多心思考虑下周或下个月的事,但农民却会想象预测着“未来”的日子怎么过,因此,“未来”的重要性被提到史上新高。虽然可能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来应付今天、下周甚至下个月,但他们还是得担心明年和后年的问题。

之所以要担心未来,除了有生产季节周期的因素,还得面对农业根本上的不确定性。由于大多数村落拥有的农作物或家禽家畜物种十分有限,一旦遇上旱灾、洪水和瘟疫就容易灾情惨重。

农业带来的压力影响深远,这正是后代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但可悲的是,虽然农民勤劳不懈、希望能够保障自己未来的经济安全,但这几乎从来未曾实现。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出现了统治者和精英阶级,不仅靠着农民辛苦种出的食粮维生,还几乎全部征收抢光了农民的粮食,只留给他们勉强糊口的数量。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剩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剩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 

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地挑水耕田。

201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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