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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想像虚构故事构建社会秩序

——《人类简史》读书笔记(4)

 

李尚勇

 

在青年史学家看来,智人凭借想像和虚构故事构建起人类社会秩序。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细细想来,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一)

农业革命后,人类(智人)之间冲突的概率和规模都不断增加。就算大家谷仓满满,但仍然会冲突不断。史上的一场场战争和革命,多半起因都不是粮食短缺,而是与资源相关的领土划分,或者权力纷争。在另一方面,人类在短短几千年时间里便发展出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王国和帝国。

这两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人类不同群体的合作,以及维持这种合作的意愿。人类这种合作和合作意愿是靠什么来维持的?

在人类之外,某些动物(如蚂蚁和蜜蜂)也能形成大型社会,而且稳定、灵活。这是因为在它们的基因组里已经储存了合作所需要的大部分信息。

蜜蜂的未受精卵会发育成雄蜂,受精卵则发育成雌蜂,但雌蜂幼虫依据被喂食的食物不同,长大后可能成为蜂后,也可能成为一般的工蜂。在它们的DNA里,已经为这两种角色设定好了必要的行为模式,前者让它能母仪天下,后者则让它尽心尽力、认真工作。受合作基因的驱使,蜂巢里的社会结构虽然非常复杂,但许多不同种类的工蜂都能尽心尽力,各司其职,分别负责觅食、照护、保温、清洁等等工作。

但是,人类(智人)没有这种合作基因。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始终是以几十人的小部落作为生存方式;而认知革命后几万年、农业革命后短短几千年时间,也不足以让人类发展出能够大规模合作的生物本能。

不过,因为基因突变,人类(智人)发展出讲故事的能力。“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

在认知革命不久,智人凭着讲故事的能力以及共同的神话故事,使几百个陌生人互相合作,从而灭绝了其他没有讲故事能力的人类物种(人种)。之后,也是凭借讲故事的能力,借助于虚构出来的关于伟大神灵、神圣祖国和社会秩序等等故事,建立起庞大的人类社会。

“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

大约公元前8500年,全球最大的聚落大概有几百个村民,而到了公元前7000年,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加泰土丘城镇大约有500010000人,这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聚落。再到了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肥沃月湾一带已经有了许多人口达万人的城市,而且各自掌理着许多附近的小村庄。

公元前3100年,整个下尼罗河谷统一,成为史上第一个埃及王朝,法老王统治的领土有数千平方公里辽阔,人民达数十万。大约在公元前2250年,萨尔贡大帝建立起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号称拥有超过100万的子民,常备军队达5400人。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在中东开始出现大型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这些帝国统治人数达数百万,军队人数也有上万人。到了公元1年,古罗马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纳税人口达1亿。有了这些钱,古罗马得以维持人数达25万到50万的常备军,架构完善的交通网络,在1500年后仍然在使用,另外还有到现在仍令人赞叹的剧院和露天剧场。

在字面上,“合作”听起来十分无私而且利他,但这件事并不总是出于自愿,而且还难公平。事实上,大多数的人类合作网络最后都演变成为压迫和剥削。

(二)

我们智人与动物界相分离并优于其他人种的标志在于,我们能够将虚构的故事讲得煞有其事、绘声绘色。

青年史学家认为,“所有这些合作网络,不管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还是秦朝和古罗马的帝国,都只是‘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支持它们的社会规范既不是人类自然的天性本能,也不是人际的交流关系,而是他们都相信着共同的虚构神话故事。”

问题是,虚构的故事是怎么支撑着整个帝国的?

这可以看看两个史上最有名的虚构故事:(1)大约公元前1776年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可以说是几十万古巴比伦人的合作手册;(2)公元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这可以说是现代数亿美国人的合作手册。

公元前1776年,巴比伦是当时最大的城市,而巴比伦帝国也很可能是当时最大的帝国,子民超过百万,统治着大半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包括现代大半的伊拉克地区和部分的叙利亚以及伊朗。

巴比伦帝国的国王就是汉谟拉比,而他之所以有名,主要就在于以他命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汇集了各种律法和判例,并将汉谟拉比塑造为一个正义国王的榜样,使其作为更一般的法律体系基础,以便教育后世子孙,何为正义以及正义的国王该如何行事。

《汉谟拉比法典》认为,巴比伦的社会秩序根源于由神所指示的普遍且永久的正义原则。在这里,阶级结构原则至关重要,即《法典》将所有人类分成男女两种性别,以及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三种阶级;而性别和阶级不同,价值也就天差地别。比如,一个平民女性值30舍客勒(约8.33)的银子,一个女奴隶只值20舍客勒,但平民男性的一只眼睛就值60舍客勒的银子。

法典列出大约300条判例,其固定写法是“如果情形如何如何,判决便应如何如何”,例如:

196. 若某个上等人使另一个上等人眼瞎,便应瞎了他的眼。

197. 若他使另一个上等人骨折,便应打断他的骨。

198. 若他使某个平民眼瞎或骨折,他应赔偿60舍客勒的银子。

199. 若他使某个上等人的奴隶眼瞎或骨折,他应(向奴隶主人)赔偿该奴隶价值的一半。

209. 若某个上等人殴打一个上等女子、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她10舍客勒的银子。

210. 若该女子丧命,他们应杀了他的女儿。

211. 若他殴打某个平民女子、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她5舍客勒的银子。

212. 若该女子丧命,他应赔偿30舍客勒的银子。

213. 若他殴打某个上等人的女奴隶、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2舍客勒的银子。

214. 若该女奴丧命,他应(向奴隶主人)赔偿20舍客勒的银子。

《汉谟拉比法典》也有严格的家庭阶级制度,根据规定,小孩并不是独立的人,而是父母的财产。因此,如果一个上等人杀了另一个上等人的女儿,惩罚就是把凶手的女儿给杀了。这对我们看来可能荒谬至极,因为凶手本人逍遥自在,但他无辜的女儿却得赔上一命。但在汉谟拉比和当时的巴比伦人看来,这再公平正义不过了。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汉谟拉比法典》背后有一项重要假设,这就是只要国王的臣民全部接受各自的阶级角色、各司其职,整个帝国上百万的人民就能有效合作;而且,这么一来,这个社会不但能为所有成员生产足够的粮食并有效分配,还能保护国家、抵抗外敌,甚至扩张领土,以便取得更多财富,得到更多更安全的保障。

巴比伦帝国的历史显示,由上述虚构故事构建的帝国秩序维持了数百年。其间,帝国臣民的确全都“接受各自的阶级角色、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你不能不佩服我们智人祖先的智慧(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统治的艺术”)。

同样虚构的故事在汉谟拉比之后3500年出现: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的民众认为英国国王对待他们不公,于是推其代表群聚费城,于177674签署《独立宣言》,宣布独立。

美国《独立宣言》主张: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与《汉谟拉比法典》一样,都声称自己说的是普遍且永恒的公平正义原则,并且,《独立宣言》也像《汉谟拉比法典》一样找到了神祇(造物主)来背书。不同的是,美国神指示的至高原则,与巴比伦神的指示有所出入,即美国人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巴比伦人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主张区分阶级)。

不管是汉谟拉比还是美国开国元勋,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想象的现实,想象着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而皆准且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或阶级,但这种永恒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象力中,存在于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之中。

“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青年史学家写道,“我们相信某种秩序,并非因为它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因为相信它可以让人提升合作效率、打造更美好的社会。这种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绝非邪恶的阴谋或是无用的空谈,而是唯一能让大群人类合作的救命仙丹”。但是也别忘了,汉谟拉比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捍卫他的阶级原则:我知道所谓上等人、平民和奴隶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人们普遍相信这种阶级秩序,就能创造出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大文豪伏尔泰曾说过,“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

我们智人社会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只要人们普遍相信某种客观上并不存在的原则、秩序,并相信这种原则、秩序能够带给自己实际利益,那么,这样的社会秩序和多多少少打了折扣的利益(比如奴隶有饭吃、现代人有工作)就真的会出现。

当然,由虚构故事形成的原则一开始也许并不统一、也不够真实。例如,美国《独立宣言》颁布后,仍然存在奴隶制、种族隔离和妇女缺乏选举权等等问题。但是,如果要让社会长治久安、繁荣发展,那就得使现实与虚构原则逐渐接近而不是相背离。美国后来的废奴、禁止种族隔离以及提高妇女地位等等举措就是向《独立宣言》的原则靠近。

我们智人的社会秩序是通过想象建构的,而维持秩序所需要的关键信息无法单纯靠DNA复制传给后代,相反,人们需要通过各种努力,才能维持种种法律、习俗、程序和礼仪,否则,社会秩序很快就会崩溃。

汉谟拉比国王将人分为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但这件事并不存在于人类的基因组里,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区分方式。如果巴比伦人无法让大家的心里都有这项“真理”,整个社会就会停止运作。同样,就算是汉谟拉比本人,他后代的DNA里也没记载着上等人如果杀了一个平民女性就该付30舍客勒的银子。汉谟拉比必须特地教导他的儿子,告诉他帝国的法律是如何如何,以后再由他的儿子来教孙子,以此代代相传。

(三)

自然界的秩序是稳定不变的,就算人类不再相信世界上有重力,重力也不会一夜之间就此消失。但与之相反的是,依靠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总是有一夕崩溃的风险,因为这些秩序背后靠的都是虚构故事,只要人们不再相信,一切就风云变色。为了维持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必须持续投入大量心力,甚至还得掺入些暴力和胁迫的成分。例如,为了让民众不违反想象建构的秩序,国家就需要有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如果一个古巴比伦人让邻居打瞎了眼睛,想要执行“以眼还眼”的规定,就不得不实施暴力措施。而在1860年(《独立宣言》颁布84后),虽然大部分美国公民都已经认为黑奴也是人,必须享有自由的权利,但这时也是靠着一场血流无数的内战,才让南方各州黯然接受这个原则。

当然,光靠暴力还不足以维持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社会秩序,我们另外还需要一些真正坚信如此的信徒。很多时候,一名牧师的效果大过一百名士兵,而且更便宜、更有效。

其实,不管刺刀多有效,也总得有人来刺。如果士兵、狱卒、法官和警察根本不相信某个想象建构的秩序,他们又怎么会照办呢?况且,在所有的人类集体活动中,最难组织推动的就是暴力活动。如果说社会秩序是由武力来维持,那立刻就会碰上一个问题:军队秩序是由什么来维持的?想靠威胁来维持军队组织显然不太可行。因此,至少必须有某些军官和某些士兵真正相信某些事情,不管是上帝、荣誉、祖国、男子汉气概,或是单纯相信金钱也成。

最后,如果人们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来的社会秩序能够维持长久,那么,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精英分子)就必须真正相信它。

(四)

我们智人创造出来的所有社会形态其实都是由智人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稳定运转的先决条件是,全社会的人必须相信自己的社会秩序。那么,要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些秩序?

青年史学家给出了以下答案:

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个客观事实,是由某个伟大的神或是自然的法则所创造。如果要说“人人不平等”,不是因为汉谟拉比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巴比伦的神的旨意;如果要说“人人平等”,也不是因为托马斯·杰斐逊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的方式;同样,如果要说“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不是因为亚当·斯密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自然不变的规律。

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始终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还是建筑、食谱和时尚。

回头想想我们的社会秩序。半个多世纪前,基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故事,而推广公有制、消灭私有制。40年前,计划经济破产,个人(而非制度)私有制被重新肯定,随后,公有制的最高理想被清除出了官方语言平台。如果说,20多年前,腐败还是以点为特征的话,那么,20年后,腐败已经以面的形式存在,并且,几乎在公有制的一切领域(包括慈善领域、甚至军队)都普遍发生了腐败。时至今日,因为最初虚构的故事过于粗糙,已经被现实弄得千疮百孔,不仅民众,甚至精英阶层,也已经普遍不信。按照青年史学家的上述观点,这是虚构故事、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之大忌。

今天,新的虚构故事并没有出现,“褒公有制、贬私有制”的故事又无法自圆其说,于是,整个社会事实上处于多元故事难以统一的局面。

在近代史上,清王朝灭亡后,就是因为缺乏共同的虚构故事,或者说虚构故事未能深入人心、形成全民共识,导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当然,由共同虚构故事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相对地说便比较稳定;反之,仅有虚构者或少数精英相信的故事,难以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事实上,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是以人们共同想像的概念的形式存在,例如神、金钱、法律、人权、国家。无论是美元、人权还是美国,都存在于数十亿人的共同想象之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无力撼动这些概念。

就算某个独立个体下定决心不再相信美元、人权和美国,也无法造成任何改变。因为,想要改变这些由想象建构的秩序,就得同时改变数十亿人的想法,这绝非易事。

因此,想要达到这种规模的改变,就必须有复杂的组织在背后协助,可能是政党,可能是思潮运动,也可能是某个宗教教派。然而,为了建立这种复杂的组织,人们就得说服许多陌生人共同合作,而这又得靠着他们都相信的另一些共同的虚构故事才行得通。由此可见,为了改变现有由想象建构出来的社会秩序,就得先用想象建构出另一套秩序才行。

总之,“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了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只是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而已。”

当然,这里应该包含着某种想像的“进步”,并且能够带来真实的社会进步。

201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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