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农困局”作者 李尚勇

【说明】本文是书稿《求解三农困局​》中的部分内容。 

（一）

所谓“现代化农业”本质上是“石油农业”，即“利用土地把化石能源转化成食品”[②]。从生态环境和人类食物链的高度看，这一“非绿色生态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化石油农业“不可持续”的性质。

如果说，上述“非绿色生态性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只是一种长趋势，眼下还不具有现实危险性，那么，中国石油供应链条的意外断裂就是一种短趋势，作为突发事件，它可能会给现代化石油农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④]

可见，中国石油的现实平衡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撇开意识形态不说，地缘政治所引发的任何局部军事冲突（或小规模局部战争），都可能使中国石油供应链条意外断裂。

假如，笔者是说假如，因为某种突发性事件，中国石油供应链条意外断裂，它会给中国的现代化石油农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提前应对？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先来看看两个遭遇石油“断供”的极端个案，这其中就蕴涵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

1990年代初，朝鲜现代化石油农业崩溃的严重后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极好个案。

朝鲜战争结束后，从1953年到1970年代初，不到20年，朝鲜便实现了美国标准的农业现代化。这主要是受益于中国和前苏联的大力支持。朝鲜国土面积仅12万平方公里，中苏两大国的“大力支持”，迅速提升了朝鲜农业的现代化装备水平，朝鲜因此全面实现了农业机械化。1960年代末，朝鲜农村全部通电；1970年代末，朝鲜粮食实现自给自足；1980年代初，全部耕地面积的70%实现灌溉，插秧的95%和收割的70%实现机械化。1976年，朝鲜粮食总产量达到800万吨；1984年，首次突破1000万吨，实现了粮食自给并部分出口。1980年代末，朝鲜城市化率已经高达70%。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朝鲜与日本是东亚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称“东亚双雄”，朝鲜被欧美誉为“远东战后的经济奇迹”。有统计称，1953年以后的10年，朝鲜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25%，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之冠。朝鲜“1979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折合1920美元”（《世界经济年鉴1981》P151），远高于中国，也高于韩国。

经济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当年朝鲜的社会保障水平。从1979年开始，朝鲜实行全面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制度，甚至为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学生免费供应外衣、内衣和鞋子等生活必需品。一般认为，1979年的朝鲜已经是一个准现代化国家。[⑥]

石油停供，农机配件短缺，农业机械全面“爬窝”，迫使朝鲜动员城里人“上山下乡”，重新回农村当农民，并且是使用锄头、铁锨和镰刀种地。这种城市化的“逆转”异动，显然有悖于人的天性（由乡村走向城市易，反之则难），因而遭遇诸多阻力。有学者指出，朝鲜的那些“脱北”之人，其实多半是“脱农者”，即他们不愿意“上山下乡”，不愿意重新回到农村、农业去做传统农民。

199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实地调查后报告说，朝鲜4 / 5的农业机械和设备由于缺少燃料和配件而无法使用。调查人员在考察中看到，大量拖拉机、播种机、运输卡车和其他农业机械搁置在农田周围无法使用，“由于找不到运输卡车，已收割的粮食被长期堆放在地里”。

此时，朝鲜城里人正在挨饿，它残存的运输能力甚至不能喂饱它的城市居民。

一个现代化的农业体系一旦崩溃后果不堪设想；并且，越发达，越机械化，越现代化，农业衰退得越惨，因为，一旦石油中断，从生产到餐桌的所有环节都会“停摆”。

想想我们那些10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仅仅运输瘫痪或半瘫痪就足以让其崩溃——14亿人口狂热追求70%的城市化率，这实在是一件令人……的事情。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朝鲜显得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及时对超前现代化进行反思，没有通过根本性变革去应对危机，而是“死守现状”。这显然“加剧了持续到现在的粮食短缺”，例如，“由于缺少化肥，单产下降后政府盲目大规模开荒，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单产进一步下降，形成越开荒越荒的恶性循环”。朝鲜的现代化农业陷入绝境。[⑧]

虽然外界不知道朝鲜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但“饿死人”是毫无疑问的。

一个由外援支撑、由石油维持的现代化“神话”就此破灭。没有根基、不可持续的超前现代化，尤其是超前农业现代化和超前城市化，最终以悲剧终场。

朝鲜石油农业的崩溃是一个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经典个案，需要全人类精英，尤其是那些主导美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精英，认真思索，深刻反思。

（三）

实际上，当年遭受“苏联解体、苏东巨变”打击的不仅有朝鲜，还有加勒比海北部岛国古巴。但令人意外的是，古巴的农业并没有像朝鲜那样彻底崩溃，相反，它在经历了“第一波”打击之后及时调整政策，终于化险为夷，顺利实现了由现代化石油农业向绿色生态农业的转型。

以下资料来自陈美玲、爱德华多•费依以（古）的《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一文。（香港社区伙伴出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古巴也是按照“现代化石油农业”的模式，在农业“实施了大规模的现代机械化项目”，其灌溉基础与机械化设施比同一地区的其它国家多4倍以上，拖拉机使用密度与发达国家类似。同时，规模化种植“引发了大范围的单一栽培和使用大量的农药和化肥”；“为了增加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出口，古巴使用每公顷相比美国两倍多的化肥量”。

到1980年代后期，古巴每年进口化肥13亿吨，比1958年增加900%；进口农药9500吨，耗资8000万美金。从相对数来看，古巴每年需要进口94%的化肥、96%的农药、97%的动物饲料，来维持其农业生产。

由于高度依赖外部资源，大量进口农业生产资料，再加上土地利用效率低（这是规模化种植的特点），早在1970年代，古巴的现代化石油农业便“开始显示出低效率的迹象”。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及机械化规模种植，明显使古巴70%农田的土壤退化。后来的研究显示，古巴有45%—60%的土壤缺乏有机质，14%的土壤出现盐碱化，48.3%的土壤被腐蚀，40.3%的土壤酸度过高。

当年，苏联为古巴提供了它所需要的70%的石油和75%的粮食，而古巴则以出口85%的糖作为交换。

1989年，苏联解体，再加上美国封锁，古巴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急剧下降，古巴的粮食和经济体制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而“粮食生产与供应系统近乎崩溃”。“每个人一天所吸取的热量由2908卡路里跌至1995年的1863卡路里，平均每个古巴人减轻20磅的体重”。古巴人均食物（吸收热量）减少了36%，这与朝鲜的情况类似。

不过，与朝鲜“死守现状”不同，古巴人应对上述农业危机的思路很清晰，那就是果断放弃“石油农业”，广泛动员民众，迅速恢复传统生态农业。

过去20年间，“在有机肥料、土壤保持、作物与禽畜管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古巴实现了生态农业的顺利转型，从而扭转了粮食短缺的被动局面。

具体地说，古巴生态农业转型主要依靠了以下一系列配套措施：（1）政府下放资源配置、生产、销售和分配等方面权力（农业体制改革）；（2）借助广大民众的力量，创建、改建了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3）依托一系列国家计划和农业发展项目来实施土地政策的改革。这些项目包括，生态农业灯塔项目、都市农业计划和推广国民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大众米”。

1、生态农业灯塔项目。

该项目始于1990 年代初，即古巴农业危机刚刚开始时。用中国话说，古巴实施该项目就是为此后的生态农业转型进行小范围“试点”（所谓“灯塔”，即为生态农业转型指路）。他们“应用生态农业理念，在全国范围内寻求关键区域以推广可持续性生产体系的农场”。“试点”首先选择在哈瓦那省内两市的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覆盖了“这两个地区的约150个家庭和近400位农民”。

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这“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农业网络和扩展组织、全国小农协会和国际乐施会等机构。同时哈瓦那农业大学和农业中专技术学校也提供培训支持”。

2、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大众米”运动。

所谓“大众米”是指大众种植的大米。它是古巴人的“生存策略”之一。

石油农业的崩溃首先冲击的就是大米生产，到1993年，古巴的大米产量比1989年“下降了67%”。民众感觉到了生存压力，于是自发地起来自救。“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开始到处种植水稻，尤其是到小型区域、边缘地带、贫瘠的路边或有水的低洼地带去种植”；“短短4年间，‘大众米’的产量超过了‘专业’水稻”。

“大众米”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1）以最小的投入进行可持续的生产；（2）使用适应不同生态系统的品种；（3）使用生物肥料、生物农药、有机物质和绿肥（堆肥）的作物轮作系统；（4）利用生物多样性；（5）中小规模生产；（6）广泛使用畜力和农民培训”。

由于“大众米”的高产，古巴政府开始出面支持“大众米”种植，并力促其扩大生产。1996年，发展“大众米”并推广产量的任务下达给了农业部门的水稻研究所；1999年底，农业部门又出台政策，允许民众小面积承包土地。到 2001 年，“‘大众米’项目产出了岛内50%的大米，到2008年达到了75%，占全国粮食消费的35％”。

3、都市农业。

“都市农业是指在城市和城郊地区进行密集的粮食生产”。当年，为了解决“吃饱”的问题，在古巴的城市和城郊地区，陆续有人开始建造一些庭院农圃，利用传统生态农耕，“尽可能多地生产食物”。很快，都市农业便“获得了政府和许多机构的大力支持”。

都市农业模式基于小规模、低投入、分散生产。它从城市废物和副产品中获得有机物作为肥料，并采用生物防虫技术（随后便立法禁止使用农药）。

古巴的经验证明，生物防虫有利于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功能的恢复，有害物种的种群也能得到控制和调节。目前，古巴“有超过200 个在不同地区及省市层面设立的虫害生物防治中心，用半工业或手工生产生物控制和预防虫害的材料，被认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层控制害虫的革命”。

目前，都市农业项目覆盖了以14个省会为中心方圆10公里的区域；以市区为中心方圆5公里的区域；以及以城镇为中心方圆2公里的区域。2008年的数据显示，都市农业项目的覆盖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4.6%”。

在过去10 年，古巴都市农业项目“使新鲜蔬菜的收获总量增长了1000倍”；“到2007年底，都市农业生产的新鲜蔬菜占全国消费总量的75％”，这还“不包括小型家庭试验田和后花园的产量”。

从总体上看，古巴生态农业的发展，“得到了农民、多个机构、大学和研究中心的支持，已成功地找到替代短缺的燃料、肥料和农药的方法，正如畜力牵引替代拖拉机和燃料使用；轮作，多种作物间作等丰富作物种植的多样化；绿肥，堆肥，蚯蚓养殖，豆科作物种植，生物肥料如菌根、根瘤菌和生物质等快速地增加土壤肥力；种子保护和生物防控替代化学农药”；“1988—2007 年间农民虽然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但农作物的产量却增加了”。

（四）

在中国人的眼里，朝鲜和古巴都是“弹丸之地”，但在笔者看来，朝鲜的“崩溃—大饥荒”和古巴的“崩溃—转型”对中国都极具现实意义。因为，如果石油“断供”，中国最有可能遭遇的情况很可能是，“朝鲜＋古巴”。

14亿人口大国，没有条件像古巴那样，全国说转型就立马转型。更多的情况也许是想转型也难以转型。

因为1950—1970年代的错误人口政策，导致中国人口持续膨胀至今，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人口压力最大的国家。（尽管最近20年，中国人分享了“人口红利”，但随后的人口压力“天大”。）

以2010年的数据，在我国“人口分布地理线”以东地区居住了全国92.9%的人口（12.4亿人），人口密度321人/平方公里（接近日本的人口密度）；在我国中、东部18省市有约10亿人口，人口密度430人/平方公里（超过日本人口密度）。若用“人口压力指数”（它等于“人口密度×总人口”）去描述一国（或地区）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那么，我国“中、东部18省市（10.16亿人）的人口压力指数高达4743，在全球拟排第1位”。

笔者在《人口困局》一书讨论过，若在全国推广“可持续的绿色生态食品种养殖模式”，停止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那么，“我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因此，“我们不得不让13.4亿人口一起去大量‘消费’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和二恶英毒素”。[⑩]

2年前的一天，笔者在江边散步时，与一位正在地里劳作的80岁老太婆聊天。她认为现在完全依靠种子公司风险很大：不能自留种，终会遭遇大饥荒！我对老太太有此观点吃惊，不是对“遭遇大饥荒”吃惊，而是这一观点出自一个“三年大饥荒”的幸存者。也许，她比我们那些主导“绝育”种子公司的专家看得更远。

在笔者的视野之外，更多的绿色生态种养殖在全国各地远离城市的乡村，如星星般“闪烁”。笔者“蓦然回首”，发现它们竟然也在我的周围。近两年，夫人去农贸市场，总有一些时候能够买回城郊农民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蔬菜，偶尔也能买到不含激素的猪肉；今年，小城里已经有几家专门销售不用激素的生态鸡鸭和猪肉。今年年初调研，我和同事竟然发现了早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生态奶牛养殖场。主人为我们端上来的鲜牛奶，口味“真的不一样”。

笔者普通老百姓一个，没有“特供”，但已经有渠道吃到部分绿色生态食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兆头。当然，笔者的这种待遇主要得益于远离了大中城市。

显而易见，这样的绿色生态种养殖越多，它所探索的绿色生态种养殖道路就越宽，未来中国遭遇“意外”时，也就会有更多的人可能逃离朝鲜那样的灾难，而中国受到的冲击也会因此而减小。

大部分人逃不掉，但越是觉悟得早，就越有可能远离灾难。

最后，我们仍然要记得朝鲜的深刻教训：朝鲜现代化的失败，尤其是现代化农业的失败，本质上是石油经济尤其是石油农业的失败。这是全球各国石油经济尤其是石油农业崩溃的预演，是上天对人类目前不可持续、非绿色生态发展模式的一次严重警告！

无视这种警告的后果应该很严重！

（五）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到，“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人类很可能正走在一段弯路上”[11]。而“美国式农业现代化”正是引领人类步入歧途的根源。当然，它也是人们沿着“工业化”线性思维的产物。

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美国农业高度机械化和化学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美国农地表层土壤从1960年以来流失了一半。而现在美国表层土壤流失的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7倍”；由于灌溉方式不当和滥用化肥，美国大约有1/10的可耕地，“在过去50年里因盐碱化而土质退化严重”。

与此同时，美国的化学化农业遭遇到“效益递减”的问题。例如，1980年平均每施用一吨化肥可以收获15—20吨玉米；但到了1997年，每施用一吨化肥只能收获5—10吨玉米。

美国产业化大农业带来的大规模单一化种植，使得一些病虫害大规模爆发，即使“爆打”农药也无法控制；同时，大规模单一化种植也使得大部分食品需要长途运输才能到达终端市场。

“依靠大型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长途运输，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美国农业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农业。每生产1卡路里的食品，就需要投入10卡路里的化石燃料。”[12]

3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学习和模仿美国的农业发展模式，这包括把农业机械拥有量、化肥使用量、农膜使用量，甚至农药使用量等指标，都看成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标志。[13]

如果说，中国采用美国式农业模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激素是迫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近些年羞羞答答地推动规模化种植，鼓励非农资本下乡，就主要是利益驱动。

实际上，中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的单产水平远高于美国式大规模耕种。在自然条件特别好的地区，例如笔者所在地区的几个乡镇，1980年代前后，水稻单产超过1000公斤/亩，小麦单产接近500公斤/亩[14]。

农业统计数据显示，除开这类特例，上述判断也依然成立。1990年代，美国稻谷单产413.2—441.5公斤/亩，小麦单产177.1—191.5公斤/亩，玉米单产495.9—559.9公斤/亩[15]。2016年，双河村“全面生态种植”的生态水稻平均单产接近500公斤/亩；蒋高明研究员的弘毅生态农场，2010年，小麦和玉米单产分别为480.5和547.9公斤/亩[16]。

美国人采用机械化、规模化耕种是因为它地多人少（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高达57公顷/人）。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0.1公顷/人[17]），本来没有普遍采用机械化、规模化耕种的理由，但现在有理由了，这就是，70%的城市化率需要更多农民进城。

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忽悠农民进城？或者问，农民进城对谁有好处？最后还是可以在利益那里找到答案。

不过，终极问题还是要追溯到能源、石油。如果说，石油产量峰值这个全球性危机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但是，石油供应链条意外断裂却有可能被人恶意利用，并致中国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一点，全球精英心知肚明，不点破而已。

错误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可以改正的，另一种是没给你机会去改正。关乎14亿人口生存的方向性错误，多半没机会改正。

2016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