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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多生孩子以改善人口结构”是错误的?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这里的基本逻辑是,若联合国“高生育率方案”会带来严重危机甚至灾难,那比“高方案”更高的人口方案(比如放弃生育控制,甚至鼓励生育)就更荒谬了。结论是:试图通过“放松人口控制”去增加劳动人口从而改善人口结构的做法,无疑于“饮鸠止渴”,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遗祸无穷。

2016年10月,由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的201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出版。书中指出: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结婚和生育年龄的一再推迟,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为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甚至取消生育限制。(蔡昉、张车伟:《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0月)

这是典型的人口民粹主义思维方式:罔顾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绝口不提现实资源环境对人口数量的硬约束,用“以人口论人口”的粗劣手法,杜撰伪人口理论,混淆是非,误导公众和国家管理高层。

一般规律是,任何撇开现实资源环境约束的人口政策主张,都可能落入“伪人口理论陷阱”。

民粹是一种平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的主要特质就是平民对政府的怨怼。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为平民主义)是指平民论者利用平民不满现状的意见或不满情绪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主张。

人口民粹主义杜撰伪人口理论,并利用部分民众对计划生育的不满情绪,向政府施压,企图影响政府的人口政策,迫使政府放松继而最终放弃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

《大国空巢》和《中国人太多了吗?》是人口民粹主义的代表作,他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那么,为什么现阶段“通过多生孩子去增加劳动人口从而改善人口结构”的做法是错误的呢?这要从人口老龄化说起。

人口民粹主义思维方式一般都拿人口老龄化去“吓唬”公众和管理层。甚至有些人口学家也迷糊了,说:“在今后相当长时间,真正值得关注的基本国情,已不再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而是中国人口加速变老”。(王丰:《老龄化挑战中国经济转型》,《中国改革》,2012年第4期)

笔者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对于放松人口政策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伪命题。

笔者的《人口困局》一书用联合国的人口数据分析如下:

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人口专家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普遍性的,它会影响每个人;人口老龄化是经久不衰的,它在整个21世纪将始终存在;人口老龄化是深刻的,它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重大的后果和效应,这包括经济领域、社会层面和政治;人类的每一方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和精神上——都将产生变化。

在21世纪,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将经历一个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人口老龄化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

发达国家分别在1940、2000年代分别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和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比例14%);日本、德国分别在2006、2010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比例20%)。中国将在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比发达国家(日、德)晚30-50年;中国超级老龄化的峰值也比日、德、韩等国低几个百分点。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中偏下”。没必要大惊小怪,反应过度。 

 

人口民粹主义由“人口老龄化”问题引申出了所谓“少子化”、“劳动人口不足”等问题。

有人惊呼,“28岁至40岁的青年劳动力10年后将骤降一半”(记者张楠:《建议放开二胎禁止三胎》,《北京晚报》2011年3月6日,第2版)。有学者断言,“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总量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已不再是总人口失控,而是过度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重定中国生育政策》,《中国改革》,2012年第4期)。

根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判断,上述论断过于武断,且夸大其词。 

    与人口老龄化形势严重的日本、德国和韩国比较,中国的人口结构比他们合理。在这种情况下,若日、德、韩不会仅仅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崩溃,那么,中国也应该不会。如果情况真的恶化,那一定是老龄化以外的原因(如体制弊端、尤其是养老体制弊端),以及应对老龄化的对策出错。(见下图) 

下面来看看“多生孩子”有没有人们期待的“改善人口结构”的积极作用。

《人口困局》一书曾比较了联合国高、中两个生育率方案中儿童、老人、劳动三类人口比重的差异,以便确定“多生孩子”的后果(这里的基本逻辑是,若联合国“高方案”会带来严重危机甚至灾难,那比“高方案”更高的人口方案(比如放弃生育控制,甚至鼓励生育)就更荒谬了):

按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5版)》的人口增长趋势数据,中国“高生育率方案”相当于将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到2.2左右,而“中生育率方案”相当于将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7左右。

图11-7显示,2010—2055年,联合国高方案的“儿童老人比重”比中方案高,该比重差的峰值为2.63个百分点;与此相应,高方案的“劳动人口比重”比中方案低,该比重差的谷值为-2.63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若采用联合国高方案(总和生育率平均比中方案提高0.42儿童/妇女),大约需要50年时间,才能够取得调整人口结构的真实效果,使劳动人口比重超过中方案,而且其峰值也不过2.83个百分点。但此时,总人口已经开始新一轮上涨,并直逼16亿人大关(这意味着中国的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会崩盘)。

可见,“稍微放松”人口控制、(“多生孩子”)所带来的人口结构改善微乎其微。若叠加上总人口恶性膨胀的恶果,那么,可以肯定,试图通过“放松人口控制”去增加劳动人口从而改善人口结构的做法,无疑于“饮鸠止渴”,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遗祸无穷。(《人口困局》第277、278页)

实际上,如果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再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那么,“多生孩子”真正增加的只能是天大的人口压力和巨大的就业压力。

*                  *                  *

目前,中国的人口增长趋势来到了“三岔路口”,向上,走向联合国高生育率方案,整个21世纪都没有真正向下的人口增长拐点;向下,走向中方案,人口增长出现真正向下的拐点,并在21世纪末实现“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

是坚持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还是放松甚至放弃人口控制,这决定了中国人口趋势的基本走向,也决定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和后果。

虽然未来并不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次,历史没有给我们民族留下“犯错再改正”的机会。

 

2016年12月28日

 

参考资料

《李尚勇:根治雾霾的两个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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