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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垦荒:毁林毁草围湿地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2-2):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人进林退,人进草退,人进水退,人进湖退,人进海退;与此同时,水进人退,风进人退,沙进人退;而更加凶狠惨烈的是,凡是人类活动过的地方都象失血一样大量流失土壤,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层正在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变薄,人们对此几乎完全无可奈何。

中国粮食主产区越来越多的向北方缺水地区集中,这种粮食生产格局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在中国,因为人口过度膨胀,几乎所有可供人类开垦的土地,包括宜耕不宜耕的土地,其实早已开垦完毕。图2-1显示,中国耕地总量在1980年达到峰值,此后耕地总量只减不增。这不是因为“垦荒”停止了,而是因为新增耕地远远赶不上减少的速度,而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城市化占用耕地,而是先前开垦的不宜耕土地被迫退出耕种。另一方面,尽管人们至今仍还试图“垦荒”,但目前事实上已经处于“垦无可垦”的境地。

中国几十年的垦荒运动波澜壮阔。在图2-1所显示的中国耕地总量变动趋势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耕地变动形式,其中,既有人们向荒山森林要地、向草地沙漠要粮的壮举,也有大自然疯狂报复,掠地毁田的凶狠。人进林退,人进草退,人进水退,人进湖退,人进海退;与此同时,水进人退,风进人退,沙进人退;而更加凶狠惨烈的是,凡是人类活动过的地方都象失血一样大量流失土壤,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层正在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变薄,人们对此几乎完全无可奈何。

一、毁林毁草开荒种粮

图2-1数据显示,中国耕地面积总量在1980年达到峰值,与1950年相比增加了29.64%,大约增加了3082万公顷(4.62亿亩)。这些增加的耕地面积主要通过官方有组织地开荒、造地、造田所形成,这包括持续了30年的大规模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围湿地造田等等“全民开荒造田运动”。

当然,其中,最为荒谬的莫过于“文革”后期大量“知识青年”去生态脆弱的草原“毁草开荒”,“向草地要粮”,其结果导致草原生态大破坏,开荒后的土地及其附近草原迅速荒漠化。

有资料显示,“在内蒙古等地每开垦1亩草原往往就会引起周围3亩左右草地沙化” [1] 。30年后的研究表明,中国农牧交错地带的荒漠化速度因此而大大加速。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典型地区的荒漠化面积占研究区面积比例迅速增加到47.8%,到80年代中期进一步增加到55.2%。在著名的鄂尔多斯草原、科尔沁草原和察哈尔草原,20世纪80年代中期,荒漠化面积比例竟然分别高达93.6%、77.6%和66.1%。 [2]

1980年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耕地总面积呈下降趋势,但是,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围湿地造田的活动一直持续进行,只不过1999年以后的规模有所减少而已。

毁林开荒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与古代不同的是,当代“人口高位运行”,人们所需要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多地超过了生态平衡所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

1950年以来的60年间,耕地和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受此约束,全国毁林开荒、扩张耕地的步伐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有关专家通过卫星遥感及数据分析技术对20世纪90年代全国毁林开荒过程进行了遥感监测,监测数据显示,“该时期有17630平方公里(176.3万公顷)的林地被开垦为耕地。不同面积等级的开垦过程在不同流域分布也不同:面积小于10公顷和介于10~100公顷的被开垦林地较广泛地分布于各大流域;而面积介于100~1000公顷的被开垦林地主要分布于松辽流域、黑龙江流域和东北东部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云南省所在流域;大于1000公顷的被开垦林地则几乎全部分布于松辽流域、黑龙江流域和东北东部流域。坡度大于3°的毁林开荒地面积占总面积的29.5%”。 [3]

按有关部门的规划,1999—2010年,包括25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1897个县区市(旗),需要退耕还林1466.7万公顷(2.2亿亩),“陡坡耕地基本退耕还林还草”。 [4] 这意味着,中国之前毁林毁草开荒面积中,有超过2.2亿亩不适宜耕种,这占中国前30年新增耕地的47.6%。

中国《退耕还林条例》第15条规定的退耕还林范围是,水土流失严重的;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的;生态地位重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5] 在实际操作中,退耕还林的重点是坡度在25°以上的坡耕地(包括梯田)。

就笔者亲眼所见,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出台(1999年)以前,在那些偏远山区农村,由于人地矛盾突出,那些贫穷农民甚至将60°以上坡度的贫瘠山地也种上了粮食。由于这样的“陡峭山地”连牛也站不稳,所以全靠农民人工耕种;因坡地太陡,位置太高,引水灌溉完全无从谈起,人们自嘲“靠天吃饭”。

进入21世纪,一些地方毁林毁草的开荒脚步虽然放缓,但却没有停止。即使在那些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的地区,也因为生存压力过大,一些农民又自行恢复耕种。

根据遥感数据,2000—2009年,三江平原北部7县市“耕地面积由214.31万公顷增加至285.10万公顷”;期间,通过开垦沼泽地(占49.23%)、林地(占24.73%)和草地(占12.36%),新增耕地73.64万公顷;扣除退耕还林还草面积2.84万公顷,净增耕地70.8万公顷,增幅33%。该地区垦殖率因此而提高到67.3%的高位。 [6]

二、向湿地要粮

我们知道,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是具有多种独特功能的生态系统,它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原料和水资源,而且在涵养水源、补充地下水、蓄洪防旱、调节气候、控制土壤侵蚀、降解污染、维持生态平衡以及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当人口过度膨胀、生存压力增大以后,“征服”湿地就成为人们继“征服”林地之后的又一选择。

根据中国首次湿地调查(1995—2003年)资料,中国天然湿地总面积为3620万公顷,其中,沼泽湿地、湖泊湿地、河流湿地和浅海水域湿地分别占37.8%、23.1%、22.7%和16.4%。 [7]

国家林业局湿地专家2000年估计,上述天然湿地有40%严重退化。“开垦农田和城市开发是湿地面积消失和退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人口密集的沿海、沿湖地区,湿地不断受到蚕食”。

与1949年相比,20世纪90年代末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泊面积(仅剩下10493公顷)减少了59.4%,其中,洞庭湖面积(仅剩1503公顷)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减少了62.5%,江汉湖群(仅剩2608公顷)减少了56.2%,四湖地区(仅剩707公顷)减少了65.2%。

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沿海湿地面积的50%(约219万公顷)被围垦,其中,44%围海造田,10%用于盐业生产,46%是城乡工矿围海造地。“围海造地工程使沿海湿地面积以每年2万多公顷的速度减少”。 [8]

湿地专家总结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围垦湿地主要以开垦农田为目的,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主要以水产养殖为目的。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第四次填海高潮,这主要是沿海地方政府主导的港口经济和临海工业区,其围海造地的规模远超过去。 [9]

“近10年来,中国因围填海失去了近50%的湿地;2002—2007年,湿地消失速度从20平方公里/年增加到134平方公里/年”;2010年填海造地面积达1.36万公顷(约136平方公里);2011年初曝光的“中国908项海岛海岸带调查”显示,因为围海造地,在过去20年间,中国有700多个岛屿消失;在广西,海岸带开发已经使70%的红树林消失。

围海造田造地“最大的弊端是人为改变了海岸线的位置,而这些海岸线是海洋与陆地在千百万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海岸线附近的湿地、近海生物等也受益于这种平衡。一旦人为地将海岸线前移,这种平衡便被打破”,由此将引发一系列的生态平衡问题,并带来生态灾难。 [10]

荷兰和日本有着悠久的围海造地历史,在吃尽了由此带来的近海严重污染、生物绝迹等生态恶化的苦头后,两国相继开始反其道而行之。

1990年,荷兰通过了“回归大自然”计划,1992年6月开始实施“还地为湖”计划,进入21世纪又推出“退滩还水”计划,尝试重造湿地滩涂,并把部分土地归还大海。日本花巨资专门设立了“再生补助项目”,试图恢复海岸生态,但这非常困难。于是,日本海洋环保机构开始试验人造海滩、人造海岸和人造海洋植物生存带,据说这“颇为有效”。[11]     

三、三江平原大垦荒

三江平原素有“北大荒”之称,是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冲积而形成的低平原,土地面积为10.89万平方公里(1089万公顷),是中国湿地集中分布且面积最大、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之一。1763—1840年,清政府为保护其“发祥之地”,实行“封禁政策”,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湿地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废除了封禁政策,大批汉人涌入东北,该地区的农业开发活动逐渐加强。 [12]

但直到清末,三江平原依然人烟稀少,“1893年耕地面积2.9万公顷,仅占区域总面积的0.27%,平原区沼泽、沼泽化草甸植被大面积连续分布,山地为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1949年,三江平原仅有耕地78.6万公顷,垦殖率(即耕地面积占区域土地面积的比例)7.22%,平原内部仍以沼泽和沼泽化湿地为主要景观类型。  

1949年以后,随着全国人口和本地区人口迅速增加,三江平原经历了四次开荒高潮。第一次开荒高潮是1949—1954年,以建立大型国有农场(友谊农场)结束,共计开荒6.67万公顷。第二次开荒高潮是1956—1958年,10万转业官兵进入三江平原,仅1958年就开荒23.06万公顷。第三次开荒高潮是1969—1973年,三江平原接纳了45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仅1970年一年,兵团开荒就达14.5万公顷。第四次开荒高潮始于1975年,当年各县农民趁连续干旱、沼泽干涸之际大量开荒;1975—1983年,各县开荒面积达97.8万公顷。

截止到1983年,三江平原耕地面积增加到352.1万公顷,是1949年的4.48倍,垦殖率从7.22%提高到32.34%。同一时期,三江平原的湿地面积从534万公顷减少到227.57公顷,减少了57.38%;湿地率从49.04%下降到20.90%。

到1994年,经卫星遥感探测,三江平原耕地面积为457.24万公顷,这是1949年的5.82倍。三江平原的主要景观类型不再是沼泽和湿地,而是耕地。 [13] (见图2-2)

资料来源和说明:(1)略;(2)三江平原土地面积1089万公顷。

2005年,GIS数据显示,三江平原耕地面积为556.9万公顷 [14] ,垦殖率达到51.14%,湿地率下降到8%以下 [15] 。目前,三江平原建有许多大型国有农场,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仓”。人们往往“引以为骄傲”。

与三江平原开发模式相同的是松嫩平原,其耕地面积1995年达到784万平方公里,占平原土地总面积的46%。 [16]

然而,90%以上湿地消失,再加上大量森林和草地消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生态后果,甚至灾害。

三江平原毁林毁草开荒,破坏了森林、草甸和沼泽等自然植被,改变了原来的湿生环境,也影响了当地的气候模式。由此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17]

(1)区域气候趋于暖干,湿地水文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湿地地表积水减少和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气温上升了1.2~2.3℃,年降水量趋于减少 [18]

(2)大面积开荒不仅使森林资源、小叶樟草场资源和芦苇资源受到破坏,也使珍稀动植物数量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

(“越来越多的物种,特别是珍稀物种因失去生存空间而濒危甚至灭绝”,“许多珍稀动物已不再出现”,许多生物资源日趋衰竭。 [19]

(3)水环境变化,鱼类资源严重衰退,并对水禽的生存和繁殖产生极大的影响。“近20年来(1980—1999年)在松花江已无鱼可捕”;“一些中小河流的鱼类资源较20世纪70年代减少80%以上”。(作者注:这与人口过度膨胀、过度捕涝亦有关系。)

(4)沼泽和沼泽化湿地的消失,使其丧失蓄洪功能,直接导致旱涝灾害频率加大,危害加剧;旱灾和涝灾的发生频率分别提高了10和15个百分点。

(5)北方本是缺水地区,“大面积发展井灌种稻,已引起局部地下水位下降”。

(6)农田失去了天然屏障,使土壤风蚀、水蚀和沙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并普遍造成土地肥力明显下降。例如,开垦30年后,一些农场20厘米以内土壤的有机质下降了89.2%,全氮、全磷、全钾分别下降了79.0%、85.7%、90.9%。

东北素以“黑土地”著称,但如今黑土壤大多流失,到20世纪90年代,三江平原就已经呈现“中低产田(即多年平均粮豆单产在200公斤/亩以下)面积占耕地面积70%”的局面。

有关专家的研究显示,2005年,在三江平原的耕地中,“边际农地(即介于适宜与不适宜之间)和不适宜旱田面积占现有旱田总面积的25.88%”,“边际农地和不适宜水田面积占现有水田面积的8.47%”。

专家指出,“当地农民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尽力扩大旱田面积,在不适宜的土地上也种植了农作物,这实际上是一种广种薄收的现象,是一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现象”。 [20]

“三江平原大垦荒”个案显示,为了解决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我们不得不去开垦那些本来不该开垦的土地,并任由生态环境恶化。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粮食生产格局出现了与生态环境要求相悖的转变,即中国粮食主产区越来越多的向北方缺水地区集中(全国现有13个粮食主产区中,北方缺水地区占7个),这些地区也越来越多地需要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以维持生产,而本来降水丰富、适宜粮食生产的南方地区却越来越多地“退出”粮食主产区行列。这种转变很多时候,不是南方丰水地区削减粮食生产,而是北方缺水地区扩大粮食生产。许多北方地区地势相对平坦,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比如东三省和内蒙古,因而在传统农业日渐凋落衰败的情况下,日益成为规模化耕种的首选地。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粮食生产格局的这种转变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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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2单元:耕地资源

《中国人均耕地因人口增长而锐减》

◎《被迫垦荒:毁林毁草围湿地》

◎《耕地草地因人口膨胀而迅速退化》

 



[1] 王关区:《我国草原退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

[2] 吴波:《我国荒漠化现状、动态与成因》,《林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根据其“表4”资料计算)

[3] 张国平等:《基于遥感和GIS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毁林开荒状况分析》,《地理研究》,2003年第2期。

[4] 王闰平等:《中国退耕还林还草现状及问题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6年第5期。

[5] 国务院:《退耕还林条例》,国国务院令第367号,2002年12月14日颁布。

[6] 杜国明等:《基于遥感的2000-2009年三江平原北部耕地变化特征分析》,《农业工程学报》,2012年第1期。

[7] 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

[8] 张明祥等:《中国湿地资源的退化及其原因分析》,《林业资源管理》,2001年第3期。

[9] 记者王健君:《受伤的海岸线》,《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38期。

[10] 佚名:《围海造田应科学审慎》,《品牌与标准化》,2011年第17期。

[11] 胡小颖等:《关于围填海造地引发环境问题的研究及其管理对策的探讨》,《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年第10期。

[12] 刘兴土等:《三江平原自然环境变化与生态保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 刘兴土等:《三江平原大面积开荒对自然环境影响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地理科学》,2000年第1期。

[14] 刘殿伟等:《基于GIS的三江平原耕地适宜性评价研究》,《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9年第4期。

[15] 孙志高等:《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呼和浩特),2006年第4期。

[16] 安娜等:《中国湿地的退化原因、评价及保护》,《生态学杂志》,2008年第5期。

[17] 刘兴土等:《三江平原大面积开荒对自然环境影响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地理科学》,2000年第1期。

[18] 孙志高等:《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呼和浩特),2006年第4期。

[19] 孙志高等:《三江平原湿地农业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呼和浩特),2006年第4期。

[20] 刘殿伟等:《基于GIS的三江平原耕地适宜性评价研究》,《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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