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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周天勇“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解释”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4个月前,周天勇教授的著作《繁荣的轮回——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解释》(与王元地合著)出版,4个月后,周天勇接受媒体专访,高度概括了他书中重点研究的“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解释”。

他的主要结论是: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了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

他的论证逻辑如下:

(1)一般情况下,一个人长到20岁以后开始工作,有了收入,消费需求一下子放大,即“滞后20年的人口增长就开始刺激经济增长”。

(2)从供给方面看,一个人从20多岁进入劳动年龄,开始就业、创新、创业、投资等,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和投入。从消费上讲,一般人在20岁以后结婚生子,就要增加很多消费(主要包括家庭消费支出,买房、买车等等),整个需求就扩大了。

(3)一个人20岁以前的消费是间接(即靠父母的收入去消费),“等他20岁以后从原来的没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人口变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人口了”。

(4)至此,就把“20年前的人口增长影响20年后的经济增长这个内在的机理论证了”。

进一步,他将上述经验性总结提升到经济学定理的高度:“人口增长滞后20年左右决定经济增长,这应当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定理”。

基于上述“经济学定理”,他的“人口经济学”观点和对策是:

(1)“中国不缺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总体上不缺人,但是,我们缺年轻人、缺孩子,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

(2)新增人口的潜在消费需求有可能变成真实的消费需求。比如,孩子的教育消费促使学校扩张,等等。“虽然它对经济增长不发挥显著的作用,但是它有稳住的作用,实现经济‘软着陆’”。“如果经济下行太厉害”,新增人口的累积,也会造成真实消费需求。

(3)“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资本、技术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多,生产越过剩”。“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总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们要解决总消费需求不足问题”。

他设问:消费总需求是什么?他回答:“货币+人”。他解释说:货币可以印,但“印不出挣得货币,以及用货币消费的人”。

于是,最后的结论就有了:放开生育,增加孩子,增加消费,20年后再让这些孩子去创业、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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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只有满足若干前提条件,周天勇关于“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了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这一经验性总结才能成立的。(尽管将其提升到“经济学定理”的高度有些勉强。)

不过,这个“经验性总结”的前提条件,周教授可能没有注意到。然而,这个“前提条件”至关重要。

首先,它需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制度条件。例如,如果没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如改革开放,上述“经验性总结”便不成立。笔者很难想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会有这个“经验性总结”。

其次,它需要“友好型”国际条件。比如,当初中国需要引进外资,并获得一些国际资本更新淘汰的技术;如今,需要国际市场帮助“消化”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

第三,它需要经济能够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条件。反过来说就是,在未来40年内(人口增长20年+经济增长20年),比如,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开空头支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60条”大多能够兑现);粗放型经济转型没有停滞,创新型经济没有夭折;以房地产泡沫为主的经济泡沫没有破裂,金融机构也没有被连累;政府债务没有发展成为债务危机,或者债务危机没有转化为社会危机;通货膨胀持续剥夺社会没有引起社会反弹(即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社保基金“缺口”和社保“双轨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官场腐败、资本外逃、富人转移财富等“经济失血效应”没有失控;未来的失业潮没有成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没有引发社会动荡;中国经济增长改写经济周期规律,只有增长期而没有经济衰退期;如此等等。

第四,它需要资源环境还有空间支持经济继续粗放式扩张(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中国经济40年内未必能够摆脱“粗放”困境)。在资源方面,它需要能源、原料、食物和水这些最为基础的资源还能够支撑;在环境方面,它需要环境后备容量还没有被透支。但现实是,这些资源已经严重透支,环境污染已经陷入“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尴尬境地。

第五,它显然需要(或者说假定)技术进步停滞。因为,任何能够替代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大量替代劳动力的技术进步,都会使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大量过剩人口、过剩劳动力,会令中国社会严重消化不良。

上述任何一个条件的缺失,都可能使周天勇的“经验性总结”归于谬误。非常遗憾,根据笔者的研究,目前,中国的现实,很难满足后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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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微博上评论:

周天勇新书的基本结论是,“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将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且不说,在哲学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结果,因为离开了中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其结论必然陷于“经院式”荒谬。

当然,这里的关键还是立场:如果你只是考虑“现时”国家GDP、税收增长并维护既得利益,那人口越多越好,经济越多增长越快越好。如果你关心国民(普通老百姓)福祉,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关注民族的长远利益,你就要考虑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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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自己说,他不知道智能机器人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极端情况,很麻烦”。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导致他出现理论失误的重要原因。对重大科技进步不敏感、不研究,陶醉于“经院式研究”,从本本到本本,岂能不失误。(其实,多年前,笔者对周天勇教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是颇为赞同的。)

正好,《生态社会人口论》的作者汪涛先生发表了他的学术论文《人工智能对劳动力数量影响的量化研究》。该文可以弥补周教授的知识“短板”,建议他读一读。

汪涛先生以数学论证的方式,讨论了人工智能对中国人口相关问题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和影响。该文是在他论证了“一切不是以粮食为前提的人口研究都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后,进一步论证了“一切不是以人工智能为前提的人口学研究,也都将不再有任何现实意义,更别提指导社会未来的发展”。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考虑到目前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以及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5G通信技术为主的技术进步进展神速,“中国未来会有一波极为强劲地在农业、工业和低端服务业机器替代人的大浪潮,具备剩余出至少4到5亿劳动力的潜力”。

本文的政策意义重大:中国在提升TPL(劳动技术生产率)以降低Rmtf(可机器化率)的过程中,“劳动者收入增加,保障就业,保障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将越来越陷入两难选择”;“在中国Rmtf显著降低到接近于零之前,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都不再需要考虑劳动力总量供给问题”;而“劳动力总量在相当长期内的自然减少只会有助于减轻以上两难选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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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离开现实社会约束离开资源环境约束、“以人口论人口”而一直没有自觉的学者们应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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