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沙特沙漠种粮败北的深刻教训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中国粮食（农业）生产重心“北移”潜藏着深刻的危机。看看沙特发展农业的个案，虽然极端，但却蕴含着“清醒剂”。

最近20年，由于政策导向失误，农业发展方向出偏，中国的粮食生产格局出现了与生态环境要求相悖的转变，即中国粮食主产区越来越多的向北方缺水地区集中（全国现有13个粮食主产区中，北方缺水地区占7个，其中就有内蒙古，见图2-3），这些地区也越来越多地需要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以维持生产，而本来降水丰富、适宜粮食生产的南方地区却越来越多地“退出”粮食主产区行列。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南方丰水地区因为种粮“不赚钱”而削减粮食生产，比如，用耕地种植果树、花草，甚至大面积占用耕地搞“农家乐”（旅游、休闲）；另一方面是北方缺水地区持续扩大粮食生产规模。许多北方地区地势相对平坦，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比如东三省和内蒙古，因而在传统农业日渐凋敝衰败的情况下，日益成为规模化耕种的首选地。（《人口困局》第23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6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粮食（农业）生产重心“北移”潜藏着深刻的危机。看看沙特，曾经财大气粗、不计成本、不顾资源和生态承载力而盲目发展农业，甚至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而有余”，结果，还是在大自然“铁律”约束下败北。

在炎热干旱、满眼沙漠的中东地区垦荒种粮、从事农业生产并非长远之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东人一定要“头撞南墙方回头”。中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口大国沙特便有这样的教训。

沙特凭借全球第一的石油出口成为高收入国家。1960年代，沙特的石油收人曾占国民总收人的80%。此后，沙特不满足于石油行业一枝独大的国民经济结构，便想在发展农业上也有所作为。

1966年，沙特耕地面积仅有50万公顷（只占国土面积的0.2%），粮食产量只能供应本国需求的10%。1970年以后，沙特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和高额补贴鼓励国民开垦新耕地。1971—1994年，沙特农业用地从不足40万公顷增加到160万公顷。为了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和农村饮用水两大难题，沙特由国家投资在全国范围内筑坝蓄水，修建海水淡化厂，大力开发地下水（为此打了灌溉自流井4万余眼、饮水用井5.2万多眼）。到1980年代末，沙特不仅奇迹般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出口（沙特的小麦出口曾跃居世界第六位，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于荣誉奖）。1990年代初，沙特甚至还每年向欧洲国家出口数千吨鲜花。[①]

然而，沙特基本上不具备发展农业的自然资源条件，一则耕地稀少，二则水资源极为匮乏（沙特没有河流和湖泊，年均降水量仅70.5毫米，人均可更新淡水量不到100立方米/人·年，在全球最缺水10个国家中排名第八）。由于没有可靠的地表水，沙特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和海水淡化来满足用水需求。但海水淡化的成本很高，本质上是用石油换水，目前，“沙特国内石油消费的一半用于生产淡水”。按此计算，2015年沙特海水淡化约耗费8400万吨原油，占全球原油消费总量的1.9%，这甚至超过了法国当年的原油消费量[②]，但由此提供的淡水也不过每年人均二三十立方米[③]，代价太高。更重要的是，过度开采地下水使沙特的地下水资源急剧下降，相关数据显示，1979—2003年，沙特的地下水存量锐减了60%。

因为耕地尤其是淡水的制约，沙特的农业奇迹注定是昙花一现。

其实，实施兴农政策不到20年（1990年代初），沙特政府便注意到了发展农业与国内自然资源的尖锐矛盾，比如他们“注意到对小麦的补贴助长了农民对地下水的肆意开采和使用”，于是，沙特开始“放弃偏激的自给自足政策”。1993年，“沙特政府把对小麦的补贴减少了75%”。此后，随着农业政策的改变，沙特的农业用地逐年减少，最终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粮食进口”。

2009年，沙特政府决定，“完全取消对高耗水的小麦和苜蓿的补贴”，并逐年减少小麦和苜蓿的生产，直至完全停止国内生产。同年，富裕的沙特制定了“海外农业投资行动计划”，鼓励国民和企业到其它国家去种地，以方便自己进口农产品。[④]

可见，虽然中东地区开发河谷地带和沙漠绿洲可以缓解食品短缺压力，但中长期却贻害无穷。因为，对于脆弱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必然会破坏当地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荒漠化过程，使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使土地的人口供养能力进一步降低。这样的自然“铁律”，连财大气粗的沙特也不得不遵从。

沙特个案虽然极端，但却蕴含着“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