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内容提要】中东是当今世界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人们一般将中东战乱和动荡的原因归结为地缘因素、资源因素、宗教与民族冲突、容易惹事的政体以及大国在中东博弈等五方面原因。本文认为，人口爆增才是当代中东战乱与动荡的根本原因。2015年中东20国的总人口增长到1950年的5倍。中东人口爆增明显大大超过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当代中东战乱与动荡的本质正是各方争夺生存空间的残酷斗争。中东人口爆增导致战乱和动荡频繁的严峻现实，对当今所有国家都有现实的警示意义，尤其是那些人口过亿的人口大国。埃及总统将“人口增长”与“恐怖主义”并列，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对人口激增的最为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中东 战乱动荡 人口爆增 资源环境 生态难民
“中东”是欧洲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术语，原意指欧洲以东，且介于远东和近东之间的地区。传统中东包括西亚大部分国家和北非的埃及；现代中东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北非主要的阿拉伯国家。例如，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苏丹和突尼斯都参加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本文将中东的外延扩大到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可以称为“大中东”），并选取以下2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巴林、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叙利亚、巴勒斯坦、阿联酋、也门、伊朗和土耳其。上述20国都是伊斯兰国家，除伊朗和土耳其外，都是阿拉伯国家。
一、中东动荡的经典解读
中东是当今世界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人们一般将中东战乱和动荡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地缘因素。中东地区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通枢纽，位于“两洋三洲五海”之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中东各（大）国与世界大国都曾经或者可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大打出手。
（2）争夺石油资源和淡水资源。石油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名言便很精辟：“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不过，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另有见解，他说：“（在）中东地区水比石油更重要”。显然，两人的视角不同。事实上，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地区，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闹水荒。
（3）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因为宗教间的强烈排他性和决不包容性，三教的争执、冲突，以及内部教派的纷争（如伊斯兰教派系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纷争），都延续了千余年，这为中东战乱动荡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因为欧洲（英法俄）殖民统治的遗患，中东又是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而且，民族冲突往往与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且难以调和。
例如，巴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演变为阿以（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成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同时也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既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战争，也是伊斯兰教内部的派系纷争，是伊拉克（萨达姆）为抵御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而以攻为守；持续10多年的黎巴嫩内战是国内基督教派与伊斯兰教派争夺国家权力的内战，但随后又演变成为阿拉伯人的内战，并成为巴以冲突和阿以冲突的战场。最近的叙利亚内战难以平息、伊拉克局势不断加剧，均源于什叶派执政当局与反政府的逊尼派武装之间的冲突；而“库尔德问题”，实际上是中东地区人数最多的失去国家的跨界民族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民族冲突。
（4）容易惹事的政体。中东国家大多采用一党制、君主制甚至政教合一的政体，这类所谓“强人政权”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和问题，并易于累积演变成为尖锐的社会冲突，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社会动荡。
（5）大国在中东博弈，谋求利益。大国为谋求政治经济利益插手中东，使中东局面复杂化，甚至直接导致中东局势紧张。中东冲突和纷争的背后往往有大国的影子，而大国博弈角力往往导致中东各种势力的激烈对抗。
二、人口爆增是中东动荡的现实原因
上述五大原因的确是中东长期战乱和动荡的基本原因，不过，在当代，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在这些基本原因之上又叠加了人口激增这一严重情况。随着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加深，中东的局势便更加动荡并严峻起来。
二战以后，医疗进步大幅度降低了死亡率，尤其是儿童死亡率，但人类却迟迟没有学会及时调整生育率，以形成并保持适度人口规模。中东更是如此。中东国家在战后相继独立后便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激增阶段。由于中东国家普遍有高出生率的传统，所以中东人口便以更快的速率增长。
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见图1），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950年代前半期高达6.8（儿童/妇女，即该国妇女平均生育6.8个孩子），其中，有10国家超过7.0；30年后，即1980年代前半期，其平均水平仍然维持在6.0高位，其中，有10国家超过6.0，有2个国家甚至超过8.0。进入21世纪后，尽管中东国家的生育水平有显著降低，但平均2.8的总和生育率仍然高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即仍然保持了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中东人口大国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沙特和摩洛哥等国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保持在3.0左右；伊拉克、苏丹和也门甚至超过了4.0。
资料来源：《世界人口前景（2015修订）》（File FERT/4），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15年7月。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结果自然是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图2显示，在1951—1991年的40年间，中东20国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8.5‰，这不仅大大高于中国的年平增长率（19.4‰），而且也高出印度6.8个千分点。1991年以后，中印两国的人口年增量都呈现下降趋势（中国下降得快，印度下降得缓），但中东总人口的年增量却在2010年前后创下新高。
图3用人口指数作图，更为直观的展示了中东各国人口激增的情况。从图中可见，2015年中东20国的总人口是1950年的5倍。其中，人口指数（1950=1）超过5的有13个国家，超过10的有6个国家。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人口指数甚至分别达到了26、89和132，这意味着，这3个波斯湾小国人口增长了几十、上百倍。
资料来源和说明：（1）资料来源同图2；（2）叙利亚人口峰值出现在2010年，总人口2072万人，人口指数6.1。
图4用各国总人口数量作图，显示了1950、1980和2015年中东11个人口过千万国家的人口增长情况。
图4显示，1950—2015年，中东11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倍数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增长1.5倍）；除突尼斯外，中东10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倍数都大大超过了印度（增长2.5倍）。
总起来看，中东20国的总人口从1950年的1.08亿人，增长到2015年的5.33亿人，增长4倍。与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率相比，中东堪称“爆增”。
这便是当代中东战乱与动荡的根本原因——因为人口爆增导致中东出现了争夺生存空间的空前大戏。
三、人口爆增带给中东的动荡
就世界范围来说，中东国家的生存环境相当严峻，甚至可以说恶劣。面对中东地图，令人震撼的便是满目沙漠。
中东地区汇集了全球最大、最多的沙漠，那里有世界沙漠前三名的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亚沙漠，以及排名第七的鲁卜哈利沙漠。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阿拉伯语意为“大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那里被认为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之所以说“之一”，是因为它与南极洲荒漠比肩。
中东地区除了沙漠以外，大部分是高原，沙漠和高原成为中东的主要地貌特征。中东地区平原面积狭小，主要分布在埃及的尼罗河谷地、河口三角洲，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在埃及，沙漠占了国土面积的95%。
因为上述地理限制，中东人口只能相对集中在绿洲与河谷地带，一般多集中在城市和城镇，乡村和山区人口稀少，沙漠、高原少有人居住。例如，超过90%的埃及人口集中在尼罗河西岸和苏伊士运河区；半数以上伊拉克人口集中在占全国总面积15%的土地上。早在1980年代，中东便凸现出城市人口占比畸高的特征，如科威特比例高达96%，阿联酋有78%，卡塔尔86%，巴林78%，甚至人口众多的沙特也有77%的城布人口。[①]在黎巴嫩，城市人口的70%居住在首都贝鲁特；在约旦，总人口的55%住在首都阿曼。[②]这样一来，在中东地区，按国土面积计算的“低人口密度”的宽松与现实“高人口密度”的拥挤形成强烈对比。
在上述情况下，中东的人口爆增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1、中东人口爆增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中东人口爆增明显大大超过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加剧了中东的水资源危机。
中东地区本来就是全球水资源最为紧张的地区。几次中东战争阿以冲突的原因虽然在领土，但水资源却是各方争夺的重点。“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约旦河水资源的大部分，并在1978年和1982年对黎巴嫩开战，企图掌握利塔尼河的控制权”[③]。
1970年代以后人口爆增，对中东的水资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在联合国2009年统计的全球最缺水的20个国家中，中东国家占了12个；最缺水的10个国家中，中东国家占了8个。其中，巴林、科威特、巴勒斯坦、阿联酋、卡塔尔、利比亚和沙特等7个国家的人均可更新淡水量低于
如此严重的缺水，必然爆发激烈的水资源争端。不仅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用水争端几十年不能和解，就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用水纠纷也不能调和。例如，埃及与邻国在尼罗河、叙利亚与伊拉克在幼发拉底河上的用水纠纷就长期不能解决。
2011年2月，瑞士联邦主席在日内瓦提出了题为《蓝色和平：中东水资源的再思考》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因为人口增长、移民、城市化和气候变化，“50年来，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众多河流流量减少50%~90%”， 水资源已经成为“当前中东地区分裂和紧张局势的因素之一”。[⑤]
中东地区本来就生态环境脆弱，河流稀少，有的国家甚至都没有地上河，长期依靠开发深层地下水维持生存。人口爆增明显加剧了中东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
2、水资源危机导致食品短缺
水资源危机的进一步表现是食品（尤其是粮食）短缺。
以沙漠为主的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旱，植被覆盖率极低，土地的人口供养能力低下。1980年代的数据显示，由于缺水，“阿拉伯国家的已耕地面积还不到其可耕地面积的28%”[⑥]，并且，即使在已耕种的土地上，也因为雨水或灌溉不足而难以获得好收成。1970年代以后，为了应对人口激增，中东国家除了利用石油收入增加粮食进口外，仍然不得不主要依靠大规模开发河流沿岸地区和沙漠绿洲，去尽可能地增加耕地资源以提高粮食产量[⑦]。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最终还是成为粮食进口国。“1980年阿拉伯国家的粮食自给率是60%，而进入90年代以后，其粮食自给率下降为49.6%”；“除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外，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人均粮食都很少，吃饭问题日益严重”。[⑧]
例如，“叙利亚1950年代是小麦及谷物的纯出口国”，有所谓“阿拉伯地区五大粮食出口国之一”的称号，“但到1970年代末就要进口30%的粮食”。同样因为人口激增，“自1974年起，埃及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⑨]，2004年埃及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净进口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0.6%[⑩]。
图5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制作，以中东人口大国伊朗和埃及为例，对比人口增长大大超过食品生产的情况。
资料来源：（1）人口数据来源同图2；（2）食品生产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图5显示，1970—2010年，伊朗的人口增长了1.75倍，而同期食品生产仅增长了1.02倍；埃及的人口增长了1.36倍，但食品生产仅仅增长了0.79倍。尽管1990年代以来，埃及政府一直致力于“沙漠转化耕地”项目，埃及的种植面积增长了30%[11]，但食品生产仍然赶不上人口增长。
在中东各国中，伊朗和埃及还算是有不少河谷土地和沙漠绿洲可供开发的国家，那些更少甚至缺乏可供开发的河谷土地或沙漠绿洲的国家，人口激增所导致的食品短缺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在炎热干旱、满眼沙漠的中东地区垦荒种粮、从事农业生产并非长远之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东人一定要“头撞南墙方回头”。中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口大国沙特便有这样的教训。
沙特凭借全球第一的石油出口成为高收入国家。1960年代，沙特的石油收人曾占国民总收人的80%。此后，沙特不满足于石油行业一枝独大的国民经济结构，便想在发展农业上也有所作为。
1966年，沙特耕地面积仅有50万公顷（只占国土面积的0.2%），粮食产量只能供应本国需求的10%。1970年以后，沙特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和高额补贴鼓励国民开垦新耕地。1971—1994年，沙特农业用地从不足40万公顷增加到160万公顷。为了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和农村饮用水两大难题，沙特由国家投资在全国范围内筑坝蓄水，修建海水淡化厂，大力开发地下水（为此打了灌溉自流井4万余眼、饮水用井5.2万多眼）。到1980年代末，沙特不仅奇迹般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出口（沙特的小麦出口曾跃居世界第六位，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于荣誉奖）。1990年代初，沙特甚至还每年向欧洲国家出口数千吨鲜花。[12]
然而，沙特基本上不具备发展农业的自然资源条件，一则耕地稀少，二则水资源极为匮乏（沙特没有河流和湖泊，年均降水量仅
因为耕地尤其是淡水的制约，沙特的农业奇迹注定是昙花一现。
其实，实施兴农政策不到20年（1990年代初），沙特政府便注意到了发展农业与国内自然资源的尖锐矛盾，比如他们“注意到对小麦的补贴助长了农民对地下水的肆意开采和使用”，于是，沙特开始“放弃偏激的自给自足政策”。1993年，“沙特政府把对小麦的补贴减少了75%”。此后，随着农业政策的改变，沙特的农业用地逐年减少，最终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粮食进口”。
2009年，沙特政府决定，“完全取消对高耗水的小麦和苜蓿的补贴”，并逐年减少小麦和苜蓿的生产，直至完全停止国内生产。同年，富裕的沙特制定了“海外农业投资行动计划”，鼓励国民和企业到其它国家去种地，以方便自己进口农产品。[15]
可见，虽然中东地区开发河谷地带和沙漠绿洲可以缓解食品短缺压力，但中长期却贻害无穷。因为，对于脆弱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必然会破坏当地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荒漠化过程，使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使土地的人口供养能力进一步降低。这样的自然“铁律”，连财大气粗的沙特也不得不遵从。
3、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1980年代以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收入迅速增加，但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所谓“强人政权”、“威权体制”，所以石油财富只是向少数家族和富裕家庭集中，普通民众受益不多，国家经济也没有真正实现“起飞”。相当多的中东石油美元被用于金融投机，但在一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1990年代以来，中东一些国家相继进行经济改革，但“改革不仅未见成效，反而使得民众生活更加困苦”；“2007—2010年，中东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9.30%，其中6个国家超过10%，伊拉克更是高达22.7%”。这主要是因为，“威权体制下，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其经济改革往往是牺牲民众利益以维护自身特权，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败，多数下层民众只能通过以往的‘粗放’方式维持生计”。[16]
因为人口爆增，中东茫茫沙漠边缘的乡村和农林牧渔（第一产业）所能够容纳的劳动人口数量有限，于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满足于乡村城镇生活，而是更多地向往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实现人生价值。这是中东各国相继出现过度城市化的基本原因。“到20世纪末中东许多国家已经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17]。
过度城市化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失业率持续上升。
一般地说，中东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表现为，石油产业独大，现代工业体系发育不足，第三产业不发达，因而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创造城市就业机会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大量农村移民由于种族、性别、教育、技能培训等受限只能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承担着失业和贫困的不确定性风险，使城市的贫富分化加剧”。1990年代，5%的埃及富裕人口拥有全国收入的54%，而56%的社会中下层人口仅占全国收人的12%。[18]2011年，中东国家的基尼系数（衡量社会贫富差异）均大大超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最低的巴林也达到0.58，其余国家都在0.65以上，黎巴嫩和埃及甚至超过了0.8。[19]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富人逐渐向北部气候凉爽、用水便利的地区集中，穷人则集聚在南部老城区，人口拥挤不堪，生活密度增大，卫生实施极差”。在埃及，1970年亚历山大和开罗两城的失业人口曾占到全国失业人数的59%；1980年代中期，首都开罗的移民人口有22%~26%“靠贩卖纪念品和食品维持生计”。[20]
2015年，埃及官方的报告称，“目前埃及约26.3%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51.2%青年人处于贫困状态，其中27.8%的青年人接近贫困线，而24.1%的青年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埃及青年人口（18至29周岁）占总人口的23.6%，占劳动力总量的52%。“2014年离开埃及的青年人的比例同比增加17%”；“失业是青年人移民的主要原因”。[21]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埃及的上述状况在中东颇具代表性，“在阿拉伯国家，超过30%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其数量约占总失业人数的52%”；这一数字甚至高于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22]世界银行的失业统计数据更高，例如，2014年，埃及15~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42%，沙特也高达30%。[23]
长期的“强人政权”和“威权体制”阻碍了中东各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使得传统的家族、部落和教派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对青年（尤其是失业青年）有相当负面的影响。失业青年（尤其是占比较高的高学历失业青年）有精力、有活力却找不到地方发挥，极易陷入迷茫和骚动之中。巨大的贫富差距容易使这种迷茫和骚动转变为对执政当局和社会的不满，而“威权体制”则容易招致憎恶情绪。这两种情绪的交织，很容易引导青年（尤其是失业青年）成为社会激进运动、教派纷争和民族冲突的主力军，有些青年则更容易被宗教极端组织诱惑而加入恐怖活动。[24]
4、“难民潮”的背后是“生态难民”
中东人口爆增迫使中东各国大规模开发沙漠绿洲和河谷地带，而过度利用水资源（包括大量开采深层地下水）最终会加速土地沙化和荒漠化，恶化环境形势，降低土地供养能力，压缩人类生存空间，最终造成（且已经造成）大批“生态难民”。
大批中东人口因为环境恶化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最先是涌入城市，形成城市周边庞大的贫民区，一有机会便会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涌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所谓“难民潮”。
这便是近几年大量阿拉伯难民涌向欧洲尝试移民欧洲的深刻背景，而战乱和动荡只是将这种“生态移民”的可能性转变成了现实。于是，数以万计的“生态难民”开始不顾一切地“生态大逃亡”。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生态大逃亡”被中东乱局直接引发的“难民潮”所淹没。
据皮尤研究中心（美国一家独立民调机构）公布的数据，2015—2016年，共有2200万名难民向欧洲各国申请寻求庇护。这事实上成为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难民潮。[25]
仅仅叙利亚一国的难民数量就相当惊人。来自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26]，2013年，叙利亚局势急剧恶化，占叙利亚一半的人口（930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2015年，叙利亚境内需要帮助的民众数量增加到1200多万人，到年底，有430万人离开了叙利亚；2016年，冲突升级，叙利亚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上升至1350万，占总人口的75%；2017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维持每月为400万叙利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
虽然我们没法具体统计，在目前中东乱局引发的“难民潮”中，究竟有多少“生态难民”，但这个数量所占的比例应该不低。例如，在叙利亚庞大难民数量的背后，是叙利亚60年（1950—2010）人口爆增5.1倍[27]；2002年，叙利亚青年（15~24岁）失业人口占全国失业人口的77%；2005年，青年人口的失业率是成人失业率的6倍[28]；而失业正是青年人口移民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
中东人口爆增导致战乱和动荡频繁的严峻现实，对当今所有国家都有现实的警示意义，尤其是那些人口过亿人口大国。
1950年，埃及有人口2090万，2015年总人口增长到9151万人，比1950年增长了3.4倍。[29]若以人口增长率排位，埃及在中东20国中还仅仅排在第17位。尽管如此，埃及还是被人口激增所严重困扰。
如今，总人口逼近1亿，且“2030年或达到1.4亿人”——埃及人终于“坐不住”了。埃及总统宣布，“埃及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是恐怖主义和人口增长”。[30]
将“人口增长”与“恐怖主义”并列，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对人口激增的最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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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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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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