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食物污染是食物不安全通向超重肥胖的第四条路径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一）

联合国专家认为，粮食（食物）安全是一个复杂现象，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复杂问题。为了能够准确、全面地对粮食安全进行衡量，“1996年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为粮食安全确立了四大维度：可供量、获取、稳定性和利用”。从这“四大维度”出发，“粮食不安全”便指向了“食物不足”这个根本问题。在此基础上，粮农组织开发出“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表”（FIES）这一工具，它“能直接衡量粮食不安全的严重程度，即人们获取食物的困难程度”。

在联合国的这个系列报告中，“粮食”与“食物”几乎是同一概念。本文亦如此。

一直到201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都是在“食物不足”的意义上使用“粮食不安全”这个概念。联合国《2014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实际上就是描述了“2014年世界食物不足状况”。[①]

然而，上述情况在2018年发生了显著改变。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②]中，联合国专家注意到，“许多国家同时出现营养不足以及超重和肥胖现象”。（前几年的报告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没有分析。）

该报告对“肥胖”的描述是，“1975年至2016年间，全球成人肥胖发生率稳步上升，并且在过去十年中呈加速之势”；“成人肥胖问题日益严重，世界上每8个成人中就有1个以上肥胖，人数超过6.72亿人”（该报告没有提供“超重”数据）。

对比一下该报告对“饥饿”的描述，就知道问题严峻：“新的证据依然表明，世界饥饿在经历了持续减缓后趋势逆转，出现了增加。2017年，食物不足人数估计增至8.21亿人，世界上大约每9个人中就有1人处于这种境况”；“2017年有近1.51亿五岁以下儿童（超过22%）受（食物不足）发育迟缓影响”。

“世界上大约每9个人中就有1人处于饥饿状态”与“世界上每8个成人中就有1个以上肥胖”同时存在，已经够邪乎了，但更邪乎的是，在许多国家，这看似矛盾的两种现象（饥饿与肥胖）同时存在。

请读者注意，从这里出发并不“通”向贫富不均和贫富悬殊。

联合国专家的结论是，“粮食不安全除了引发营养不良外，还会引发超重和肥胖”。“营养不良”是粮食不安全导致“饥饿”所产生的后果；而“超重和肥胖”是粮食不安全导致“健康食物的获取情况差”所引起的后果。

（二）

其实，该报告定义的“营养不良”，既包括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还包括微量元素缺乏。后者因为缺乏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而被称为“隐性饥饿”。

那么，联合国专家是如何论证“粮食不安全引发超重和肥胖”的呢？

他们的基本逻辑如下：

首先，对于个体或者家庭来说，“粮食不安全”是因为“获取充足、安全、健康、有营养食物”的能力不足，实质上还是归结到“收入有限”。

其次，因为“收入有限”，而与水果、蔬菜和豆类等新鲜产品相比，脂肪和糖分含量高的食品价格相对较低，于是，“粮食不安全家庭会优先考虑食物费用问题，因此可能会选择能量高，但多样性、微量营养素和纤维较低的食物”。这类食物都属于“高脂肪、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加工食品”（即所谓“垃圾食品”）。

第三，这些个体或者家庭往往会因为“精神原因”（包括焦虑、抑郁，缓解压力，寻求安慰等等）而“过量消费”这类“四高”加工食品。

第四，长期消费甚至过量消费这类“四高”加工食品的后果便是“超重和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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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原文（节选）：

粮食不安全与肥胖的联系

虽然这似乎是矛盾的，但超重和肥胖往往与粮食不安全有关。因此，在一些国家，很多人虽然生活贫困且粮食不安全，但身体超重，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对粮食援助资源的分配感到为难。然而，粮食不安全与超重和肥胖之间的关联实际并不矛盾，可以通过考虑“图14”中展示的导致肥胖的路径来解释。

粮食不安全与超重和肥胖之间的联系可通过受食物费用影响的膳食来解释。营养丰富且新鲜的食物往往价格昂贵。因此，当家庭食物资源变得稀缺时，人们会选择较便宜的食物，这类食物通常热量高、营养成分低，这种情况在城市中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尤其普遍。在食品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与水果、蔬菜和豆类等新鲜产品相比，脂肪和糖分含量高的食品费用相对较低。粮食不安全家庭会优先考虑食物费用问题，因此可能会选择能量高，但多样性、微量营养素和纤维较低的食物。粮食不安全的人群往往不太可能有机会亲自前往市场上采购食物，尽管市场上出售他们负担得起、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这种状况在高收入国家尤其如此。无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国家，粮食不安全都对膳食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粮食不安全之所以会引发肥胖，社会心理因素也在发生作用。在无法获得某些食物或足够食物的情况下，经常会引发焦虑、压力和抑郁，这反过来可能诱发不良饮食行为，导致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增加。这些行为包括食物供应充足（但能否持续供应不确定）时暴饮暴食，或选择富含脂肪、糖和盐的低成本、高能量的“安慰食物”。研究发现，这类食物具有在短期内减轻压力的生理作用。如前所述，生活在粮食不安全环境中会造成心理压力，也可能对母乳喂养和幼儿喂养做法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增加了儿童在成年后肥胖的风险。

由饮食模式混乱和食物匮乏引起代谢变化，是从食物不安全状况通向营养不良的另一条路径。在“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模式下，人的生理机制会做出相应调整，在食物供应量丰富时，身体会积聚脂肪，瘦肌肉量会减少，体重会快速增加。此外，孕产妇和婴幼儿食物匮乏可导致胎儿和幼儿产生“代谢印记”，这会增加日后肥胖和患上与膳食有关的非传染性慢性病的风险。若孕产妇因无法稳定获取充足的膳食而导致营养不足和超重，则可能会影响后代的代谢、生理和神经内分泌功能，助长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

（联合国《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中文版第32页）

（三）

应该说，粮农组织这个报告关于“食物不安全通向超重和肥胖的三条路径”的解释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毕竟参与该报告的联合国机构包括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不过，笔者认为，还可以再加上一条路径，这便是，石油化学农业所造成的食物污染是食物不安全通向超重和肥胖的第四条路径。

石油化学农业广泛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激素和抗生素，如此生产出来的食物普遍带有各类毒素或有害残留。凡是用化肥、农药种出来的食品（包括粮食、油料、蔬菜、水果等等），用动物激素、抗生素喂大的家禽家畜水产品和使用植物激素种植的果蔬，都有安全性问题。

虽然，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毒素是否与超重和肥胖相关，还需要相关科学研究去论证，但是，凡涉及激素和抗生素的食物与超重和肥胖相关已经由相关研究和严酷的现实所证实。那些超重和肥胖之人，往往贪吃鸡鸭鱼肉虾，长期摄入激素和抗生素残留。

抗生素在养殖业中的应用分为治疗和非治疗两种情况，当家禽家畜鱼虾有病时用抗生素治病；当它们无病时，用抗生素“促进生长”。据说，当初发现大部分抗生素能够消灭动物肠道微生物，并能够促进动物机体对饲料养分的吸收，于是，抗生素在养殖业中便有了“动物生长促进剂”的名号。

从1950年代起，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开始在西方国家的养殖业中广泛应用。有病治病，无病预防。后来，因为如此滥用抗生素而出现“耐药细菌”，添加一种抗生素已没有多大作用，于是，同时添加多种抗生素便成为饲料厂商和养殖业的通常做法。

对中国来说，1980年代是一个转折。此前，养殖业以农户家养散养为主流，没有添加激素、抗生素，家禽家畜的生长周期在一年左右；此后，养殖业以规模化养殖为主流，工业化生产的饲料都添加了激素、抗生素，家禽家畜鱼虾的生长周期大大缩短（饲料猪3、4个出栏，激素鸭28天上市……）。有农家养殖户告诉我，她养“饲料猪”只喂饲料和水，其它一概不用，每年出栏3批。

2010年以后，随着环境一步步恶化，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国人的环保和健康意识开始复苏，非主流的拒绝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和抗生素的生态种植养殖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

显而易见，绿色生态种植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产出更少；生态养殖需要更多的没有激素抗生素的安全饲料，而且养殖时间更长。这决定了绿色生态农产品价格更高。

在真正绿色生态种植养殖的农产品数量有限、价格更高的条件下，“收入有限”的个体和家庭的理性选择便是“饲料猪”、“激素鸭”、“抗生素虾”、“反季节果蔬”和“大棚蔬菜”（后面两项意味着激素摧熟），而激素和抗生素都有“摧胖”功能。

在笔者家庭的购买范围内，仅有一家生态猪肉商家，它的价格是“饲料猪”的2倍以上。同样，要买到真正绿色生态的果蔬还真不容易。

显然，这些廉价食品带有各类毒素或者有害残留，其中的激素、抗生素残留对于人体的危害（包括超重和肥胖）在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学术文献中已经不鲜，只不过，缺乏有组织地系统研究而已。

2018年9月15日于钟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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