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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文之前,请先阅读笔者的《还原16号车厢的搜救真相》一文

8月1日,铁道部官员回答《人民铁道报》记者提问说,“在救援过程中,桥上有3节车厢挤压在一起,中间(16号)车厢变形严重,救援人员无法对该车厢进行彻底清查搜救”,“为使救援人员对中间一节受挤压变形严重的(16号)车厢进行彻底搜救,必须把两端车厢移开”。[1]

8月3日,《人民铁道报》的采访报道《救人是我们的第一使命》接着上述逻辑做文章。它说,铁路部门“制订了一个方案:采用两台吊机先把D3115次已经确定无人的15号车厢吊走,再把D301次确定无人的5号车厢吊走”。

后来,他们“成功了!”15时10分,最先吊走了15号车厢;16时29分,开始放吊钩吊5号车厢。随后,“D3115次的16号车厢摆脱了D301次5号车厢的重压,参与救援的消防武警官兵立即对D3115次的16号车厢进行彻底搜救,发现了顽强的小生命——小伊伊”。[2]

读者可以看看下面的“图2”和“图3”现场照片:

(1)“桥上有3节车厢挤压在一起”的情况存在于24日10~11点以前(见图2)。即使在这种情况下,23日凌晨1点以前,搜救人员也曾经进入16号车厢搜救,只是因为夜晚条件有限,未能完成搜救工作。

(2)在24日10~11点期间,15号车厢已经与16号车厢分离,其距离在2米以上。(见图3)

(3)事实上,15号车厢对16车厢的搜救没有任何影响,但是,铁路部门最先起吊的是15号车厢。这显然是为了清理桥面,而不是为了救人。如果他们“起吊车厢”真是为了救人,那应该最先起吊右边压住16号车厢的5号车厢。

(4)5号车厢的确压着16号车厢约1/3厢体,但那截厢体已经“薄如纸”,下面已经不可能有生命。

(5)在起吊5号车厢前1个多小时,特警队员和消防队员已经进入16号车厢,搜救早已开始了。

(6)客观地说,5号车厢的起吊,去除了16号车厢那“薄如纸”的1/3厢体的压力,为解救小伊伊开启了新的通道。

事后,那位坚持在桥上清理的特警支队长说,16号车厢“上面压着的(5号)车厢被吊开以后,消防战士和我一起,跑到车厢上面。马上对上面几个已经发现的、根本没办法施救的尸体进行清理。在清理中,搬开一个尸体时,发现一个小手在动。” 

(7)虽然5号车厢的起吊对于解救小伊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那也只是铁路部门“救铁路”的“附产品”,而不是他们预先设计的“救人”预案。

他们那个“起吊方案”实际上就是清理桥面的方案,因为,只有吊离了5号车厢,才可能起吊16号车厢,而且,他们是从对搜救没有任何影响的15号车厢开吊!

(8)《救人是我们的第一使命》的记者,利用5号车厢起吊对于解救小伊伊的客观作用,将“救铁路”的“附产品”说成是“正品”本身,一笔抹去了此前铁路部门没有对16号车厢组织积极搜救的失误。众目睽睽之下,又一次粗劣地表演了将“坏事”变“好事”的戏法。

其实,国务院《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救援”包括“救人”和“救铁路”,因此,铁路部门“救铁路”本身并没有错。这位记者的错误只在于,把特警支队长、特警队员和消防队员搜救小伊伊的功劳,硬是“安在”铁路部门身上(甚至把搜救主力消防武警官兵说成是“参与他们救援”),从而粉饰他们在“救人”过程中的过失,且严重干扰了铁路部门对自己处理“7·23事故”过错得失的反思。

 2011年8月8日

    【文后说明】铁路部门在“7·23”事故处理中可以说是“错误百出”,为什么会这样?笔者的研究结论是:现实制度使然!目前笔者正在写作《中外事故处理的制度差异及其根源——“7•23动车追尾事故”制度反思》一文,希望能够尽快完成,以奉献诸君。

[1]记者杨晓红等:《一场备受争议的生死营救》,《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29日,第AA40版。

[2]记者姜峰:《救人是我们的第一使命》,《人民铁道报》,2011年8月3日,第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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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勇

李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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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人口困局》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近些年以经济类现实制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有10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高层“内参”,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中国改革》等学术期刊和专业报纸。中国改革网、光明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曾)为作者辟有个人专栏,财新网和财经网特邀作者开博。 作者拟出版“制度困局三部曲”,已出版《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求解三农困局》(待出版)。 邮箱:lsyon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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