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我国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的改革目标，但是并没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条件去规范政府，规范权力，规范市场，其结果必然造成不受约束的权力与原始市场经济相结合。“权力＋市场”体制造成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收入分配悬殊，且迅速向两极分化。目前，这种局面几近失控。在经济上，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尽头，在政治上，腐败在泛滥、在加深，社会的各种矛盾在积累，民间的不满情绪在积累，这一切都意味着，过去的模式、格局、秩序都需要改变，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否则，我们的社会要出大问题、大麻烦。

我国社会又一次进入“转型期”，“实现经济发展战略性转型”已经提上日程，以民生为核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这个战略性目标可以分解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三个子目标，其中，经济转型是“三大转型”的核心目标，而政府转型则是“三大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

现阶段的经济转型，是要从过去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向涵盖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分配合理、就业充分和环境绿色等五大要素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转变。[1]

要实现上述经济转型显然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又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反过来，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包括政府转型在内的“三大转型”都无法真正推进。这是中国社会又一次遭遇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回头看3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次次实质性推进，都是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为条件。现阶段，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深化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去推动?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目前“权力＋市场”的社会经济现实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走过了一条市场化改革的道路。目前，虽然已经从根本上摒弃了计划经济，但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形成了“权力＋市场”的体制。1992年，我国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触动权力构架，反而给权力与资本结合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结果造成了缺乏制衡的权力与唯利是图的资本相结合，由此形成了具有市场因素的权力经济，有学者将其称为“权力市场经济”[2]，经济学家吴敬琏在10多年前将其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

“权力＋市场”体制造成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收入分配悬殊，且迅速向两极分化。目前，这种迅速分化的局面，几近失控。原始资本主义一般需要100～2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形成两极分化的局面。在我国，按现在的分化速度，这个过程可能会缩短9/10。

不过，如果从制度角度分析，纯粹的权力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集权经济。它只有一极，即特权阶层。例如前苏联，“直接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达7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总计达400万之众”[3]。他们享有高标准的“特供”，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与之相对的是全国普遍的贫穷，即“高干”以外的干部清苦，全国民众贫穷。这是一个全国人民一起受穷的体制，它以民不聊生和平均主义为特征（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在农村为0.29，城镇为0.16）[4]，没有“两极”，也不会“分化”，但它最终会因为广泛的贫穷所导致的社会危机而解体。

市场经济是人类找到的机制最好、效率最高的经济制度。但是，原始市场经济（或曰原始资本主义）在成就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随着自由竞争逐渐走向经济垄断，社会财富愈来愈向富人集中，贫穷愈来愈向穷人集中。两极分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社会大动荡、经济大破坏。西方原始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在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社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最终付出的惨痛代价是，几十个国家一片废墟，上亿人因战争死亡（一战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二战大约6000万人死亡，再加上各国内战死亡人数）。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政治家在深刻反思、反省原始市场经济的弊端之后，部分接受并吸收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对原始市场经济进行了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三大改造。（1）政府有限介入宏观经济，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对社会经济注入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因素，缓解了社会经济的大幅剧烈波动。（2）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干预资源配置，如调节外部性产品生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等。（3）政府强有力地调节收入分配，实行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底层的穷人能够生活得“有尊严”，并能分享社会经济增长的好处。为此，国家对富人实行高税收政策，以帮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这逐渐成为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原始市场经济过渡到了现代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的贫富矛盾被大大减缓，两极分化被化解，被“逼退”。（这也是“二战”以后，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长足发展、社会高度稳定的基本原因。）

有经济大师曾经高度评价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他说，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经济制度。我们的后代比我们更智慧，他们也许能够找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经济制度，但是，现在还没有。

现代市场经济（即好的市场经济）正常发挥功能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一个好的法治基础，二是有一个受法律约束的有限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独立自主的经济人（企业或个人）为主体的自由交易的经济制度。由于利益多元化，该制度本身无法自我维持交易秩序，因此，它需要一个好的法治来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政府。它需要政府运用法治为市场交易提供基本的规则制度，如保护产权、规制市场、维护竞争、当好裁判等等；也需要政府适度干预宏观经济，减少社会经济的过度波动；更需要政府为整个社会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保障，如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等。

但是，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社会经济的管理者），使得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经济人，而且，政府还有自我膨胀、随意扩大权力的倾向，并且很难自我抑制，因此，政府必须接受两大约束。一是法律、法治约束，即政府必须在人民授权并接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履行职责；二是经济约束，即政府必须与经济利益保持距离。政府只能“花钱”，而不能自己“挣钱”，这是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一条不能碰触的“红线”。政府只能通过法定程序征税取得收入，不能也不允许政府介入微观经济，谋求经济利益。由此建立起来的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即政府自身在权力、职能、规模和行为方式上都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

由此引申出来的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纲领性原则：凡是市场能够处理、并处理得了、处理得好的事情，都交给市场；政府只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处理市场处理不了或处理不好的事情。

然而，在我国，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的改革目标，但是并没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和条件去规范政府，规范权力，规范市场，其结果必然造成不受约束的权力与原始市场经济相结合。在这个“权力＋市场”的体制中，既缺少一个好的法治基础，又缺乏一个受法律和社会约束的有限政府。其结果是，现实的市场普遍缺乏规范；现实的政府无所不能，在权力、职能、规模上不受限制，在行为方式上也不受社会监督与制约。

政府始终占据着经济垄断的有利地位而不愿退出，各级政府亦深深地陷入微观经济而不能自拔，而经济利益的诱惑与干扰，又使得政府既没有为市场交易提供基本的规则制度（如产权保护、竞争规则、公正的裁判等等），又不能为整个社会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保障，如没有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也没有能够有效地约束住权力腐败，没有遏制住由垄断和腐败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悬殊、且迅速向两极分化的趋势。

在落后的权力构架条件下，不受约束的权力深深地嵌入市场，一方面，权力通过“寻租”、“设租”谋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甚至直接化公为私（如国企改制时期）。

在理论上，可以利用“租金规模”去度量权力嵌入市场的“深度”。

租金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利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而取得的超额收入。政府及其官员谋求这种超额收入的活动，称为“寻租”；通过设立新的干预和管制范围而谋求超额收入的活动，称为“设租”（例如，郑州市政府设立“馒头生产管理办公室”牟利[5]）。

腐败源于政府及其官员“寻租”、“设租”，腐败收入来源于租金，腐败规模取决于租金的规模，租金规模取决于政府“干预和管制”的规模。据此，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有许多经济学家通过计算政府“干预和管制”规模，间接测算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其结果差别不大，该比例高达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6]

上图是“1989～2009年我国租金规模绝对值”。从图中可见，2009年，我国租金规模的绝对值高达6.81～10.22万亿元。20年间，租金规模的相对比例不变，但随着GDP总量的增大，租金规模的绝对值增大了19倍。

这也就是说，在我国“权力＋市场”的体制中，权力嵌入市场的“深度”相当于GDP的20%～30%。目前，通过“权力骚扰市场”的方式，各类权力采取各种合法、准合法和非法的形式，最高可以获得超过10万亿元的经济利益。

王小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课题组关于“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的课题研究，采用另一种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

该课题组将他们根据入户调查分析测算的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与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收入统计结果的差额，定义为“隐性收入”，将他们测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与国家统计局基于经济普查资料的计算结果的差额，定义为“灰色收入”。根据他们的计算，我国2005年的隐性收入为4.85万亿元，2008年为9.26万亿元；2005年的灰色收入为2.67万亿元，2008年为5.37万亿元。

该课题组测算的2008年隐性收入总额与“1989～2009年我国租金规模绝对值”图中2008年租金规模绝对值上限仅仅相差1.7%，而2005年隐性收入总额则落于2005年租金规模绝对值上下限之间。此外，他们计算的2005年和2008年“隐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6.5%和29.5%，均落在其它经济学家计算的“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范围之内。[7]

（诸位看客，你不要以为，目前超过10万亿元的租金都被贪官污吏据为己有。笔者非常遗憾地告诉诸位，王小鲁课题组的计算充分说明，只要阁下你的收入中包含了“隐性收入”，不管这一“隐性收入”是单位发的，还是你自己“找”的，你事实上就是我国行政寻租大军的一员。我们社会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此！） 

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很难想像各类权力会自动退出市场。近10年的现实是：实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推进。

从1992年算起，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18年，时至今日，在我国，有原始市场经济，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有“权力＋市场”的体制，但没有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在“权力＋市场”的体制下，政府的力量远大于市场，并且政府也没有退出市场的意愿。政府不愿意放弃经济垄断，不愿意深化国企改革，不愿意看到内生的非国有经济（民营私企）发展壮大[8]；政府不愿意退出微观经济，不愿意从经济利益中超脱出来；政府不愿意放弃财政独揽和暗箱操作，不愿意建立真正的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9]；政府甚至也不愿意建立真正司法独立的“法治”，并且普遍不愿意接受公众监督；等等。所有这些，地方政府表现得尤为突出。

然而，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直接后果却非常严重，这就是，利益集团坐大，腐败泛滥，两极分化加速发展。

2010年10月26日，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NGO）公布了“2010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腐败指数是以各国际组织收集的各类数据为依据，对各国政治家及公务员的“腐败～清廉度”进行评分，分值0～10，分值越小越腐败。自1995年起每年公布一次。

在2010年公布的178个国家和地区中，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取得9.3分，分别位列排行榜前3名，即清廉前3名；日本7.8分，位列17名；美国7.1分，位列22名；中国3.5分，位列78名；阿富汗和缅甸1.4分，并列倒数第2名，索马里1.1分，倒数第1名，即腐败第1名。[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排行榜中的位次，2010年比2007年倒退6位，而2007年又比2006年倒退2位。在此之前，1998年比上一年排名倒退11位，1999年倒退7位，2005年又比上一年倒退了10位。中国排名逐年倒退，与腐败逐年猖獗的现实基本相符。

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是对一国经济体制的终极考核。如果一个体制最终引领社会走向两极分化，并引发社会大动荡，那这个体制就应该受到质疑。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测度人们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数值越大越不平等。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1～0.2之间，分配过于平均；0.25～0.3之间，轻度不平等；0.4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国际警戒线”；0.4以上为高度不平等；如果超过0.6，则社会面临大动荡高风险。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上升得很快。中国城乡合并计算的基尼系数，1984年为0.3，1989年为0.35，1994年为0.434（突破“国际警戒线”），1995年为0.45。[11] 现在，15年过去了，我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到了哪个高度？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达0.47[12]；国内有些学者计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13]。而王小鲁课题组的计算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显著高于0.47～0.50的水平。[14] “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15]。

事实上，以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尚不足以显示问题的严峻性[16]，若以财富差距来衡量收入的不平等，也许更为直接和客观。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至2001年，12.8亿国民的私有财富共有85万亿元，其中，4.8亿城市人口占有96%，8亿农村人口仅占3.5～4%。城市人口中的0.9%～1%（占全国人口0.38%），即430～480万人，财富超过千万元，其中1.85～2万人财富过亿，他们拥有的财富总量超过10万亿元（约占全民私有财富的11.8%）。

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据估计，目前这一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17]

根据王小鲁课题组的计算，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55倍，2008年为65倍。[18]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另“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19]

世界银行2009年的报告指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他们认为，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

尽管上述数据的精确性尚待进一步论证，但这些来自国内外高级研究机构的触目惊心的数字所勾勒出的轮廓，已经足以说明我国贫富悬殊已经相当严重。两极分化正以全球史无前例的最高速度在我国加速形成。与此同时，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也正在形成，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加（1993年8700起，2000年5万起，2005年8.6万起，2006年9万起，2008年超过10万起）[21]，“仇官”、“仇富”情绪蔓延，仅仅是这些严重后果的最初浅的表现形式而已。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2]。面对如此严峻的两极分化加速形成的局面，该如何对他老人家说呢？

因此，必须正视现实，防患于未然。更何况，我国社会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在经济上——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尽头，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受力快要接近极限，国家货币发行的速度和规模快要走到社会经济所能接纳的极限，资本外逃、财富外流（单是每年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境的资金就有2000亿美元之巨）的规模和速度都在增加。

在政治上——腐败在泛滥、在加深；社会的各种矛盾在积累，民间的不满情绪在积累；官员疲于奔命，甚至官员的不满情绪也在积累。

这一切都意味着，过去的模式、格局、秩序都需要改变，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否则，我们的社会要出大问题、大麻烦。

作为13亿人口大国，中国社会需要跟上世界主流的进步，否则，世界不得安宁。同样，作为13亿人口大国，中国的社会进步，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社会难稳定，发展难持续。在目前人类发展进步的大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暴力革命，也不需要宫廷政变，但它需要若干政治领导人实实在在地一点点往前推进。

2010年11月22日

主要参考文献

1. 迟福林：《第二次转型》，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3月。
2. 杨继绳：《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2010年5月11日，中国政法大学演讲报告。
3.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4. 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中国改革》，2010年第11期。
5. 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比较》，2010年第3期，总第48辑，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