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无良劳务派遣的性质、成因及其治理》(八)
无良劳务派遣泛滥的主要原因之四——缺乏法律和道德底线

4、企业乃至社会普遍缺乏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

无良劳务派遣能够泛滥到今天这种程度与我们的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

也许有人不知道,道德和法律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在这里,法律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约束政府,遏制其自我膨胀寻租腐败危及社会,避免其随意干预经济损害市场经济的效率;二是约束经济人,遏制其侵权作假不履约,避免市场无序、竞争受阻、效率丧失。而道德的基本作用则是要营造一种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以便维持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特别是信用秩序。如果缺乏道德底线,失去了诚实守信,那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就被抽掉了,社会经济因此而要大难临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道德根源正在于此。参见拙作《美国金融危机令人深思的原因》

我国的现实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演变出来,遗憾的是,由于权力没有退出市场,它没有发育成长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从被扭曲的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原始市场经济,而普遍缺乏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成为它的“一大景观”。

由此,今天的中国食品业频繁上演着美国100年前的丑剧。

20世纪初,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潜入芝加哥一家肉制品厂,在那里工作了7周。随后,他在小说《屠场》里描绘了如下情景:“有些肉就胡乱地堆在地上,地上满是泥土和锯屑,工人们就在这地面上踩踏,并把几百亿个肺结核细菌吐在上面”。毒死的老鼠、面包屑和猪肉一起被铲进香肠搅拌机。平日里累积的熏肉边角、腌肉残渣和其他杂七杂八的废料,连同尘土、铁锈和脏水之类的东西都被倒进漏斗里,和鲜肉一起被绞成肉馅儿,做成香肠,然后端到人们的餐桌上。

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细节之处,罗斯福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从此,政府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并设立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1]

无良劳务派遣泛滥的每一个主要环节几乎都与缺乏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密不可分。

为什么《劳动合同法》的劳务派遣条款会出现那么多常识性错误?那是因为,众多利益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没有办法顾及劳动者利益。

为什么劳务派遣的司法救助无法实现?那是因为,法院和劳动仲裁机构难以依据《劳动合同法》有严重缺陷的劳务派遣条款判案,即使明知一些企业的劳务派遣不符合法律规定,他们也只“尊重”错误的法律条款,而不尽法律工作者的神圣责任,不顾及劳动者利益,作出有害于劳动者的判决和裁决。

为什么有关部门“行动迟缓,顾虑太多”?那是因为,他们要顾及那些大型特大型企业被禁止使用无良劳务派遣后会不会成本增加、利润下滑,进而影响政府税收,而没有办法顾及劳动者利益。

为什么那么多国有企业大量违法使用劳务派遣?那是因为,他们要减少用工成本和风险,规避政府对其人员编制和工资总额的限制,增加正式职工、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没有办法同时顾及劳务派遣工的利益。算算,一个高管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需要克扣多少劳务派遣工的收入才能筹齐?

记者根据公开数据计算,“2007年16家上市金融国企中,年薪最高的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为23957万元,平均年薪为1497.3万元”;“平安集团董事长可以拿到6000多万元的年薪”;“2007年全部149家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为54.92万元”。[2]

1998年,我国央企在册职工有3000万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央企职工总数已锐减到1000万人。从表面上看国企员工减少了,但实际上背后是国企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3]

有研究者指出:劳务派遣泛滥与我国的“低成本战略”相关,“劳务派遣业被认为在当前发展形势下理所应当,无论是从社会环境,还是从对企业宽容的角度来讲,大家都认为用低劳动力成本来发展,是无可厚非的,或在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是能够容许的”。[4]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低成本战略”也许有其合理性,但是,当我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那些“理所应当”、“无可厚非”、“能够容许”的理由似乎都需要重新审视,继续大比例“牺牲劳动者利益”的正当性明显有问题。

2011年4月,当记者问到“解决劳务派遣滥用问题的难点和切实可行的途径”时,全国总工会的官员坦言,对劳务派遣“三性”问题的法律界定难,“在一些国有企业中劳务派遣用工现象可能短时期内还无法很好的解决”,“从目前来看,应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在劳务派遣工中组建工会,通过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等途径,积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派遣工争取到与正式员工同样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只有当劳务派遣工实现了与正式工同工同酬,企业没有了利益驱动,劳务派遣现象在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得到缓解”。[5]

这也就是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过份强大,不大可能直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劳务派遣泛滥问题,只能曲折地先通过维权活动争取到同工同酬,让企业失去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利益,以缓解劳务派遣泛滥。问题是,国有企业在无良劳务派遣中得到的是六大利益(见第二节),同工不同酬仅占其一。况且,“缓解”与“解决”完全不在一个决策层面上。

姑息养奸遗患无穷,并且,这同样没有顾及劳务派遣工的利益。

笔者愚钝,这也许就是残酷的现实。然而,世上还是有人不如此。

谷歌(Google)创立之初,新兴的互联网领域,存在广泛的法律灰色地带,商业规则也不成熟,企业的很多行为尽管有可能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但却很难被法律所追究。在这种背景下,年轻的谷歌创始人为自己的企业提出了著名信条:“You can make money without doing evil”(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赚钱)。据说,谷歌创立的第二年,该信条被确立为谷歌企业价值观的基石之一。后人将此信条概括为“不作恶”信条。

作为企业自律信条,“不作恶”意味着三重责任,第一,企业不能违反法律;第二,企业不能违反基本的商业规则;第三,企业需要道德自律。

十多年来,凭借不作恶信条的良好口碑,谷歌虽然最初“没有做过一次电视广告,没有粘贴过一张海报,没有做过任何网络广告链接”,却从一家小网站,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值钱的互联网公司。[6]

在我国缺乏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的大环境中,许多人、许多企业都陷入了“不作恶就不赚钱”的尴尬处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我“不作恶”,宁可不赚钱;一是,我“作恶”,只为赚钱。现实情况是,非“精英”往往选择前者,反之,选择后者。(好像反之亦然,选择前者成为非“精英”,反之,成为“精英”。)

问题是,我们怎么就成了“不作恶就不赚钱”的社会?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不作恶”的人也生活有尊严,劳动有体面?有没有办法让企业“不作恶”也能生存,也能赚钱?

请继续关注制度研究报告《无良劳务派遣的性质、成因及其治理》的后续文章。
 


[1]厄普顿•辛克莱(美):《屠场》(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2]记者胡俊华、郝匀嘉:《金融国企高管年薪高出同行27倍》,《每日经济新闻》,转引自:中国证券报网站/银行/业内聚焦,2008年8月12日。

[3]记者降蕴彰:《劳务派遣6月整肃违规央企首当其冲》,《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25日,第2版。

[4]会议记录:《论劳务派遣的法律问题》,2010年劳动合同法国际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10月30、31日,法官小强的新浪博客。

[5]记者马健:《王君伟:劳务派遣市场亟需规范相关法规尽早出台》,中国网/新闻中心,2011年4月14日。

[6]信海光:《不作恶能赚钱么?》,FT中文网/商业/传媒与文化,2011年4月22日,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220#s=d#s=d

话题:



0

推荐

李尚勇

李尚勇

221篇文章 2年前更新

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人口困局》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近些年以经济类现实制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有10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高层“内参”,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中国改革》等学术期刊和专业报纸。中国改革网、光明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曾)为作者辟有个人专栏,财新网和财经网特邀作者开博。 作者拟出版“制度困局三部曲”,已出版《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求解三农困局》(待出版)。 邮箱:lsyongs@163.com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