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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我国入世十周年之际

【阅读提示】我国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制度自觉性,完全没有改革制度的意愿,反而以落后、幼稚且八面漏风的制度,去迎战人家久经沙场、成熟老辣的制度。这场竞争,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悲剧结局。

今天,2011年12月11日,是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周年。

十年前,笔者为受训官员讲授入世和WTO,一期培训班竟然长达一星期;次年,又在当地日报搞了一个《WTO系列谈专栏文章》,向公众介绍WTO基础知识和我国入世的重要意义,持续两个多月。

如今回头去看自己的讲稿和文章,实在很惭愧。当时,笔者的观点是,入世会有冲击,若不积极改革制度,将会有较大冲击;与此同时,笔者又认为履行入世承诺和外资大量进入会迫使有关部门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并且愚蠢地认为,“入世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全面学习并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市场经济规范、规则和制度的阶段”,“我国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的改革开放将被最后‘锁定’”。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开放”在继续,“改革”却停滞。

入世后的开放,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惨烈的血腥竞争场面”,即没有出现“进口急剧增长并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而需要紧急启动“WTO保障措施”的局面。相反,一切都很温柔,一切都静悄悄地发生,而最终结果却令人吃惊并沮丧——吃惊的是,我国竟然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而沮丧的是,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实际上沦为了它们的附属工厂。

在“中国制造”的产业链(原料、生产、产品设计、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和零售)中,中国的经营利益(包括卖原料、出劳力和利润)仅仅占10%左右,而跨国公司则拿走了整个产业链90%以上的利益和利润。

据说,一个10美元玩具“巴比娃娃”,中国企业的利润仅仅0.2美元(2%);一个iPhone仅赚几毛钱美金,出口一台奇瑞汽车赚132块,一台“潍柴动力”推土机赚50美元。

我国入世后,收购取代投资建厂成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最重要方式。仅仅过了5年,2006年,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进一步,许多产业、行业被蚕食控制或者正在被蚕食,例如,大豆、食用油、种子、农药、化肥、矿石、电子……

外资的操作手法都很娴熟,很高明,也很有技术含量,比如:5年内利用超低关税,迫使我国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最大进口国,大豆价格控制权易手;随后,国外金融资本寻机操纵期货价格,将大豆价格一路拉高,我国榨油行业大量买进,3个月后,船还没到岸,大豆价格大跌(跌28%),榨油行业全线被套,全线亏损,工厂关门,国外产业资本大量收购陷入绝境的榨油企业,食用油行业控制权易手。

此外,外资的低调、精明强干和娴熟老辣与我们的傲慢、愚蠢自负和贪婪腐败形成鲜明对照,这使得本来就力量悬殊的角力雪上加霜。

造成这种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制度不如人。

其实,在市场经济中,激烈竞争是常态。问题是,你要去与人家竞争,你得有实力,这包括资源、人才、技术、成本、价格等等竞争优势。造成这种优势的除了资源禀赋外,就是机制了(没有好机制,再好的资源禀赋也会被败光,例如,单纯卖资源的都没有好结果)。有一个好的经济机制,就能够将资源禀赋转变为竞争实力。即使资源禀赋稍差,只要有好的机制,也可以扬长避短,迂回获得竞争实力,例如,培育出优秀人才,以先进技术,抢占先机。那么机制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机制由制度决定。有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就必然能够造就一个优越的经济机制,从而为自己获取竞争优势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说到底,市场竞争最后都归结为制度竞争。

我国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制度自觉性,完全没有改革制度的意愿,反而以落后、幼稚且八面漏风的制度,去迎战人家久经沙场、成熟老辣的制度。这场竞争,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悲剧结局。

当然,如果能够坚持深化体制改革,那情形应该有所缓和。因为,逐渐革除制度弊端,就会为民营经济拓展发展空间,由此逐渐形成一支真正能够与外资抗衡、竞争的经济力量,就会减缓外资“略地夺城”的进度,并有望最后扭转被动局面,最终实现入世双赢。

入世以后的“历史”显示:我国一入世,中国市场的竞争角力就异常惨烈。彼时,的确需要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去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但是,出人意外的是,改革居然停滞、倒退,而且,差不多是“十年停滞、倒退”。期间,国家体改委在机构改革中消失(体改委与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改革一词成噱头;国企卷土重来,巩固并扩大垄断,且急功近利,而真实利润全无[①];民营经济艰难求生,两个“36条”均成一纸空文;设计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演变成了“权力+市场”体制,并被“固化”下来。

如今看来,当初大会主席卡迈勒为中国入世敲响的木槌声,实际上成了利益集团参加盛宴派对的铃声。各大利益集团在入世十年里发育、成熟,甚至还划清了各自的利益边界。

在表面上,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成就了世界第二的辉煌,但若计算一国真正具有财富性质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我国却只有日本的一半。因为,计算GNP,需要在GDP中扣除“老外”的,再加上自己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为了那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疯狂GDP,我国走上了一条耗竭资源、严重污染环境、制造无数拆迁悲剧、债台高筑、最后又制造出78万亿广义货币M2泡沫、并急速拉高通货膨胀水平的不可持续之路。更重要的是,全国民众在那个疯狂GDP中并没有真正受益。相反,在十年GDP年均增长接近10%,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的情况下,全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却一路跌到历史最低水平——33.8%(见图一)。并且,政府支出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居民最终消费有继续下滑的危险(2000年以来,年年创新低)。 

如果比较一下世界主要国家的居民最终消费率情况(见图二),相信你也无语: 

下面这个表[②]横向比较各国最终消费率(它等于居民最终消费率加上政府消费率),其数据更辛辣。从表中可见,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1998~2007年为56.9%(若用最新数据计算为55.2%[③]),这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23%!! 

若扣除一个昂贵政府的消费率14.4%,我国这一时期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为40.8%,恐为全球最低。随后,2010年继续走低至33.8%。因为缺乏各国数据作横向比较,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全球最低,希望有网友能用数据证明之。

以下资料未经笔者证实,仅供参考:“薪资除以GDP,欧美是55%~65%;南美是35%~40%;东南亚是28%,就是我们看不起的那些国家,包括菲律宾、泰国,伊朗等国是25%;非洲是20%以下。请各位猜猜,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今天是多少?这是最权威的数据,联合国的数据,猜猜是多少?……8%(2008年12%,2009年8%),全世界最低”。[④]

表面、暂时、低水平、低技术含量的经济辉煌掩盖了实质上的经济泡沫,而经济泡沫又掩护、喂养并升级了官场腐败,由此带来官民矛盾升级,贫富仇恨加深,以及巨额财富持续不断地外流,这些都暴露出我国制度机制的严重弊端。

显而易见是,有严重弊端的制度机制是没办法与较为成熟的制度机制展开有效竞争的,更何况,人家还实力雄厚、诡计多端,老谋深算。

别看欧美等国目前焦头烂额,人家那是成熟老辣制度遇到了新问题,凭良好健全的制度机制,人家自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使制度机制更趋完善,更何况,人家民众富裕,有点折腾也不会伤筋动骨。

现实无情地嘲讽了笔者的愚蠢见解(其实,也谈不上见解,更多只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不仅“全面学习并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市场经济规范、规则和制度的阶段”完全没有出现,而且,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的改革开放也没有被最后“锁定”。

因为,近年来,几个国家级高级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不约而同地指出:各种迹象表明,一个时代正在结束;当前中国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未来十年会不会停顿,是向左还是向右,向前还是向后,充满着变数或不确定性。

我想,我应该为当初的愚蠢见解和乐观情绪向公众道歉。对不起!

反思自己当初的乐观情绪,确也有以下缘由:所谓乐观主义,其实是一种愿望。比如半杯水,乐观者与其说是认为迟早会满杯,还不如说是在期待满杯。(原文出自吕宏亮的《倒逼改革能成吗?》,仅改一二字。)当初期待深化改革,为改革鼓与呼是也。

当初,笔者反复论证,入世之于中国,“全面学习并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市场经济规范、规则和制度”比“进出口数据增加及其经济利益”要重要得多,简言之,制度进步比眼前经济利益更重要,其意义也更为深远。

可是,现实无情……

那么,中国还有没有出路?还有!

虽然,经济增长掩盖了经济低效和体制矛盾,制度层面积累的各种矛盾也已经很深,社会经济正面临重大历史拐点,但是,20年经济增长毕竟为中国走向未来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中国未来的走向取决于能否约束权力,制约既得利益集团,能否推进改革,革新制度机制。 

2011年12月11日


[①]2011年3月2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该报告称,若扣除财政补贴、融资真实利息、使用土地应缴未缴的地租和应缴未缴的资源税,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记者王晶:《天则所认为国有企业真实利润为负》,财新网/宏观频道/财经透视,2011年3月3日,网址:http://economy.caing.com/2011-03-03/100231363.html)

[②]江林、马椿荣、康俊:《我国与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的比较分析》,《消费经济》,2009年第1期。

[③]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④]郎咸平:《在中国商业模式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广西南宁,200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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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勇

李尚勇

221篇文章 2年前更新

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人口困局》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近些年以经济类现实制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有10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高层“内参”,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中国改革》等学术期刊和专业报纸。中国改革网、光明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曾)为作者辟有个人专栏,财新网和财经网特邀作者开博。 作者拟出版“制度困局三部曲”,已出版《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求解三农困局》(待出版)。 邮箱:lsyon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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