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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富悬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和衰退的一种状态。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低收入国家能够通过利用国外研发的技术，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产品，以此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在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逐渐减少，工资增加，竞争力被削弱”；“在它们迅速发展阶段曾经推动高速增长的因素和优势——低劳动力成本和易于采纳的技术不复存在”；“如果无法通过创新（而不是继续采用外国技术）提高生产率，那中等收入国家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困境。”[1]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将3000～5000美元视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世界银行更为精确的标准为（2010年8月新调整的数据）：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99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996～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1219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其中，中等收入标准又以3845美元为界划分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2]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日本的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3]

与此相反，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先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它们是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西班牙和中国台湾。[4]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徘徊情况”：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超过1000美元，成功突破“贫困陷阱”（我国在2003年突破该陷阱），但是，经过四、五十年，几经反复，它们一直没有能够最终跨过1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概括起来，学者们关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具有共性的原因如下[5]：

（1）经济发展模式僵化。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40年代一般都采用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到1980年代，拉美国家固守自给自足、大而全的发展模式，令其比较优势丧失，且逐渐与世界经济脱轨，陷入了被动局面，几次错失经济发展机遇。亚洲“四小虎”诸国实行高度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依附发达国家，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缺失。

（2）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精英集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产业发展高度依附发达国家；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其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二元经济结构特点突出，农业、中小企业和微利行业往往被忽视。

（3）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表现为宏观政策左右摇摆、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不平衡、资本外逃严重、失业率高、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政府债台高筑，外债激增，引爆金融危机，造成严重的经济倒退。

（4）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王一鸣，2011）

（5）贫富差距悬殊。19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进入0.6的危险区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造成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进入21世纪，拉美仍然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其基尼系数平均值高达0.522（范剑青，2003）。“四小虎”诸国城乡和居民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有的两极分化严重（菲律宾），这导致农村过于贫穷，居民消费不足，内需不振，同时也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造成政局不稳，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影响。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缺少庞大的中产阶层，因而缺乏促成社会稳定的基础。

（6）体制变革严重滞后。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垄断地位阻碍社会民主化和社会改革，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一些国家，权力被金钱财富收买，整个社会被其控制操纵，人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完全被破坏。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官员寻租，腐败泛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严重扭曲。

总起来说，战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在早期的经济“起飞阶段”，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制度问题，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以后，其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便会集中爆发，其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便会进入临界状态，若在这一阶段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就难以克服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也可能出现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的严重失误，其经济增长便会回落，并陷入经济徘徊和停滞的困境，若再受到外部冲击，其经济就会衰退。可见，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非常明显，在众多学者罗列出来的一大堆原因中，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而贫富悬殊的背后，就是经济和政治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和问题。

这些重大缺陷和问题的共同点是，这些体制都存在竭力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下层民众利益的问题。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呈现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特点，有的甚至形成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操纵的局面，从而完全破坏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他们利用其垄断地位阻碍并破坏社会民主化和社会改革，维护既得利益，从而导致社会腐败问题严重，财富往少数上层和特权阶层集中，数量庞大的下层民众基本上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进一步，这些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缺陷和问题不仅是贫富悬殊的制度原因，而且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其它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制度原因，比如：

（1）“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主要方面就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这是这类经济政治体制导致的主要问题。以读者熟悉的我国为例，当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行业，垄断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介入了所有能够挣钱的行业，严重障碍和制约了民营经济、民间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无法通过均等机会、通过创业和创新去获取财富的时候，社会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是肯定的、必然的。

（2）“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更多地表现为忽视农业、中小企业和微利行业，包括那些在我国倍受打击的小商小贩，街边地摊（尽管一个地摊就是一个家庭的“饭碗”也不能幸免）。看看这类经济政治体制的性质，这种情况就不难理解。

（3）“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包括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剥夺民众）、下层群体缺乏社会保障、中小企业税赋过重、过度追求畸形经济增长（为制度性寻租腐败创造条件）、等等，最终也都是由经济政治体制的性质来决定。

（4）从产业结构转型来看，高收入发达国家无一不把技术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这些国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往往高达70%左右。因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创新型经济，是提高一国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通道。

“技术创新问题”是典型的经济政治体制问题。从表层来看，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会制约微观经济的活力，而缺乏活力的微观经济肯定缺乏创新精神。当企业能够通过官商勾结、贿赂官员、粗放式资源开发而获取高额利润时，很难想像企业会通过技术创新去争取市场。

从深层次看，“技术创新问题”实际上是“人力资本问题”，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这就是说，要实现“跨越”，就需要逐步提升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这些都需要通过教育、人才和人力资本积累去实现。但是，当一国经济政治体制并不维护中下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利益时，人口众多的低收入人群、贫困人口几乎完全丧失了投资人力资本的能力，只能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刨食，在微利行业甚至地摊经营中艰难求生。

发展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Scott Rozelle认为，“墨西哥（当初）没有在工资上涨之后完成经济转型”，“在墨西哥，只有40%的农村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大量劳动者都是在初中阶段辍学，没能掌握英语、数学和计算机等方面的技能。由于没有人愿意以高工资来聘用缺乏技能的人，所以很多人失业，他们只有三种选择：非法移民到美国；做一份没有希望和未来的工作；加入黑帮”。“如果不提升普通人的人力资本，即使（国家）高端创新能力上去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还是会被低素质劳动力拉下来”[6]

缺乏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直接制约了社会经济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存在，也制约了企业的技术转型和社会经济转型。

需要强调的是，拉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高得多。它们的困难是更高层次上的困难。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两方面都明显落后于拉美国家，因此，我们还没有资格轻视拉美。进入21世纪，拉美国家相继努力调整政策，促进经济政治体制转型，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近几年，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接近或者超过8000美元，离1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显而易见，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对社会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当一国经济发展忽视了下层民众利益，导致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时，这个庞大群体事实上被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而这个社会也因此而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当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能容忍这种状态时，社会冲突就会出现，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政局不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就会失去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几成“骑着自行车上月球”的闹剧。如果没有真正的经济政治体制转型，任何应时应景的政策修补，都只能是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火车或飞机”而已。

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确定的标准，韩国在1970年代末已经成为典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7]当时，韩国的基尼系数为0.36，到19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按国际标准，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相对合理区间的基尼系数为0.3～0.4）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小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8]

日本1960年代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缩小城乡差距、最低工资制度、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措施，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不仅实现了社会的相对稳定，而且在国民中积聚了一定财富，这成为日本后来渡过20年严重经济衰退而没有出现社会动荡的基本保障。目前，日本的基尼系数仅为0.25。[9]

日韩的情况显示，它们的经济政治体制基本克服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下层民众利益”的制度弊端，因而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日韩在完成经济“起飞”后，仅仅用了12年和8年时间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988年，日本人均收入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10]2009年，日韩人均GNI分别为37870美元和19830美元。[11]

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只有建立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这一条路，而如果真的实现了经济政治体制转型，那么，不仅贫富悬殊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而且中等收入陷阱的其它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着手，去解决贫富悬殊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