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经济学论收入悬殊影响经济发展

战后，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发展理论也曾经低估了收入差距悬殊对经济发展的严重不良影响。但随后一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迫使经济学家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1）在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战后形成的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以发达国家原始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以单一的“效率优先”为原则，主张发展中国家先不急于缩小高度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而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通过收入分配的倾斜政策，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以增加储蓄（富人的储蓄偏好强），而储蓄会转化为投资，投资形成资本，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当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大以后，再通过所谓的“涓滴效应”一点一滴地惠及社会中下阶层，最终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然而，后来的情况显示，上述传统的“先促增长、再调分配”发展战略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凑效。因为他们的高收入阶层盲目追求攀比，不是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而是追求奢侈性消费。人们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可是，处于社会底层的40%以上人口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却很少改善或根本没有改善，有的甚至有所下降。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提高了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的能力，但最终没有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反而使社会的贫富差别更为悬殊，原本就已非常紧张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这一情形大大动摇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观点，19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等提出了以增加就业、改进收入分配为目标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后逐渐演化为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理论和相应的发展战略。新理论认为，单纯的人均GDP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一种充分发挥人的潜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过程，它着眼于广大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是一个人们生活水准不断得到改善的渐进过程。因此，发展应该包括正义、公平、收入分配和服务等内容。应该重视农村的发展，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发展还应该重视生活质量，关心物质和精神的价值，使生活过得有意义。这一理论强调，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结构的变革，都不足以构成发展的目的，而不过是为达到发展目标所采取的一个手段。发展的真正目标应该是首先保证全体国民的基本需要。[1]

其实，早在1970年，联合国在第二个十年发展战略中就明确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必须是使个人福利不断进步，并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随着经济增长而重新调整分配的发展战略，并具体说明，除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指标外，还要把收入分配、就业、住房、教育、保健、营养、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发展等社会指标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2]

（2）事实上，1930年代，凯恩斯就已经颠覆了传统单一的由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只不过他不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是针对发达国家。他认为，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调节，而必须要有国家的主动参与，即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国家通过干预经济、干预分配去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从而达到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凯恩斯还为医治“有效需求不足”开出了药方，一是提高富人所得税，消灭食利者阶层，二是增加政府开支，救济失业者，实现充分就业。

（3）20世纪50、60年代，卡尔多、罗宾逊和刘易斯等人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卡尔多和罗宾逊认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资本家手中，表现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会不断增加，但工资所占比重会不断下降。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收入分配关系失调，引发社会冲突，影响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要想摆脱这一困局，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必须调整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关系，保证收入分配的均衡发展，从而保障经济稳定增长。

刘易斯在其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指出，要实现二元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均等是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在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下，国民收入才能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加，从而推动二元经济结构从低水平的均衡向高水平的均衡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也就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目的。[3]

刘易斯的上述理论主要描述了收入与增长渐次推进的关系，即适度收入差距推动经济增长（即低水平的收入与增长均衡）（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即来源于此），经济增长引起收入差距过大并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我国目前即处于该阶段），这时需要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再次形成适度收入差距推动经济增长的态势（形成中等水平的收入与增长均衡），促进中等水平上的经济发展，并以此渐次推进，最终实现高水平的收入与增长均衡。

以迟福林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主张：我国经济经过二、三十年快速增长，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积累了海量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收入差距悬殊，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对社会稳定和进一步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特殊阶段，因此，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这包括制约权力、抑制腐败、抑制收入差距悬殊、大力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改善民众生活水平，让全体国民普享经济发展成果，借此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向更高的经济发展目标迈进。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条件

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4383美元[4]，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二、三十年以后，已经初显疲态。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正面临向下的拐点。“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正在我国徘徊，风险初显，危险正在逼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天生就不是可以引领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想体制，而且，这个体制的弊端与事实上的原始市场经济相结合，已经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利益集团坐大，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速发展，经济和社会矛盾频发，其中，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加速是这个体制弊端最为突出的恶果。

未来一段时间，如果不能通过体制变革转型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那么，贫富悬殊随后就会成为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典型特征。相反，如果贫富悬殊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就意味着体制变革转型得以实现，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条件已经具备，中华民族真正走向富裕的梦想也可以成真。

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唯有锐意改革，促进经济政治体制变革并转型，才能解除魔咒，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我们目前正面临困难和危险，即曾经指引我国经济快速增长30年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改革，已经面临从疲软到走不下去的地步。学者孙立平对此的解释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改革停下来，并且想把现在那些对他们有利的“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成一个体制（比如所谓“中国模式”）。“他们摸着一块好石头，不想上岸了。左派右派分别站在岸两边拼命叫他上岸，但河里的人既拒绝普世价值，又拒绝走回头路。”[5]

这种“半拉子”改革、中途停下来的想法虽然愚蠢，但是很现实。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停下来并弄成体制”的想法一厢情愿，过于天真。著名学者吴敬琏对此说得很清楚，他说，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传统），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甚至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的过渡性体制。[6]

“吴市场”是正确的，中国改革是停不来的，不进则退，没有中间道路。

2011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的报告，亚行在报告中称，韩国是通过培育中产阶层和知识经济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模范国家。[7]

世界上所有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从而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庞大的中产阶层对社会贫富分化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对社会利益冲突也具有较强的缓冲功能，因而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要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首要的一条就是，该国的经济政治体制能够克服“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而忽视下层民众利益”的制度弊端，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2012年4月9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