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芦山大地震第7天，人民日报《内参》编辑部找到我，约我为他们写一篇论文性质的关于“改革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稿件。今天（5月10日）编辑告诉我说，上述稿件刊发在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内部参阅》2013年第18期。编辑说，“预计稿子会以《内参》涉密形式再次刊发，报送中央领导”。

（该稿件的主要内容参见本文） 

首先，必须正视现实，在法律上，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由国家组织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地震预测预报的国家。换句话说，政府有地震预测预报的法定义务。这是我们讨论地震预报问题的基本前提。有了这个法定义务和基本前提，任何“地震不能预报”的说法或托词，说上天，在法理上都不成立。

反过来，如果你那个“地震不能预报”说法成立，那岂不是说，我国堂堂一部《防震减灾法》是建立在一个“地震能够预报”的虚假前提上的？这岂不是荒谬绝伦？！

显然，不是“地震不能预报”，而是地震在什么制度条件下能够预报（示警）。

笔者对我国地震预报制度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开放型地震预报制度条件下，地震可以预报（示警）。我国一大批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官员，以及联合国有关专家和机构也都持这种观点。更重要的是，这是我国《防震减灾法》的法理基础，是我国选择“由国家组织地震预测预报”的理论基础。这不容亵渎。

地震预测和地震预报是两个概念。地震预测是科学家个人、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的行为，是他们对未来地震活动趋势的判断。地震预报是政府行为，是政府或政府部门依据科学家个人、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的地震预测向公众示警。

事实上，历史资料显示，1976年“7·28”唐山7.8级大地震以前，我国的地震预报制度就是相对开放的。虽然当时的地震预测预报制度有许多缺陷，但是它仍然支撑了1975年7.3级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和1976年的“青龙奇迹”。所谓“青龙奇迹”是指，在“7·28大地震”中，唐山毁灭了，24万人遇难，但唐山附近的青龙县却因为当地政府事先发布地震预报而“无一人震亡”。

唐山大地震以前，我国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制度的主要缺陷是，政府一旦发布地震短临预报，就要组织公众防震避险，这蕴涵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这是因为，在目前科技条件下，准确预报发震时间同准确预报震级一样困难，其成功率很低。这种极端化防震避险的制度安排，理论上会较多地碰上“报而不震”或“报而迟震”的情况，这往往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和“青龙奇迹”都有较大的“运气”成份。

严重的问题在于，“7•28”唐山大地震的漏报，使国家地震局官员承受了巨大压力，而地震科学家、专家则内疚、痛苦、沮丧，有的还后悔，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这个压力太大，它不仅没有转变为努力向上的动力，相反，巨大的压力与地震短临预报的高难度一起，最终压垮了我国地震预报体系。地震部门由主张“地震有前兆，可以预测预报”转向了“地震不能预报”；地震制度由相对开放型转向完全封闭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尴尬局面：每一次大地震前地震部门都要出来“辟谣”，每一次大地震后都要喋喋不休地说“地震不能预报”，而政府则一言不发，有关部门高度紧张，到处“灭火”。

根据我的研究，“7·28”唐山大地震漏报有八大制度原因，且“文革”政治的影响也相当大。其实，当年唐山地震有高质量且相当完整的长、中、短期和临震预测，足以支持政府的临震预报。“青龙奇迹”就是这些预测信息的直接受益者。

我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地震预测事实上分为主流和非主流两大学术派别，主流预测采用地球物理方法预测地震，非主流预测采用一切可用方法预测地震。在理论上，主流预测在中长期预测方面有明显优势，在实践中也成就斐然；但他们在短期和临震预测（简称短临预测）方面基本上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与此相反，非主流预测在短临预测方面有明显优势，他们紧紧盯住地震前兆异常，利用一切手段（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气象、信息等等）观察前兆异常，并从中寻找规律，以求提前示警。事实上，由国家地震局认可的非主流预测手段和方法有好几十种，这些方法在196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并实实在在取得了相当大的减灾实效。

我的研究显示，非主流预测要想在短临预测方面取得成功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需要主流预测提供中长期预测以指明预测方向，二是需要多学科合作、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三是要求预测人员具有丰富的预测经验。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封闭型地震预测制度条件下，由主流科学家组成的主流预测垄断了国家的地震预测预报，他们排斥并边缘化“非主流预测”（这包括所有使用非主流预测方法的专家和非在职、非在岗的主流预测科学家，如退休的主流科学家）。这样一来，我国的地震预测力量分裂为“主流预测”和“非主流预测”，其地震预测的整体水平大幅度下降，且远远低于唐山大地震时期。

这一局面的后果有两个，（1）“主流预测”排斥并边缘化“非主流预测”使自己完全失去了短临预测能力，这就是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地震不能预报”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在现有科技条件下，采用地球物理方法的确无法判断短期和临震趋势，无法作出短临预测。

（2）“非主流预测”失去了自身多学科合作和与“主流预测”合作的制度平台，这使他们失去了上述三个基本条件中的前两个条件。没有中长期预测为他们指明预测方向，没有多学科合作、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组织和制度条件，所有单个的“非主流预测”所作出的短临预测几乎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任何人或任何机构都不可能仅凭几个这样的零星短临预测报告就发布地震预报示警。这就是为什么“青龙奇迹”以来这么多年，所有的“非主流预测”只能作出许许多多的正确预测报告，却始终没有真实的成就，没有产生减灾实效的根本原因。

历史资料显示，我国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已经扼杀并正在扼杀我国地震预测的有生力量。如果这一制度不改革，那么，将来仍然不会再有“青龙奇迹”，相反，汶川悲剧、雅安悲剧……将会反复上演，也许……还会撞上更大的灾难。

地震预报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开放型地震预报制度。

该制度的基本制度安排是：（1）向公众公开所有地震预测信息，由公众自主行使防震避险决策权。（2）地震预报（示警）的目的不再直接指向采取极端化措施组织居民大规模撤离，而是为公众的自主防震避险决策提供权威依据；地震部门整合“主流”、“非主流”地震预测力量，并为他们提供合作平台；地震预测走上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充满创新、允许探索、允许失败的开放式道路。（3）政府既不直接发布地震预报，也不组织公众防震避险，从而彻底从无限责任中解放出来；地震预测信息交由专业地震部门及时发布，公开透明，公众自主决策防震避险，政府因此而从“报也不是、不报也不是”的旋涡中脱身出来，集中精力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201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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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雅安大地震后第3天，《重庆青年报》找到我并与我商定，将书稿压缩到5、6万字，一次用8个版面于25日发表，但后来因故未能发稿。不过，该报还是在2013年4月25日（总第3791期），用了4个整版加2个1/3版的超大版面，将我的压缩稿中的“史料”部分改写成《从邢台到雅安——中国地震预测预报47年简史》。（我的书稿史论结合）

在改革坚冰难以打破的情况下，《重庆青年报》的这一“壮举”，客观上为推进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改革起到了“点题”作用。令人敬佩。

鉴于上述情况，若哪家媒体愿意刊发我书稿《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的6万字压缩稿（分期连载也可以），请与我联系，联系邮箱：lsyongs@163.com。

我书稿2稿（约10万字）的完整内容放在我的个人学术网站：http://www.yayu.net.cn/w60dzyb/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