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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震预报的辉煌和尴尬历史岂能抹掉?

“4·20”芦山大地震第5天(4月25日),《重庆青年报》用4个多版面刊发了地震特刊《从邢台到雅安——中国地震预报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这一段既有辉煌,又有懊悔、心痛、惋惜和尴尬的历史不能不让人深刻反思我们现行的这个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

然而,日前有所谓“阅评员”在“阅”过《简史》后“评论”说,《简史》“来源于小说、网络和民间传说,与事实严重不符”。(见下图)

对此我作如下“再评论”:

该报所刊《简史》来自我的书稿《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该书得到了许多地震科学家、专家的直接支持,于2009年完成6稿,因顾忌汶川地震预测史料的敏感性而暂时搁置出版)。该书稿所用史料的来源有两个:

1、绝大多数史料来自正式出版物。

比如,(1)霞飞等人的《周恩来在邢台地震后的日日夜夜》(《党史博采(纪实版)》,2008年第8期);(2)王克林等人的《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美国地震学报》2006年6月第3期,这是科学文献);(3)张庆洲的纪实文学作品《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这不是小说,而是会记入史册的历史纪实);(4)记者刘晶的《地震预报:科学的世界难题》(《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6期);(5)记者刘巍的《不眠的前夜》、《他们与大地震擦肩而过》、《周恩来面对面交待的任务》和《震前,确有不同的意见》(《瞭望》,2010年3月22日,第12期);(6)其它10多份文献资料。

2、少数史料来自地震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只不过因为种种人所共知的原因而暂时还不为公众所了解。我得到这些历史事实有两个渠道,(1)地震科学家、专家向我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密级);(2)地震科学家、专家向我讲述的历史事实。

比如,全国“群测群防”被“清理”后,“自生自灭”,所剩无几。(这一史实也有正式史料证实,如卫一清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再比如,李四光的“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的地震预测理论被质疑,“地震地质—地应力地震预测”方法被否定;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专业课程在大专院校也被撤销。这些情况由我国著名的“地震地质—地应力地震预测”专家黄相宁提供。黄相宁是李四光的嫡系弟子,是李四光开创的“地震地质—地应力地震预测”事业的直接继承人。

2008年10月,黄相宁告诉我上述情况。随后,我去了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网站查看。在该学院仅有的本科3个专业(地质学、地球化学和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的教学计划和开设课程中,没有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课程。“4·20”芦山大地震后(2013年5月17日),黄相宁再次证实,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专业课程在大专院校至今没有恢复。我再去那个网站查看,的确如此。(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网站,网址:http://dxy.cug.edu.cn/list.asp?unid=146)。

比历史真相更重要的问题是,我国“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正在蚕食政府的公信力,并使我国地震部门及其主流地震科学家、专家陷入一种难以言状的尴尬处境,而且,我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地震预测有生力量正在被削弱。如果这一制度再不改革,那么,将来不会再有“海城奇迹”、“青龙奇迹”,相反,汶川悲剧、玉树悲剧、芦山悲剧……将会反复上演,也许、极有可能……还会撞上更大的灾难。

应该正是基于上述反思,我国高层也在反思我国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弊端,并试图有所改革。

据可靠消息,“4·20”芦山大地震后,有关部门有意重新修订《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据说,“已经召集了一批专家在讨论”。

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已经感受到了来自高层的变化:

“4·20”大地震第7天,人民日报《内参》编辑部找到我,约我为他们写一篇有具体政策建议的关于“改革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稿件。仅仅13天,上述稿件即刊发在5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内部参阅》2013年第18期。编辑告诉我说,“稿子会以《内参》涉密形式再次刊发,报送中央领导”。

上述稿件的原始文稿《改革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势在必行》由“中国改革网”发布在我的专栏里,网址:http://www.chinareform.net/special_detail.php?id=1027。

客观地说,《重庆青年报》的《简史》是有缺点的。因为我交给他们的是“史论结合”的书稿压缩稿,可是,该报仅仅摘选了其中的“史”,而舍弃了更为重要的“论”。

在我的《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书稿中,“史”是从从邢台地震到汶川地震40多年的中国地震预测预报历史,“论”则详细评述了我国地震预报制度从相对开放走向完全封闭的详细过程,深刻分析了这一历史演变的科技、政治原因和深刻的制度背景,详细、系统地剖析了“封闭型制度”的种种制度弊端及其危害,同时也将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中外科学家们关于“开放型地震预报”的最初设想,具体化为“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并首次在理论上详细论证了这种“开放型制度”的主要制度构架及其理论基础。

虽然《重庆青年报》的《简史》有上述缺点,但是,在面对“5•12”之后又一个伤亡惨重的大地震,面对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又一恶果,《重庆青年报》以媒体人对我们社会的深厚责任感,呼唤地震预报制度改革,功不可没。

我坚信,决策层不会长期坐视“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蚕食政府公信力而无所作为;也坚信,高层不会容忍“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所带来的尴尬局面长期存在,因为,我们还有更好的制度选择,那就是“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

这也是我写作《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一书的初衷。

201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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