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后记

李尚勇

（一）

我读研究生时，专业经济学没什么收获，但世界观却收获颇丰。

当年，我与一位学物理很有心得的同学住“207”房间。

……

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不务正业，各自躺在床上热烈地讨论我们共同热爱并关心的物理学基本问题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

那段时间的讨论—读书—再讨论—再读书—深入讨论，让我们受益匪浅。作为一种世界观，我们达成的共识是，对于人类来说，我们的地球资源非常有限，人类只有放慢向自然界无限索取的脚步，学会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才有长期生存的可能性。

上述思想最终成为本书的哲学基础，也最终促使我动笔写作这本书，而其实，这本书本来不该由我来写。

进入21世纪，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最终都要受制于地球的资源和环境，而地球的资源储量和环境容量其实都非常有限，所以，人类的活动，包括人类的繁衍，都要严格受制于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虽然地球资源总体上是一个历史和科学的范畴，即随着历史进步和科学发展人类可能会不断发现新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进而丰富地球资源总体，但是，地球资源个体却绝对有限。而最终决定人类生存命运的往往不是资源总体的耗损过度，而是其中关系人类生存的某一种或某几种资源个体的枯竭。当那些关系人类生存的有限的个体资源被耗尽、被破坏或者被污染而失去了资源功能，人类自身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从历史上看，这种生存灾难往往不是以全人类的毁灭来表现，而是通过个体民族的生存灾难来体现。比如，那些曾经辉煌过的人类古文明、远古文明，往往因为某种关系生存的关键资源（例如水）的逐渐短缺而解体、消亡。今天，我们只能在那遥远的黄沙尽头，偶尔见到他们曾经生存过的遗迹，遥想他们曾经的辉煌。

在整个生物链中，人类其实最为脆弱。对于单个民族来说，也许只要降雨量稍微偏少或者降雨区域稍微偏离，就会使他们大难临头。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只要地球的平均气温多变化几度，只要大洋洋流的速度、方向和规模稍有改变，人类也会大难临头。

所以，人类既伟大，又很渺小。人类应该学会对大自然有限索取，而不能贪婪地巧取豪夺，且毫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破坏环境，灭绝物种。人类应该学会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狂妄地总想要征服自然，以免被自然所消灭。

在北极圈内、挪威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地下160米冻土层，人们修建了一座精密且安全可靠的全球种子备份库。许多国家把自己特有的农作物种子运送到那里。在种子备份库寒冷的地窖中，码放着一只只棕色木箱，里面盛满来自世界各地的种子。如今，这个种子备份库已经储存了75万种来自世界各国的农作物种子。

科学家们希望，全球种子备份库能够成为世界农作物多样性的“诺亚方舟”，万一遭遇“世界末日”，人类至少还有备份种子能够重新开始耕种。[①]

我不知道究竟有哪些国家向备份库送去了自己的农作物种子，也不知道我国科学家有没有这种忧患意识。

我祈祷，人类永远也用不上那些种子！

（二）

出于尽力避免爆发大规模环境危机这一目标，笔者建议国家设立“人口资源环境学”，以便从更为广泛的视角，研究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以揭示它们之间那些更具有现实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在我们这个人口规模巨大、资源日渐稀缺、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这一新学科是该出生了。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

作为一门学科，“人口资源环境学”与既有“人口学”下面的“人口与资源”和“人口与环境”篇章的最大区别是，后者仅仅研究了资源、环境与人口的一般、抽象和定性的关系，仅仅对人们处理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提供一般的指导意义；而前者则需要研究资源、环境与人口的普遍、具体和定量的关系，其主要功能是为人们处理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具体关系提供具体的战略性和政策性指导。

当然，这将是一个比较大的理论体系，而且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统计、经济、社会和政治（国内和国际）等等学科发生交叉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帮助和支持。这显然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及的。

目前，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和透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

如果我们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缓解这种紧张关系，那我国资源和环境系统的崩溃就可能成为现实，而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的，很可能不是温室效应，不是能源枯竭，甚至也不是粮食短缺，而极有可能是严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

我们已经走到了非重视并认真研究这种关系不可的历史关头，完全有必要设立“人口资源环境学”深入研究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具体、定量关系，以作为具体的资源、环境与人口政策的理论依据。

当然，“人口资源环境学”的最主要功能是为中央政府的资源、环境与人口政策提供咨询，以助中央政府在“人口高位运行”的情况下正确决策，以确保我国相对安全地度过未来几十年“人口高位运行”的危险区间，避免资源、环境和社会崩溃，实现“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

本书没有“人口资源环境学”的意义，它充其量只是这个新学科的“抛砖”之作，权当是这个新学科的“助产婆”。

（三）

至此，笔耕3年，算上资料收集历时5年，本书终于划上了句号。利用最后的行文机会，我要感谢对本书有所帮助的人们。

首先，我要感谢中国科学院的生态科学家蒋高明研究员。因为他的《中国生态环境危机》一书，我认定他最有资格为本书作序。蒋先生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读到了我的书稿，他当即表示，愿意为本书作序，支持本书出版。他甚至带队去西藏考察时也带上了我的书稿，以便抽空阅读。我非常庆幸找到了蒋先生，虽然我们专业不同，但在生态环境、三农问题，甚至经济发展方向上都“英雄所见略同”。我在此，感谢蒋高明先生在百忙之中挤时间阅读书稿并为本书作序！

其次，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余静宜女士。本书能够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目前，余女士功不可没。她首先发现了本书的价值，并信心十足地促成本书出版发行；她几乎找出了书稿的所有结构缺陷，并促我修改调整；她的编辑“感觉”极好，顺着她的“感觉”，我总能发现一些问题和缺陷，以使书稿臻于完善。蒋先生来信曾说，“一位好的编辑对于出版一本好书非常关键”。我有幸遇到了一位好编辑，没有她就没有本书现在的面貌。我在此，感谢余静宜女士为本书所做的所有努力！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所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的作者，感谢所有帮助本书写作和出版的女士和先生，我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