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人口困局》一书作者）

【说明】本文是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 2014年第4期《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一文的原始文稿。

【导读】恕我直言，任何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主张，如果没有考虑到本书所讨论的“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即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那他的“发展和改革锣鼓”就有可能没有敲在“点子”上。

笔者历时5年研究并写作完成了学术专著《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该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研究写作之初，笔者只是想深入研究并评述“放松人口政策”的错误思潮，但是，当完成相关研究并写作成书以后，笔者意识到，我实际上完成了当今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的研究，从而也为深化改革找到了最大最基本的“改革共识”。

笔者的研究显示，30年来，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日益紧张起来。目前，这一紧张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人口困局》的资料和数据显示，在“人口高位运行”[1]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严重雾霾“突然”大面积爆发仅仅是开始）；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2]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基本的国情。

一、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超乎想像

笔者《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引用的文献、资料和数据超过600份（查阅数量在其5倍以上），这些资料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部、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等权威部门以及包括中国工程院、中国地质环境检测院等高级研究机构，以及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这些资料数据显示：

（1）全国安全饮用水高度稀缺。2010年，在七大流域，真正可以安全饮用的Ⅰ～Ⅱ类水仅有28.7%；在六大河流，仅有15.1%；在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仅有30.2%。（见图1）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人口困局》“图7-1”和“表7-1”（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计算）；（2）水质分类按国家地表水标准“GB3838-2002”。

本来，按照国家标准，Ⅲ类水可以用作居民集中饮用水源（需要处理后才能饮用），但是，2002年颁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依次降低了Ⅲ～Ⅴ类水的门槛，饮用水专家认为，现在的Ⅲ类水还不如1999、1988年地表水质量标准的Ⅳ类水（见国家标准GB3838-88、GHZB1-1999）。

若修正还原数据（即按1988、1999标准将2002年的Ⅲ类水归为Ⅳ类水），2010年我国主要流域、河流、湖泊水库各类水质比例的真实情况是：七大流域的Ⅳ类（处理后也不能饮用）以上严重污染水质河长占评价总河长的71.3%，其中，不能用于农业灌溉的劣Ⅴ类水质河长占29.8%；六大河流的Ⅳ类以上严重污染河长占84.9%，其中，劣Ⅴ类水质占36.7%；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中，Ⅳ类以上水质占69.8%，其中，劣Ⅴ类水质占41.3%。[3]（见图1）

上述数据并不是“一斑窥豹”，也不是只摸到“象腿”或半边“象屁股”，而是差不多摸遍了整个“象身”。七大流域面积虽然只占我国国土面积的45.1%，但却覆盖了我国主要人口居住区，七大流域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80%，其水资源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66.7%，重点监测评价的63个湖泊水库分布于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在内的25个省区市。这些流域、河流、湖泊水库的水污染状况足以代表我国目前水污染的基本形势。[4]

（2）全国地下水大面积严重污染超乎想像。一方面，根据最新普查数据，全国地下水每年每平方公里可开采量比1980年代锐减了60%。另一方面，2010年，全国地下水严重污染的比例从2000年的37%增加到60%；连续几年的监测数据显示，118个城市中约64%的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整个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有50.71%为Ⅴ类水质。按现在的污染速度，也许用不了多少年，全国主要（缺水）地区的地下水就将全部受到严重污染，届时不仅当代，甚至子孙后代都将失去生存的基础。[5]

（3）农业不得不用劣Ⅴ类毒水灌溉。我国粮食主产区（乃至大部分农业主产区）集中在七大流域，（按1988、1999国家标准）以流域论，辽河、海河和黄河流域的劣Ⅴ类水质分别占其流域总河长的51.0%、54.4%和44.2%；以河流论，辽河、海河和太湖诸河劣Ⅴ类水质分别占其总河长的71.5%、63.8%和64.6%。[6]这让农民用什么水灌溉农作物呢？

可见，我国粮食主产区与我国严重水污染地区高度重合。因此，用“完全不具有水功能”的劣Ⅴ类水灌溉农作物完全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在相当多地区尤其是水污染严重的城市周边地区，直接用污水灌溉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4）为了解决13.4亿人口“吃饱”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去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农药“虫口夺食”，大量使用动植物激素缩短其生长周期，以增加产出批次，大量使用抗生素以尽可能提高畜禽鱼虾的养殖密度，同时，也大量使用农膜掠夺土地肥力。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动用其它一切科技手段（许多安全性不明，例如转基因）尽可能地增加食物供给。显而易见，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可持续的有机绿色食品种植养殖模式”，停止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那么，我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7]

（5）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由于“人口高位运行”，人们几乎将近海的鱼类捕捞殆尽。渔政局官员坦承，“我们的捕捞能力太强了。渔船太多，功率太大，网具的规模越来越大，网目又太小，什么鱼都能捕光”[8]。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因此早已面临枯竭，而近海严重污染则彻底让近海渔业资源枯竭了。2010年，我国近岸海域二类以上受污染海域面积占51.3%，严重污染（包括三类、四类和劣四类）和特重污染（包括四类和劣四类）海域面积分别达到36.1%和24.8%。国家海洋局公布的图片显示，2005年，长江口、杭州湾“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的“劣四类”海水海域范围已经越过了整个舟山群岛。[9]（见图2）（限于篇幅，“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和“近海污染致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两章被迫删除）

图2  仅3年劣四类海水就越过了整个舟山群岛

资料来源：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6）重金属污染形势相当严峻。根据国家环保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三部门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公报》，2007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重金属产生量2.43万吨”[10]。不过，国家海洋局《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公布，同年经由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河流携带入海的重金属污染数量为3.6万吨[11]，远超过《普查公报》数据。其它间接数据也说明我国重金属污染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中国工程院罗锡文院士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有3亿亩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经济越发达（地区），土壤污染越严重”；“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11%……；太湖流域，有1/3的耕地受到了污染”[12]。此外，2002年，农业部质检部门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铅、镉超标最为严重，其超标率分别为28.4%和10.3%。[13]

（7）垃圾围城。我国有2/3城市被垃圾群包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高达1.8亿吨，且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14]

（8）农业和农村污染总量超过城市或工业。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数量比城市或工业点源污染更加庞大，一些地方的农业源污染物指标甚至超过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染之和。但是，至今包括农业生产（含畜牧业、渔业养殖）、农村生活（含1578个不设市的县、3.39万个乡镇和65万个村）、乡村小工业、小作坊排放的“三废”污染物均没有纳入国家统计范围。而根据日本的治污经验，面源污染才是环境污染（尤其是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持续恶化的首要元凶。[15]

（9）空气污染危机开始大爆发。2013年初，我国空气污染危机开始大爆发（这是笔者提到的“大范围环境危机”的最初表现），“挥”之不去的严重雾霾笼罩我国东南地区130万平方公里土地，约占东南地区国土面积的1/3（在东南地区生活着12.4亿人），其中，有33个城市空气污染达到最高级别（有的甚至“爆表”），有毒雾霾的上限浓度高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健康标准的27倍。[16]

我国环境与人口的困局在于，由于我国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微利，它们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一部分大企业也没有这种经济能力），而我国大多数就业人口又高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低技术的中小微企业和所谓“非正规部门”，这一方面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又严重制约了环境治理。在人口、就业和经济的多重压力下，环境治理与超标排放，以及中小微企业扩张往往表现为一种弹性实足的“博弈”，其最终结果就是，我国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17]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13亿国人十几年、几十年长期食用富含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重金属和转基因的食物，长期饮用被各类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甚至是严重污染的水，长期呼吸被雾霾严重污染的空气，这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不得而知。这是人类几百年、几千年不曾遇到过的情况，也是全世界几百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曾遇到过的情况。国人的身体“扛”得住吗？能“扛”多久？会不会诱发基因突变？会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目前，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和透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

如果我们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缓解这种紧张关系，那我国资源和环境系统的崩溃就可能成为现实，而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的，很可能不是温室效应，不是能源枯竭，不是粮食短缺，甚至也不是严重雾霾，而极有可能是严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18]

二、人们对资源环境形势恶化没有警觉

但是，严重的问题在于，人们对“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即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的恶化几乎完全没有警觉。由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理论界和相关部门长期缺乏对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的综合、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使得人们难以把握资源环境的总体形势，难以正确评估资源环境形势的严峻程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直以来，我国在人口问题、粗放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甚至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等方面出现的种种偏差（其主要表现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无雨点”），都可以从“对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缺乏深刻认识”找到根源。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始终没有意识到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且关乎生存。

“先污染后治理”、“最严峻的污染时刻即将过去”，这些“想当然”的虚假判断严重误导公众和领导层。

笔者《人口困局》一书的研究显示，“先污染后治理”是有条件的，这主要包括人口、经济和社会条件，其中，人口数量决定了环境的后备容量和环境治理的“战略纵深”。目前，我国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19]：

（1）我国“人口高位运行”，人口总量巨大，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指数大。

2010年，我国92.4%的人口（12.4亿）集中在“人口分布地理线”以东地区（即东南地区）38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密度320.9人/平方公里，是日本的0.96倍；人口压力指数3977，是日本的9.4倍。

我国75.8%的人口（10.2亿）集中在18省市2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密度466.7人/平方公里，是日本的1.4倍；人口压力指数4742，是日本的11.2倍。

我国淮河流域国土面积（26.9万平方公里）与英国（24.3万平方公里）相当，但只有日本（37.8万平方公里）的71.2%。若以工业化进程相近的人口数据相比，即以我国淮河流域2010年人口数据与英国、日本1953年数据相比，则我国淮河流域总人口分别是英国、日本的3.7和2.2倍，人口密度分别是3.3和3.0倍，人口压力指数分别是12.3和6.6倍。（见图3）

资料来源：（1）中国淮河流域数据来自表7-3；（2）日本和英国1953年以后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文件1、文件10）；（3）英国1851年以前数据来自庄解忧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人口的增长和分布的变化》；（4）人口密度单位为人/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为无名数。

可见，我国现实人口规模太大，与“先污染后治理”的两个典型国家差距很大，距离“先污染后治理”的人口限定条件太远。

（2）除新疆、西藏等个别省区外，我国绝大多数省区市的环境污染都已经相当严重。

从总体上说，我国目前环境污染具有范围大、程度深的显著特点，并且已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气、水体和地面的立体、全面污染局面。这与英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当初“污染仅仅发生在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我国那些数量众多、面积广泛的严重污染地区早已大大超过英、日当年的污染水平。遍布27个省区市的几百个“癌症村”的污染程度肯定比英、日严重得多，如湘江下游河流底泥的镉含量已超过日本“骨痛病区”镉含量几十倍。而且，数量更多、范围更大的隐蔽、潜在严重污染区正在“发酵”，因此，我国大范围环境危机的爆发很可能已经近在咫尺。更何况，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进行，未来10~20年环境污染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污染程度在总体上全面超过英国、日本当年爆发环境危机的可能性极大。

其实，真实的环境污染比纸面数字更严重，这不仅仅是我的判断。例如，马军先生亦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引发的副作用，可能同样是前所未有”；“（我国）污染蔓延的趋势，在全球都少有”；西方曾经的严重环境污染“（只）是一个局部的状态，而我们是遍地开花”。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的性质。例如，大范围地下水污染中长期“不可逆”，几乎完全没有治理、改善其水质的可能性，一些地区的地下水将永远失去利用价值；大面积土壤污染中短期“不可逆”，土壤中残留的农药和富集的重金属在几十年、上百年乃至更长时间内都难以降解或清除，一部分耕地将长期失去耕种价值；河流湖泊底泥污染同样也不是短期内可以降解或清除的。

可见，由于“人口高位运行”和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目前已经出现城乡全面、立体污染的严重局面，这意味着，我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已所剩无几，我国环境治理事实上已经缺乏“战略纵深”，缺乏“战略回旋余地”。

（3）在“人口高位运行”和全面严重污染的情况下，我国治理环境至少面临以下难以解决的两大难题。

第一，我国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难以向外转移。

发达国家在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之后，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有计划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这种“战略性”产业转移因为打了“技术转让”的旗号，所以大获成功。这为其环境治理奠定了基础。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接受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类别和数量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在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的10年里达到高峰。时至今日，我国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均还在持续的增长过程之中。

目前，我国已经意识到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的重要性，但是，严峻的问题还在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面临巨大的现实难题。

一则，我国几乎难以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国外转移，至少不可能象当初发达国家那样将大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国外转移。一是因为规模太大，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意识均在苏醒，今天已经难以复制发达国家当初的产业转移模式。

二则，我国大量就业人口高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的中小企业，也高度依赖技术落后、缺乏治污能力的中小微企业，这明显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就业人口，尤其是大量农民工只能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所谓“非正规部门”就业。

三则，我国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微利，它们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若严格治污、强制达标排放，它们因为无利、亏本，就只有关门停业一条路，但就业形势决不允许这样做。

因此，我国现实的产业结构升级目前主要表现为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其结果是环境污染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和转移。最终结果是，东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虽然有所减轻（许多地方只是象征性减轻），但并没有真正缓解，本已污染得相当严重的环境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治理；与此同时，全国的环境污染形势明显出现由东向西蔓延和发展的恶劣势头，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更脆弱，治污资金更缺乏，后果必然会更严重。

第二，我国的能源结构难以改变。

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都实施了能源结构的升级换代，其主要内容是由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形式。

例如，伦敦空气污染的治理最终是通过“弃煤炭而改用煤气和电力，并将燃煤火电站迁往城外”而解决的；日本也是在明确提出能源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以后，环境污染才开始真正好转。

我国目前煤炭消耗占全国能源总消耗的70%以上，属于高污染型能源结构。2011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70.4%，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南非）。这一比重超过世界煤炭平均消费水平40个百分点，且分别超过欧盟和美国54和48个百分点。（见图4）

资料来源：BP集团公司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巨大，“人口高位运行”，并且，天然气资源太少、石油产量已经接近最大产量边界、新能源开发利用中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所以，我国能源结构的升级换代完全没有现实方案。

本书的研究结果显示，解决上述两大难题是我国全面治理环境并谋求环境根本性好转的先决条件，舍此便没有真正的环境治理。

在上述局面下，环境治理最终是赶不上环境污染速度的，因此，我国的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

三、最大最基本的“改革共识”

十八大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改革共识”。在笔者看来，“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就是最大最基本的“改革共识”。还有什么比民族的存续更重要？！中华民族及其社会各种经济政治团体，只有就此达成共识，在严格控制人口的基础上，通过“调低心理预期，主动放缓经济增长，深化体制改革，并严格节能减排，严厉治理污染”，才有可能避免爆发危及生存的大规模环境危机。

毫无疑问，直接受益于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强劲增长了30年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我国事实上已经历史性地抓住了1980—2010年的“战略性机遇期”。我国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利用国外资本和技术，利用改革红利、制度变迁红利、人口红利，也利用新兴市场所暴发出来的经济推动力，实现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如今的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经济繁荣、国家强盛的历史宿愿。

与此同时，我们在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和环境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拐点”初现，我们应该因势利导主动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以便有时间、有机会去解决并消化30年增长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以便让社会、资源和环境都得到喘息的机会。

不退一步，就不能更有力地往前走。

我们的社会需要引导国人树立新的生活理念，需要对主流社会过度追求财富、过度追求奢侈奢华享受的风气降温。我们应该提倡绿色、低炭、环保、健康的生活，而这首先应该成为主流社会的追求。

我们需要调低经济预期以减轻经济压力，需要放缓经济增长以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需要放弃地方GDP考核以减轻官员的压力并抑制其非理性政治冲动，需要更有力的节能减排政策以减轻能源压力，需要真正落实现有环境法律法规以减缓环境整体恶化的速度，需要利用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前的有限时间（约20年），逐步解决并消化30年粗放式增长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不可否认，我国30年粗放型经济增长累积起了大量经济和社会矛盾，其中许多是深层次矛盾。在这里，解决矛盾的常规手段和办法基本上都已经失灵。吴敬琏对此的评价是，“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20]。

30年前，我们逐渐从“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并习惯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各级官员也习惯了“用发展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但是，30年后，资源和环境的严峻形势，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尖锐程度，已经将“用发展去解决问题”的空间压缩得微乎其微。

30年来，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真理，是制胜法宝，但30年后，时过境迁，按照邓公深刻思维的逻辑，是到了适当放缓经济增长，主动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以深化体制改革为手段，解决并消化一系列“几乎到了临界点”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了。[21]

任何的拖延、犹豫都可能坐失深化改革、积极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的最后良机，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因为，“历史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时间，让我们‘犯错再改正’”[22]。

笔者的《人口困局》一书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系统、全面、深入地讨论了“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即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

本书的基本政策建议是：（1）坚持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现行人口政策，以实现“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2）中短期内，实现养老“双轨制”并轨，解决养老制度的公平和统一问题；长期则需要建立起“藏富于民”的经济制度，增强国民承受危机的经济能力；（3）果断放弃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调低心理预期，主动放缓经济增长，减缓城市化进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民间经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4）严格节能减排、严厉治理污染，尽力避免爆发大规模环境危机。[23]

恕我直言，任何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主张，如果没有考虑到本书讨论的“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即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那他的“发展和改革锣鼓”就有可能没有敲在“点子”上。

201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