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笔者关于转基因的研究报告在2年前完成，但找不到刊物发表，后来将其放入学术专著《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一书中，但最后还是“拿下”了。这里发布的就是从书稿中“拿下”的内容。

存在致命缺陷的转基因食品技术

——《人口困局》被删的第3章第8节

作者：李尚勇

【说明】作者不是分子生物学家，本文也不是从分子生物学专业研究的角度评述“转基因食品技术”，而是利用分子生物学自2000年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剖析“转基因食品技术”在方法论上（哲学范畴）的严重错误，从而揭示“转基因食品技术”的致命缺陷。当然，本文也涉及我国转基因研究的一片乱象，以及转基因政策的严重失误。

前面说过，为了解决13.4亿人口“吃饱”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动用其它一切科技手段（许多安全性不明）尽可能地增加食物供给。“转基因食品技术”正是安全性不明技术手段。

2000年以来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转基因食品技术”不仅安全性不明，而且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它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存在致命错误，即目前的“转基因食品技术”实际上建立在一个完全不成熟且有理论错误的早期分子生物学理论之上。

一、早期的分子生物学及其转基因技术

中文“基因”为英语“gene”的音译，基因是生物体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又称为“遗传因子”。

所谓“基因”，实际上就是就是DNA分子中的一个片段，这个DNA片段带有该生物性状的遗传物质。基因一方面通过DNA复制将生物的性状特征遗传给自己的后代，另一方面，又在合适的时空条件下逐步启动个体生物的遗传信息（即基因表达），让个体生物依据遗传信息按一定的顺序发育生长（即生、长、病、老、死），并形成不同的个体特征。

1938年，生物学家选择噬菌体为对象开始探索基因之谜，1953年，两位科学家发现了DNA分子双螺旋结构，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新纪元。1967年，生物学家破解了DNA的遗传密码，认识了DNA的由4种碱基排列组合成的64种三联体“密码子”，20种氨基酸的密码子排列规律，以及由这些密码子所决定的不同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合成。这些认识初步揭示了基因通过控制蛋白质合成去控制生物体性状的基本过程。1970年代初，重组DNA技术的出现摧生了遗传工程。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诞生了现代生物技术，即将外源基因导入到生物体基因组的技术，而所谓的转基因技术，就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简单地说，转基因技术就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到目标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以便引起目标生物体（通过表达新蛋白）而使其性状发生可遗传修饰。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体通常被称为“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俗称转基因生物。[①]

转基因生物研发初期（1980年代以前），转基因专家曾以为，转基因技术能够按照人们的意志将“已知的、有用的、优良的、安全的基因，非常精确地去做一个转移”。[②]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转基因专家将病毒或细菌基因（片断）导入农作物，培育出抗病毒、抗虫、抗杀虫剂的转基因农作物。[③]

目前真正商业化的转基因特性主要有两种，即除草剂耐受性（Herbicide tolerance，简称HT）和抗虫性（Insect Resistance，简称IR，但基本上都是Bt特性），以及这两种特性的叠加。这两种转基因特性均采用“导入”土壤细菌基因的方法而形成，在本质上，这两种特性都属于农药效率改进型技术进步，并不能直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产量。

所谓“导入”，就是采用“暴力”方式将外源基因片段强制“打”入受体基因组；所谓“暴力方式”，例如“基因枪”，就是用火药爆炸或高压气体加速，将包裹了外源基因片断的微粒直接“打”入植物组织或其细胞中。

转基因HT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专门针对其生产的除草剂（如草甘磷）而研发的具有除草剂耐受性的转基因作物。播种HT作物（如HT大豆），同时使用该公司的除草剂，田里就只有转基因HT大豆能够生长，其余植物全部被除草剂杀死。这有利于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耕作，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想而知。（这里的逻辑顺序是，为了除草，发明了除草剂；为了推广除草剂，研发了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HT。）

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是一种土壤细菌。研究者将Bt基因片段导入到农作物的基因组中，该作物便表达出一种对特定虫害具有毒性的蛋白，从而使该作物对该虫害具有抗虫性。目前商业化的转基因抗虫性基本上都来自Bt，所以抗虫型转基因也称为“Bt转基因”。[④]

与此同时，转基因专家设想，还可以找到增产基因，将之转入任何想要的农作物，例如，将沙漠动植物基因转入农作物，在沙漠上获得粮食丰收；将寒带动植物基因转入农作物，使冬天也成为粮食生产季节。

然而，“这些美好的转基因蓝图，均在日新月异的分子生物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程中被（否定而）落空了”。例如，近些年的研究确认，真核细胞生物（动植物和人）的一个基因可能编码多个蛋白质，而在更广泛的情形下，多个基因又可能影响同一性状以及受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调控机制的影响。[⑤] “科学家曾将人的生长激素基因转到猪的身上，目的是要制造出极快速生长的猪来，可没料到，所产生的小母猪居然没有肛门。”[⑥]

二、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新进展

2000年以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转基因食品技术所依据的早期分子生物学理论，同时也揭示了转基因生物，尤其是转基因食物的巨大潜在风险。

（1）转基因技术诞生初期（1971年），生物学家以为真核细胞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的基因编码规律与原核细胞生物（如细菌）是一样的，即一个基因只编码一个特定蛋白质。[⑦] 但1977年发现，在真核生物中，一个基因可以编码多个不同的蛋白质。2000年以后确认，这一被称为“可变剪接”的现象在真核生物中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⑧] 比如，果蝇的一个基因可以产生38016 个不同的蛋白质分子。

（2）早期的转基因专家曾认为内含子（intron）是基因的无用段、是“垃圾基因”。今天，虽然分子生物学家还没有搞清楚这些“内含子”的功能，但至少“再没人敢这样说了”。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生命体的复杂性远非那种错把生命当作机械来处置的“科技工匠式思维”所能理解的[⑨]。

（3）过去，分子生物学曾认为，基因是相互独立、互不关联的一系列微单元。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增减一个基因，或者对某一个基因动手，往往会引起与之相关联的基因网络发生改变；[⑩] “对每一种特定的转基因作物来说，仅仅一个外源基因的插入，就可能导致原作物的上千个基因的表达发生改变”。[11] 有科学家制作了转基因酵母，想增加酿酒产量，但随后惊讶地发现，该酵母原有的可能致癌的自然毒素被意外地提升了40～200倍。[12]

（4）原来的遗传学理论认为，一旦氨基酸顺序确定了，蛋白质便总是会按正确的方式折叠（形成），这是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又一理论基础；但最新的遗传学理论认为，蛋白质折叠需要蛋白伴侣（chaperone）来协助。在植物蛋白质的形成过程中，若突然出现一种被转入的外源细菌基因，该植物的蛋白伴侣便会认为是遭遇了异类蛋白入侵，它们之间将如何应急互动，目前的研究还难以预料；假如这种异类蛋白入侵使得蛋白质折叠发生错误，其后果也是错综复杂的。例如，“疯牛病”的发生与细菌病毒无关，而与“蛋白质错误折叠”有关。

（5）转基因食品研发之初，分子生物学家曾认为，转基因片段通过“横向转基因”是不可能进入哺乳动物消化道的，而且这也是当初评估转基因食物“具有安全性”的决定性依据。但后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当大部分比例的转基因DNA并没有被消化系统摧毁”[13]，而且，转基因技术所采用的外源基因材料（如Bt基因），可以透过母亲的胎盘进入未出生婴儿的胚胎，以及转移进入成人的性细胞，影响于后代的遗传。

（上述资料由有分子生物学专业背景的旅美华人曹明华女士提供，其中的英文专业文献也由她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2010年，我国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转基因水稻营养成分发生了很大的非预期改变。这些新的实验室数据为上述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新进展提供了新的佐证。

这篇专业论文发表在国际刊物《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题目是《转基因的亚洲栽培稻籽粒发生非预期成分改变》，论文“摘要”的（部分）中译文如下：

“研究3种可抗霉菌病和抗虫的转基因水稻中重要的营养物质成分组成（按欧共体标准），发现其营养成分组成和物理性状有非预期改变”，其“差异幅度：氨基酸20%～74%，脂肪酸19%～38%，维生素25%～57%，（微量）元素20%～50%，蛋白质35%；植酸没有显著变化”。“相比于非转基因水稻，转基因水稻的营养成分构成和物理性状的非预期改变，可能与基因的转入有关”。[14]

按道理，这些数据早就存在于转基因食品研发机构的数据库里。而问题是，它们为什么不公布？为什么需要各国研究机构各自做实验去获得？当然，如果它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类研究，那人们就更有理由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三、转基因食品技术的致命缺陷

一个基因可能编码多个蛋白质，同一性状可能受多个基因影响，一个外源基因可能导致众多基因表达的改变，还有身份神秘的“内含子”，行为诡秘的“蛋白伴侣”，再加上外源Bt基因“现身”于人体内，并“更容易在细菌中被表达”……，这些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最新发现及其理论，使（致力于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转基因食品技术的所谓“转一个安全基因表达一个安全蛋白质”的假说成为一种致命错误，转基因专家自以为自己可以“精确、定向、一对一”进行转基因操作的幻觉也随之消失，接下来的是，人们需要对那种错把生命当作机械来处置的“科技工匠式思维”进行反思和补救。

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体的微观运动形式及其规律，这无疑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一个伟大进步。对于分子生物学家来说，他是进入了一个有着几十亿年进化史，有着高度组织性、严格规章制度、精准运动时间，有灵活多变的应急机制、错综复杂的调控机制，虽没有管理层却又秩序井然的“超级现代化小社会”。

以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为目标的转基因专家，明显对这个微观生命世界错综复杂的有机体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微观生命的“博物馆”，面对的是一个个创造生命“零件”的小作坊，而这些小作坊互不关联，或关联不紧密，或其关联“一目了然”，因而可以在其中“大展手脚”，想当然地改造一些小作坊，当一把“上帝”，创造一些自己想要的新生命体。这明显是把丰富多彩、复杂多变、运行机理高深的有机生命微观运动当作简单呆板的机械运动来处置，的确是一种非科学的“科技工匠式”思维方式。

显而易见，作为转基因食品商业化手段的转基因食品技术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不牢且完全不成熟的理论之上，由此而产生的转基因生物，尤其是转基因食品，对于人类、环境和生态来说，明显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而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新进展显示，这些风险比早期分子生物学家和其他对转基因持谨慎态度的科学家的预计要大得多，并且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看似“成功”的Bt转基因生物，表面上实现了“转一个Bt基因表达一个毒蛋白”的意图，但它并不是“转”真核生物（动物和植物）基因，而是“转”原核生物（细菌）基因，即便如此，Bt基因在表达一个毒蛋白的同时，还会表达其它非预期蛋白，并引发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变异（如前述转基因水稻营养成分构成和物理性状的非预期改变）。为什么会这样？连分子生物学家也一无所知，更遑论那些仅具有“科技工匠式思维”的转基因专家。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生物学试验手段，或一门实验科学，转基因技术肯定会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的进步而逐渐成熟起来，我国的自主转基因技术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但是，我们目前距离这种理论扎实、手段先进的转基因技术还有很长很长的崎岖之路要走。

在分子生物学理论尚不成熟、转基因食品技术包含着错误理论且相当粗糙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贸然进行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转基因主食）商业化，功利过于，智慧不足，明显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对人类、环境和生态缺乏安全责任心。

四、转基因食品乱象

现代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食品技术）是人类探索微观生命形式并欲对其进行改造的伟大进步。这种高科技距离“上帝”的创造力已经近在咫尺，但是，人类对此还完全没有准备好，甚至还不知道应该如何管理这种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族群的非凡创造力。

受经济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以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为目的的转基因食品技术一问世便乱象一片。

“据统计，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中约有150多种植物（包括大多数农作物）已先后被转化（转基因），有1000种动植物已经或正在被进行转基因研究”。[15]

1970年代初，转基因技术开始应用于植物[16]；1983年首次获得转基因植物（转基因烟草），1986年首批转基因植物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1994年美国Calgene公司研制的转基因延熟番茄首次进入商业化种植[17]；1995、1996年美国批准了一批转基因植物（包括棉花、大豆、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西葫芦和番木瓜）的商业化种植。[18] 此后，转基因作物种植在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等国迅速扩大。

我国转基因植物研究起步较晚，但1986年3月启动的“国家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加快了转基因植物研究和开发的步伐。到1990年代末，我国已建成一批国家、部门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等研发基地，逐步形成了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开发体系，虽初步但却迅速地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田间再到有限产业化的转变。1997年（仅仅晚美国3年），我国第一例转基因耐贮存番茄获准商业化生产[19]，但种植面积不大。1998、1999年，农业部共批准了9个品种的转基因食品进行地区商品化生产，分别是抗病毒甜椒、耐贮藏延熟番茄和抗病毒番茄3大类。随后，又分别于2001和2006年批准了转基因线辣椒和番木瓜的地区商品化生产应用。这就是所谓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证书”，其有效期在1～5年不等。[20]（见表1）

2009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在湖北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批准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转基因玉米“BVLA430101”在山东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21]

转基因食品安全证书的颁发，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其技术性和安全性已经获得国家农业主管部门的认可。接下来，通过品种审定，申请生产和经营许可证后，就可以正式开始商业化生产。这意味着转基因大米和转基因玉米将正式大范围端上人们的餐桌，意味着转基因大米将取代传统大米成为国人的主食。

“十一五”规划（2006～2010）期间，我国的转基因研发获得了240多亿元的政府专项基金（预算），“十二五”期间，政府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将提升到300亿元（而常规育种的研发支持仅有1.8亿元）。巨额的研发基金和潜在的转基因种子市场的巨大价值，无疑搅动了上上下下的神经。

知情的转基因科学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中国搞转基因是匆忙上马的，现在与转基因沾点边的就能拿到项目，连市一级的农科所和种子公司都能拿到项目，全国的专家都被刺激起来搞转基因”。有科学家直言，这种现象是“转基因的群众运动”，“没有理智，没有秩序”。[22]

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渠道，转基因食品早已悄然进入我国消费市场，进入了市民的菜蓝子。从转基因食品进口审批的历史数据[23]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转基因食品进口基本上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种植同步。

这一方面表明，国外转基因食品具有很强的“趁虚而入”的能力（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没有最终确认以前，美国等国的转基因食品更多的是出口外销），另一方面也表明，在转基因食品初起阶段，我国缺乏食品安全意识，对转基因食品的侵入基本上“不设防”。

以大豆为例。1995年以前，我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1995年大豆出口38万吨，进口29万吨[24]）。1996年7月，美国首次批准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种植[25]，此后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种植在美国和巴西等家迅速扩大。从“图3-6”可见，我国的大豆进口在1997年以后同步迅速增加，而这些进口大豆主要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到2001年，我国进口大豆1394万吨，已经逼近国内大豆的总产量[26]，2003年，我国“防线”全面崩溃，最终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7]。

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农业部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本来，人们期望这两个转基因管理法规的颁布可以遏制住国外大豆凶猛的进口势头，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我国大豆进口仅仅在2002年有小幅回落，随后便以更加凶猛的势头上逼4000万吨大关。2009年，我国大豆进口总量达到4255万吨，是我国大豆产量的2.9倍[28]，占我国大豆总需求量的77.9%[29]。2010年，大豆进口进一步上升到5480万吨，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达84%，占全球大豆进口量的61%。[30] 本国本地大豆及豆农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至。

2004～2010年，我国农业部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食品涉及大豆、玉米、油菜和甜菜等4种，其中，大豆有6项，玉米有29项，油菜21项，甜菜1项，共计57项。[31]（见表2）

虽然，农业部批准进口这些转基因食品的用途标明为“用作加工原料”，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些转基因食品最终用作食品这一基本事实，只不过由“间接食用”替代了“直接食用”而已。当然，由于存在管理漏洞，也不排除这些进口的转基因食品会被人们非法“直接食用”。

事实上，我国的食品标识制度很不健全，哪些畜产品或水产品是转基因生物或由转基因饲料喂养，消费者并不知晓。同样，早期（1998～2006）由农业部批准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的甜椒、番茄、线辣椒和番木瓜等，在多大程度上健全了转基因食品标识，我们也不得而知。在各地那些普遍缺乏食品标识管理的“农贸市场”，消费者更是“一头雾水”。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我国事实上存在大范围的转基因食品非法种植和销售。

转基因食品非法种植和销售具体涉及哪些转基因食品品种，我不得而知，但是，一看到那些希奇古怪的玉米、比茶杯还要大的甜椒、硬似砖头的大番茄……，我心里就不踏实，不知道我们的“科学家”又非法弄出来一些什么样的“转基因怪物”，非法投放市场。

不过，转基因水稻（大米）的非法种植和销售，却是证据确凿。

尽管我国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才颁发不久（如“抗虫Bt汕优63”于2009年8月17日批准），离它依法走向市场还有不少程序，但是，真实的转基因水稻早几年就已经非法进入国内市场。

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范围很大。

（1）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曾4次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情况的调查和采样，发现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已经在销售和种植一种名为“抗虫汕优63”的种子，部分地区的种植已达两年之久。该种子的销售单位包括当地种子公司、农技站、种子站和华中农业大学一家公司。而湖北华中农业大学正是5年后获批安全证书、但并没有获准商业化生产的“抗虫Bt汕优63”的研发单位。

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数据，绿色和平组织综合估计湖北2004年至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2.5万亩，可产转基因大米1～1.25万吨。

绿色和平组织于2005年4月13日在北京发布了题为《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调查报告，呼吁政府立即进行追查。[32]

6月13日，绿色和平组织在2次新的实地调查后，发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第二次调查报告》。他们发现转基因水稻种子仍然在湖北市场上非法销售；非法种子的源头直接指向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大下属和参股的几家公司都参与了非法种子的生产、经销、批发或零售。他们保守估计，当年售出的种子可达 2.4～2.8万公斤，可种植2.4～2.9万亩转基因水稻。[33]

2005年8月11日，湖北省政府委托省农业厅就“转基因水稻事件”发表申明称，武汉有3家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并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湖北省农业厅随即铲除了非法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并按每亩四五百块钱的标准补助受损农民。[34] 而这些被铲除的转基因水稻也许还不到湖北2005年非法种植面积的一半。

（2）2007年9月，绿色和平组织接到举报称，中国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研究员在2006、2007年，将Bt转基因水稻假以“丰优×号”的名称，冒充杂交品种，在湖南省水稻品种审定试验田进行没有任何隔离措施的大田实验，并已申请品种审定，试图获取商业化种植资格。

绿色和平组织随即来到位于湖南省怀化市的品种试验田，采集了稻秆样品，送到德国的独立实验室进行转基因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样品中的32号参试水稻为Bt转基因水稻。经湖南省湘西州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证实，32号参试水稻即为“丰优×号”。[35]

（3）有知情的转基因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不只是湖北、湖南，在福建和江西都有转基因水稻的规模种植。”据该周刊记者调查，市场上有更多不同品种名称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销售，这涉及多家种业公司，并可能有更多的公司参与到转基因水稻种子的非法生产和销售之中，而这些种子公司的业务网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河南、浙江等地。[36] 这些情况与绿色和平组织5年前（2005年）调查时见到的情况相似。[37]

（4）有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100多种转基因稻种在各大实验室的试管中等待批准，其中，有7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正在申请安全证书。在业内，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各个研究机构和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跑马圈地”。在这些所谓“跑马圈地”的营生中，有多少涉及非法操作，还有待于研究者深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在全国各地，与有转基因水稻研究项目的农科所、大学、企业有合作（关系）的种子公司更难以计数”。[38]

转基因大米的非法销售范围比非法种植范围大得多。

由于国家至今尚未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所以，市场上出现的任何转基因大米都是非法的。对于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的知情农民（有些并不知情）来说，他们自己并不吃转基因大米，但转基因大米目前又找不到买家，于是，“很多村民都只能把它掺杂在普通大米中‘偷偷摸摸地卖出去’”[39]。

2005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广州的粮油批发市场发现了来自湖北的转基因大米。[40] 2005年8月，绿色和平组织发现非法转基因大米已流入湖北武汉的大型超市“家乐福”，这是该组织首次在国内超市发现非法转基因大米。[41] 这说明转基因大米已经突破农贸市场等初级市场的范围，开始渗透并进入正规的中高端市场。2010年“3•15”当天，绿色和平组织发布调查报告称，湖南、湖北有2家大型连锁超市“有转基因大米在售”。[42]

当然，最能说明转基因大米泛滥程度的莫过于大米制品的出口检测情况。

“欧盟通报食品数据”显示，从2006～2013年，我国出口欧盟的米粉有86批次因为含有未经批准的转基因成分而被欧盟诸国扣留，2010年，有38批次被欧盟诸国扣留（见表3）。[43]

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连这些对大米原料有严格检测检验手段的米粉出口企业都难以避免转基因大米污染，那么，我国大米市场上转基因大米污染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显而易见，相当多的国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迫食用转基因大米。

然而，人类至今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尤其是长期安全性却知之甚少。

五、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

人类的食物，尤其是主食，是在人类长期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筛选而最后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对人类有害（包括短期有害和长期有害）的品种，都因为人类祖先的沉重代价，甚至是整个族群的灭绝而被淘汰。所以，最近几百年流传下来的主食和其它食物对人类来说是安全的。

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转基因主食，不具有上述安全性。

目前，除了研发时通过有限的科技手段检测转基因蛋白的毒性或有害性以外，科学界主要沿用药品安全性检验的程序和方法来判断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我国食品专家介绍说，“（转基因）植物体的新表达蛋白质的毒理学评价，包括新表达蛋白质与已知毒蛋白质和抗营养因子氨基酸序列相似性的比较，新表达蛋白质热稳定性试验，体外模拟胃液蛋白消化稳定性试验。当新表达蛋白质无安全食用历史、安全性资料不足时，必须进行急性经口毒性试验；28天喂养试验（亚慢性毒性）取决于该蛋白质在植物中的表达水平和人群可能摄入水平；必要时应进行免疫毒性检测评价”。[44]

但是，对于食品安全尤其是长期安全来说，这种安全性检验程序和方法存在重大缺陷。

先来看药品的安全性检验。

每当新药品研究成型并完成相关的毒性检测检验以后，研究者会进一步用它做动物试验。动物试验一方面观察新药的药理特性和药物代谢过程，另一方面，需要做毒性研究，这往往需要用大剂量和超大剂量新药喂养动物，看动物是否患病或患癌症，以此判断新药对于人体的毒副作用。通过了动物试验的新药可以进入人体试验和临床试验阶段，这一般通过一些患病或健康的自愿者人群进行，该试验一般分为常用剂量试验和大剂量试验。通过了临床试验的新药，再通过药品管理部门批准后即可进入药品市场，正式进入临床应用。在比较规范的情况下，从最初的新药合成算起，这一安全性检验过程大约需要15年左右时间。

上述检验方法对于新药的小范围、短期的安全性应该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新药的大范围、长期的安全性却不可能做到“全覆盖”。事实上，新药上市以后仍然需要监测其临床应用的毒副作用，以便发现新药的安全性“盲区”，弥补研发阶段安全性检验的不足。而且，长期以来，一方面不断有新药投入临床应用，另一方面，也不断有曾经的新药因为未曾预料到的毒副作用而被禁止使用，退出临床应用。

由于有问题的新药始终只在有限范围人群内使用（不可能出现全体国民同时使用某种新药的情况），所以，新药的毒副作用再大也不会对大多数人造成伤害。

然而，转基因食物，尤其是转基因主食就不会这样“轻松”。所有这类小范围、短期的安全性检验程序和方法对于转基因食品来说都过于简单，过于草率。

目前，真正导致人们（包括众多科学家、专家）普遍排斥转基因食品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转基因食品的短期安全性越来越多地受到科学界和公众的质疑。

一方面，HT和Bt转基因食品的研发机构（公司）始终没有公布它们安全性检验的详细资料，另一方面，不断有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报告，转基因食品致病、致癌。

有关资料显示，“近二三年来，关于转基因食物危害生命体健康的科学研究，已愈来愈为人们所了解。各国科学家在国际‘主流’科学期刊上——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网站——已发表了大量对转基因食物危害健康的研究论文”。[45] 该文作者为此提供了2005～2009年共7份科学文献佐证。[46]

在国内，纸质和电视媒体近些年关于转基因食品致病、致癌、致生育力下降的有关报道始终不断。

“（转基因机构）通常在白鼠身上进行的（转基因食品喂养）实验往往只持续90天”便得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结论，然而，“一批法国科学家经过对小白鼠长达2年的实验，发现这批被转基因玉米喂养的老鼠普遍患上肿瘤，并有多器官衰竭的症状”。这批200个实验鼠的食物主要是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研究者称，做实验的这批小白鼠普遍患上乳腺癌，并出现肝脏衰竭现象。50%的雄鼠和70%的雌鼠提前死亡。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出它们身上长着巨大肿瘤”。[47]

生物学专家认为，“转基因食品中的外源基因直接进入人基因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其仍然有可能污染动物肠道的微生物系统，转而扩散到人或其他动植物基因组中”。[48] 例如，Bt基因本来就是细菌基因，通过横向转移进入动物和人体内的外源Bt基因“更容易在细菌中被表达”[49]。

作为科学研究的“转基因”，成功与失败都是正常的；作为药品的转基因生物药剂，存在毒副作用和风险也可以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是，作为人类食物的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转基因主食，将涉及大规模的人口、人群，任何有理智的人都难以容忍它可能在取代人们的传统主食后出现差错乃至失败。

第二，目前的转基因食品技术所依据的理论错误且技术粗糙，难以创造出真正安全的转基因食品。

由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还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理论体系，分子生物学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难以真正深刻地认识有着几十亿年进化史且复杂异常的微观生命体的主要运动形式、运动过程及其运动机理，这里的许多至关重要的环节、过程、机制和原理，至今仍然一无所知，所以，以该理论体系为依据的现代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食品技术）本质上还只是一个非常稚嫩、粗糙的“试验手段”，而非精巧、准确、安全、成熟的技术手段。因为同样原因，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技术在总体上也仍然是一些粗糙、简陋的技术手段，而非精准、细密、成熟的科技手段。

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上，现在的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是“高科技”，但在超现代科技的生命有机体面前，它就显得过于粗糙、简陋，过于“小儿科”。

从根本上说，目前的转基因食品技术对于自己创造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并没有把握，不仅长期安全性未知，而且短期安全性也心中无底。转基因专家对自己转入的基因片段究竟会引发生命体发生哪些生命运动形式和过程的改变，基本上无知。例如，我国转基因专家的转基因宣传至今仍然与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相悖[50]。他们错误地认为“转一个基因会表达一个蛋白质”，如转一个“Bt基因”会表达一个对特定虫子有毒的蛋白，但对于这个“入侵”的“Bt基因”最终会引发生物受体的哪些关联反应，这些反应会产生哪些后果，这些后果对人体、环境和生态究竟会有哪些不良影响，他们都基本上无知，或者知之甚少。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安心地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食品安全交给转基因专家吗？

著名生物学家Barry Commoner在评价美国公众对转基因食物的恐惧时说，“公众所惧怕的，并不是（转基因技术）这门实验科学本身，而是根本性的荒谬——在我们还没能真正弄懂它的原理之前，就让它溜出实验室、进入现实世界中”。[51]

第三，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转基因食品商业化制度存在严重缺陷，而这一制度缺陷明显被转基因食品研发机构及其专家所利用，并有可能将国人的食品安全置于危险境地。

其它不说，仅仅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那些转基因机构及其专家明知道（或理应知道）分子生物学理论尚不成熟、转基因食品技术所依据的理论存在错误、转基因食品技术还很粗糙、转基因食品检测手段还很简陋，但是，他们却仍然迫不及待地要将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转基因主食商业化。这自然让公众难以接受。

由于目前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强势集团“圈钱”能力极强，而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过程又伴随着政府巨额资金支持[52]，所以，转基因机构（公司）及其专家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过份“热情”，往往被公众解读为“为追逐一己私利而置国人食品安全于不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向基础研究领域投入的金额高达百亿，10所大学和中科院“切掉了蛋糕的4成”。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专家历年所获资金“排名第一”，他们“先后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拿到24个项目，获得共计3047万元的经费”。[53]

事实上，转基因机构及其专家的现实表现也的确令人不安。在一些转基因机构及其专家的周围，往往存在着大范围的转基因作物非法种植和销售的情况。例如，前面说过，在获批“抗虫Bt汕优63”安全证书的湖北华中农大周围，早在安全证书获批前5年，就聚集了许多“抗虫汕优63”转基因水稻种子的非法销售商，而全国各地转基因大米非法销售的源头，往往指向湖北。

转基因食品的一系列现实和潜在风险，是在分子生物学理论逐渐进步的过程中，逐渐被发现被揭示并逐渐暴露出来的。目前，分子生物学研究新进展揭示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环境和生态存在现实和潜在风险。然而，以商业化为目的的转基因研发和提供转基因食品的转基因产业，却一时停不下来了，再加上大范围转基因作物的非法种植和销售，以及转基因作物研发、种植和食用环节所发生的“转基因漂移”，人类、环境和生态事实上已经被置于转基因生物（转基因食品）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之中。

生物学专家指出，“转基因植物基因漂移的途径大致有两个：一是通过转基因植物种子或组织扩散到新的生境中，并存在下来；二是通过花粉向同种或近缘种非转基因植株转移”[54]；“转基因植物中的外源基因不仅可随花粉扩散和传播，也可能通过其它某种方式完成在种间或种内的横向转移。（外源基因）完成跨越种间的横向转移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跨越种间的横向转移成为现实后所导致的后果，人类现在无法预料”。[55]

相反，转基因的科普宣传说，“基因的转移在自然界是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转基因技术有基因的转移，非转基因，比如杂交技术或传统技术也都有基因转移”；“基因的扩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转基因的品种与非转基因品种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转基因作物有另外的基因就额外会增加对生态环境的风险”。[56]

然而，上述观点又是一个需要理论论证并接受实践检验的“假说”。

现有生物学理论显示，高等生物（包括高等动植物和人）的遗传物质（基因）横向传递采取了有性生殖的方式（如传粉、受精），而有性生殖对遗传物质的横向交流进行了严格限制，“不同物种的高等生物之间出现了生殖隔离，这是高等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保证物种稳定的机制”。[57]

转基因食品技术采用“暴力”（如爆炸）方式将外源基因片段强制“打”入受体基因组，与杂交等传统育种技术通过植物“性器官”（如受粉）导入外源基因有本质区别。有性生殖有“生殖隔离”这一生物遗传安全机制的保障，而转基因食品技术则是以破坏这种安全保障机制为前提，其危险性显而易见。

2013年10月21日，“欧洲支持社会与环境责任科学家团体”（ENSSER）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了一份《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没有科学共识》的声明。该声明文件最初有92位科学家签名，截止到2013年10月30日，已经有230位科学家签名。

该声明表示，转基因种子开发商、一些科学家、评论员和媒体记者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已经达成了科学共识，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科学争论已经结束了”的说法“是不存在的”。该声明对所谓“科学共识”提出了7项反对意见：

（1）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定论。得出转基因食品安全结论的“大多数研究都是由生物技术公司开展的或由其负责推广这些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相关机构所做”。

（2）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目前尚没有开展过有关流行病学的研究。

（3）声称科学团体和政府机构已赞同了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是夸大其词或者不准确。

（4）欧盟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项目并没有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提供可靠的证据。“实际上，这个项目的设计不是为了测试任何单个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而是集中于风险评估方法的开发”；“这些研究没有一个测试了一个商业化的转基因食品，也没有一个测试了90天外亚慢性期间转基因食品的长期效应”。

（5）互联网上声称的几百项研究文献不能表明转基因食品安全。“事实上，倒是（其中）一些研究提供了安全性缺乏的证据”；“与实验动物生命周期相比，许多这些（转基因安全性）研究是在短期内开展的，因此不能检测到长期的健康影响”。

（6）针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也没有定论。相反，“转Bt基因作物能对非靶标生物和有益生物产生不利影响”，如“靶标害虫出现了对Bt毒素的抗性，并且与次生害虫（非靶标害虫）的有关问题也出现了，例如，中国的Bt棉花”；此外，存在“除草剂使用量上升、抗除草剂杂草广泛散布、对暴露于草甘膦（一种除草剂）的人体和动物种群健康的（不利）影响”。

（7）多项国际协定都认为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作物存在风险。例如，“《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联合国食品法典》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都采取预先防范方法，因为这两部国际协定都一致认为，基因工程与传统育种不同，在食品中使用转基因生物或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应进行安全性评估”。[58]

由此，“转基因安全性有科学共识”的说法被众多科学家的严正声明所否定。

生物技术被科学界视为一种普罗米修斯科学[59]，它在给人类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现实和潜在风险。对于那些致力于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转基因专家来说，转基因食品技术这把锋利的“双刃剑”，在割伤别人的同时，也会割伤自己。

毫无疑问，转基因食品技术应该先回到实验室，再谋求走出去。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是食品安全，这就是本节的内容；二是经济安全，这涉及到转基因的几十项知识产权。由于我国几乎没有转基因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所以，若我国贸然放行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转基因主食）商业化种植，将会付出相当高昂的经济代价。“到最后，我们吃的每一粒米，都要付钱给孟山都”[60]。（受内容和篇幅限止，本书略此不谈。）

六、转基因食品技术的一点启示

历史资料显示，人们最初选择转基因作物，尤其是选择转基因食品，是出于对人口迅速膨胀的忧虑。而公众最初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也是忧虑粮食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

例如，在美国，公众最初支持转基因农作物研发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研发公司提出了一些响亮口号，包括“转基因能最大限度地增产”和“转基因能解决全世界穷人的饥饿问题”等等，并承诺“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实质相同”。

转基因农作物高产的神话，是被美国“忧虑科学家联盟”[61]正式否定的。该组织在跟踪调查“转基因农作物”20年研发和13年种植的基础上，于2009年作出系统性评估并提交研究报告《失败了的增产》，该报告明确指出，转基因食品技术不能增加农作物产量。[62]

目前，转基因专家及其公司宣传的所谓“增产”，其实仅仅是“毒蛋白”杀死特定害虫减少损失而已，其作用相当于农药，甚至还没有农药“安全”。来自“一线”的报告称，“毒蛋白”杀死“害虫”A之后，破坏了“害虫”间的平衡关系，导致“害虫”B、C、D……大量繁殖，危害比种植转基因作物之前更加严重。

我国急于搞转基因食品也是出于对食品尤其是粮食短缺的忧虑，长期“人口高位运行”带给管理层的压力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转基因食品研发机构（公司）及其“科技工匠式”技术专家利用我国转基因制度的缺陷，游说政府有关部门打开了转基因食品这道充满了无数未知风险的“大门”。

国内转基因专家声称，传统农业的发展已经到头，转基因技术代表了未来农业发展方向；未来农业必定是转基因作物的天下，谁抢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谁就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了优势。他们一再表示（实为忽悠、恐吓），过去我国在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被世界抛在后面，转基因食品是发展趋势，转基因育种将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我们必须抓住时机；转基因育种我们不能再落后，否则又会受制于人。[63]

这里的教训很深刻。比如，情况不明，盲目决策；再如，生怕落后，实则“冒进”。

据说，美国环保局（EPA）判断一个转基因食物对人体健康是否具有潜在影响（即是否有毒或引起过敏）的方法是，检验转基因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相似性、蛋白质热稳定性和蛋白质酸解度。第一项不能与已知有毒性或过敏源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相似，第二项看能不能通过合理加热降低转基因蛋白毒性或有害性，第三项看转基因蛋白质能否在合理酸度（指胃酸）下保持其特定结构的稳定性。

EPA同时规定，申请人或机构必须提供有关科技知识和实验数据来证明该转基因蛋白质没有食品安全问题。[64]

显然，EPA的上述制度安排需要两个条件来保障，一是需要判断“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实质相同”，二是转基因申请人或机构能够诚实提供实验数据。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前者除了被国外分子生物学研究者否定之外，至少在2010年被我国中山大学的研究者又否定了一次[65]；后者被转基因申请人或机构缺乏诚信而否定。实际上，这里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即由申请人提供试验数据，而不是由审核机构通过独立第三方取得试验数据。

在我国，后一条件所需要的诚信被转基因食品大范围非法种植和销售的现实所否定。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转基因技术开拓人保罗•伯格曾说明，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都有严重风险，甚至可以用来制造生物武器。因此，他一再提醒，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必须有民众的信任，必须有国家的严格管制，转基因研究者必须有严格的道德自律。[66]

残酷的现实是，所有这些前提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尤其是后两条。

与此相反，我国的转基因“科技工匠式”技术专家却“不管不顾”。他们声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67]。甚至还有人弄出一个“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8]的闹剧。真不知道，这61名两院院士有几个真正理解并同步掌握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

所以，国人要警惕，有关部门要立场坚定。

转基因生物武器的现实危险性

——《人口困局》被删的第11章第4节

在理论上，转基因食品可以打造成为转基因生物武器。对此，军方极具洞察力：

“与信息技术不同，生物科技本身就具备对人的破坏能力”。这种破坏能力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二是对生物进化秩序的破坏；三是对人类健康状况的破坏；四是对人的功能系统的破坏。第四个层面的破坏作用“具有很大威慑潜力，特别是在国家与军事安全层面，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及无规则、无秩序性”。因此，“生物科技蕴藏着巨大的军事能量”，将“最终引发以现代生物科技为标志的新一场军事变革”。[69]

西方国家普遍对世界人口迅速膨胀忧虑很深。这远不是空泛讨论“地球能够养活多少人口”[70] 的问题。

1950年，世界总人口约25亿人，2010年已经接近70亿人。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报告》预测，“如果目前的生育率保持在预期水平，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前超过90亿，并到本世纪末突破100亿大关”。[71]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如此迅速膨胀，相反，引起忧虑的只是少数人口大国。（见“图11-4”）

世界人口迅速膨胀的直接后果是，我们“地球村”的生态环境受到严峻挑战。西方国家比较普遍地看法是，对人类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首要环境问题是“温室效益”。

温室效应是大气保温效应的俗称。太阳短波热辐射能够穿过大气到达地面，但地表向外释放的长波热辐射却被大气吸收，这样就使地表和低层大气的温度增高。因这种作用类似于栽培农作物的温室，故名温室效应。

最近几十年温室效应加剧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工业社会燃烧了太多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从而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气体进入大气。二氧化碳气体具有吸热和隔热的功能，因此，二氧化碳也被称为温室气体。另有新观点认为，温室效应主要因燃烧化石燃料而形成的碳粒粉尘等物质造成。此外，氟氯烃、甲烷、低空臭氧和氮氧化物等工业和生活废气也会增加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全球变暖。虽然全球变暖的平均升温值不大（科学家预测2100年二氧化碳倍增后约升温1.0～3.5℃），但是，由于全球升温不均匀分布，会使升温主要集中在高纬度地区，其升温可达6～8℃，甚至更大。这将造成两极和格陵兰的冰盖融化，引起海平面上升，淹没包括纽约、上海、东京和悉尼等国际大都市在内的众多沿海城市，以及几十个小岛国。后果十分严重。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数据，“中国对煤炭的巨大需求（2012年为1873.3百万吨油当量，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50.2%[72]）意味着，它在2012年排放了近100亿吨二氧化碳，超过美国和欧盟（EU）的总和，占全球总排放的近三分之一。尽管拥有13亿人口，但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仍高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几乎等于欧盟平均水平”[73]。

我国官方的正式报告显示，“近50年中国增暖尤其明显，陆地表面平均温度上升1.38℃，变暖速率为0.23℃/10年”。[74]

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全球变暖还将造成大气环流和大洋环流的改变，这将引发全球气候灾变。科学家担心，人为的全球变暖会使地球提前进入新的冰川期。（电影《后天》就是这种担忧的艺术展现）

再一个重大问题是热带雨林。

地球上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的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和陆地上的森林，尤其是热带雨林。热带雨林能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同时释放出大量氧气；也吸收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能减少温室气体，减少热效应。因此，热带雨林是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生存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如果热带雨林不复存在，地球的大气、环境和气候都将发生灾难性改变。

热带雨林主要分布于拉丁美洲北部和东部，非洲中部，以及包括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在内的亚太地区（见“图11-3”）。这些地区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人口众多，包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和墨西哥等国（见“图11-4”）。由于经济落后、贫穷人口众多，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破坏（甚至严重破坏）热带雨林的问题。

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生态城市绿皮书》指出，“世界热带雨林的面积正在以每分钟20公顷的速度消失。如果不加以保护，到2030年，世界将无热带雨林。”[75] 这是一个可怕的后果，并且早已令西方国家不安。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拍摄了大量高质量的环保纪录片，其中相当一部分出口到我国。显然，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化交流，更不是无的放矢。

人口过度膨胀、粗放型经济快速增长、能源消耗激增、温室气体大排放、热带雨林大破坏，这些都刺激着西方人尤其是西方某些财团势力的神经，因此，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受到转基因食品这种长期战略性生物武器攻击的可能性在增加。

其实，这种危险的现实可能性早已经传递给了我国高层。

2011年5月，国务院食品安全部门召开了有关转基因的座谈会，有关官员总结会议发言说，“一是对转基因的安全问题要高度重视，转基因虽是个生物技术，但有人也认为可能是个生化武器；二是转基因产品可能引起生物物种变化，这不是短期内可以看得到的；三是转基因是一个新技术，要客观分析，不要以为它是完美无缺的；四要从国家安全战略考虑，民族发展考虑，认真研究，重视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76]

也有科学家从外部确认转基因武器之说。

2012年11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蒋高明教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生态科学部组织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他在教科文官员那里确认，“转基因是可以作为武器的，而且这个武器要比核武器好用得多”，其打击的对象就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77]

因此，我国长期的“人口高位运行”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我国应该坚定不移地控制总人口，坚定不移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减少资源尤其是能源消耗，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城市化进程，以便给资源和环境留下“喘息”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