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尚勇

今天起床后，我突然想到，今天是1976年“7•28”唐山大地震38周年记念日。打开电脑，我先后收到“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和“地震速报哥”发来的私信，他们提议说，“今天是唐山大地震38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起缅怀逝去的24万同胞”。

38年了，在“7•28”大地震当天出生的婴儿，已经38岁了，他说不定叫“震生”。他应该是后来才知道，大地震使他失去了父亲（甚至母亲），失去了兄弟姐妹，或者爷爷奶奶。毕竟，7.8级大地震的震中就在百万人口的唐山市主城区，并且还是深夜3点42分。极震区烈度Ⅺ度，整个唐山“全都平了”。

大地震在唐山市区形成了一条长8公里、宽30米的地裂缝带。裂缝带“具典型的张扭性质，由十几条扭裂缝呈反排雁列组成”，它横切围墙、房屋、道路、水渠，其破坏力极大。大地震震中位于唐山市区后果非常严重：极震区内所有建筑物几乎荡然无存，24.2万鲜活生命悲逝。

“7•28”大地震4个月后，由刘华清将军负责的中科院调查小组与国家地震局联合提出了《关于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的报告》。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天灾加人祸。该报告说，在7月份，地震局领导小组没有研究过一次震情。7月上中旬，有6个地震专业站和8个群众测报点提出不同程度的震前预兆。刘华清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地震是天灾。显而易见的是，人祸加重了天灾”。[1]

38年来，尤其是“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国家地震部门及其主流地震科学家都把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归结为“地震预报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然而，当笔者深入研究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史以后，终于弄清楚了以下历史事实：

（1）就在唐山遭受灭顶之灾的同时，距唐山震中区最近距离不到100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却因为即时发布了临震预报，全县47万人无一震亡，全都逢凶化吉。

（2）不仅如此，在整个1976年，除了唐山大地震漏报，除了上述“青龙奇迹”以外，5月29日云南龙陵7.3、7.4级地震、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7.2级地震、11月7日四川盐源云南宁蒗6.7级地震等3个6级以上大地震，都因为地震部门（包括省、县，尤其是县级地震部门）成功地作出了临震预测，当地政府及时发布了临震预报，而取得了相当出色的减灾实效。

下面是笔者书稿《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第7稿）第2章唐山大地震漏报始末中，关于“青龙奇迹”的片断。从中可以窥见大地震预测预警的现实可能性。

（1）1974年底，冉广岐任青龙县委书记。当年6月底，国务院下达69号文件，发布了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地震中期预报。

（2）青龙县选建了16个群测点。“7•28”大地震前，这些群测点都出现了前兆异常。冉广岐有时会亲自到群测点去落实异常。（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2]第245页，下同）

（3）1976年7月17日晚，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参加了分析预报室汪成民通报紧急震情的“会外”座谈会。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王春青展转回到青龙已经是7月21日。他连夜整理记录，并一级级向上汇报。

（4）7月24日，青龙县3个正副书记开会，讨论利弊，决策发布临震预报。

没有请示，没有备案，担着“影响批邓大方向”的罪名，也担着“如果不震就是一个大笑话”，而且乌纱帽不保的风险。

20多年后冉广岐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安全，反反复复地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但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第248页）

（5）7月24日晚上8点半（距“7•28”大地震3天7小时），青龙县委召开常委会，发布临震预报，建立防震指挥部。

（6）7月26日早8点（距“7•28”大地震44个小时），全县43个公社（乡镇）近百名干部按照县委的死命令，全部到岗，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临震总动员。（第222页）

家家的小喇叭反复播放着震情通报；简易抗震棚像雨后的山蘑一样钻出来；民兵把固执的老年人送进抗震棚……

青龙县全体干部昼夜值班；各村基干民兵昼夜巡逻；中小学一律在操场上课。

马路两边的大喇叭滚动播放着临震警报，大大小小的商店沿街搭起了简易棚卖货……

（7）7月27日，全县群测点的危险震情频频传到防震指挥部：

柳树沟泉水严重异常。县中学发现动物（黄鼠狼）严重异常。气象局的地电微安表爆表！娄丈子中学地应力异常！双山子中学土地电微安表爆表！冷口温泉异常！

（8）7月28日3时42分，唐山爆发7.8级大地震；同日，18时45分，距青龙80公里的河北滦县又发生7.1级大地震。青龙县“损坏房屋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1人”[3]。（后来查明，该死者系地震时心脏病发作死亡。[4]）

基于几乎相同的地震中短期预测信息，却出现了“天堂”与“地狱”般的区别。

面对“全县47万人无一震亡”和“唐山24万鲜活生命悲逝”的强烈反差，“有关部门”随后就封锁了青龙县成功预报唐山大地震的事实。

差不多20年后（1995年10月），联合国来华工作的科学家偶然得知并经实地调查，最终查实了青龙县成功发布临震预报的事实。（第117页）1996年，联合国宣布将青龙县的成功经验列为世界典范，写入20世纪重大事件档案。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第2例成功预报7级以上大地震震例。

令人扼腕的是，唐山大地震漏报以后，有关方面并没有反思我国地震预报制度的缺陷，并没有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变革去继续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辉煌。相反，这个制度的更为深刻的缺陷，引发了我国地震预报体制的令人痛心的逆转和变局。从此以后，我国原本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制度逐渐走向完全封闭，而这种体制逆转的严重后果就是，我国近40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地震预测有生力量已经并且正在被削弱，我们无可避免地撞上了毫无预警的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芦山大地震！

如果这一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再不改革，那么，将来仍然不会再有“海城辉煌”、 “青龙奇迹”，以及其它临震预报成功的辉煌，相反，汶川悲剧、玉树悲剧、芦山悲剧……将会反复上演，也许、极有可能……还会撞上更大的灾难。

于是，笔者决定写作《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一书，为改革我国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提供理论支持。（2013年“4.20”芦山大地震第7天，人民日报内参编辑部找到我，约我写一篇关于“改革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稿件，编辑要求稿件按论文写，强调需要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告诉我说该稿件将呈送中央领导。仅仅13天，上述稿件即在《内参》刊发，并呈送中央领导参阅。参见：拙作《改革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

按照计划，笔者在完成《人口困局》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出版）以后，将于今年完成书稿《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第7稿）的写作工作。

本书的写作始于2008年5月。“5•12”汶川大地震人员伤亡的惨烈情景，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惨重伤亡令我震惊，于是，在“5•12”余震及周围人群的惊恐中，我中断了所有的专业研究工作，以社会科学研究者而不是自然科学家的身份，用制度研究方法，开始了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制度的研究工作。

本书2、5稿完成后，我曾交给我国地震科学家、专家去审读。没想到，他们高度评价本书的意义，并为我提供了大量史料，以帮助我进一步深入研究，完善书稿。

地震科学家期待着，知情的读者期待着。我知道，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第7稿的写作，并提交出版，就是对地震科学家、对读者的最好回报，同时，也是对“7•28”唐山大地震38周年的最好记念。

我告诉自己——努力！

2014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