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一书作者：李尚勇

【导读】我们的社会需要引导国人树立新的生活理念，需要对主流社会过度追求财富、过度追求奢侈奢华享受的风气降温。我们应该提倡绿色、低炭、环保、健康的生活，而这首先应该成为主流社会的追求。（《人口困局》第216页）

一、我国私人轿车9年增长近10倍

笔者在《人口困局》第4章“能源日趋紧张”的“章下述”中写道：

我国长期粗放式发展经济，拼资源、拼环境，“GDP至上”，甚至急功近利推行高耗能产业政策，例如，在“人口高位运行”基本国情条件下，不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是大力发展轿车工业（曾经有22个省区市将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并拼命鼓励而不是限止私家车，甚至还要为私人飞机开放空域，这一切都将我国的能源安全推至险境，使我国本已相当紧张的资源与人口关系雪上加霜。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车辆运营数量为45.8万标台，全国城镇人口加上农民工，平均2000人才有1辆公交车；与之相对的是，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9846万辆，其中私家车有7206万辆。全国公交车数量仅仅是私家车的0.64%。[①]

仅仅2年，上面数据就被全面刷新。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3年年末，全国民用汽车（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保有量达到13741万辆（全国平均每10人就有1辆汽车[②]），其中私人汽车（即私家车）保有量10892万辆；民用轿车保有量7126万辆，其中私人轿车6410万辆。

与2004年相比[③]，2013年（仅仅9年），民用汽车、私人汽车和私人轿车分别增长了4.01、6.98和9.68倍。（见图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的最新数据是，国内民用汽车保有量将近1.4亿；全国有31个城市民用汽车数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天津、成都、深圳、上海、广州、苏州、杭州等8个城市超过200万辆。

民用汽车数量位列前5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537.1万辆（2013年末全市私人汽车407.5万辆，其中私人轿车298.2万辆）、重庆399.8万辆、成都336.1万辆、深圳290.5万辆（2013年私人轿车183.43万辆）、上海 272.3万辆（2013年末私人汽车141.32万辆）。[④]

图2显示近几年我国民用汽车结构比例的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和说明：（1）根据图1数据计算；（2）民用汽车（数量）＝私人汽车＋其它民用汽车；（3）私人汽车（私家车）＝私人轿车＋私人其它汽车。

从图2可见，我国私人轿车的比例，从2004年的21.9%迅速攀高至2013年的46.6%；而整个民用汽车结构比例的变动，主要源于9年间我国私人轿车数量增长了近10倍。

二、我国石油缺口日益扩大

对于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全国平均每10人就有1辆汽车”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汽车需要石油去推动，但是，我国的石油集中体现了我国的能源“短板”和能源高风险。

在全球石油消费格局中，美国的石油消费最能彰显其霸主地位。长期以来，美国石油消费比重保持在全球消费总量的1/4上下。2005年，美国石油消费量达到峰值939.8百万吨（标准油），占世界的比重为24.1%，随后，逐年下降。2011年下降到833.6百万吨，占世界的比重也随之下降到20.5%。（2012年下降到19.8%）

与美国类似，欧盟各国和日本的石油消费量及其比重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见图3）

与世界主要国家石油消费持续下降不同，由于“人口高位运行”（指我国人口在10亿～14亿之间运行），经济快速增长，再加上大力发展私家车，我国石油消费在1990—2011年强劲增长。期间，我国石油消费量从110.3百万吨增长到461.8百万吨，增长了3.19倍；占世界的比重也从3.5%增长到11.4%。（2012年增长到11.7%）

不仅如此。我国1990—2011年累计石油消费增量占全球增量的37%，居全球第一；2010、2011年我国石油消费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重分别高达40%和89%。我国正在寻找并收罗全世界任何形式的石油“增量”。

资料来源：BP集团公司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年6月。

尽管如此，我国的石油供求平衡仍然大有问题。

对于我国石油供求平衡来说，下面几个数据具有标志性意义（见图4）：1993年，石油消费量超过生产量，我国从此沦为石油“净进口”国；2002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8年我国石油净进口超过生产量，石油净进口量突破2亿吨大关；2009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达到4.32亿吨，这分别是1980、1990、2000年的4.94、3.77和1.92倍；同年，我国石油产量接近峰值2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6%。

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我国2011年“石油对外依存度56.7%”。（2013年为58.1%[⑤]）

若按《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计算，我国2011年石油净进口2.968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4.27%。

资料来源和说明：（1）图4来自《人口困局》一书图4-3。（2）1980-1994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6）》；1995-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2011）》。（3）对外依存度＝净进口/消费量。

可见，石油供给是我国高风险能源结构中最薄弱的一环，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国际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不安，如果出现某种突发事件，我国的石油进口及其运输通道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

当然，我国石油未来的风险更大。

一方面，2010年国内石油产量2亿吨已经是峰值。我国现在只能勉力保持全国石油年产量的稳定，而无能力再做大提升。

现有数据显示，我国东部油田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奋力增产后日渐衰竭。2003年以后，大庆油田“产出的水明显多于油”，其剩余可采储量仅6亿吨，“10余年后将消耗殆尽”。其它如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和吉林油田等主力油田“也遭遇与大庆油田相同的命运”。这些位于渤海湾盆地和松辽盆地的主力油田，如今“综合含水率已超过85%”，且“采出程度达到了75%以上”。

另一方面，同世界石油资源一样，我国石油资源日渐枯竭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更何况，目前我国石油耗竭速度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石油探明储量的剩余可开采储量位列世界第15位，但石油年产量排位第5位。这显示我国石油开采与耗竭速度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根据有关数据计算，我国2001、2009、2010、2011年的石油“储产比”逐年走低，分别为12.8、11.5、10.0和9.9（年）。而2011年世界石油平均储产比为54.2（年）。

在理论上，以后每年新探明储量可以延长石油储产比，增加可供开采年限。但是，石油专家说，石油储量取决于地质构造单元面积的大小；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由59个小块体拼接而成，最大的块体仅有56万平方公里；我国地质构造单元块体面积太小，贫油少气，且难找难采。（中东地质构造单元块体面积75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地质构造单元块体的平均面积340万平方公里，那些地方才盛产石油。）[⑥]

当然，理论上，汽车还可以用天然气或生物柴油推动。

不过，我国是天然气资源小国。截止2011年底，我国天然气探明储量为3.1万亿立方米，仅占世界天然气探明储量的1.5%；我国天然气消费比重亦很低，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4.5%。车用天然气仅在天然气产地有极小比重，在全国，微不足道。

在理论上，生物柴油可以作为石化柴油的替代品，但在我国“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只能实行“四不政策”，即生物柴油“不能与粮争地”、“不能与人争粮”、“不能与人争油”、“不能污染环境”。这意味着，我国生物柴油的原料只能用野生油料作物、废弃油脂油料或垃圾油料（如地沟油）。因此，生物柴油对于缓解石油供应的紧张关系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进一步的详细论述，请参考《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第4章，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三、国际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不安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随后，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一些国家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危局。

国内外（尤其是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比“1929—1933年全球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他们认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全球经济大萧条”。80年前的那次全球经济危机最终诱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以世界主要国家都打个“稀烂”而告终。

80年后的今天，没有人肯定地说“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不会引发局部甚至大区域战争。事实上，从那以后，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一个个“地区热点”甚至“火药桶”，相继浮出水面。在动荡的中东、“反恐”阿富汗和多事的“朝核问题”之后，出现了东海钓鱼岛、南海东南亚、乌克兰危机，最近，极端组织ISIS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并扬言5年内，将其“版图”扩大到西抵北非、东到中国新疆、北临俄罗斯、南到中非的广大地区[⑦]。

国际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经过“二战”后60多年的强劲增长，已经乏力且难以为继。

回顾历史，以电机和内燃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从此，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为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时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发电机、电动机、电灯、电话、电报、内燃机、汽车、飞机等不仅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而且普遍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人类的社会面貌也极大改观。

然而，“第二次科技革命”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动力和活力，到20世纪初即告馨。各国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1929—1933年全球经济危机”，就是“旧”科技潜力用尽、“新”科技开发滞后、“第二次科技革命”走到尽头的产物。

战争在毁灭人类和毁灭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生产力（这虽残酷却是历史）。1940年代，“二战”结束前后，“新”的科技革命终于渐显端倪。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第三次科技革命”终于发动。人类由此进入了电子时代、信息时代。核工业、电子工业、航天工业、激光工业、信息产业等相继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引起了各国经济重新布局并造成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受益于此，全球经济在“二战”后强劲增长了50~60年。这期间，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各国经济和人类财富迅速增长。“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甚至还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方式。

同样，“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在半个世纪后撞上了“天花板”。

早在1999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李柏出版的《挑战市场》一书就指出，人类科技进步的速度已经放慢。例如，在20世纪早期，科技领域每10年会出现5项以上重大发现，而20世纪70年代只有3项突破（量子宇宙论、混沌理论和分形学、抗病毒药物），80年代只有1项突破（DNA复制），此后至今，连一项突破也没有。[⑧]

在具体领域，比如，曾经直接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计算机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放缓。1965年，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顿·摩尔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摩尔定律”的预言，1975年他做了修正。80年代，“摩尔定律”被定义为，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的晶体管数目，每隔18个月翻一番，而芯片价格则下降一半。摩尔定律在过去数十年里展现出了惊人的准确性，不止是微处理器，还包括内存、硬盘、图形加速卡，这些个人电脑的主要功能元件几乎都遵循“摩尔定律”不断进步。而如今，“摩尔定律”似乎遇到了问题。例如，单块硅芯片上所集成的晶体管数目似乎受到了限止，人们开始通过“双核”、“四核”的方式增加微处理器所集成的晶体管数目。

斯蒂芬•李柏在他的书中写到：“最近几代计算机芯片同原来的芯片相比，速度并没有提高太多，而且最受欢迎的几个程序包同5年前相比，也没有太多变化。自从1978年发明抗病毒药以后，一直没有什么重大的医学发明。在这些年里，所谓的高科技并没有帮助我们增加世界的粮食和淡水供应，也没有解决我们对能源的迫切需要”。[⑨]

再比如医药。70年前，人们发现了青霉素非凡的杀菌效果，从此，抗生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药物。依靠抗生素，医生得以战胜细菌，并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此后，人们迅速发掘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抗生素，如四环素、红霉素、头孢等等。然而，抗生素资源并不像人们当初想象的那样无穷无尽。在过去30多年里，人们再也没有发现过任何一种新类型抗生素。[⑩]

由于人们滥用抗生素（包括养殖业滥用抗生素），且抗生素又30年没有新类型，这促使细菌变异加速，并最终进化出对所有抗生素均有抗药性的“超级细菌”。2013年，世卫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官员终于无可奈何地宣布“抗生素时代终结”[11]。这意味着，不久以后，医生面对超级细菌感染将无药可用，意味着常见的气管炎或皮外伤等都有可能再度致命。而此时，超级细菌不仅存在于实验室和医院，而且已经存在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显然，人类的科技进步也表现出某种周期性。一个领域的重要突破往往需要孕育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那种认为今天的人类快要进入无所不能的“自由王国”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幻灭”。

“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撞上“天花板”，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直接表现。

从根本上说，“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全世界的精英们还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正确方法，也就是还没有找到新技术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助世界经济复苏。目前，各国应对危机的办法，基本上都是“治标”和“救火”。冷不丁，哪个国家和地区的危机又会“死灰复燃”，并且不排除走向战争的可能。

显而易见，未来的国际外部环境必定会越来越动荡不安，在如此大背景下，我国要保持60%左右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尚有艰难险阻，更遑论进一步扩大并占有全球石油消费的更大份额。
 

四、私家车消费命运注定

在理论上，对于一个近14人口的大国来说，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私家车消费，尤其是私人轿车消费只能定位于汽车消费的补充形式。现在，私家车消费被定位于推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拉动内需的“当家”手段，这就为社会经济发展埋下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在如今私家车数量过亿的情况下，这枚炸弹以任何形式爆炸都会使我们社会遍体鳞伤。

长期以来，科学界有一个说法，即“如果全世界都象美国人一样生活，那我们需要20个地球”，其中最大的制约就在于能源。如今，我国的能源消费已经超过美国，这至少说明，在全球范围内，我国能源消费已经没有多少“拓展”空间了。[12]（2010年我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占全球比重为21.9%，超过美国4.2个百分点。[13]）

近些年的科学研究显示，假如全世界都达到美国那样的现代化，那人类还需要5个地球。显然，人类不可能全都达到美国模式的现代化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铁军教授认为，“现代化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梦想”[14]。

显然，面对“资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这一资源环境和人口大困局，以及越来越动荡不安的国际外部环境，继续大力推动并发展高度依赖石化燃料的耗能产业，不仅不智，而且后果严重。（在世界主要国家石油消费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单单我国石油消费强劲增长，这并不表示我国进步，相反，这是国家层面“观念落后”的突出表现。）

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私家车，尤其是私人轿车的命运已经注定，那终归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而且，梦醒时刻已经不远了。

在《人口困局》第8章“资源环境与人口之困局”的结尾，笔者提议：

我们的社会需要引导国人树立新的生活理念，需要对主流社会过度追求财富、过度追求奢侈奢华享受的风气降温。我们应该提倡绿色、低炭、环保、健康的生活，而这首先应该成为主流社会的追求。

在资源、环境和人口关系愈益紧张并有可能爆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情况下，继续引导全社会狂热追求财富、追求享受，与过去狂热“消灭财富”同样有害。

我们需要调低经济预期以减轻经济压力，需要主动放缓经济增长以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需要放弃地方GDP考核以减轻官员的压力并抑制其非理性政治冲动，需要更有力的节能减排政策（比如限制私家车、禁用私人飞机）以减轻能源压力，需要落实现有环境法律法规以减缓环境整体恶化的速度。[15]

2014年8月25日

作为本文的姊妹篇，《2020年我国GDP能够翻一番吗？》一文已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