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被删的第6章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说明】这里将陆续发布《人口困局》一书被删除的关于海洋的两章。这些内容是笔者对“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过度捕捞和严重污染对海洋资源毁灭性破坏的描述，这既是《人口困局》所揭示的我国资源严重透支的主要表现之一（其它还有土地、食物、能源，尤其是水资源的严重透支），也是我国严重水污染的最后归宿和“集结地”，其景象远非“触目惊心”能够形容。
笔者的《人口困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一书研究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并认为这是我国目前最大最基本的国情。本书原书名是：《中国大困局：资源·环境·人口》，后来，出版社怕书名“太震撼”，临进厂印刷前，改用现在的书名。（本书再版时，将把书名改回来）
本书出版时先后删除了约17万字（现在成书33.5万字）。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减少出版发行的阻力，二是为了满足“畅销书”对版面篇幅的要求。从结构来说，这导致有关于海洋的2个整章和其它6个整节被迫删除。我将陆续在此发布这些被删除的内容，敬请关注。
这里关于过度捕捞和严重污染对海洋资源毁灭性破坏的内容，可以看成笔者关于海洋资源和污染问题的研究报告。若报刊媒体有意刊用，请与我联系。
第6章 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数据，2010年，我国有47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其中，近岸海域面积约27.9万平方公里。[①] 按理说，如此广阔的海域应该有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但是，随着总人口在1982年突破10亿大关，我国进入“人口高位运行”区间后，人们对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人口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使得人们对海洋的索取越来越无度。于是，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和枯竭已成定局。
第一节 难以想象的过度捕捞
20世纪中期，我国近海相当富饶。那时候，海上捕捞作业依靠小型木帆船，摇橹撒网，产量并不大。1951年，我国海洋捕捞产量仅有90.44万吨。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乌贼）是我国传统的四大经济鱼类。
然而，今非昔比。1994年以来，我国海洋捕捞年产量一直维持在1951年的10倍以上，1999、2010年的峰值产量分别为1203.46和1203.59万吨，这是1951年的13.3倍；最近10年的平均年产量为1142.84万吨，是1951年的12.6倍。（见图6-1）
高强度捕捞明显是造成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今，我国近海已经没有“渔汛”。没有“渔汛”的高效率捕捞，那只能是“竭泽而渔”。
我国近海曾有四大渔场：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舟山海域原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大渔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四大渔汛一个个消失了。现在，我国近海已无渔汛，四大渔场名存实亡。[②]
渔业专家解释“渔汛”和“渔场”的关系说，“有渔汛的地方才叫渔场。渔场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以特定的作业方式捕捞特定的鱼。现在近海都没有渔汛了，当然就没有渔场。现在的渔场，指的都是外海渔场”。[③]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1997）》的解释，东海、黄海按
目前，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两个原因造成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一是过度捕捞，一是严重污染。后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近海渔业资源产生恶劣影响，前者的影响比后者要早一二十年。
过度捕捞的直接原因在于人口快速增长，一是海洋捕捞的从业人员随沿海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快速增加，二是我国海产品的需求随我国总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快速增加。这两者都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总起来看，全国海洋渔业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6-2）
与1980年的318.5万人相比，全国渔业人口1990、2000、2010年分别增长了53.81%、74.40%、81.59%，这分别比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了37.98、45.99、45.74个百分点。
由于非渔业劳动力涌入（一些内地省份的农民也加入了海洋捕捞行业），使得海洋渔业劳动力增长得更快。与1980年的122.5万人相比，1990、2000、2010年分别增长了69.91%、129.06%、181.44%；2010年全国海洋渔业劳动力达到峰值344.6万人。
上述海洋渔业劳动力包括捕捞劳动力和后勤劳动力两部分，后者参加后勤生产，即修造船、织补网、加工鱼品、供给生产资料、运销水产品等。图6-3显示了我国直接从事海洋捕捞劳动力的增长情况。
每到海洋捕捞旺季，大量非渔业劳动力涌入该行业，成为海洋捕捞的兼业劳动力，或者临时劳动力。[④]
若仅计算专业和兼业劳动力（如图6-3），则1990、2000、2010年海洋捕捞旺季的劳动力总量分别是1980年83.93万人的1.97、2.30、2.19倍，并在2001—2004年形成波峰，2003年峰值为202.82万人，是1980年的2.42倍。
上述海洋捕捞劳动力规模并没有包括年累计工作时间少于3个月的海洋捕捞临时工和国企的海洋捕捞劳动力。1980—2000年，国有海洋捕捞企业有职工4万~7万人，其中捕捞船员约2万~3万人，2000年以后逐渐减少，并转向远洋捕捞。[⑤]
若考虑到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不堪重负，那么，上述数据所显示的海洋渔业人口的生存压力、海洋渔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就比那些数字表面上显示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若再加上全国总人口迅速增长所产生的海产品需求压力，那么，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命运早已注定，无可避免。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已经全面枯竭。这与20世纪90年代渔业人口、渔业劳动力和捕捞能力激增高度相关。
海产品需求压力可以由以下数据说明：最近5年，我国海洋捕捞产量约占海产品总产量的43.02%~45.28%，占水产品总产量的22.40%~25.14%。[⑥] 我们需要向海洋索取这么多，否则难以平衡并满足国人的蛋白质需求。
现有的众多专业研究资料显示（详见后文），20世纪70年代，我国海洋捕捞能力就已经超过了海洋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退一步，就依1979年海洋捕捞产量（307.79万吨）作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高索取量，那么，1991年的捕捞产量已达到1979年的2.09倍，1999、2010年的峰值产量都是1979年的3.91倍（见图6-1）。这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捕捞索取的资源总量至少是海洋渔业资源再生能力的2~4倍。
目前，对这一现象的专业概括是“过度捕捞”。
过度捕捞的方式方法完全超出“非渔业人士”的想象。
本来，各类鱼群依千百年不变的习性洄游近海，越冬、产卵，并由此形成渔汛，但是，让这些鱼儿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人类“生产力发展”，渔民的捕捞手段越来越凶狠。
“上世纪50年代，小型木帆船，摇橹撒网，手工作业；60年代渔船机动化，拖网渔业；70年代，钢质大型渔船，渔探仪，捕捞能力超过了（渔业）资源再生能力；80年代，渔轮装备了更先进的助渔助航设备，与此同时，渔汛纷纷消失；90年代，中国变成全球首屈一指的渔业大国，近海渔业资源却面临枯竭！”
据农业部东海区渔政局官员介绍，拖网是目前最主要的作业手段，“所有海洋生物一网打尽”。底拖网以底层鱼类为目标。我国近海海底，“每年都要被底拖网打扫许多遍，变成空荡荡的海底荒漠”。灯光围网利用鱼类的趋光特性，捕捞中上层鱼类。张网属于定置渔具，成本低，以捕获小型鱼虾为主，对幼鱼威胁很大。流刺网原是一种选择性较强的渔具，但现在的流刺网长达三四十公里，顺水漂浮，被人形容为海上“死亡之墙”。大型流刺网是国际公约禁止在公海使用的渔具。所有这些渔具、渔法又有许多变体，适应各种环境和各种鱼类。“现代化的渔船，高效率的渔具、渔法，加上过小的网目（有的仅有硬币大小），给海洋鱼类带来惨重的浩劫”。[⑦]
在《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0）》公布的海洋捕捞产量中，拖网、刺网和张网的捕捞量分别占48.60%、22.26%和12.95%。
按有关规定，拖网最小网目尺寸为
上述渔政局官员坦承，“我们的捕捞能力太强了。渔船太多，功率太大，网具的规模越来越大，网目又太小，什么鱼都能捕光”。[⑨]
图6-4显示了我国60年来海洋渔业机动渔船的增长情况，它从动力角度反映了我国海洋捕捞能力的增长情况。（捕捞能力主要由渔船的数量和功率、网具规模和网目尺寸、劳动力数量，以及捕捞技术装备所形成。）
从图中可见，我国海洋机动渔船的迅猛发展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与图6-1显示的我国海洋捕捞产量的迅速增长，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与1980年4.98万艘和242.09万千瓦相比，1990、2000、2010年我国海洋机动渔船的数量和功率分别增长了3.91和1.81倍、4.82和4.26倍、4.98和5.45倍。除此之外，2010年还有1.83万艘“海洋非机动渔船”。
“全球首屈一指的渔业大国”有首屈一指、绝对强大的海洋捕捞能力，的确是“什么鱼都能捕光”。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的资料，在世界海洋捕捞鱼类产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我国长期排名第一。2008年，我国海鱼产量为943.7万吨，分别是俄罗斯、美国、日本、印度产量的3.11、2.77、2.65和3.44倍。[⑩]
即使在广阔的南海，渔业资源也同样面临几近枯竭的严峻形势。
2012年7月，海南有关部门利用近海休渔期，组织了“历年”最大规模的远海捕鱼船队，去南沙群岛（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附近海域）捕捞作业。该船队由30艘渔船组成，有中国渔政船参与执法护航，作业时间18天，总航程超过1529海里。但是，船队回港后，捕捞船队副总指挥说，“这次捕捞没有抓到鱼”。[11]
在海南，当地渔民甚至用“守株待鱼”来形容生存的艰难[12]。
海南琼海市潭门镇的渔民祖祖辈辈以南海作为传统渔场。面对记者关于渔业资源的提问，老渔民感慨地说，“70年代的时候（有）好多东西做，80年代也可以，90年代一般，但到现在，确实（渔业）资源已经全部搞完了”。[13]
2010年的专业研究报告显示，“广东省渔业资源年可捕量100万~110万吨，海洋捕捞强度已超过渔业资源承载力的40%”。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的调查，浅海区的渔业资源密度已经下降到很低水平。“现有资源密度为0.2吨/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始资源密度的1/20和最适密度的1/10；近海和外海的现存资源密度为0.3吨/平方公里，也仅为原始资源密度的1/7和最适密度的1/3”。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海北部陆架区的底拖网渔获率一直呈下降趋势，“90年代末的渔获率大致只有80年代初的1/6~1/5，而且绝大多数是年龄不满1周岁的幼鱼，若扣除幼鱼中明显未达到食用规格的部分，则渔获物中可食用部分仅占总渔获量的40%”。因为70年代过度捕捞，那些曾经分布在沿岸、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如大黄鱼、尖吻鲈、海鯰和鲷类等，“目前在渔获物中很少见到”。[14]
即使是这些“明显未达到食用规格”的幼鱼，人们也不放过！
一般情况下，它们被制作成“鱼粉”，用作渔业养殖的鱼饲料。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之后，我国海洋捕捞产量依然畸高的主要原因。（参见图6-1）
优质鱼品大黄鱼的“灭顶之灾”是过度捕捞的典型个案。
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鲈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古籍称之为石首鱼，这缘于它们头骨里有两粒白色小石子，叫鱼脑石。其实，那是它们的耳石，起听觉和运动平衡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一种叫“敲罟”的凶狠捕鱼方式由福建传到温州。
敲罟作业就是针对鱼脑石利用声波捕鱼的极端方法。通常，中间两艘大渔船（称罟公罟母）张好网，再用二三十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半圆圈，小船3人，一人摇橹，两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声响；声波传入海中，引起石首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船队渐渐合拢，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无论大小，一网打尽。
据记者查实，1954年3月，两位广东汕头的技术员被聘请到福建东山、诏安县传授敲罟技术，次年，福建省水产局将敲罟渔法作为“一种近海的先进作业”在全省推广。1956年6月，福建惠安县的两艘渔船来到浙江平阳县石坪乡（今苍南县）开展敲罟作业，获得高产，当地渔民纷纷效仿。1957年，浙江仅温州地区敲罟作业就高达162艚（两艘大船和数十条小船的一个组合为一艚），大黄鱼年产量由常年的5000吨增长到近10万吨，增长了近20倍。
由于敲罟捕捞过于凶狠，对渔业资源的破坏力太大，1958年浙江省通告停止敲罟作业。但转眼来到“3年全国性饥荒”，浙南悄悄恢复了敲罟作业。1963年国务院下达《关于禁止敲罟的命令》。文革期间，温州地区又开始了第三次敲罟作业。
对大黄鱼的致命一击发生于1974年初春。当时，浙江省组织了近2000对机帆船前往大黄鱼的主要越冬场围捕。这一年，舟山渔场的大黄鱼产量由10万吨猛增到16.81万吨，创造了我国渔业史上大黄鱼产量的最高纪录。此劫之后，东海大黄鱼销声匿迹。[15]
统计资料显示，1974年，我国大黄鱼捕捞产量为19.72万吨，为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其后产量逐年降低，1986年仅有1.72万吨，仅为12年前的8.7%。[16] （见图6-5）
短短二三十年，东海大黄鱼就被捕杀殆尽，令人惊愕。
其实，敲罟捕鱼古已有之，只不过古人尚知限制使用。
有人考证说，潮汕地方史志记载，敲罟作业在明朝嘉靖年间始创于饶平县大埕乡，之后陆续传入南澳、澄海、潮阳和惠来各县，但只在潮汕渔民之间秘密流传。
嘉庆《澄海县志》有关于敲罟捕鱼的记载，那段文字除了介绍敲罟方法外，还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敲罟是疍民（连家船民）采用的捕鱼方法，这种“水上人家”很像西方的吉卜赛人，人数不多，需求有限，并且，他们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绝不会“斩尽杀绝”；第二，敲罟只在春夏时节使用。
因此，虽旧时潮汕海边各县均有敲罟，但范围较小，对资源破坏并不大。[17]
幸好，敲罟捕鱼方法在传到渤海之前被禁止，渤海小黄鱼得以幸存。
第二节 衰落的“渔业摇篮”——渤海
渤海素有“渔业摇篮”之称。渤海的莱州湾、渤海湾和辽东湾曾是我国的黄金海洋渔场，曾有“鱼盆”、“虾盆”和“聚宝盆”之称。此外，渤海还是其他海区许多水生动物的天然产卵场。
如今，渤海鱼汛早已消失，就连国家海洋局官员也公开评价说，“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18]。
据渔业专家估算，渤海海域可持续发展的可捕捞量约为30万吨/年[19]。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捕捞量被突破，此后10多年，渤海的年捕捞量迅速增长，1998、1999年的捕捞量突破160万吨，分别是可捕捞量的5.39和5.42倍，2000年以后年平均捕捞量是可捕捞量的4.04倍。（见图6-6）
需要说明的是，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渤海海洋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提供的渤海捕捞数据与上述《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相差悬殊。
该项目提供的数据为：“1980—2000年渤海区域海洋捕捞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左右。2000年，渤海区域海洋捕捞量为49.43亿公斤，占全国的33.45%，比1995年增加了19.30亿公斤，增长了64.09%。从增幅情况来看，海洋捕捞量1985—2000年年均增长率为21.82%，海洋捕捞产量保持稳定增长。”[20]
“2000年渤海海洋捕捞量49.43亿公斤”，这等于494.3万吨，是《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01）》数据146.3万吨的3.4倍。（见图6-6）
若该数据真实，那我国海洋“竭泽而渔”的凶狠程度，就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严重得多。对这样悬殊的数据，相信读者自有鉴别。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渔业资源就出现了因过度捕捞而导致传统优质鱼类资源衰退的现象，如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鳓鱼、真鲷、牙鲆等优质鱼类，被黄鲫、日本鳗、青鳞等中上层小型鱼类取而代之。渔业专家指出，“从生态学观点看，在一个成熟的自然生态系中．不存在生态灶真空现象，一些鱼种因捕捞衰退了，而另一些生态灶相似的鱼种乘虚而入，这就是种群替代现象”[21]。
几十年的过度捕捞一直持续到今天，上述鱼类种群替代的结果，导致我国海洋鱼业资源发生了“优退劣进”的根本性逆转。
中科院的相关研究报告显示，1959—1998年，“渤海主要渔业资源结构由高营养级渔业资源生物为主逐步变为以低营养级渔业资源生物为主”[22]。该研究报告的具体数据见图6-7。
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统计资料亦显示，渤海的小黄鱼、带鱼、白姑、对虾、梭子蟹等优质经济鱼类占捕捞量的比重在1959年为69.6%，1982、1992年分别下降到58.3%、18.9%；与此相反，鳀鱼、黄鲫等小型鱼类1959年仅占12.3%，1982、1992年分别上升为19.8%、53.4%。[23]
从60年代到70年代，渤海大对虾的产量保持在1万~2万吨，1979年达4万吨，随后，80年代降至1万吨[24]，1998年仅有1700吨[25]。2004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渤海对虾年的产量只有10年前的11.8%”[26]。
由程家骅研究员（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主持撰写的《东黄海渔业资源利用》一书，统计了东海区50年间四大经济鱼类的渔获比重锐减情况，即20世纪50年代，四大渔产占所有渔获物的63.7%，70年代下降到47.4%，90年代下降到18.8%，仅剩年幼的带鱼和小黄鱼。[27]
专家指出，“从我国目前渔业资源状况看，近海大部分资源品种均出现数量下降，低龄化、低质化的现象。捕捞产量增长的，主要是低质鱼类和贝类，而优质鱼产量年年下降”。[28]
其实，这些年持续高产本身就是“竭泽而渔”的结果，现在的中小渔船都配置了GPS、超声波探鱼仪或雷达等现代助鱼导航仪器。在统计部门的“海洋捕捞产量”中，既包括海带（藻类植物），也包括渔民轻蔑地斥之为“过去根本没人捕，也没人吃”的毛蛤、米虾和“小杂鱼”等低经济价值、低营养价值的鱼虾贝。[29]
专业研究报告亦显示，到21世纪头10年，“在渔获物中约有2/3为低值小杂鱼”[30]，这些不能食用的“小杂鱼”被做成“鱼粉”，充当鱼类养殖饲料。
可见，过度捕捞的直接后果是，传统优质鱼类资源衰退并被中低级鱼类资源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若继续采用高科技手段“竭泽而渔”，虽捕捞产量会增加，但海产品品质会持续下降，即捕捞的大多是低营养价值的鱼类，甚至是不能食用仅能做鱼粉饲料的“小杂鱼”。这也许就是我国海洋捕捞这些年表面上持续高产的真相。（参见图6-1）
2004年5、6月份，农业部和中国水产科学院的两个海洋水产研究单位对渤海进行了全面的拖网调查，该调查比较均匀地在渤海海域设置了45个调查样本站位，其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31]：
（1）本次调查共发现鱼类30种，而1983、1992、1998年同期调查发现的鱼类分别为63、43、40种；1959、1982、1992、1998和（本次）2004年同期调查的生物资源指数分别为187.9、84.3、51.8、4.1和1.5（公斤/小时）。这表明“渤海春季渔业生物生殖群体种类和生物资源量都在持续下降”。
（2）1959、1982、1998和2004年的调查渔获物变化显示，个体较大、营养层次高的鱼类逐渐被小型个体、营养层次低的鱼类替代，其结论是，“目前渤海渔业资源质量低，经济价值高的优势种类少，渤海的渔业资源生产功能已经严重退化”。
（3）本次调查发现，占渔获物比例较大的鱼类均为1龄鱼，这说明“渤海渔业生物生殖群体结构的小型化、低龄化更加突出”。由于渤海多数鱼类的生殖高峰期出现在2~4年，所以产卵群体低龄化最终将导致渤海渔业资源严重衰减。
（4）在本次调查中，所有大型鱼类都几乎没有出现，重要经济鱼种的渔获量也极少。其结论是，“渤海作为黄、渤海区鱼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的功能已经退化”。这与前面提到的国家海洋局官员的评价相同，即“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
渤海的渔汛是由洄游渤海、产卵觅食越冬的若干鱼群所形成，失去了产卵场和索饵场功能，自然也就失去了吸引鱼群洄游的功能，从而失去了渔场功能。
2009年的专业研究报告也显示，渤海水生生物资源呈严重衰退趋势，鱼类资源由1982年的75种下降到30余种。主要经济鱼类中的鲅鱼、黄姑鱼、鲈鱼、鲳鱼等资源已经严重衰退，带鱼、小黄鱼、真鲷等鱼类濒临绝迹。渤海水域生产力水平已不足20世纪80年代的五分之一。
该报告以沉重的笔调，将渤海渔业资源的演变趋势归纳为：“生物资源被捕获的种类数目在不断减少；鱼卵、仔稚鱼被采集到的种类数及其密度在逐渐减少；生物资源经济品质结构的低质化在迅速加剧；生物资源的相对资源量在急剧下降；生物资源群体结构的小型化、低龄化更加严重；低质的底层鱼类被捕获的生物量在总生物量中所占的比例上升；生物资源群落多样性指数在明显降低；生物资源主要优势种的优势度在逐渐减弱。”[32]
渤海是我国昔日“渔业之乡”日渐衰落的典型，而衰落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人口高位运行”，人们对大海索取无度。
近海渔业资源锐减对近海渔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渔业生产成本增加，二是渔民的生存空间缩小。
渔业生产成本的增加，直接导致渔业生产亏损。
位于渤海与黄海交界区的渔民告诉记者说，他们的渔船只能打到“巴掌长”只能做鱼粉的“破烂鱼”，一次出海最多卖20多万元，但出海“光油钱就得烧掉十四五万，还得给20多个船员开工资。把成本刨掉，根本赚不到钱”。[33]
在广东台山，捕鱼产业流传着一个“226法则”，即只有20%的渔船赚钱，另外20%渔船保本，高达60%的渔船亏损经营。依据台山官方2011年的数据，这个“法则”的亏损面是40%，2012年估计为45%。[34]
在浙江，渔船亏损面甚至高达70%[35]；在海南，“能赚点钱的只有30%左右，40%的人会亏损”[36]。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柴油补贴成为渔船维持经营的最后希望。渔民坦言，“虽然亏本，但因为有国家的油补，还可以继续维持生产，否则基本上没有人能维持下去”[37]。
显然，管理层很清楚，我国“人口高位运行”，需要补贴这些亏本渔船，以维持这部分蛋白质供给。
渔民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他们的生存压力增大，这往往导致资源冲突。
有时候，这种生存压力甚至引发了渔民之间的渔业资源“争夺战”。例如，因为近海只能捕到低质“皮皮虾”，为了争夺“皮皮虾”资源，2010年，辽宁绥中张见港24艘渔船组成了“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在海上开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致一人死亡，1人失踪。[38]
资源短缺引发资源争夺战，古今中外皆如此。
渔船的经营情况是近海渔业资源衰退和枯竭的又一证据。
位于渤海与黄海两大近海渔场交界处的渔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说，他们的船只在近海打鱼，一来一去得10天，打上来的都是些“巴掌长”只能做鱼粉的“破烂鱼”，一次出海最多卖20多万元。“光油钱就得烧掉十四五万，还得给20多个船员开工资。把成本刨掉，根本赚不到钱。这里渔民的情况都一样。”[39]
在广东台山，捕鱼产业流传着一个“226法则”，即只有20%的渔船赚钱，另外20%渔船保本，高达60%的渔船亏损经营。依据台山官方2011年的数据，这个“法则”的亏损面是40%，2012年估计为45%。[40]
在浙江，渔船亏损面甚至高达70%[41]；在海南，“能赚点钱的只有30%左右，40%的人会亏损”[42]。
在这种情况下，柴油补贴成为渔船维持经营的最后希望。浙江渔民对记者说，“虽然亏本，但因为有国家的油补，还可以继续维持生产，否则基本上没有人能维持下去”[43]。
管理层很清楚，我国“人口高位运行”，需要补贴这些亏本渔船，以维持这部分蛋白质的供给。
政府柴油补贴的对象为从事国内海洋捕捞、内陆捕捞以及水产养殖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或渔业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当汽油、柴油出厂价分别高于4400元/吨、3870元/吨时，启动补贴机制；低于上述价格时，则停止油价补贴。柴油补贴额度主要由渔船主机功率和出海作业时间决定。具体补贴标准，各地并不一致。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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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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