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被删减的第2章第3节
作者 李尚勇
第一节 人均耕地因人口增长而锐减
【导读】
从动态来看，我国人均耕地主要因为人口膨胀而锐减得很快。（见图2-1）图中所显示的我国耕地总量变动趋势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耕地变动形式，其中，既有人们向荒山森林要地、向草地沙漠要粮的壮举，也有大自然疯狂报复，掠地毁田的凶狠。人进林退，人进草退，人进水退，人进湖退，人进海退；与此同时，水进人退，风进人退，沙进人退；而更加凶狠惨烈的是，凡是人类活动过的地方都象失血一样大量流失土壤，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层正在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变薄，人们对此几乎完全无可奈何。
最新最权威的数据是，“据测算，通过国际贸易和合作，我们利用了国际上相当于7亿亩播种面积的土地生产粮食和大豆、棉花、糖料等农作物”[1]，这是我国18亿亩耕地的38.9%。
可见，我国人地矛盾显然比官方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要尖锐和严峻得多。
第三节 耕地草地因人口增长而迅速退化
一、水土流失的严峻现实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壤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机质和微生物等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养分，“土壤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根据成土母质和环境的不同，形成
水土流失是指在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力、风力、重力等营力（即引起某种作用的自然力）导致的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
人类活动是水土流失的最主要诱因，植被破坏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在古代，虽然总人口不多，但局部地区人口迅速增长也曾造成这些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
有专家考证，西汉时期（公元2年），“全国人口出现第一次峰值，接近6000万人，耕地面积达到8.27亿亩，较汉初增加6.4倍”。随着人口增加，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加大，造成了泾河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以致《汉书•沟洫志》记载说，“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到唐宋以后，随着人口南移，大量山丘被开发利用，水土流失也逐步发展和加剧”。[3]
在当代，由于“人口高位运行”，我国开垦了大量本来并不适宜耕种的土地，比如大坡度坡耕地、黄土台塬地、高海拔土地、缺水甚至严重缺水的土地以及其它气候生态条件较差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耕种，必然导致各种形式的水土流失。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我国开展了3次全国水土流失普查，分别取得了1985、1995和2000年数据，其中，第3次普查名为“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由水利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组织，从2005年7月开始，历时3年完成。
3次普查数据显示，1985、1995和2000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分别为367.03、355.56和356.92万平方公里。若加上冻融侵蚀，1985、2000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分别为492.03和484.74万平方公里，二者分别占我国国土面积的51.25%和50.49%。[4]
在总量上，虽然这15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变化差异明显”，其中，水蚀面积变化不大，但“风蚀（面积、强度）呈上升趋势，特别是极强度和剧烈风蚀的面积增幅较大”。在总体上，全国水土流失的轻度和强度等级有所减轻，但中度、极强度和剧烈等级呈上升趋势。[5]
有关专家根据第3次全国水土流失普查数据，归纳总结了我国当前水土流失状况的3个特点[6]：
（1）水土流失面积大，分布范围广。全国现有土壤流失（水蚀和风蚀）面积达到35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2%。水土流失不仅广泛发生在农村，而且发生在城镇和工矿区，几乎每个流域、每个省份都有。
我国现有严重水土流失县646个。其中，长江流域265个、黄河流域225个、海河流域71个、松辽河流域44个、淮河流域24个、珠江流域17个。“水土流失严重县”排位前5名的省区依次为四川（97个县）、山西（84个）、陕西（63个）、内蒙古（52个）、甘肃（50个）。[7]
（2）流失强度大，侵蚀严重区比例高。我国土壤水力侵蚀量的多年平均值为45.2亿吨/年（约占全球耕地表土年均流失量的1/5，居全球之首[8]）。1950—2005年，我国九大江河流域年均流失土壤44.65亿吨/年，其中长江、黄河流域年均流失土壤数量分别为21.43、14.64亿吨/年，分别占九大流域流失总量的48.0%和32.8%。
我国水蚀地区平均侵蚀模数（即年均单位面积土壤流失数量）约为3800吨/平方公里•年（黄土高原甚至超过3万吨/平方公里•年，这相当于每年有
（3）水土流失成因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对此，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鸿烈院士有详细诠释：
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坡耕地上；北方土石山区，土层浅薄，岩石裸露，土层厚度不足
孙鸿烈院士进一步指出，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退化，耕地毁坏，加剧了我国的人地矛盾，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平均每年约100万亩。北方土石山区、西南岩溶区和长江上游等地有相当比例的农田耕作层土壤已经流失殆尽，母质基岩裸露，彻底丧失了农业生产能力”；“按现在的流失速度推算，50年后东北黑土区1400万亩耕地的黑土层将丧失殆尽；35年后西南岩溶区石漠化面积将增加一倍”。[11]
一般来说，耕地退化的典型形式主要包括，坡耕地侵蚀沟、黄土高原耕地侵蚀和东北黑土层流失，其极端形势主要包括荒漠化和石漠化。
（1）由坡耕地到侵蚀沟。
对坡耕地的水力侵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沟道，而沟道发育又使坡面稳定性降低，坡度加大，侵蚀加剧。有研究资料显示，当15度以上的坡耕地普遍发育出浅沟时，“其侵蚀量增加2~3倍”[12]。
孙鸿烈院士指出，“全国现有18.26亿亩耕地中，坡耕地为3.6亿亩，占20%”。“坡耕地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蚀面积的15%，每年约有15亿吨土壤流失，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量的33%”。
“长江上游三峡库区坡耕地面积占到耕地面积的57.7%，怒江流域占到68.4%。黄土高原地区坡耕地每生产
“在各类侵蚀沟中，以黄土高原的沟壑、黑土区的大沟、西南地区泥石流沟和南方的崩岗四大类侵蚀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黄土高原区长度超过1公里的侵蚀沟有30万条，黑土区长度超过1公里的侵蚀沟8万条，南方红壤区崩岗有22.2万处，长江上游及西南诸河区有泥石流沟1万余条”；“沟道侵蚀水土流失量约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量的40%，个别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
“坡耕地产量低而不稳，（这）成为许多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水土流失作用下，土地越种越瘦，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13]
（2）黄土高原的贫瘠土地。
有关专家近些年的研究显示，黄土高原（黄土厚度在50~
有历史资料显示，早年的黄土高原曾经有大片原始森林和草原，森林覆盖率曾高达69%。[15] 曾经的黄土高原塬面广阔，沟壑稀少，植被丰茂。但是，随着人口大量迁入并繁衍增加，包括垦殖和战争在内的人类活动越来越剧烈，黄土高原的环境渐渐恶化，植被减少，气候变干，土壤被侵蚀。
黄土高原以森林和草原为主的原始植被在秦汉、唐宋和明清时期遭遇了三次大规模的滥垦滥伐破坏，而现代尤其是当代对植被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如今，森林覆盖率仅存6%，41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竟然发育出30多万条超过
水土保持专家介绍说，“就植被的水土保持作用而言，以森林为最，草原次之，农作物几乎为零”。“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扫平具备保护能力的天然植被，代之以（对水土）几乎没有保护能力的农作物。可见，该区（黄土高原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完全是由于毁林开荒、植被遭受破坏后造成的，并非不可避免”。[17]
目前，黄土高原“平坦耕地一般不到1/10，绝大部分耕地分布在10°~35°的斜坡上”；严重水土流失发育出的成千上万条沟壑，将地块切割得七零八碎。
“在晋、陕、甘等省内，每平方公里一般有支、干沟50条以上；沟道长度可达5~
“黄土高原地区约有85%的耕地和90%的人口处于水土流失区”。一般地说，水土流失越严重的地区，人们乱砍滥伐，破坏植被就越多，其生态恶化亦越严重，民众也愈加贫困。因此，在黄土高原地区密集分布着“国家级贫困县”。
有关专家总结说，“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都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水土流失地区”；“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几乎都分布在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是贫困地区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18]
人们也许没想到，发展农业灌溉也会加速水土流失。
甘肃中部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人口稠密，气候干燥，生态环境脆弱。在大量发展农业灌溉后，出现了大范围的地面塌陷和台缘滑坡等环境问题。
有研究者指出，“（这）实质上是由水利灌溉引起的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即“由于大量灌溉渗漏水与黄土母质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理化作用，形成台塬地面塌陷，进而导致台缘滑坡，给灌区地质地貌环境造成灾害性影响，同时引起土质劣化、植被破坏、灌溉系统损坏”等一系列负面生态环境问题。[19]
（3）东北黑土层大量流失。
黑土性状好、肥力高，非常适合植物生长，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藏。目前全世界仅有三大块黑土地，一是乌克兰大平原，二是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三是我国东北黑土区。东北黑土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4省区，但“黑土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松嫩平原东部及北部的山前台地及其蔓延地带”。根据全国第2次土壤普查（1979—1985年）资料统计，“我国黑土总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
我国黑土资源退化的速度惊人。黑土资源在开发之前是森林草原和草甸草原，其自然生态环境良好。但近现代以来，随着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黑土资源迅速退化。
东北黑土区大规模的农垦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民国时期（“闯关东”）延续了晚清的移民潮，1949年以后，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开发利用高潮。
黑土资源退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原因，如，物理和地理因素（黑土质地松散、在坡地易于流失），气候变迁（季节冻层北移、强降水集中和土壤侵蚀加剧）；另一方面则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以及不合理耕种。后者是黑土资源退化的主要原因。[20]
随着黑土区人口激增，其垦殖率越来越高。人们大肆毁林、毁草开荒，导致植被破坏而“失去涵养和保护土壤的作用，黑土裸露面积增加，水土流失加剧”。黑土退化主要表现为黑土肥力降低、黑土层变薄、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养分平衡失调及物理性状恶化等。[2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也对黑土资源造成很大破坏。
在笔者查阅的有关东北黑土资源的所有研究文献中，专家们提供的数据资料均显示，黑土资源退化的程度随开垦年限的延长越来越严重。例如：据调查，黑土开垦20年后，土地肥力下降1/3左右；开垦40年后，下降1/2左右；开垦80年后，下降2/3左右。[22]
从全国第2次土壤普查到2007年的25年间，黑土有机质已下降两成，严重地区下降六成。[23]
我国黑土面积减少的速度亦惊人。据第1次土壤普查（1958—1960年）资料统计，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我国黑土资源的主要分布地）黑土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但到全国第2次土壤普查时，两省黑土面积已经减少到5.82万平方公里。黑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黑土资源的非农业占用，二是土壤侵蚀。（黑土侵蚀主要包括水蚀和风蚀。水蚀主要发生在坡耕地，风蚀主要发生在平川，二者分别占黑土区土壤侵蚀面积的80%和20%。[24]）
据调查统计，因水土流失，黑土区仅大型侵蚀沟就有7.5万条；据典型调查推算，整个黑土区侵蚀沟占地总面积达70.68万公顷。[25]
根据第3次全国水土流失普查数据，“东北黑土区平均每年流失表土0.4~
同时，我国产权虚置的土地制度对保护耕地不利，对养（地）耕结合也不利。
（4）荒漠化（沙漠化）。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种种因素影响下，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的土地退化。
荒漠化土地表现为土壤有机物质严重下降乃至消失，土地生产力严重衰退或丧失，生物的存在和活动稀少。
凡是气候干旱、降水稀少、蒸发巨大、植被稀疏贫乏的地区都称为荒漠，荒漠的主要类型有沙漠（沙质荒漠）、岩漠（石漠）、砾漠、泥漠（泥质荒漠）和盐漠等。
国内外的研究资料均显示，“气候变异”或“气候变迁”是荒漠化的自然背景，而“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的不合理活动是现当代荒漠化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有关机构曾对一些荒漠化地区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由自然变化（如气候变干）所引起的荒漠化占13%，其余87%属于人为因素所致。
前些年，中科院原沙漠研究所曾对我国北方地区现代风蚀荒漠化成因类型做过详细调查，其结论是，在现代风蚀荒漠化土地中，由自然风力作用的沙丘前移入侵因素仅占5.5%，其余94.5%都是人为因素所致。（见图2-3）
图中数据显示，我国荒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迅速膨胀所带来的滥垦乱樵、过度农垦、过度放牧以及过度利用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等。[27]
国际上通常认为，干旱区适宜的人口密度应当在1人/平方公里以内，而我国这个比例已经突破2人/平方公里，甚至达到10人/平方公里。[28]
有关专家的研究显示，在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区，农地入侵草地极为普遍，而草原开荒导致的这类土地荒漠化也十分严重。
1949—1980年，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平均人口密度增加了3倍，即从每平方公里10~15人增加到40~60人。与此同时，由草原农垦所造成的荒漠化土地面积达到4.77万平方公里，占北方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27.1%。
在内蒙古的伊盟地区（现称为鄂尔多斯），几次大开荒导致荒漠化发展迅速，其荒漠化土地面积在1974年达到350万公顷，这是1949年的4.2倍，占其国土面积的38.6%。[29]
在内蒙古商都县，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口增加了1倍，耕地面积增加了1.2倍，荒漠化土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增加了5倍。[30]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的国家[31]，荒漠化面积占世界荒漠化面积的25.3%，且大部分处于严重退化状态，土地退化的严重程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64%的荒漠化土地是中度和重度荒漠化土地，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严重（重度）荒漠化土地的比例（39.3%）比全球荒漠化土地中严重和极严重（极重度）退化比例（12.9%）高出2倍多。[32]
国家林业部门分别于1994、1999、2004、2009年开展了4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作，业内简称“荒漠化普查”。
第4次荒漠化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262.3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广泛分布于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18个省区市的508个县旗区，占全国县级区划数的17.8%；全国荒漠化类别分别为风蚀、水蚀、盐渍化和冻融4种，其中风蚀比例最高，达到69.8%。
在荒漠化土地中，沙化是更为严重的土地退化类型。沙化土地的地表特征是以沙（砾）物质为主要标志。截至2009年底，全国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03%，广泛分布在除上海和港澳台以外的30个省区市的902个县旗区，占全国县级区划数的31.6%。[33]
我国有近4亿人口生活在受荒漠化影响的区域内，60%的贫困县集中在沙区。[34]
在整体上，若计算总面积，1999—2004年，我国“荒漠化和沙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减少1.42%）[35]，2009年荒漠化面积比2004年亦略微减少（减少0.47%）[36]。
但是，在荒漠化和沙化“前线”，形势却显得很严峻。
林科院专家归纳我国荒漠化发展趋势说，“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荒漠化呈加速扩展趋势；80年代以来，我国荒漠化在大部分地区发展非常迅速，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逆转”。[37]
根据动态观测，20世纪70、80、90年代和21世纪，我国土地沙漠化扩展速度分别为1560、2100、2460和3436平方公里/年，后者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38]
中科院环境专家的研究亦显示，我国北方地区土地沙漠化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处于加速发展的态势；其沙漠化的基本格局是“整体恶化，局部治理”。遥感监测结果显示，2000年我国北方沙漠化土地面积达38.57万平方公里，其中重度和极重度沙漠化土地面积占38%，潜在、轻度和中度沙漠化土地面积占62%。“这说明在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大面积土地已经进入沙漠化发展初始阶段，面临着严重沙化的危险”。[39]
荒漠化防治专家最新的研究显示，“我国荒漠化潜在发生区域总面积为331.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4.6%，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陕西、西藏、山西等18个省（区、市），470个县（旗）”。[40]
（5）石漠化。
石漠化是土地荒漠化的极端形式。
石漠化过程发生在岩溶地区的脆弱生态环境中，它导致土壤严重流失，基岩大面积裸露或砾石堆积，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
通俗地说，所谓石漠化，就是人类的垦荒、耕作、放牧、樵采等活动，使得本来就生态脆弱的岩溶土地发生严重水土流失，以致那些几十万年才得以形成的土壤流失殆尽，土地上岩石砾石裸露于天。这是水土流失的最严重后果。
1987、1999、2005和2011年，国家有关部门曾组织了4次全国性石漠化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石漠化面积分别为909、1134、1296和1200万公顷。[41]
2011年，石漠化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和广东8个省区市，455个县，5575个乡。
此外，还有面积和范围更大的“潜在石漠化”。截止2011年底，我国岩溶地区潜在石漠化土地总面积为1331.
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面积之和，占到我国岩溶土地面积的56%。[42]
潜在石漠化土地的基岩裸露度（或砾石含量）在30%以上，虽然目前尚有植被或已梯土化，但如果自然条件恶化或人类活动不当，极易转变为石漠化土地。[43]
仅从数据来看，2011年我国石漠化土地面积比2005年减少了7.4%，看似总体上出现逆转，但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的增加（同期增加7.6%）提示我们，“我国岩溶地区生态状况依然十分脆弱，石漠化防治形势仍很严峻”[44]。实际上，在国家林业局的两次公报数据中，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面积之和并没有什么变化。
此外，近几年耕地石漠化形势持续恶化。“与2005年相比，（2011年）发生在耕地上的石漠化土地面积增加了
并且，“目前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毁林开垦、樵采薪材的现象还较严重，陡坡耕种、过度放牧等现象还大量存在”。[45]
在贵州、广西和云南的石漠化地区，“每年约有300万人饮水发生困难，缺水达4、5个月，许多地方丧失了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46]
在贵州长顺县的石漠化山区，漫山遍野都是陡坡石头地。村民在那些石头之间的凹地里种上玉米，最小的凹地只能种1、2颗玉米。在平原地区玉米亩产普遍高于1000斤，但这里的石头地，亩产多则200斤，少则几十斤，遇到干旱则颗粒无收。[47]
石漠化的成因既有自然因素，更是人为原因。
国家林业局“2006年石漠化普查公报”数据显示，自然因素形成的石漠化土地占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26%；山高坡陡、雨水丰沛而集中，为石漠化的形成提供了侵蚀动力和溶蚀条件。但另一方面，人为因素形成的石漠化土地占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74%；岩溶地区人口密度大，地区经济贫困，群众生态意识淡薄，各种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活动频繁，导致土地石漠化。
统计分析显示，在石漠化的人为因素中，过度樵采、不合理耕作、过度开垦、乱砍滥伐、过度放牧和开矿建设分别占31.4%、21.2%、15.1%、13.4%、8.2%和10.7%。[48]
国家林业局两次“石漠化普查公报”对“人口压力”均有具体解读。
2005年：“（石漠化地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有152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超过1000万人，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74.6%”。[49]
2011年：“石漠化地区多是老、少、边、穷地区，国家扶贫重点县227个，贫困人口超过5000万，人口密度高达217人/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人口密度的1.52倍，人口压力大，极易产生对生态资源的破坏现象”。[50]
仅仅6年，石漠化地区国家级贫困县从152个增加到227个；统计的贫困人口从“超过1000万人”增加到“超过5000万人”。这“5000万人”占我国石漠化地区总人口（2.2亿[51]）的23%。在国家级贫困县中，石漠化地区所占比重也相当大，在全国占37.8%，广西占75.0%，贵州更是占到96.0%。[52]
1949—2010年，石漠化最严重的贵州省，人口增长了近2倍（1.96倍），高于全国人口增长率48个百分点；人口密度达到238人/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人口密度的1.7倍。[53]
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研究表明，在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处的条件下，岩溶地区适宜的人口承载量不能超过100人/平方公里[54]。我国石漠化地区的人口承载量是这一标准的2.17倍，贵州高达2.38倍。这是我国石漠化规模巨大且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
依据第3次全国水土流失普查情况，包括一批中科院院士在内的相关专家警告说，“35年后西南岩溶区（8个省区市）石漠化面积将翻一番,届时将有近1亿人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55]
古代民歌诗句“风吹草低见牛羊”为公众所熟悉。那时候，草原上的牛羊隐没在绿色牧草中，只有当清风吹过，牧草低伏下去的时候，才有牛羊“闪现”出来。如今，还找得到这样美丽的草原吗？
草原具有生态、资源和经济等多种功能，既是绿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牧民生存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
我国天然草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二[56]，2000年的统计数据为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全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影响，也包括草原牧区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我国对草原的利用始终没有能够合理化。
例如，在内蒙古的33个牧区旗县，1950年总人口不足100万人，2010年增加到517.7万人，增长4倍多。[59]
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直接后果首先就是毁草开荒种粮。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开垦的草原面积达2.8亿亩左右（这些土地中的大多数最终沦为沙地），这同时造成大约3.8亿亩草原退化或沙化，其中约1.2亿亩草原永久退化为沙漠。同期，内蒙古开垦草原约5200万亩，新疆开垦约4500万亩，甘肃开垦约1600万亩。“1986—1996年，内蒙古东部24个旗县开垦草原1132万亩左右”，且开垦的都是优良草场。[60]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膨胀和人们经济欲望的高涨，几乎所有草原都出现了过度放牧的情况，这使得草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草原出现大面积退化。
中科院专家运用草原动力学模型方法研究内蒙古草原的初级生产力，结果显示，内蒙古草原的理论载畜量为4551万绵羊单位。1997年内蒙古的实际载畜量为9184万绵羊单位（比1947年增长了6.14倍），草原超载率在1倍以上。[61]
中国环境研究院的生态专家提供了2000年以前草原退化的“全景”数据：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退化草地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1/3；90年代中期我国北方12个省区退化草地面积占该地区草地总面积的50.24%；90年代末，我国西部和青藏高原传统畜牧区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目前我国草地是世界陆地生态系统中退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并且草地退化面积还在以每年200万公顷左右的速度增加，草地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62]
2012年6月，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确认，“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盐碱化等中度以上明显退化的草原面积约占半数”。[63]
草原退化导致其生产力下降。21世纪头10年，“全国草原产草量下降了30%~60%”，如内蒙古草原的载畜能力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002年分别为8700、5800和3500万个羊单位，50年下降了60%；牲畜平均活重也明显降低，如青藏草原牦牛藏羊的活重减少了30%~50%。
草原灾害频发既是草原退化的后果，又是草原进一步退化的原因。这些草原灾害包括干旱、风沙、白灾（雪灾）、黑灾（缺雪旱灾）、鼠害、病虫害等。与过去相比明显的变化是，草原灾害的发生频率加快，且草原生态系统自发的抗逆机制遭受破坏，抵御灾变的能力减弱。例如，1999—2001年，内蒙古草原牧区连续遭受旱灾，使得草原“赤野千里、寸草不生”，牲畜大量死亡。
草原退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可食草和毒草大量增加并成为问题。“目前，内蒙古草原已发现有毒植物50多种，青海草原大量出现的毒草有20多种。有毒有害植物的蔓延，不仅消耗土壤的养分和水分，妨碍优良牧草的生长发育，而且经常造成牲畜中毒甚至死亡，给畜牧业带来严重的危害”。[64]
在草地质量不断下降，草原载畜能力持续降低的情况下，草地负载的牲畜数量不仅没有相应下降，反而增加了。“各地区草地超载情况越来越严重，其中新疆、内蒙古和宁夏的超载率较高，分别达到184%、165%和172%”。[65]
以全国草原计算，1949年每头牲畜平均占有草场
在内蒙古，每只羊拥有的草地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的
越是“竭泽而渔”，草原的生产力越是低下。
与国外相比，我国单位面积草原的畜产品产量不足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5%，单位面积草原的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20、澳大利亚的1/10、荷兰的1/50。[69] 这与我国世界第二的草原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人们对草原的“竭泽而渔”不仅限于生存所必需的活动（如过度的放牧、农垦以及樵采等），也包括那些滥挖、滥采、滥猎等非生存需要和非理性活动。
多年来，在宁夏与内蒙古等地，每年都要爆发滥挖药材（甘草、麻黄、黄芩、苁蓉等）、滥采发菜的事件。据内蒙古农牧业厅草原监理站的数据，累计有近2亿亩草原因此而遭受破坏或沙化。据说，人多的年份，“内蒙古周边地区有200余万人奔赴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阿拉善等草原牧区抢搂发菜”。[70]
据鄂尔多斯调查，每年从草地上最少挖走甘草1500万公斤，麻黄100万公斤。全市因挖甘草、麻黄所破坏的草地面积达26.7万~33.
草原滥猎差不多灭绝了草原鼠类天敌（如艾鼬、黄鼬、狐狸和鹰等），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鼠害泛滥。2005年，内蒙古草原鼠害面积约１亿亩，严重成灾面积约5000万亩。在鼠害严重地区（如锡林郭勒草原），老鼠啃光了牧草（根）后，普遍同类相残，有的甚至开始“吃活羊”。[72]
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草原荒漠化的人为成因占85.5%，其中，过度农垦占25.4%，过度放牧占28.3%，过度樵采占31.8%。[73]
有关专家概括说，“（我国）草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最严峻的生态环境，供养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负担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成为我国21世纪最突出的问题之一”。[74]
研究牧区经济的专家曾列举出草原加速退化的八大“深层次原因”，包括人口压力不断增大；对草原输入少输出多；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体制弊端（如草地产权虚置）；大规模开垦草原（农耕化）；严重超载过牧；滥樵滥挖滥搂滥猎；盲目扩展饲草料地及人工草地（过度利用水资源，加速草原的退化和沙化）等。
在上述八大原因中，人口膨胀，尤其是草原牧区人口快速增长是草原退化的根本原因，而其它问题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第二位以后的原因。我们看到的自然逻辑是：人口快速增加→毁草开荒、过度放牧→草原退化→草原生产力下降→更大规模“竭泽而渔”→更大规模草原退化。
当然，我国草原退化还有气候变迁的自然背景，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人类活动的破坏作用。当现实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了脆弱草原的承载能力以后，草原的破坏和退化就成为必然。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于草原的保护以及绿色生态利用等等主张，最终都只能停留在理论研究和美好愿望的层次。
草原的不合理利用不仅破坏了草原，而且也恶化了生态环境。
最新的观测和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强及特强沙尘暴多发区有5大片，分布于河西走廊、南疆盆地、内蒙古阿拉善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浑善达克沙地区。[75] 而这些地区正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比较严重的地区，也包括那些草原沙化地区。
有研究者概括了草原沙化的如下后果：
随着内蒙古沙区不断南下，华北气候日益干旱，每年从大漠吹进北京市区的沙尘就达100万吨。[76] 在1977年8月的世界荒漠化会议上，北京被划入了荒漠化城市之列。从1980年开始，北京开始了大规模的绿化。到2000年底，北京市林木覆盖率恢复到43%（有相当多是低质人工林），但是，风沙化土地面积仍然占全市平原土地面积的38%。[77]
北京北部的坝上地区，近9年来流沙面积增加了39.9%，浑善达克沙地近7年来流沙面积增加了93.3%，风沙仍在紧逼北京城；全国有1300多公里铁路、
《人口困局》其余被删章节——待续
[1]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孙鸿烈：《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与防治对策》，《中国水利》2011年第6期。
[3] 孙鸿烈：《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与防治对策》，《中国水利》2011年第6期。
[4] 李智广等：《我国水土流失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表1），《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8年第1期；1985年冻融侵蚀数据来自《全国水土流失面积情况》，数字中国网，网址：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AKNBD41&xpos=128。
[5] 李智广等：《我国水土流失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8年第1期。
[6] 鄂竟平：《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总结报告》，《中国水土保持》，2008年第12期。
[7] 孙鸿烈：《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与防治对策》，《中国水利》2011年第6期。
[8] 秦天枝：《我国水土流失的原因、危害及对策》，《生态经济》，2009年第10期。
[9] 孙鸿烈：《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与防治对策》，《中国水利》2011年第6期。
[10] 李智广等：《我国水土流失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8年第1期。
[11] 孙鸿烈：《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与防治对策》，《中国水利》2011年第6期。
[12] 张鹏：《我国水土流失的主要来源、危害及防治对策》，《山西水利》，2007年第2期。
[13] 孙鸿烈：《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与防治对策》，《中国水利》2011年第6期。
[14] 王君等：《黄土高原曾是森林和草原》，《人民日报海外版》，
[15] 梁峻等：《黄土丘陵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途径》，《水土保持研究》，2006年第6期。
[16] 马军：《中国水危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6页。
[17] 梁峻等：《黄土丘陵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途径》，《水土保持研究》，2006年第6期。
[18] 秦天枝：《我国水土流失的原因、危害及对策》，《生态经济》，2009年第10期。
[19] 成自勇：《灌溉对甘肃中部黄土台塬区地面塌陷及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中国沙漠》，2002年第2期。
[20] 崔海山等：《中国黑土资源分布格局与动态分析》，《资源科学》，2003年第3期。
[21] 鲁彩艳等：《东北黑土资源质量变化特征研究概述》，《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5年第3期。
[22] 崔海山等：《中国黑土资源分布格局与动态分析》，《资源科学》，2003年第3期。
[23] 记者孙彬等：《黑土层流失 危及中国最大粮仓》，《经济参考报》，
[24] 何艳芬等：《东北黑土资源及其农业可持续利用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3年第4期。
[25] 崔海山等：《中国黑土资源分布格局与动态分析》，《资源科学》，2003年第3期。
[26] 孙鸿烈：《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与防治对策》，《中国水利》2011年第6期。
[27] 王礼先：《我国荒漠化土地成因及其防治对策》，《世界林业研究》，2000年第6期。
[28] 蒋高明：《“三北”地区不宜大规模造林》，《科学决策》，2005年第11期。
[29] 王礼先：《我国荒漠化土地成因及其防治对策》，《世界林业研究》，2000年第6期。
[30] 吴波：《我国荒漠化现状、动态与成因》，《林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根据“表
[31] 国家林业局：《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2011）》，2011年1月。
[32] 吴波：《我国荒漠化现状、动态与成因》，《林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3] 国家林业局：《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2011）》，2011年1月。
[34] 马军等：《我国土地荒漠化危害•成因及其防治对策》，《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32期。
[35] 国家林业局：《第三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2005年5月。
[36] 国家林业局：《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2011）》，2011年1月。
[37] 吴波：《我国荒漠化现状、动态与成因》，《林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8] 马立鹏等：《甘肃省沙漠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研究》，《中国沙漠》，2005年第4期。
[39] 王涛等：《近50年来中国北方沙漠化土地的时空变化》，《地理学报》，2004年第2期。
[40] 吴正：《中国荒漠化研究的重大集成创新》，《中国沙漠》，2007年第6期。
[41] 1987、1999年数据来自袁道先的《岩溶石漠化问题的全球视野和我国的治理对策与经验》（《草业科学》，2008年第9期），2005、2011年数据来自国家林业局2006年《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和2012年《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
[42] 国家林业局：《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2012年6月。
[43] 国家林业局：《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中国绿色时报》，
[44] 国家林业局：《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2012年6月。
[45] 国家林业局：《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2012年6月。
[46] 国家林业局：《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中国绿色时报》，
[47] 经济半小时：《走基层百县行：石头地里的希望》，CCTV-2，
[48] 国家林业局：《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中国绿色时报》，
[49] 国家林业局：《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中国绿色时报》，
[50] 国家林业局：《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2012年6月。（来自国家林业局网站）
[51] 计资司：《中国2.2亿人口受石漠化之害》，国家林业局网站/信息发布/资金管理/统计与信息，
[52] 袁道先：《岩溶石漠化问题的全球视野和我国的治理对策与经验》，《草业科学》，2008年第9期。
[5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54] 经济半小时：《走基层百县行：石头地里的希望》，CCTV-2，
[55] 鄂竟平：《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总结报告》，《中国水土保持》，2008年第12期。
[56] 李毓堂：《世界草地资源概况与利用》，《世界农业》，1987年第5期。
[5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0月。
[58] 农业部：《2010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
[59] 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1950年人口数据来自王关区的《我国草原退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2010年人口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0年）》（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群众出版社，2011年11月）。
[60] 王关区：《我国草原退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
[61] 李银鹏等：《内蒙古草地生产力资源和载畜量的区域尺度模式评估》，《自然资源学报》，2004年9月。
[62] 韩永伟等：《中国草地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与防治对策》，《环境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6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64] 王关区：《我国草原退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
[65] 韩永伟等：《中国草地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与防治对策》，《环境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66] 王关区：《我国草原退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
[67] 韩永伟等：《中国草地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与防治对策》，《环境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68] 安娜等：《中国湿地的退化原因、评价及保护》，《生态学杂志》，2008年第5期。
[69] 王关区：《我国草原退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
[70] 王关区：《我国草原退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
[71] 马军等：《我国土地荒漠化危害•成因及其防治对策》，《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32期。
[72] 记者李云平等：《内蒙古草原鼠害偏重往年 预测危害面积达亿亩》和《锡林郭勒部分草原：饿急了的老鼠吃活羊》，新华网/内蒙古频道，
[73] 王关区：《我国草原退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
[74] 侯向阳：《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是解决草原退化困境的有效途径》，《中国草地学报》，2010年第4期。
[75] 李耀辉等：《我国沙尘暴特征及其与干旱关系的研究进展》，《地球科学进展》，2007年第11期。
[76] 马军：《中国水危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205页。
[77] 轩燕龙：《北京曾被列为荒漠化城市》，《北京晚报》，
[78] 秦天枝：《我国水土流失的原因、危害及对策》，《生态经济》，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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