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被删减的第10章第6、7节

作者 李尚勇  

【导读】新华社11月12日公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显示，中美两国形成如下共识：人类活动已在改变世界气候系统。日益加速的气候变化已经造成严重影响。其中包括更高的温度和极端天气事件、日益升高的海平面和更具破坏性的风暴。笔者的《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研究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实际上也就提供了上述严重气候问题的背景资料数据。这里公布该书出版时被删除的第10章“资源环境与人口之困局”，第6、7节。

第六节  细数全球水资源

第七节  水污染会以哪种方式“袭击”我们？

【有关章节内容简介】我国人口与环境的困局在于，由于我国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微利，它们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甚至一部分大企业也没有这种经济能力），而我国大多数就业人口又高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低技术的中小微企业和所谓“非正规部门”，这一方面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又严重制约了环境治理。在人口、就业和经济的多重压力下，环境治理与超标排放，以及中小微企业扩张往往表现为一种弹性实足的“博弈”，其最终结果就是，我国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人口困局》第197-211页）

目前，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和透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

如果我们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缓解这种紧张关系，那我国资源和环境系统的崩溃就可能成为现实，而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的，很可能不是温室效应，不是能源枯竭，甚至也不是粮食短缺，而极有可能是严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人口困局》后记，第337页）

第六节  细数全球水资源

一、全球水资源亦非常有限

其实，在全球范围内，人类能够利用的水资源非常有限。

美国地质调查局2012年公布的数据令许多人震惊[1]：

他们假设，如果把地球上所有的水（包括海水、淡水和以其它形式存在的水，共计13.86亿立方公里）集中在一起，仅可以组成一个直径约860英里（约1385公里）的小“水球”，其中，地面上新鲜液态水“水球”的直径为169.5英里（约272.8公里），淡水湖泊和河流“水球”的直径为34.9英里（约56.2公里）。（见图10-3）

图10-3  地球上的水

图片来源：霍华德•帕尔曼，美国地质调查局（Credit: Howard Perlman, USGS; globe illustration by Jack Cook,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 Adam Nieman.）

在那个直径860英里的小“水球”中，97.47%（约13.51亿立方公里）是盐水（咸水），这包括海水、地下盐水和湖区盐水；而淡水仅占2.53%，约0.35亿立方公里。

在淡水总量中，冰盖、冰川和永久积雪占68.6%，地下水占30.1%，土壤、地下冰和冻土占0.91%，淡水湖占0.26%，空气含水占0.04%，沼泽含水占0.03%，河流占0.006%，生物含水0.003%。

人类利用最多的河流所蕴含的淡水量仅有0.212万立方公里，仅仅占淡水总量的0.006%，占地球总水量的0.0002%——仅仅是小“水球”中的一粒小“水滴”！

根据联合国有关部门、欧盟和经合组织提供的180个国家相关数据计算，2009年，全球（这180个国家）“可更新淡水资源总量”为53.4万亿立方米，我国仅占其中的5.36%，但总人口却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9.83%。[2]

二、“水足迹”理论的启示

随着世界人口膨胀，全球水资源逐渐显现短缺和紧张局面。在这种背景下，荷兰学者阿尔杰恩•胡克斯特拉在2002年提出了“水足迹”概念，为人们精确计算水资源耗费奠定了理论基础。

所谓水足迹，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消费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所内含的水资源数量，也就是用“足迹”形象地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水耗费表现出来。水足迹有国家水足迹和个人水足迹之分。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2008年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中首次引进水足迹概念，并指出，国家水足迹包括用于农业、工业和家庭生活的河水、湖水、地下水，以及供作物生长的雨水等；进一步可以将其分为内部水足迹和外部水足迹（即进口产品内含的水资源）。个人水足迹计算的则是个人生活消费所内含的总水量，包括个人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在其生产和制造过程所耗费的全部水量，例如粮食在生长过程耗费的水量。

据水足迹网络组织的露丝•马修斯介绍，水足迹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绿色水足迹是指赋存于土壤中并且为作物和植物所吸收的降水。蓝色水足迹是指工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地表或地下水资源。灰色水足迹是指为了使水质达到安全排放标准而用于稀释污水所需的水量。（污水被充分稀释就能够被水体的自我净化功能所净化。）

农业用水占到人类水足迹90%以上；牛肉的平均水足迹是谷物和淀粉类根茎植物的二十倍，其中大部分都源自于饲料作物的种植。

发达国家的水足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外部化”了。例如，欧洲有42%的水足迹来自于海外，一些欧洲国家的数字甚至比这还高。美国进口和出口的虚拟水量相差不多。[3]

可见，人类已经发展到了需要“精确计算水资源耗费”的时代，这不说明人们的计算能力有多强，管理有多精明，而是说明如今水资源有多珍贵，人们已经开始需要数着水滴过日子，至少，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数着水滴过日子”先作好理论准备。

凡事过则谬——作为世界贫水国家，我国每年却有大量水足迹廉价输往欧美国家。

在工业化初期，我国大量出口初级农产品、农副产品、矿产品、粗加工产品和初级工业品，以换回珍贵的外汇，用以进口先进技术及其设备。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我国摆脱低收入陷阱以后，仍然大量出口初级农产品、矿产品、粗加工产品、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工业品，以解决就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明显反应滞后。

同样，在工业化初期，我国大量引进外资，以求获得经济起飞的资金支持和先进技术支持，这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当我国社会总体摆脱贫困，进入小康以后，仍然以大规模透支资源环境为代价，大量引进外资，且维持GDP总量中50%以上的外资份额，以解决就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明显需要反思。

同样地，在工业化初期，我国制造业主要以“三来一补”、挣加工费的形式发展起来，几十年过去了，这种“三来一补”的低端外贸模式始终没有实质性进步，中国制造业至今仍然是欧美国家的“加工厂”，并附带廉价出口原料和劳动力。以我国稀缺水足迹主动“补贴”水足迹富裕的欧美国家，这明显需要转型。

（《人口困局》第5章的标题就是“水资源稀缺危及生存”，详述了我国水资源严重稀缺、已危及民族生存的事实。）

第七节 水污染会以哪种方式“袭击”我们？

一、鳄鱼集中死亡事件的启示

在总体上，越来越严重的水污染日益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存，但是，水污染最终会以哪种方式给我们造成哪种后果却是不可预知的。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鳄鱼集中死亡事件也许能给我们某些启示。

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是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南非境内共有18座国家公园，克鲁格位居第一。在动物保育、生态旅游以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技术与研究方面，克鲁格公园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2008年5月底开始，公园管理部门在公园内的一条河流中陆续发现了至少30具不同腐烂程度的鳄鱼尸体。

鳄鱼是整个生态食物链的顶层捕食者，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若鳄鱼大批死亡甚至灭绝，必将带来无法预估的生态灾难。因此，鳄鱼集中死亡事件发生后，克鲁格国家公园立即成立了由多学科科学家组成的“特别调查组”，对鳄鱼集中死亡事件展开调查。

经过对死去鳄鱼尸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发现，这些鳄鱼全都患有“全身性脂肪组织炎”。这种疾病会导致生物体内的脂肪变硬，从而使其身体僵硬。患上这种病的鳄鱼会逐渐丧失猎食和游泳能力，最终会死于饥饿或溺水。

随后的调查发现，公园里仍然存活的部分鳄鱼也患有这种疾病，并且，这些鳄鱼也会逐渐死亡。在“特别调查组”的调查期间，公园里陆续死亡的鳄鱼超过了200只，这接近公园鳄鱼总数的1/5。

科学家们虽然很快查明了死因，但随后的病因调查却一再陷入绝境，鳄鱼患病原因一度扑朔迷离。

调查的第2年，公园河流出现了鲇鱼大规模死亡的新情况。解剖发现，这些鲇鱼也都患有“全身性脂肪组织炎”。这一发现使科学家们及时调整了调查方向，并很快找到了公园里鳄鱼集中死亡的真正原因：

在流经公园的河流上游，聚集着南非最大的工业区，那里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随着人口迅速增长，污染也逐年加重。长期以来，公园里的这条河流被这些污水所污染，其污染物超过1500种。幸运的是，由于河水流速较快，任何一种污染物在河水中的含量都没有达到“致命”的程度，因而，公园内长期没有出现河鱼或鳄鱼大量死亡的情况。

20世纪70年代，在克鲁格国家公园下游不到30公里的地方，邻国莫桑比克修建了一座名为“马辛基”的大坝。该大坝建好以后，因为国内战争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不幸的是，就在公园发生鳄鱼集中死亡事件的前几个月，“马辛基大坝”投入使用。

“特别调查组”的科学家们最后查明，“马辛基大坝”投入使用后，公园河流水位被抬高了20米，河水流速变慢，上游污水中的污染物在此沉积于河底。这使得喜欢在河底觅食的鲇鱼摄入了许多河底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含有多种毒素，令大批鲇鱼患上了“全身性脂肪组织炎”。患病的鲇鱼行动迟缓，很容易被鳄鱼捕食，而鳄鱼食用大量患病鲇鱼后，也都患上了“全身性脂肪组织炎”。

由此，克鲁格国家公园鳄鱼集中死亡之迷被揭开。[4]

二、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人类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我们至今仍然不可能真正科学的预见未来。

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13亿国人十几年、几十年长期食用富含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和转基因的食物，长期饮用被各类有害物质污染甚至是严重污染的水，这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不得而知。这是人类几百年、几千年不曾遇到过的情况，也是全世界几百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曾遇到过的情况。国人的身体“扛”得住吗？能“扛”多久？会不会诱发基因突变？会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据《钱江晚报》报道，浙江温州（严重污染地区之一）9个月大婴儿被确诊为恶性肿瘤晚期，而这并非特例，因为“恶性肿瘤已成为城市小儿最主要的疾病死亡原因”。专家认为，“儿童肿瘤的发病机制中涉及更多的是先天性因素，基因突变是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基础”。[5]

再如，我国越来越多的“不育不孕”（还有前面提过的“阴盛阳衰”）会不会就是这类严重后果的表现形式之一？

科学家的研究显示，较大型生物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殖繁衍出现严重问题。大量的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农药以及严重环境污染会不会已经开始广泛攻击人类生殖系统？而转基因（食品）生物武器攻击的主要对象正是人类生殖系统。

目前所有对食物的安全性鉴定，都存在局限性。例如，食品专家鉴定说“该食物虽有污染物残留但还不足以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或损害”，但是，他们所说的“没有威胁或损害”只是就“当下”或“短期”而言。当下不致病，不等于无害，短期无害，不等于长期安全。毕竟，几乎所有食品的安全标准或认证都没有长期毒性试验的支持，比如3代人、5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安全验证。这与我们的传统食物曾经经受住了人类几百、几千年的筛选和安全验证完全不同。而那些长期误食有毒有害食物的先人往往付出了民族灭绝的代价。

对于一个物种来说，几十年时间显得过于短暂。严肃的科学只承认经过严格、长期验证的结论。

近些年，科学家对恐龙灭绝的“非小行星撞击原因”的研究结论对我们有很强的警示意义。他们的研究显示，恐龙并不是在6500万年前的那次小行星撞击事件中一下子全部灭绝的，相反，恐龙灭绝是多种环境因素恶化的产物，其中，就有地球温室效应。

科学家们发现，在恐龙时代晚期，由于火山活动剧烈、气候巨变、环境恶化、食物结构变化等等原因，使恐龙自身出现了生存危机，大批恐龙开始走向死亡。65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是对恐龙的最后一击，它加速了残余恐龙的灭绝速度。即使这样，最后仍有部分恐龙继续生存了大约25万~30万年，但最终因为食物含有铱元素导致恐龙蛋不能孵化而最终走向灭绝。

探寻恐龙灭绝之迷，就是探寻人类的未来。

地球物理学家欧阳自远院士说，“我们人类污染环境，污染大气、水体、土壤，导致的环境危机，确实严重威胁着我们自己的生存和发展”。[6]

我国“人口高位运行”的局面还会持续很多年，并且，政府越是疏于控制总人口，这种“人口高位运行”并使环境继续恶化的时间就会拖得越长。同样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们能够等到“人口高位运行”结束的那一天吗？在此之前，会不会出现难以预料且可能失控的局面？

为了避免上述极端情况发生，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坚定不移且踏踏实实地控制总人口，并在社会能够承受的安全前提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人口高位运行”的危险局面。（这里的限定条件见《人口困局》第11章第三节）

也许，未来留给我们试错的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

 （《人口困局》被删章节连载完毕。谢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