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尚勇

日前，三农专家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披露了关系三农发展战略重大问题的有关真相。由于陈锡文身份特殊，他的意见间接表达了高层的认识，实际上也就挑明了中央与部门、地方在三农重大问题上态度和主张的“微妙”差异，也因此而使那些迷惑公众的“障眼法”失效。

陈锡文的谈话要点是：（1）“谁（哪个农民）以为把家乡的房子卖掉，进城就可以当城里人，那一定是上了大当”；（2）农民是不愿意“上楼”的；（3）地方政府支持公司资本进入农业生产，是政府过度干预干的“坏事”；（4）“土地流转规模大了，若把一半以上土地都集中起来，那剩下的农村劳动力干吗去呢？”

更重要的是，陈锡文点出了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要害，即那些主张“农民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人，“并不是真在替农民（着）想，而是想自己到农村弄块地、盖个房”；实际上，“国家提倡搞规模经营，也是顺势而为，规模经营本质不是地，本质是人”，农民“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和收入，他凭什么离开土地？”。[1]

笔者的观点与陈锡文的上述观点相同，这在笔者2012年3月完成的长篇研究报告《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中有非常深入的论述。

不过，该研究报告完成后，其遭遇颇有些戏剧性，不妨与网友说一说。

2012年2月，《经理日报》策划了一个关于“第三次土地革命”的专题，发表了3篇仅署化名而非真名的文章。这些文章断言，“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是，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他们论证说，“农民不可能靠种小片土地致富，他们只有种上1000亩而不是1亩或者10亩土地，收入才有可能大大增加”。他们说得很清楚，土地流转的着眼点一是方便资本下乡，二是“要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成本不宜（应为“不至于”）太高”。[2]

上述“奇文”，看得笔者心惊肉跳。但更让笔者担心的是，这不仅仅是舆论宣传。在此之前，真实的非农产业资本已经大举进入农业领域。2011年底，《新世纪》周刊记者报道说：“各路资本正在加速涌入农业投资领域”，而中外资本“正在以气宇轩昂的状态进入农业领域”。笔者因此而背脊梁发凉。

1个月后（2012年3月）笔者的长篇研究报告完成，题目是《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评“第三次土地革命”》。该报告并不全为《经理日报》那3篇文章而作，而是笔者10多年研究三农理论所形成的三农理论框架之“农业发展方向”理论板块（也是该理论框架的最后一个理论版块）。随后，笔者开始漫不经心的投稿。因为想在有影响力的期刊发表，且不屑于那些索要版面费的期刊，该研究报告一直发表不出去。（当然，我也不急，因为该报告的最终“落脚点”是进入我的学术专著《求解三农困局》）

2013年2月，因看见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如火如荼”，想打击一下他们的“积极性”，就请几个网站的编辑将该研究报告的摘要、大纲和部分节选内容，发布在我的专栏里（如光明网我的专栏：http://health.gmw.cn/2013-02/13/content_6685842.htm）。没想到，转载该文的网站不少，并包括几家大网站和专业网站。甚至有网友来函，请求阅读全文。

随后，国家行政学院培训部的一位官员给我发来邮件，希望就“规模化经营”和他们将要举办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研讨班”的教学方案，与我通话交流。我告诉他，他的理解没错，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问题，的确关系到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大方向。（看来，在一片“第三次土地革命”、农民“上楼”运动、加大土地流转、公司资本大举下乡的吵闹声中，国家行政学院至少不迷糊。）

2013年10月前后，因考虑到三中全会《决定》正在起草，想必会涉及到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于是便将研究报告发给了一个内参编辑部。不久，内参编辑通知我，他们准备刊发该报告，于是，我应其要求按该刊体例作了修改。但三中全会前夕，内参编辑看见了全会《决定》草稿，打电话给我说，文章不能发了，因为我的观点与《决定》不一致。（其实，我就是知道“不一致”才要发内参提醒一下）

显然，我错过了发表和提醒的时机。而更加显而易见的是，主张“第三次土地革命”的那股势力（包括一些学者、企业和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定》的起草，从而也影响到这一时期国家层面的相关决策。

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以及笔者10多年的考察、实践和理论研究显示，我国的农业发展很可能正走在一段弯路上，这折射出我国农业发展战略很可能存在重大问题。

陈锡文的上述谈话，从较高层次且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的上述判断。

2015年3月15日

附录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的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国内外历史和现实资料，采用历史和逻辑推理方法，论证农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看似严密完整，实则潜藏着严重后果和巨大风险，即“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难以溶入城市经济，最终会被“边缘化”。马恩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必然走向灭亡的论断有失偏颇，世界主要国家的小农都没有被消灭，而是被各国农业现代化再造并保留下来。在我国，通过土地规模经营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存在严重问题，地方政府强力推进土地流转的做法令人担忧。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有两条，一是限制非市场化的土地集中，二是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