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抗战老兵刘九渊

李尚勇

“8•15”日本投降日和“9•3”抗战胜利日相继来临，谨以此文缅怀、记念抗战老兵，并铭记他们的抗战功绩。

（一）

在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抗战老兵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所谓国民党抗战老兵（下文简称“抗战老兵”）是指参加抗日战争、与日军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其中，在国内正面战场抵抗日军侵略和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是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

笔者认识一位抗战老兵，他叫刘九渊。我与他儿子是挚友。青少年时代，我们同为“黑五类子女”，被迫外出打临工谋生，后来有幸进同一家企业，成为同事。虽然，当年时常在他家进出，但从来没有听刘伯伯提起过，他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后来才知道，因为当年普遍认为参加国民党军队是“罪过”，刘伯伯甚至对子女也绝口不提自己那段实际上光辉亮丽的历史。

2008年1月，83岁的刘伯伯带着他在缅北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秘密与世长辞。此后，他的儿子才断断续续给我讲述了他父亲的抗战史。

刘九渊，1924年5月出生在四川筠连县，初中毕业后到成都读高中。读书期间住在他幺叔刘幼甫家中。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四川大学，学习金融专业。

刘幼甫，黄浦四期，参与北伐，后领军衔至少将。抗战期间，历任达县、广汉县长，泸州、资中专员。1945年，作为地方行政督察专员，参与修建著名“驼峰航线”后方基地的泸州蓝田坝机场。这是抗战时期全国最大最长的三合土跑道机场，当年，美军B29轰炸机就是由此起飞去轰炸日本本土。

1944年4～12月，侵华日军为了挽救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局并保护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这导致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二次大溃败。期间，国民党军队共损兵50～60万人，丢失4个省会、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丧失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6000万人民。（豫湘桂战役_360百科）

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日军甚至打到了贵州独山，威逼陪都重庆。1944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并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扩充远征军。

当年，刘九渊正在川大一年级读书，作为热血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投笔从戎，从四川大学校园报名参加远征军，投身抗日战场。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驻印远征军已通过“驼峰航线”补充了大批兵员，并且已经换上了美式装备。这支部队军事训练十分扎实，广大官兵练就了丛林作战和生存的过硬本领。刘伯伯当年就是同大批知识青年军人一起，乘坐美军飞机飞越“驼峰航线”，赴印编入孙立人的新一军，随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反攻归国作战。

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对日作战在印缅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一军从而成为驰名中外的“王牌军”。作为新一军一线部队的少尉军官，刘伯伯直接参加了“滇西缅北战役”后期作战。他的堂兄于1990年代曾先后两次问他当年入缅作战的经历，“第一次他只说很惨很惨不愿讲，第二次追问时，他一言不发只是流泪”。笔者前些年曾接触到中国远征军两次对日作战的史料，知道当年战事惨烈，那异常血腥的战争场面，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确不堪回首。

抗战胜利后，刘伯伯即退伍重新回到四川大学，继续完成因战争中断的学业。1949年冬，刘伯伯学业尚未完成，幺叔刘幼甫要他一同去台湾，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成都。不久，“新权政在成都招收知识青年到西康省工作，刘伯伯报名后被录取并分配到汉源县金融部门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半世坎坷的命运……”。

刘伯伯选择留在大陆，也就意味着他在近30年“极左”当政时期“日子难熬”。尽管他对日作战出生入死，尽管他有一技之长（他是当时稀缺的金融专业人才），为“一片空白”的基层金融建设出过大力，但是，仍然难逃厄运。他的“国民党少尉军官”身份，使他在历次所谓的政治运动中都成为被整治的对象。当年人们戏称他这样身份和处境的人为“运动员”。在漫长的30年里，他与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大大小小“运动员”一起，从肉体到身心都遭受了今天中青年人完全无法想像的摧残。

“文革”十年浩劫，对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黑五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广度、深度和残忍度综合指标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刘九渊在“文革”中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少尉反动军官”。这成为他被批判、被“揪斗”、被毒打的理由。那些“文革”打手们（实际上都是一些本来就心术不正且容易上当受骗的跳梁小丑），“用锯短的椽子板板轮番抽打刘伯的脸”，“刘伯的脸被他们打得青紫浮肿，但刘伯一声不吭地忍受着，不求情不讨饶，这更激怒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的对刘伯进行毒打，施暴的‘啪啪啪’抽打声音传出很远，残暴的场面让人惨不忍赌”。（所谓“揪斗”，即被“揪”上大会主席台批判斗争，有“揪”这个动词，意味着有暴力举动。）

此后，刘伯伯这个“反动军官”便与同单位被“揪”出来的几个“漏划地主”、“三青团区队长”和“右派分子”等“黑五类”一起，被“革命群众”监督劳改（俗称“土劳改”）。那些“革命群众”“勒令他们佩戴写着各自罪名的白袖套，每天从事淘阴沟、洗厕所、清扫大院等等杂役性繁重劳动”。

（以上部分资料来源于网友大汗淋漓的博文《缅念抗战老兵刘伯伯》，在此致谢！）

更恶劣的是，由这种“黑五类”暴力斗争思维引申出了“黑五类”株连歧视政策，即“黑五类子女”在入学、招工（人）、参军、工作等方面都受到歧视。例如，“黑五类子女”不允许读初中。刘伯伯的两个儿女因此便没法进初中读书。作为金融专业人才，他当然知道知识对于少男少女的重大意义，但眼见着自己的儿女被迫小学辍学，从此与知识无缘，那心中的痛楚无以言表——这成为刘伯伯艰难一生最大的“痛”。

笔者与刘伯伯的儿女一样，也因为“黑五类子女”身份，被剥夺了上初中的权利。后来，我与他的两个儿女一起，被迫外出打临工谋生。今天的年轻网友很难想像我们当年“打临工”的艰苦生活，因为，你无法想像一个柔弱小女子如何背负超过150斤的碎石，颤颤波波地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道或高低不平的铁路道上；你也无法想像，我们炸山修路，如何几死一生，捡回小命。

当年，仅仅在刘伯伯家所在的那个小镇上，就有一二百名“黑五类子女”小学毕业后被拒之于初中校门之外。算算，一个乡镇就有一二百人（只多不少），那全国数万乡镇，该有多少“黑五类子女”被粗暴地打断学业！更何况，全国“黑五类分子”数以千万计（单单体制内的右派分子就超过300万人），他们的子女总人数当两倍于他们。

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其中，许多人所谓“小学毕业”差不多等于“半文盲”，因为，在“文革”十年的“革命、造反”教育中，除了“红歌”、“红宝书”和“大字报”，他们并没有学到多少真知识。

同时，这也是一个被忽略的庞大社会群体，笔者至今没有看见，有任何文字、影像描述他们青少年时代的那段艰辛经历。

今天，人们只知道，那个年代有上当受骗的红卫兵、知识青年（指中学以上文化青年）、上山下乡，却不知道，还有一大批被边缘化，没有资格“上山下乡”的小学文化、半文盲青少年。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凭借坚强毅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通过自学拿到了通往知识殿堂的通行证，或者自学成才，走出厄运，避免了蹉跎岁月，虚度年华。

（二）

抗战老兵刘九渊，青年时代是一个热血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但后来，他却背负着“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的罪名，如惊弓之鸟般长期处在恐惧之中；他甚至对亲人也噤若寒蝉，不敢明言自己曾是英勇抗日的抗战老兵。

抗战结束后，他退伍回校继续学业，并没有在内战中开过一枪，却仍然摆脱不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政治帽子。他在体制内金融部门工作30多年，为县乡基层金融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的工资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始终只有45.50元，一辈子没有升过一级工资！

笔者看见，曾有人撰文说，政府早在1950年代就出台过一些针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优待政策。该文说，1951年4月，原国家内务部发文规定，“‘九一八’以来，国民党军队之指战员，如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残，已与蒋匪军断绝关系，无反人民罪行，且为当地群众公认者，得以革命残废人员论，可按《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条例》予以抚恤”；1958年，内务部158号文件又指出：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部队抗日阵亡士兵，“可以称为烈士”。（宣讲家网：《国家对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优抚政策》，2015年8月30日）

按照正常思维逻辑，上述肯定国民党抗战老兵抗战功绩的政策精神应该一致贯彻（即对幸存、非残废国民党抗战老兵也适用）。但事实上，国民党抗战老兵几十年来普遍受到整治、打击、歧视，而刘九渊一生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在抗战老兵群体中还不算是最不幸的。因此，上述肯定国民党抗战老兵抗战功绩的思路、政策，并不是“极左”当政时期的主流思想，它充其量只是体制内部分相对开明官员的临时性“动议”而已，对普通国民党抗战老兵并没有实际和普遍意义。

真正减轻了国民党抗战老兵政治压力的，是改革开放。废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终于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1983、1984年，民政部或发文、或回函，落实了国民党抗战老兵“革命烈士”和“革命残废军人”的待遇。但是，对于数量更为庞大的幸存、非残废国民党抗战老兵来说，他们更需要政府公开承认并嘉奖他们的抗战功绩；对于年老体迈，生活困苦的抗战老兵来说，他们需要政府对荣誉军人的“优抚”。不过，他们还需要等待30年。

2005年，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慰问部分抗战老兵并颁发纪念章，其对象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我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各地游击队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党领导下从事地方工作和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也包括抗日将领或其遗属”。（新华社：《做好慰问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国内抗日将领或其遗属工作》，光明日报，2005年6月17日）

时年，抗战老兵刘九渊81岁，尚健在，但同其他健在的普通国民党抗战老兵一样，他无缘获得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09年，首部正面表现中国远征军题材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在许多电视台播出，尽管相对严肃历史而言，该剧在情节上有瑕疵，但仍然感动了很多国人。更重要的是，该剧让国民党抗战老兵进入了公众视野，从而引发了民间关注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热情。一些民间团体和个人开始自发地为抗战老兵进行帮扶救助，同时，他们也呼吁官方在政府层面上认可抗战老兵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并给予他们国家荣誉和经济上的优抚。

到了2013年，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履职，民间的呼吁开始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

当年，两会期间，香港人大代表王敏刚，向民政部递交了关于优抚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提案。6月4日，民政部按例答复王敏刚说，“居住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不属于优抚对象范围”，但民政部“从履行现有职能出发”，已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工作，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并建议地方政府在举办重大节日时，邀请他们参加，“并予以慰问”。（见下图）（新华网：《民政部: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2013年7月3日）

显然，官方已经将国民党抗战老兵定位于“准优抚”对象，即虽然“不属于（现行政策的）优抚对象范围”，但已经通过一些初步经济救助和荣誉待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优抚，并惠及普通国民党抗战老兵，而不仅仅是“抗日将领或其遗属”。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年，中国政府首次采用庄严隆重的方式肯定了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抗战功绩。

时年9月3日上午，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国民党抗战老兵穿着自己的军服，与共产党抗战老兵一起，组成两个抗战老兵乘车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彰显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精神。

这一天虽然姗姗来迟，但终于来了！

阅兵式的前一个月，中国政府首次同时向健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每人发放了5000元慰问金。国民党抗战老兵领取该慰问金的条件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后回乡务农”（宣讲家网：《国家对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优抚政策》，2015年8月30日）。显然，刘九渊伯伯若健在，他也能够得到这笔慰问金，因为，他比“回乡务农”更有资格——他进了金融单位，属于体制内的国民党抗战老兵。

在同一时间，中国政府还首次同时向健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国民党抗战老兵获得该纪念章的条件是，“曾在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并于解放战争时期及其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或入伍）以及回乡务农的老战士、老同志”（国务院新闻办网站：《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发放对象主要包括五种情况》， 2015年8月24日）。这一次，刘伯伯若健在，他完全满足上述条件，能够获得一枚纪念章！

国民党抗战老兵刘九渊伯伯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也许他不会想到，他的抗战功绩最终能够得到政府的承认，而且，如果他健在，还能够得到政府的一笔慰问金和一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

然而，这千真万确。我们的社会正在进步，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包容。

搁笔之前，笔者许下一个愿望：

目前仍有一批健在的抗战老兵没有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慰问金，例如，抗战期间，成渝两地负责防空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他们在内战中同样一枪未放。笔者希望，政府肯定国民党抗战老兵抗战功绩的阳光，能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普照到他们，毕竟，这是一批有抗战功绩且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耄耋老人。

2016年8月15日 于钟山斋

抗战老兵刘九渊夫妻墓（墓联为他儿子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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