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

几十年来，人们天真地相信科学家的“承诺”，认为人类可以安全、清洁地“和平利用核能”。但是，前苏联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打破了这一“承诺”。随后，持续不断的核事故（如在日本大多数被隐瞒）划掉了“安全”二字；核电站运行、管理和维修中的核泄漏既划掉了“安全”，也划掉了“清洁”；最后，核子反应堆受到攻击（包括恐怖袭击）的危险性将“和平”二字也划掉了。

更为隐秘的事实是，一些国家的核电站反应堆要同时完成几项任务，例如，“前苏联的核能计划直接产生于推进终端武器的生产”。切尔诺贝利的RBMK核反应堆，“既要用热能来发电，又要生产洲际弹道导弹核弹头所需要的钚”。[1]

1、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这是令一些核电专家改变“拥核”立场的严重核灾难。

1986年4月26日，主要因为设计缺陷和操作失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核泄漏。该事故被国际核事件分级组织评定为第7级（最高级）特大事故。当年认为，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核灾难向人们展示了和平的核电同战争的核弹同样危险的事实。

事后查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子反应堆爆炸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爆炸于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核反应堆连续爆炸散发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这些放射性尘埃覆盖了包括前苏联西部地区、西欧、东欧、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不列颠群岛和北美东部等大面积区域，其中，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境内受到的核污染最为严重，在该地区有超过33.6万居民被迫撤离。前苏联及西方科学家的报告显示，掉落在前苏联的辐射尘埃有60%落在白俄罗斯。

此次核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因主观与客观原因的影响难以准确统计或计算，例如，前苏联刻意隐瞒，使得统计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事实上，前苏联当局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禁止医生在死亡证明上提及“辐射线”死因。

美国的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于2009年11月出版的报告显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总伤亡人数高达98.5万人；在83万被动员抢险的人员中，至少有11.2万人已死去。[2]

来自“圈内”的信息也令人吃惊。“切尔诺贝利清理协会”的报告指出，大约有60万人参与核事故清理工作，其中，10%的人牺牲，16.5万人残废。乌克兰卫生局局长于2006年披露，发现大约有240万乌克兰人（包括42.8万名儿童）受到核事故辐射尘的影响，导致其出现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健康问题。

此次事故对当地乃至全球生态造成了难以想像的负面影响。例如，放射性物质“碘-131”会影响人们的健康；锶-90和铯-137会对土壤造成持续污染；铯-137会被植物、昆虫、蘑菇和表层土壤所吸收。所以，有些科学家担心该事故的核辐射会在几个世纪里对当地人造成不良影响。

苏联解体后的各独立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至今仍为切尔诺贝利事故所遗留的一系列核污染问题付出极大代价。例如，仅仅是在26年后再次用混凝土封闭核事故反应堆（称为“新石棺”），就需要耗资9.35亿欧元。

（以上资料数据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维基百科》[3]）

在切尔诺贝利周围6、7公里内，松树、云杉以及1000公顷森林，因遭受高辐射而逐渐枯萎。核泄漏发生几个月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许多动植物生长发育便出现严重畸形。如松树的针状叶增大了10倍，橡树叶子却显著变小；刺猬、鼩鼱等啮齿动物出现遗传方面的问题；水库中的鱼类深受底泥核辐射之害；草原上的蛇，其毒液也具有了放射性。[4]

有研究者如此描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长远不良影响：“自1986年事故发生至今，切尔诺贝利依然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周围30公里的范围仍属于禁区，核电站周边的生态虽已逐步恢复，但依然是一片死气沉沉。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至少需要800年。”[5]

2、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虽然使“安全、清洁地和平利用核能”的光环破灭，但是，科学家告诉人们，这只是一次人为因素较多的特大事故，而且，核电站只有出事故，尤其是出大事故才危险，并且，核电站出大事故的概率较低。

（较为温和的说法是，“有围阻体而且使用低浓度燃料的核电站很安全”[6]；最为极端的说法是，“核电站事故几率几乎等于零”[7]。）

但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又打破了这个“核电站事故发生概率较低”[8]的神话。因为意外失去电源，多重后备防卫系统全部失灵，这导致福岛核电站反应堆失去冷却水而熔毁，并且其核泄漏很快就超过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福岛核电站虽然和切尔诺贝利不同，不是反应堆爆炸，但反应堆和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量几乎是切尔诺贝利的10倍，放射物泄漏量更多”[9]。）与此同时，“（日本）东北几乎每处核电设施多重预备系统也都坏了”[10]。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及其它同时发生的核事故）肇因于2011年“3·11”日本9.0级大地震。

福岛第一核电站修建在海边，共有六个沸水核反应堆机组[11]。在大地震发生前，4、5、6号机为准备定期检查，正处于停机状态；当侦测到地震时，1、2、3号机组自动进入停机程序。由于站内自供电中断，对外电力网亦遭到大地震损毁，核电站电力完全中断，只能紧急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控制系统与冷却系统。但是，紧随大地震而来的大海啸淹没了应急发电机房，应急柴油发电机损毁，冷却系统因此而停止运行，这导致核反应堆开始过热。

由于地震与海啸阻碍了外来救援力量，核反应堆过热没能得到及时处理，之后的几小时到几天内，1、2、3号反应堆堆芯先后出现熔毁。虽然后来救援人员赶到并努力设法冷却反应堆，但为事已晚，在几宗氢气爆炸事件发生后，冷却反应堆的努力终告完全失败。日本政府不得不紧急疏散20公里以内的居民。（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南方约10公里处是福岛第二核电站，其中有4个沸水核反应堆。）

同样由于冷却系统的问题，3月15日，4号机组也发生氢气爆炸并着火，放射性物质外泄。3月30日，日本核电公司宣布，不得不废弃1~4号机组。

4月12日，日本将福岛核泄漏事故等级提高至最严重的7级。4月22日，日本政府将核电站半径20公里内列为禁区。（2年后，核泄漏并没有得到控制，2013年4月11日，日本政府将疏散区半径扩大到30公里。）

福岛核事故外泄的放射性物质，早先因反应堆泄漏和氢气爆炸而外泄，后来主要因为“排气”（为了降低反应堆室内气压避免爆炸）和“排污水”（为了冷却反应堆而注入大量淡水和海水）而外泄。（实际上还有“熔堆”危险。）

福岛核事故第2天（3月12日），远在福岛核电站200公里以外的“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机构”（CTBTO）监测站最先侦测到放射性物质。3月14日，放射性物质已扩散到俄罗斯东部，2天之后，更飞越太平洋抵达美国西海岸。到第15天，整个北半球都可侦测到微量放射性物质。4月13日，位于南半球的CTBTO监测站也侦测到放射性物质。

而“排污水”方式造成的放射性物质外泄成为此次核泄漏事故最为棘手的问题。日本甚至准备在地下修建“冻土墙”，以阻止污水外泄流入海洋。至今，大量携带放射性物质的污水仍以每天数百吨的流量通过地表和地下源源不断地流入太平洋，人们对此束手无策。

（以上资料数据引自《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维基百科》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反应堆详细状况—维基百科》[12]）

2012年8月，日本一个研究小组披露，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的蝴蝶出现基因突变，包括翅膀变小、眼睛受损。事故发生6个月后，该研究小组在福岛另外收集了240只蝴蝶，结果发现有52%的蝴蝶畸形。[13]

2013年7月，新华网转发了来自韩国网站Igmur的一组照片，这些照片显示，福岛核事故导致开花植物、蔬菜以及水果畸形变异。[14]

2013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报告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可能会导致某些特定族群“出现较高癌症发病率”，尤其是婴幼儿。另外，参与核事故救难的紧急员工中，1/3的员工罹患癌症的机率会增加。（《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维基百科》）

2013年11月18日，日本核电公司开始从福岛核电站4号机组的乏燃料池里取出燃料棒，这标志着福岛核电站（包括全部1~6号机组）的废炉封堆作业正式开始。这一作业将耗时30～40年。[15]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强烈冲击了全球“和平利用核能”的热情，这个冲击在发达国家最为强烈。当然，核电在发达国家的比例也最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一些发达国家暂停了自己的核计划方案，但时隔20多年后，有些国家又有了重启核计划的愿望。福岛核事故再次令一些国家宣布暂停核计划方案。

科学与发展网主编写道：“福岛核事故已经带来了新的怀疑，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教训，需要所有那些仍然考虑走核道路的国家考虑这些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充分考虑各类自然灾害和培养公众对负责核安全的组织及个人的能力的信任；“福岛核事故提醒人们，安全运营核电站的障碍可能来自不曾预料到的方向——即便是在像日本这样注意安全而且有很多理由对核能保持谨慎的国家。这也强调了需要进行一场关于支持和反对核电的理由，以及‘清洁的’替代能源的公开而知情的公众辩论——这样一场辩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仅限于技术专家之间，也不能仅仅由商业或政治利益的结果决定”。[16]

3、核电站运行危机四伏

尽管日本“3·11”核电站泄漏事故显示，核电站出事故的概率并不低，但是，科学家还是会说，只有出事故，核电才会带来严重危害。

然而，日本核电站的设计师和工程技师披露的核电站设计、建设、运行和管理的细节显示，核电站实际上危机四伏，其核危害存在于核电站的日常运行、管理和维修的始终。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核电猛于虎”的观点在一些国家流行，但科学家又解释说“压水堆”带有高辐射热能的一回路系统与接受热能发电的二回路系统是完全隔离的，“压水堆的抗灾能力要优于沸水堆”，“而未来的三代核电厂安全性能将会更高”（记者庞贝：《核电猛于虎？》，《科技创新与品牌》，2011年第7期）。据说，第三代核电技术比第二代的事故率（如堆芯损坏频率和大量放射性泄漏概率）低1~2个数量级。

但是，无论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核电技术都离不开庞大的配管网络。例如，采用第三代核电技术的非能动压水堆AP1000里面，就有“300多个大大小小的系统，纷繁复杂”。（《第三代核电站_360百科》）

日本核电站配管1级技师平井宪夫有20年核电站现场工作经验，根据他的描述，在一个空间极为有限的核电站内部、（沸水）反应堆外面，有功能不同、粗细不等、大小不一、交织如网、“总长度达数十公里的配管”，它们是核电站的神经（控制反应堆）和血管（输送能量、冷却反应堆）。他反复强调，“核电站内的所有配管不存在主次之分”，任何一段配管破损，都可能导致反应堆失去控制，并引发重大事故。

平井宪夫的经验显示，核电站最脆弱的就是这些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配管，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严重核事故都直接或间接与这些配管相关（例如，美国三里岛堆芯熔毁事故缘于冷却系统和应急冷却系统同时失灵）。在日本，“一直持续发生重大核安事故”[17]，这大多也与配管相关。其中，日本美滨核电厂因为配管安装错误，最终酿成“只差0.7秒就重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事故。

核电站的设计和修建过程往往埋下了核事故的种子。

由于核电站的能量交换必须通过高温水流和蒸气进行，所以，核电站的相当一部分配管要承受高达300℃的高温、70-150个大气压的高压（压水堆有120-160个大气压），这些配管也因此需要用金属支架撑离地面或固定于墙上。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动力部件，如重达50吨以上的主水泵（核电站的心脏），亦需要“悬挂在半空中”。

如此庞大、复杂的配管网络，在核电站的设计图纸上可以“理想化”地展现出来，但是，核电站的现场施工人员（包括工程师、技师和菜鸟工人），却“没有能耐”真正按图纸施工、装配。这一方面因为存在设计错误，另一方面是难以避免的施工错误。（连制造技术水平世界一流的日本都是如此！）

日本核电站设计师对此亦无能为力：“我们在现场监工时，为了避免施工错误，可是睁大了眼睛巡视每一个环节，但错误依旧会发生”。该设计师披露，虽然这些核电站“集结（了）我们最顶尖智慧与能力”，但在现实中，它们“到处都是缺陷”，并且“设计缺陷也令我们无可奈何”。

曾参与日本2座核电站设计、制造和修建的设计师菊地洋一深刻地感受到，“核电技术不成熟，人类不理性”。另一位有35年核电设计经历的工程师小仓志郎甚至断言，“核电不是人类能搞的玩意，太多事无法控制”。1976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的3位“主任”也因此而辞职，他们认为，“核电一定会发生大事故”。此后10年内，相继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三里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灾难。

核电站的维修既危险，又难以保证质量。

高温高压的配管及其配件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耗损，必须定期（如一年）更换，而固定于支架上的配管因长期震动（只要核电站在运行，配管震动就不可避免）造成金属疲劳，也必须定期更换。

但问题是，“核电厂插入燃料棒后，只消运转一次，内部就会充满放射性物质”，所以，更换配管及其配件的工作需要在“布满辐射的高度危险区”进行。从事这些工作的技师和工人都会穿戴防护服并随身携带“辐射测剂仪”，即便如此，每个人在现场也只能呆几分钟。当“辐射测剂仪”的警铃响起时，说明你“吃”的射线已接近极限，你必须离开现场。平井宪夫说，“人在这种环境下绝对无法精确工作”，甚至连“对角紧螺栓”这样最基本的要求也不容易做到。毫无疑问，这难免也会埋下核事故的种子。（各国许多核事故就是因为维修遗留问题而造成的。）

笔者早年曾参加过水电站的安装工作。当年，老师傅教给我们青工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对接管道法兰盘，必须“对角紧螺栓”，否则难以保证对接严密不泄漏。管道直径越大，这条“法则”就越重要。

平井宪夫提供的个案显示，日本某运行中的核电机组有一根螺栓松了，泄漏出相当惊人的辐射物。为了锁紧这根螺栓，他们准备了30个人。这30人在离螺栓7公尺远的地方一字排开，听到“预备，跑！”的口令后轮番冲上去，一到那里只要数3下，身上便携式辐射计量器的警铃就会响起，只能后撤。由于时间实在太过紧迫，甚至有人冲上去后找不到扳手警铃就响了。这个螺栓才锁紧3转，就花费了160人次的人力，400万日元的费用。

平井宪夫提供的细节说明，“核电站无论设计多么合理，理论上多么安全可靠，（但）在实际施工和维护时总是难以达到设计要求，难以绝对保证质量”。

在平井宪夫的演讲中，单单有关配管内容的标题就足以显示其危机四伏的现状：“凋零的技术传承：门外汉‘堆积木’造核电厂”，“岌岌可危的网络：悬空的配管与水泵”，“保养成效存疑：进电厂的是农民、渔民打工族”，“大地震一来，炉边配管有如脆弱的血管”，“2厘米配管损坏，足以酿成巨灾”。

在经历过一些严重的核泄漏事故之后，日本政府于2006年6月规定，“核电厂外部必须设置‘紧急事态应变对策据点设施’，随时观测放射能状态，应变核灾紧急事故”。[18]

可见，核电站因核泄漏而带来的核灾难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降临。

作为日本核电站的配管一级技师，平井宪夫生前曾在包括福岛在内的日本许多核电站工作过。在核电站工作的20年中，平井宪夫“遭受了100次以上的体内辐射污染”（放射性物质沾于体表可以用水清除干净，但若通过口鼻吸入体内则难以清除），他因此患上癌症，并于1996年12月去世。去世前几年，在母亲的鼓励下，他终于决定摆脱核电势力（辞职），“在死前站出来，把我知道的真相全部公诸于世”，从而成为“日本核电员工揭发内幕第一人”。平井宪夫在日本各地演讲，把核电站的真实景象和“核电是建不得的玩意”传达给日本民众，并因此而留下了许多演讲记录，这成为《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福岛事故十五年前的灾难预告》一书的主要内容。

平井宪夫去世15年后，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其灾难比他当年的预言更严重。

其实，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反对“内陆建核电”的主张，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所有核电站，因为他反对的根本原因是：“现在的核电站设计者根本无法保证其‘不安全系数’接近于零”。

他说，“核电站的最佳防御体系是安全壳，把整个的放射性都包起来。这样即使出了事故，只要安全壳不毁，就能把放射性包在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但是设计的安全壳是不是足够安全？如果出了事故以后，反应堆里面的热量是在不断释放的，这是放射性核，如果热量放得越来越多，压力总会不断增长，如果增长到壳吃不消，就会爆炸了。这最后的安全屏障也就损坏了。下面再连续多次的较小的后发事故也不能防御了，小事故也会变成大事故。”（记者王红茹：《何祚庥：核电的不安全系数还不是零》，《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9期​）

可见核电站的“安全壳”的所谓安全性也只不过是核电科学家的一厢情愿。

4、核电站运行无法避免核辐射

平井宪夫披露，“核电站只要一开始运行，即使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核辐射散布出来”，因此，核电站是一个“每天使工人遭受辐射曝晒”的地方。“核电厂的运作，其实是要靠现场有人遭辐射污染才能成立”。日本核电设计师也持相同的看法：“核能电厂的运作，先天就是注定工人们必须在受辐射曝露下的工作环境作业，否则是无法维持运转的”。其他了解核电现场的核电专家也持相同的看法。

有人期待机器人能够在高辐射环境下代替人类工作。但真实的情况却是，机器人仅能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如拍照、测量等），真正的检查维修工作只能依靠“人”。这样一来，核电站的工人（尤其是维修工人）就成为核辐射的高危人群。（上海交大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对此评论说，“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反人道的工业”。）

在日本，与企业有长期雇佣关系的核电站员工“是不会接近高辐射现场的，被害的都是（承揽外包业务的）承包商的员工，且多数是临时工”。核电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转移风险，总是将高危、高风险的维修工作“外包”给承包商。“日本核电站总是将每年一度的检修维护安排在冬季，为的是可以招募附近农闲的农民或渔民来充当临时工”。

这些临时工主要因在其它行业求职不易而去核电站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清楚高辐射的严重后果。平井宪夫介绍说，由政府颁布的辐射安全限度一般是每人每年能够接受的辐射总剂量，核电站将这个总剂量除以365天，计算出每人每天可以被曝晒的剂量。按此剂量，在核电站高污染区，工人每天只能工作几分钟。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工作，“我们会要求工人一口气曝晒3个礼拜到1个月的量”；“我们根本没料到这短短的几十分钟，会为我们带来白血病或（其它）癌症等疾病”；“电力公司完全不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根据国际辐射防护组织（ICRP）的标准，普通人承受辐射剂量的上限为每年不超过1mSv（毫西弗），放射性职业工作者一年累积的辐射剂量上限是20 mSv。日本原规定劳工可接受的最高辐射剂量是“5年内累积剂量不超过100 mSv”（这已经很诡异），“3·11”后第3天，日本将该标准提升到“每年250 mSv”。

平井宪夫举例说，有核电现场作业者体内辐射值超过52万单位，这是“一般人（自然辐射量）的500倍”。一次，一名在高辐射区工作的工人受伤需要急送医院，众人手忙脚乱，竟然没作任何清洗就直接将他送进了医院。“结果所有接触到他的医生、护士都受到辐射污染，连救护车、病床等东西也不例外。整个村落差点陷入大恐慌”。

作为技师、监工和管理者，平井宪夫在核电站现场也难免会遭受辐射曝晒，他的身体因此“被辐射侵蚀得破碎不堪”，最后罹患癌症。即便如此，他依然惋惜、忏悔：“许多部下罹患癌症而死亡，我觉得像是我自己杀了他们般！”或许是想赎罪，他于1990年成立“核电被曝劳动者中心”，并全心身投入其中。他接受核电作业者咨询，并试图为被曝晒的核电作业者申请赔偿。

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核电站周边居民也无法避免核辐射。

在外人看来，核电站高耸着一根粗大的“烟囱”。但平井宪夫告诉核电站周边居民说，那“烟囱”其实是核电站“蓄意排放辐射”的排气筒。核电站免不了核辐射，那里的水、气体甚至灰尘都是辐射物（核电站内部需要“打扫得一尘不染”，否则，“放任灰尘飞散会扩大辐射污染”，因为这个缘故，核电站的清洁工“通常是最高危险人群”），所以，核电站周边居民是核辐射的长期受害人群。

放射性物质通过口鼻进入体内虽然大多会通过汗液和小便排出体外，但残留的辐射物不会“自动归零”，它们会在人体内长期累积，并危害人体器官，5年、10年、20年，最终酿成疾病甚至癌症。“小朋友的甲状腺会第一个出状况”。

“3•11”后，日本教育部“将福岛县学生的曝晒剂量提高到一年20 mSv”，东京大学教授因此愤而辞职。小孩子正处于生长期，更容易受到核辐射伤害。

核电站选址时总是要建在水边（海边、江河边），人们只知道这是为了取水方便，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做更多的还是为了排污水方便，这也是“蓄意排放辐射”。据平井宪夫披露，平常运行时，核电站有“大量废热水”被排入水体；工人清除辐射冲洗身体、清洗防护服的废水被排入水体；清洁设备的废水也被排入水体；甚至，设备保养结束后，高辐射废水也被直接排入水体。“（核电站）排水口的放射性值高得惊人”，但附近居民并没有得到“警告”，“渔民却（还）在那附近养鱼”。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苏醒，核电站周边居民开始遭遇“核辐射歧视”。例如，有日本女青年因居住在核电站附近而遭遇退婚；而居住在泊核电厂的初二女生，则开始担心“自己将来结不了婚，生不了小孩”；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甚至出现了“离婚潮”。

据日本核电设计师小仓志郎介绍，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两位医师所著《致死的虚构：国家主导的低剂量辐射线的隐蔽》（Deadly Deceit: Low-Level Radiation, High-Level Cover-Up[19]）一书。“该书是将美国所有距离原子炉160公里范围地区，和没有原子炉地区做比较，发现有原子炉地区罹患乳癌比率非常高”，其结论是“从核电（厂）发出低剂量的放射线其实是会致人于死的！”[20]

5、核垃圾的长期隐患

“核电厂插入燃料棒后，只消运转一次，内部就会充满放射性物质”，这不仅意味着核电站的日常运行、管理和维修会遭遇核辐射，而且，在核电站停止运行后很多年，核危害也会一直存在。甚至，只要建了核电站，哪怕只运一次，你也就要长期与核辐射相伴了。因为，核电站的后期恶梦是，无法废炉、无法拆除。

例如，“3·11”出事故的日本福岛核电厂1号机组，修建当初原计划运行10年后关闭，但1981年，当该机组运行满10年后，日本人发现，他们绞尽脑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拆除那个充满辐射的反应堆。因为，拆除一座核电站将产生数万吨放射性废材，这根本无法处理；况且，每个作业者每天在反应堆下方的高辐射区最多只能呆数十秒钟，这根本无法进行有效作业。如今，日本有许多超过30年的老旧核电厂，只能选择继续维持运行，其核风险可想而知。

因为核电站无法废炉、无法拆除，于是，一些国家便选择“关闭”核电站，即关掉发电机，取出核燃料棒。不过，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为了避免机组部件生锈而造成核泄漏，即使不发电，也必须维持整个水循环系统的运转，并需要及时修复其磨损或损毁零件。“这些作业必须持续到核电站内部的放射能完全衰退为止”。[21]

但现实的问题是，这些毫无经济效益的废核电站、核垃圾，真的能够被妥善、安全地长期管理下去吗？

手拿这个“烫手山芋”，既无法降温，又不能换手，更不能丢弃于地——这个核垃圾令人尴尬到如此地步！

另一类核垃圾就是核废料，这包括高放射性核废料和中低放射性核废料两类。前者是核反应堆燃烧后的核燃料（在提取铀、钚后）所形成的废料，因具有高度放射性，俗称高放核废料；后者主要包括核燃料生产、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废料和核电站在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废物。

各国处理中低放射性核废料的主要方法是，将核废料装入密封罐，并掩埋在事先修建在地下10~20米深处的防辐射壕沟内。人们期望一段时间后，这些核废料中的放射性物质会衰变得对人体无害（核废料_360百科）。日本人最初是把“低阶核废料”装入铁桶，“直接丢进千叶外海”。后来才在日本北部青森县修建了核燃料基地存放。[22]

高放核废料中“所含高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长达万年甚至百万年，如若处理不当，会造成人体癌变、生态破坏等灾难性后果”。从1950年代起，有关专家就提出了多种核废料处理方法，但真正能够付诸实施的寥寥无几，更多的设想沦为纸上谈兵，例如，曾有人提出用火箭将高放核废料送到宇宙空间去。

1946年，美国首先向太平洋某地倾倒核废料，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也步其后尘。

前苏联当初甚至将高放核废料直接排入附近的河流湖泊，这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其中，加腊苏湖因受到核废料污染变成了一潭死水。据俄罗斯环保专家估计，该湖的生态环境在未来十几万年内都无法得到恢复。[23]

像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幅员辽阔的国家，目前都已经找到“暂存”核废料的地点，但像法、德、日这样地狭人稠的有核国家，则为核废料存放伤透了脑筋，德国甚至宣布今后不再建设核电站[24]。此外，有的国家直接将装有核废料的金属罐投入某些海域4000米以下的深海。

“丢进深海”和“暂存地下”都是权宜之计。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核废料储藏地必须能够抵挡最严重的地质灾害，这包括地球板块运动所引起的巨大地震和火山爆发，以及其他如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地质变迁等等。毕竟，“半衰期长达万年甚至百万年”，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文明史。小仓志郎披露，“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真的解决核废料最终储藏的问题”[25]。

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了自己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幸福生活”（若为了“生存”还情有可原，但我们主要是为了“享受”），却要给几百代到几万代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个遗患无穷的“核地雷”，这无论怎么讲都没有道理，都不负责任。

小仓志郎集35年核电设计和现场经验深刻反思说，“人类根本没有资格用核电，那是透支未来”[26]。

6、反思核电

一日本初中女生参加一个集会，听演讲者介绍日本的核废料存放情况后举手发言：“你说什么50年、300年这些话。结果做这些事的不是你们这些大人，而是全部都要我们或是我们的孩子、孙子去做！我讨厌这样！”在场的大人们，顿时哑口无声。

那个担心“自己将来结不了婚，生不了小孩”的日本初二女生流着泪质问参加集会的大人们，“为什么当初施工时（你们）不去拼命把它（核电站）挡下来？”“如果我是大人，自己有小孩的话，我一定拼上这条命也要去把核电厂挡下来”。[27]

这不仅仅是童言无忌，它还是警世醒言。

日本一核电站设计师“非常心疼”地告诉大家，“我女儿告诉我，她是被我盖核电厂赚来的钱养大的，所以她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偿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后半生，“我奉献青春而建立起来的日本新能源（核电站），现在我则拼命地想把它停下来”。

各国一些核电专家也是在接触核电现场，了解核电运行、维修和管理的残酷现实后，才从“理想”回到“现实”，从而转变“拥核”立场。

我们的核科学家、核科学家群体是否也需要像这位父亲、这些核专家那样，走出办公室，去核电站运行和管理现场，尤其是核电站维修现场看看，然后，再反思自己关于“安全、清洁地和平利用核能”的主张？

如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还在世，并且他也去过核电现场，那么，我想，他会反思“和平利用核能”的主张。

当然，诉诸于道德、诉诸于人性，并不能阻止核电的发展势头。在能源需求旺盛、而石化燃料又导致温室效应并危及人类安全的情况下，主流科学家的观点已经演变为“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与它同行”。（其实，核电产业链排放的二氧化碳并不低。）

既然我们已经发展到被迫“与魔鬼同行”，那就需要检讨我们何以走到这步田地。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电力？

显然，这是由我们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和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北师大田松教授将之归结为“工业文明的恶果”[28]，而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则将其归结为“被‘现代化’劫持了”[29]。

在笔者所在城市，夜晚的“灯火辉煌”程度史无前例：主要街道的照明均使用高功率灯具，地面照度远远超过所有家庭的照明强度；主要的“标志性”建筑都用一盏盏灯具“勾画”出其轮廓；主要桥梁全部使用高功率灯具照亮其主体结构，甚至连桥下的桥洞、桥柱、桥梁等毫无照明价值的部位，都被高密度、高功率灯具照得通体透亮——这就是风靡全国且相互攀比、所谓“美化城市环境，提高城市整体形象”并被美化为“城市亮化工程”（或曰“城市光彩工程”）的政绩工程的实际效果。官场没人在乎，并且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需要多少电力。

设想一下，如果将我国650多个大中小城市和1500多个（不设市的县）县城的这些“城市亮化工程”全部取缔，还城市公共照明的本来面目，该节约多少电力？关闭几座核电站？减少多少污染和伤害呢？

然而，这还只是我们恣意浪费电力、透支资源的冰山一角。

实际上，如果不加节制，无论有多少电力，都不会满足人类的需求。正象官员贪腐一样，无论贪多少金钱，都难填其欲壑。因此，电力开发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人类需求膨胀的速度。根治贪腐，需要制度改革，法治约束，而不能依靠增加财富；同样，今天解决电力问题，需要变革制度，而不是一味地掠夺并滥用资源，以增加供给。

从根本上说，目前，我们的社会需要“两个转型”才能走出发展误区，一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一是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转型。终归一句话，我们的主流社会必须放弃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选择低炭生活，走生态文明之路。

我们的社会需要引导国人树立新的生活理念，需要对主流社会过度追求财富、过度追求奢侈奢华享受的风气降温。我们应该提倡绿色、低炭、环保、健康的生活，而这首先应该成为主流社会的追求。

在资源、环境和人口关系愈益紧张并有可能爆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情况下，继续引导全社会狂热追求财富、追求享受，与过去狂热“消灭财富”同样有害。[30]

如果你还是站在已经走到尽头的工业文明、美国式现代化、极端城镇化的立场上，那你只能“与魔鬼同行”，并最终走向灾难，走向毁灭。

201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