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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全新数据)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6-1):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在中国近海,几乎所有鱼类都幼年“夭折”,没有“长大成鱼”的机会。这恐怕是鱼类自演化诞生以来,遭遇的最大悲剧。这不仅是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几近枯竭的主要原因,也是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之后,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依然畸高的“秘密”之所在。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数据,2010年,中国有47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其中,近岸海域面积约27.9万平方公里 [1] 。按理说,如此广阔的海域应该有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但是,随着总人口在1982年突破10亿人大关,中国进入“人口高位运行”区间,人们对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人口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使得人们对海洋的索取越来越无度。于是,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和枯竭便成定局。

一、中国近海已经没有渔汛

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近海相当富饶。那时候,海上捕捞作业依靠小型木帆船,摇橹撒网,产量并不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乌贼)是中国传统的四大经济鱼类。1951年,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仅有90.4万吨/年,即使到了1970年,也不过232.8万吨/年。

但是,因为人口过度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海洋捕捞量开始大幅提升。1986年,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不计远洋捕捞产量)达到430.2万吨/年。 [2]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近海持续了千百年的“渔汛”开始消失,这意味着,400万吨级别的海洋捕捞年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极限。

根据官方资料计算,1951—1970、1971—1980年,中国海洋捕捞的年均产量分别为180.6万和319.7万吨/年;若以1951—1980年计算,年均捕捞量为226.9万吨/年。 [3] 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的年均捕捞量可能偏小,而70年代可能偏大(即已经涉嫌与“渔汛”消失有关),故可以近似地将1951—1980年的年均捕捞量230万吨/年看成是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极限。

依此定义来看,1999、2015年的海洋捕捞量(不计远洋捕捞量)分别为1203.5和1314.8万吨/年,这分别是上述中国海洋可持续利用捕捞量极限值(230万吨/年)的5.2倍和5.7倍;最近10年、20年的年均捕捞量分别为1217.3万、1181.9万吨/年,这是年捕捞量极限值的5.3倍和5.1倍。(见图6-1)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图中统计数据均采用(或换算成了)1996年水产品产量统计新标准。

可见,20年来,中国一直维持着“5倍于可持续利用极限值”的海洋捕捞量。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对海洋渔业资源“竭泽而渔”。然而,圈外人对中国海洋的“竭泽而渔”并没有概念。

2017年8月,来自“绿色和平的秒拍视频”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近海“竭泽而渔”的写实画面,让人触目惊心。该视频显示,由于长期过度捕捞,中国近海已经很难捕到成品鱼(其标准为可食用);大批渔民辛苦出海只能捕到成筐成筐的小鱼、杂鱼;这些小杂鱼基本上都是些“鱼龄”小于1周岁的幼鱼,仅有手指粗细,根本无法食用;即便如此,人们也不放过,一般情况下,它们被制作成“鱼粉”,用作人工养殖鱼虾的饲料。这些小杂鱼在行内称为“饲料鱼”。 [4]

1980年以前的30年,海洋捕捞量中平均有75%是海洋鱼类(最高超过80%),但到了21世纪前10年,捕捞的鱼类比例下降到了67% [5] ,而且,绝大多数是没有食用价值的小杂鱼。

在中国近海,几乎所有鱼类都幼年“夭折”,没有“长大成鱼”的机会。这恐怕是鱼类自演化诞生以来,遭遇的最大悲剧。这不仅是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几近枯竭的主要原因,也是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之后,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依然畸高的“秘密”之所在。

渔业专家提出“休渔期”禁捕、限捕的建议,期望“让水生动物至少有一次生殖机会”。但是,短短2、3个月的“休渔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休渔”与庞大渔业人口的“吃饭”问题和数亿人口的蛋白质供应尖锐冲突。)

中国近海曾经有四大渔场: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舟山海域原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大渔汛,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四大渔汛一个个消失了。多年来,中国近海已无渔汛,四大渔场名存实亡。 [6]

渔业专家解释“渔汛”和“渔场”的关系说,“有渔汛的地方才叫渔场。渔场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以特定的作业方式捕捞特定的鱼。现在近海都没有渔汛了,当然就没有渔场。现在的渔场,指的都是外海渔场”。 [7]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1997)》的解释,东海、黄海按80米等深线划分,以内为内海,以外为外海。南海在东经112°以东按80米等深线,以西按100米等深线划分,以内为内海,以外为外海。

高强度捕捞明显是造成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如今,中国近海已经没有“渔汛”,而没有“渔汛”的高效率捕捞,那只能是“竭泽而渔”。

二、可怕的“过度捕捞”

在学术上,人们对中国近海“竭泽而渔”这种现象的专业概括叫做“过度捕捞”。不过,过度捕捞的方式方法完全超出“非渔业人士”的想象。

本来,各类鱼群依千百年不变习性洄游近海,越冬、产卵,并由此形成渔汛,但是,让这些鱼儿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人类“生产力发展”,渔民的捕捞手段越来越凶狠。

作家萧春雷写到:“上世纪50年代,小型木帆船,摇橹撒网,手工作业;60年代渔船机动化,拖网渔业;70年代,钢质大型渔船,渔探仪,捕捞能力超过了(渔业)资源再生能力;80年代,渔轮装备了更先进的助渔助航设备,与此同时,渔汛纷纷消失;90年代,中国变成全球首屈一指的渔业大国,近海渔业资源却面临枯竭!”

据农业部渔政官员介绍,拖网是目前最主要的作业手段,“所有海洋生物一网打尽”。其中,底拖网以底层鱼类为目标。中国近海海底,“每年都要被底拖网打扫许多遍,变成空荡荡的海底荒漠”。灯光围网利用鱼类的趋光特性,捕捞中上层鱼类。张网属于定置渔具,成本低,以捕获小型鱼虾为主,对幼鱼威胁很大。流刺网原是一种选择性较强的渔具,但现在的流刺网长达三四十公里,顺水漂浮,被人形容为海上“死亡之墙”。大型流刺网是国际公约禁止在公海使用的渔具。所有这些渔具、渔法又有许多变体,适应各种环境和各种鱼类。“现代化的渔船,高效率的渔具、渔法,加上过小的网目(即网眼,有的仅有硬币大小),给海洋鱼类带来惨重的浩劫”。 [8]

在2010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公布的海洋捕捞产量中,拖网、刺网和张网的捕捞量分别占海洋捕捞总量的48.60%、22.26%和12.95%。

按有关规定,拖网最小网目尺寸为54毫米,围网为35毫米,且捕获的幼鱼数量不得超过总渔获量的20%。这类规定的目的在于,让水生动物至少有一次生殖机会,以使渔业资源获得最低限度的补充量。 [9] 但严酷的现实是,这些规定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上述渔政局官员坦承,“我们的捕捞能力太强了。渔船太多,功率太大,网具的规模越来越大,网目又太小,什么鱼都能捕光”。 [10]

图6-2显示了中国65年来海洋渔业机动渔船的增长情况,它从装备和动力角度反映了中国海洋捕捞能力的增长情况。(捕捞能力主要由渔船的数量和功率、网具规模和网目尺寸、劳动力数量,以及捕捞技术装备所形成。)

资料来源:(1)《全国水产统计资料1949-1985》;(2)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从图中可见,中国海洋机动渔船的迅猛发展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与图6-1显示的中国海洋捕捞产量的迅速增长,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中国近海“渔汛”开始消失的1980年,中国有海洋渔业机动渔船5.0万艘,总计功率242.1万千瓦。

1990、2000、2010年中国海洋机动渔船的数量和功率分别增长到4.9倍、5.8倍和6.0倍,总计功率分别增长到2.8倍、5.3倍和6.5倍。除此之外,2010年还有1.83万艘“海洋非机动渔船”。

图6-2显示,1995年以后,中国海洋渔业机动渔船的数量不再大幅增长,2010年以后甚至略有减少,但是,1995年以后,机动渔船的总计功率却呈现直线增长态势。到了2015年,机动渔船的总计功率高达可怕的1732.3万千瓦,这是1980年的7.2倍。对于中国近海渔业资源来说,这就是毁灭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全球首屈一指的渔业大国”,有首屈一指、绝对强大的海洋捕捞能力,的确是“什么鱼都能捕光”。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的资料,在世界海洋捕捞鱼类产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中国长期排名第一。2014年,中国海鱼产量为1142.1万吨,分别是印尼、美国、俄罗斯、挪威、日本、印度和秘鲁(排名2~8名)的1.9、2.8、3.0、3.3、3.7、3.9和4.1倍。(2000年,秘鲁的渔获量曾经在全球排名第一) [11]

即使在广阔的南海,渔业资源也同样面临几近枯竭的严峻形势。

2012年7月,海南有关部门利用近海休渔期,组织了“历年最大规模”的远海捕鱼船队,去南沙群岛(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附近海域)捕捞作业。该船队由30艘渔船组成,有中国渔政船参与执法护航,作业时间18天,总航程超过1529海里。船队回港后,捕捞船队副总指挥介绍情况说,“这次捕捞没有抓到鱼”,不过“这次捕捞的经验和体会,比多捞几条鱼的价值更高”。 [12]

实际上,海南当地渔民甚至用“守株待鱼”来形容生存的艰难 [13]

海南琼海市潭门镇的渔民祖祖辈辈以南海作为传统渔场。面对记者关于渔业资源的提问,老渔民感慨地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好多东西做,80年代也可以,90年代一般,但到现在,确实(渔业)资源已经全部搞完了”。 [14]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的调查,浅海区的渔业资源密度已经下降到很低水平。“现有资源密度为0.2吨/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始资源密度的1/20和最适密度的1/10;近海和外海的现存资源密度为0.3吨/平方公里,也仅为原始资源密度的1/7和最适密度的1/3”。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海北部陆架区的底拖网渔获率一直呈下降趋势,“90年代末的渔获率大致只有80年代初的1/6~1/5,而且绝大多数是年龄不满1周岁的幼鱼,若扣除幼鱼中明显未达到食用规格的部分,则渔获物中可食用部分仅占总渔获量的40%”。因为70年代过度捕捞,那些曾经分布在沿岸、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如大黄鱼、尖吻鲈、海鯰和鲷类等,“目前在渔获物中很少见到”。 [15]

优质鱼品大黄鱼的“灭顶之灾”是中国近海“过度捕捞”的典型个案。

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鲈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古籍称之为石首鱼,这缘于它们头骨里有两粒白色小石子,叫鱼脑石。其实,那是它们的耳石,起听觉和运动平衡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一种叫做“敲罟(读gǔ)”的凶狠捕鱼方式由福建传到温州。

敲罟作业就是针对鱼脑石利用声波捕鱼的极端方法。通常,中间两艘大渔船(称罟公罟母)张好网,再用二三十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半圆圈,小船3人,一人摇橹,两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声响;声波传入海中,引起石首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船队渐渐合拢,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无论大小,一网打尽。

据记者查实,1954年3月,两位广东汕头的技术员被聘请到福建东山、诏安县传授敲罟技术,次年,福建省水产局将敲罟渔法作为“一种近海的先进作业”在全省推广。1956年6月,福建惠安县的两艘渔船来到浙江平阳县石坪乡(今苍南县)开展敲罟作业,获得高产,当地渔民纷纷效仿。1957年,浙江仅温州地区敲罟作业就高达162艚(两艘大船和数十条小船的一个组合为一艚),大黄鱼年产量由常年的5000吨增长到近10万吨,增长了近20倍。

由于敲罟捕捞过于凶狠,对渔业资源的破坏力太大,1958年浙江省通告停止敲罟作业。但转眼来到“三年全国性大饥荒”,浙南悄悄恢复了敲罟作业。1963年国务院下达《关于禁止敲罟的命令》。文革期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渔政管理瘫痪,温州地区又开始了第三次敲罟作业。

对大黄鱼的致命一击发生于1974年初春。当时,浙江省组织了近2000对机帆船前往大黄鱼的主要越冬场围捕。这一年,舟山渔场的大黄鱼产量由10万吨猛增到16.8万吨,创造了中国渔业史上大黄鱼产量的最高纪录。此劫之后,东海大黄鱼销声匿迹。 [16]

统计资料显示,1974年,中国大黄鱼捕捞产量为19.7万吨,为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其后产量逐年降低,1986年仅有1.7万吨,仅为12年前的8.7%。 [17] (见图6-3)

短短二三十年,东海大黄鱼就被捕杀殆尽,令人惊愕。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全国水产统计资料1949-1985》。

其实,敲罟捕鱼古已有之,只不过古人尚知限制使用。

有人考证说,潮汕地方史志记载,敲罟作业在明朝嘉靖年间始创于饶平县大埕乡,之后陆续传入南澳、澄海、潮阳和惠来各县,但只在潮汕渔民之间秘密流传。

在嘉庆《澄海县志》中有关于敲罟捕鱼的记载,那段文字除了介绍敲罟方法外,还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敲罟是疍民(连家船民)采用的捕鱼方法,这种“水上人家”很像西方的吉卜赛人,人数不多,需求有限,并且,他们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绝不会“斩尽杀绝”;第二,敲罟只在春夏时节使用(夏季是鱼类的繁育期)。

因此,虽旧时潮汕海边各县均有敲罟,但范围较小,对资源破坏并不大。 [18]

幸好,敲罟捕鱼方法在传到渤海之前被禁止,渤海小黄鱼得以幸存。

三、人口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巨大压力

目前,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两个原因造成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一是过度捕捞,一是严重污染。后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近海渔业资源产生恶劣影响,前者的影响比后者要早一二十年。

过度捕捞的直接原因在于人口快速增长,一是海洋捕捞的从业人员随沿海和内地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快速增加,二是中国海产品的需求随中国总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快速增加。这两者都对中国海洋渔业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总起来看,中国海洋渔业人口和海洋捕捞劳动力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全国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没有包括国有企业中的海洋捕捞人口和兼业劳动力人口。

与1980年的318.5万人相比,中国海洋渔业人口1990、2000、2010年分别增长了53.8%、74.4%、81.6%,这分别比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了38.0、46.0、45.7个百分点。(见图6-4)

由于非渔业劳动力涌入(即一些内地省份的农民也加入了海洋捕捞行业),使得海洋渔业劳动力增长得更快。每到海洋捕捞旺季,大量非渔业劳动力涌入该行业,成为海洋捕捞的兼业劳动力,或者临时劳动力。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用累计工作时间来区分海洋捕捞劳动力的“兼业”和“临时”性质,即全年参加海洋捕捞生产时间累计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的为兼业劳动力,累计工作时间少于3个月的为临时劳动力。 [19]

1980年,中国海洋捕捞劳动力为83.9万人(其中专业和兼业劳动力分别为67.2万、16.7万人,未计算国有海洋捕捞企业劳动力)。这个海洋捕捞劳动力规模已经造成中国近海“渔汛”消失。

然而,1990、2000、2010年,中国海洋捕捞劳动力总量却分别增长到1980年的2.0、2.3、2.2倍,并在2001—2004年形成波峰,2003年的劳动力峰值为202.8万人,这是1980年的2.4倍。最近15年,中国海洋捕捞劳动力始终保有平均194万人/年的规模,这是1980年的2.3倍。(见图6-5)

上述劳动力规模仅仅由民间直接从事海洋捕捞的劳动力构成,并没有包括修船、织补网、加工鱼品、供给生产资料、运销水产品等后勤劳动力,没有包括年累计工作时间少于3个月的海洋捕捞临时工,也没有包括国有海洋捕捞企业的劳动力。1980—2000年,国有海洋捕捞企业有职工4万~7万人,其中捕捞船员约2万~3万人,2000年以后逐渐减少,并转向远洋捕捞。 [20]

资料来源和说明:(1)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该数据未包括年累计工作时间少于3个月的临时工和国有企业从事海洋捕捞的劳动力。

如果考虑到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不堪重负,那么,上述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所显示的海洋渔业人口的生存压力、海洋渔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就比那些数字表面上显示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若再加上中国总人口迅速增长所产生的海产品需求压力,那么,中国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命运早在中国人口过度膨胀的同时就已经注定,无可避免。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便已经全面枯竭。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总人口膨胀(11.6亿~12.6亿人)、渔业人口和渔业劳动力激增,以及海洋捕捞能力暴增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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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6单元:近海渔业资源

◎中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

◎衰落的“渔业摇篮”——渤海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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