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造成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口高位运行”，一是全国上下“发财欲望高涨”。
面对资源严重超载透支、环境全面严重污染且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我们不得不反思：在13亿人口的国度，在极短时间内，采用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通过迅速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途径，将GDP做到世界第二，是不是操之过急？
历时5年，笔者完成了书稿“中国大困局：资源•环境•人口”。2014年1月，该书稿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以《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为书名出版。之所以改书名，是因为出版方认为，该书内容太过震撼，怕出版上市后被禁。该书不是自费出版、自娱自乐，它当年列入该出版社重点出版物。
因为受篇幅限制，该书出版时删除了有关海洋的2个整章和其它6个整节共计约10万字；该书出版后，笔者后续研究的一些成果相继发表在《民主与科学》等期刊，以及笔者在各网站的专栏。在此，笔者以“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的形式，利用“新浪博客和微博头条文章”这个平台，独家披露《人口困局》一书的原始研究资料和后续研究成果。
当然，受网络文章的限制，该“(专题)系列文章”并不能完全取代《人口困局》一书，这些文章只是该书的重要补充，所以，希望进一步详细了解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的读者，还是去读《人口困局》一书。
笔者不是人口学者，也没有人口学理论建树；笔者是人口跨学科问题研究者，也可以说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研究学者。本书研究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并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
下面是“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的引言。
（一）
近些年，我们社会逐渐形成了“放松或放弃人口控制”的错误思潮，这一思潮的背后是人口民粹主义抬头。
民粹是一种平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的主要特质就是平民对政府的怨怼。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为平民主义）是指平民论者利用平民不满现状的意见或不满情绪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主张。其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
人口民粹主义通过杜撰伪人口理论影响舆论，再利用部分民众对计划生育的不满情绪，向政府施压，进而影响政府的人口政策，迫使政府放松继而最终放弃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
主张“放松或放弃人口控制”甚至“鼓励生育”的那些人口民粹主义者，持“资源无限论”错误立场，罔顾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绝口不提现实资源环境对人口的硬约束，用“以人口论人口”的粗劣手法，杜撰伪人口理论，混淆是非，误导公众和国家管理高层。
《大国空巢》和《中国人太多了吗？》是人口民粹主义的代表作。
他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而我国主流人口学家，在人口民粹主义泛滥时，迷失方向，丧失立场，做了动摇我国控制总人口基本国策的蠢事，成为人口民粹主义的尾巴，甚至误导了国家高层的人口决策。
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潮、危险的倾向。之所以错误，是因为那些放松或放弃人口控制的主张完全没有顾及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危险，是因为这种思潮蔓延会导致国家人口政策退步，最终使我国本已相当紧张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可能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目前，这些严重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在表面上，大面积、长时间严重雾霾趋于常态化，是这种后果的最初表现；但实际上，遍及主要人口居住区的水污染和食物污染早已常态化。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人口困局》一书的数据显示，1980年代初，中国人口过10亿，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凸现，这种局面迫使决策层采取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1990年代末，中国人口过12亿，在人口与资源尖锐矛盾的基础上又叠加上了人口与环境的突出矛盾，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由此形成并逐渐恶化。笔者的进一步研究显示，造成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口高位运行”（指中国人口在10亿～14亿之间运行），一是全国上下“发财欲望高涨”（这导致中国经济超常规粗放式增长）。
中国资源环境形势的严峻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像。
《人口困局》的基本结论是，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中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人口困局》，第337页）
笔者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它应该成为现阶段思考和讨论中国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基本根据和出发点。
（二）
当然，笔者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人口困局》成书以后，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3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而的确存在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的客观要求，若仅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30年后，面对资源严重超载透支、环境全面严重污染且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我们不得不反思：在13亿人口的国度，在极短时间内，采用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技术、大量重复建设），主要通过迅速成为世界加工厂（替发达国家承担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途径，将GDP做到世界第二，是不是操之过急？
现行体制好像总是走极端，前30年，政治走极端；“文革”10年，“极左”走极端；后30年，全国上下“发财欲望高涨”极有可能也是走极端。
这种“发财欲望高涨”的心理暗示感染了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央政府需要抓住“战略性机遇期”，打造大国地位（随着经济增长，国家军力有了很大提升，这令人宽慰）；地方政府因为“分灶吃饭”，需要“自己养活自己”；贪官污吏需要利用招商引资、工程项目“发大财”；公司企业需要超额利润，需要扩张做大；民众需要就业，需要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城里人需要有车有房，下一步也许又要追求能够提供生活服务的智能机器人；如此等等。
实际上，中国现行体制（其实质是“权力+市场”）还没有将“市场”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例如，全球最为严厉的金融管制便极大地打击了民间经济（民营经济），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空间。否则，中国经济还可以扩张1/3，甚至更多。
问题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全球第一，可以像“人口压力指数”不及中国1/20的欧美发达国家那样，既享受现代生活，又享受优美环境吗？如果只能二选一，你选哪个？如果你选择现代生活，而环境污染会致命，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而更严峻的问题是，已经如此严峻的环境污染会对我们民族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现在完全没法评估，而后果极有可能相当严重，如果真的如此，你还要“痴迷”财富，“痴”心不改吗？
笔者猜想，未来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减少，不是因为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而可能是大自然以今天想不到的环境和食物污染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报复人类。（可以肯定，随着20世纪中期以前出生的人口相继去世，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会遭遇峰值，掉头后急剧向下。《三体》设想的人类超长平均寿命，至少在未来百年，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
可能会有许多网友不同意上述观点。不过，没关系，笔者只是提供一个全新视角请你思考：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反思我们的这个30年？
其实，自《人口困局》成书以来，笔者就一直很纠结。在笔者的内心深处，真希望自己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否则那后果很严重。但是，笔者真的错了吗？请你看看这个(专题)系列文章，再读读《人口困局》，作出你的判断。
【(专题)系列文章引用数据说明】
本书用数据说话，所以需要说明数据的来源和性质。
（1）本书尽量引用书籍、期刊和报纸等纸质正式出版物的资料；本书有少量资料来自网络，其中绝大多数是有关部门或研究机构的官网，且大多是正式报告或者公报，其余极少数资料来自大型网站或有官方背景的网站。
（2）本书的人口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人口数据库。联合国人口数据主要依据各国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联合国有关机构在各国进行的特别调查或专项调查获得的数据，以及联合国统计司的人口发展动态数据和人口司的人口数据模型来确定。
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由联合国人口专家根据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型计算所得，这使得非人口专业的研究者可以从非常专业且烦琐的人口增长模型及其计算中解放出来，相关研究者可以直接利用这些相对可靠的第三方数据，进行相对客观的人口问题研究。这是本书人口专业数据的主要依据。
（3）本书所有引用资料均按学术引用规范注明出处，相信读者对其可信度自有判断。因为需要修订文字（以保持文风），所以本书更多地采用间接引用方式，其引文出处一般放在引文（或若干引文段落）末尾。为了方便读者及时作出判断，本书的引用资料全部采用本页“脚注”形式。
（4）需要提醒读者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官方统计数据呈现的变化趋势显然比其绝对值更具有参考意义。正因为如此，本书更多的是提供各类图形数据，尤其是趋势图。
如果你是人口跨学科问题研究者，并希望深入研究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那你可以联系笔者，免费获得本书的电子版数据资料。（作者邮箱：lsyongs@163.com）
本书最感困惑的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本书虽然也批评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偏离现实，但更多地，本书还是要借助于这些统计数据才能够说明资源和环境的严峻形势。
其实，这些统计数据更多地不是作假，而是囿于形式上的统计规范，例如，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职能部门的统计依据（技术标准）等等。而且，很多时候，笔者都可以从那些纷繁复杂的数据中，看出一些职能部门（比如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部）在处理并公布这些数据时的良苦用心。笔者知道，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这些职能部门已经很不容易了。
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并体谅上述“苦衷”。所以，本书处理那些缺乏逻辑、相互矛盾数据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客观地表述数据原貌，相信读者自有现实判断力。
本书选用的资源和环境数据，主要用于说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所以，就环境污染来说，本书主要选用环境污染的产生和排放数据，而并不专论环境治理数据。这样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本书只为说明我国现实的污染规模，二是环境治理数据的可信度低于排放数据，尤其低于产生数据。
当然，这些年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环境治理也的确有成效、有进步，但是，从总体上说，由于“人口高位运行”和全国上下“发财欲望高涨”，以及利益集团掣肘，环境治理总是赶不上环境污染的速度，并最终陷入“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困局。
（5）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数据绝大多数截止到2010年（个别数据有所扩展），之所以如此，一是本书研究对象的时间节点正是最具代表性的2010年，二是这之前的资源环境数据可信度比之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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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1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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