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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国人口趋势的向下拐点来临,那就阿弥陀佛!

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两部“制度困局”作者)​ 

【导读】利用逻辑推理的基本规则,还原“鼓励生育”歪理的逻辑结构就会发现,在14亿人口的中国,所有关于“鼓励生育”的推理都丢失或故意丢失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必须小于或远小于‘资源环境阈值’”。

 

同前两年一样,2019年新年伊始,妄言“中国生育率大概率低于1.1”并“鼓励生育”的言论开始充斥互联网。

今年,“鼓励生育”的那些人,言之凿凿地断言:“2018年是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从此开始负增长” [1]

笔者真希望这些善于杜撰人口数据的人这一次的“断言”能够“真”一回。果真如此,“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到来,那就阿弥陀佛!

果真有了这个“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便终于有望缓解,环境崩盘趋势的“现在进行时”终于有望休止。

下图显示,在联合国专家预测的“中、低生育率方案”中,中国最有利的人口趋势拐点应该在2020—2030年以前。

笔者在《人口困局》一书中将联合国“中生育率方案”、中国总人口平稳回落到10亿以下的情况,称为中国人口高位运行(指10亿—14亿人口)“软着陆”。 这意味着,中国过度膨胀的人口趋势终于安全回落到适度人口规模,且没有引起过度的社会动荡。这应该是中国人口趋势的最好、最有利、最现实的方案。而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中国总人口虽回落到10亿以下但畸高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的情况,则是中国人口高位运行“硬着陆”。

无论“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只要“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在2030年以前到来,都会有效缓解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从而避免环境崩盘造成难以想像的严重后果。当然,“硬着陆”会在未来出现老年人口抚养比畸高(最高达69.8%)的问题,需要过一段苦日子,但总比资源环境崩盘造成的严重后果要好得多。(参见《李尚勇:中国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与“硬着陆”》

然而,现实情况并没有这样乐观。主流人口学者的数据并不支持那些鼓励生育的人关于“中国人口历史性拐点来临”的判断: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自然增长率5.86‰”;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自然增长率5.32‰”; [2] 2018年估计的出生人口约1500万~1600万人 [3] ,这远高于前两年的死亡人口年平均数980万人,即2018年的总人口仍然是正增长,而且已经逼近(说不定早已突破)14亿大关。(2017年中国总人口13.9亿人)

目前,官方的人口政策是要在2020年使全国总人口“达到(而不是控制在)14.2亿人左右” [4] ,所以,根据常识判断(与高层保持一致),主流人口学者的上述人口数据只会少不会多。中国人口趋势仍然处于膨胀阶段,这一点毫无疑问。

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联合国人口专家近年调高了前面“图1-5”的人口数据。

应该是考虑到2013年以来中国逐步调整、松动总人口控制政策,以及获得了最新的中国人口数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向上调整了中国人口趋势预测。(见图1-9)

资料来源:《世界人口前景(2017修订)》(File POP/1-1),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17年6月。

以联合国预测“中生育率方案”为例(“中方案”最接近中国实际人口趋势)。(1)2017年修订版的中国总人口数据,在2010—2032年间,比2015版调高了1879万~2574万人。(2)在2015版中,中国14亿以上人口(即“人口超高位运行”)出现在2020—2038年间,而在2017版中,中国“人口超高位运行”出现在2016—2044年;中国人口不仅早在2016年就突破了14亿大关,而且14亿以上人口持续的时间延长了6年。(3)虽然两个版本中的中国人口趋势向下拐点都出现在2028年前后,但在2015版中,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4.16亿人,而2017版的峰值为14.42亿人,增加了2500多万人(相当于人口中等的一个欧洲国家人口)。(4)2017修订版微调了中国总和生育率,即将2015—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从1.59调高为1.63,将“不变生育率”从1.55调整为1.60。 [5]

总起来看,联合国人口专家对中国人口趋势抱“非乐观”的谨慎态度。(联合国人口数据来源广泛,相对客观、相对中性,更接近人口趋势的真实。)

当然,“鼓励生育”的那些人从来都武断地指责说,主流人口学者数据造假、蓄意推高人口数据。他们要逼中国主流人口学家“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转而制订“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甚至还以中国会因为主流人口学家的“短视和无能”而“一步步沦落为极度老弱的小民族”相威胁 [6]

对于这些“鼓励生育”的人口民粹主义者,笔者的《人口困局》一书及其相关文章已经有很多论述(参见文后目录),这里不再重复赘述。但本文需要指出,他们“在14亿人口大国鼓励生育”犯有低级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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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我的论证逻辑:

率先于1994年爆发灾难性水污染事件的中国淮河流域,流传着形象解读淮河水质变坏过程的歌谣:

这是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恶化的缩影。

1970年中国总人口过8亿,资源环境已经“吃紧”,但总体上的“质变”还没有形成。比如,1970年代,总体上,中国的食物还是绿色生态的(番茄还是崔永元“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河流天然水可以直接用作饮用水;但中国长江以北缺水地区(以淮河、海河流域为典型)已经开始出现“水质变坏”的情况。

1970年代的食物短缺,直接推动了“化学农业”的发展,化肥、农药开始在全国大规模使用,国外所谓的良种猪、良种鸡(肉质不如本地猪鸡好但产量高)等畜禽开始引进国内,1976年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稻(杂交稻比常规稻平均增产20%左右,但品质劣于常规稻且“口感”较差)。为了“喂饱”近10亿张嘴,中国开始战略性布局,放弃绿色生态、营养丰富的优质农产品,代之以具有产量优势,但品质较差的品种。(当时国人以为,这是向“农业现代化”迈进)

1982年总人口过10亿,中国开始“人口高位运行”,1950年代批判马寅初的恶果凸现出来。

1960年,马寅初被迫离任北大校长,他在离任会上说,20年后看严重后果。20年后,中国人口过10亿,由此奠定了中国人口过度膨胀的基础。

由于总人口太过庞大,必须不择手段地搞食物,于是,不仅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迅速攀升,并很快成为化肥农药生产和使用量首屈一指的大国(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在1970年代已经开始反思“化学农业”的危害,并开始回归绿色生态的有机农业,中国被迫反其道而行之),而且,激素、抗生素和塑料(农膜)也进入食物链。要提高复种指数,种植“反季节”农作物(尤其是果蔬),提高产量,必须使用植物激素;要增加肉食蛋奶供应量,必须发展规模化养殖,必须大量使用动物激素,将饲养周期缩短3/4甚至9/10(猪3、4个月出栏、鸭28天上市);而高密度养殖必须大量使用抗生素(否则全都要死光光),甚至还需要杀虫剂消毒。

1993年中国总人口过12亿。“饥不择食、慌不择路”。1990年代末,中国开始批准转基因农产品的“区域性商业化生产”(1997年,我国第一例转基因耐贮存番茄获准商业化生产证书)。1998—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的“区域性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品种包括番茄、辣椒、番木瓜、水稻和玉米。随后(几乎是同时),无良科学家为了“抢占”转基因市场,推动转基因非法种植,转基因农产品(以水稻和玉米为主)在中国相当多的地区泛滥。(与此同时,没有安全证书的非法转基因种植无从统计)

按照转基因技术规范,为了防止转基因作物“基因漂移”污染非转基因作物和环境植物,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需要有一个相当宽度的安全“种植隔离区”。但中国的转基因种植都是非法的,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种植隔离区”。中国非法转基因种植在数省内泛滥了这么多年,由此造成的转基因“基因漂移”造成了多大的“转基因污染”,会酿成怎样的环境污染后果,目前不得而知也完全不可想象。

在转基因种植泛滥的同时,迫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国在西方转基因农产品刚刚问世后,便开始大规模进口,这主要包括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油菜等品种。其进口势头之猛,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在短短5、6年时间内,中国便从大豆净出口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净进口国。 [7] (2015年中国大豆净进口8156万吨,超过世界大豆年产量的45%。 [8] )(2017年,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正式写入中国高校教科书。 [9]

如此“不择手段地搞食物”后果严重。一方面,几乎所有食物都带毒,而且食物品质和安全性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人们今天深恶痛绝的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激素、抗生素、转基因和塑料微粒,长时间大规模进入环境,污染了包括水系上游在内的全国河流水系和绝大多数土地耕地(只有极少数坚持“六不用”的绿色生态种植)。

199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开始加速,10多亿人“发财欲望”高涨,各种利益集团更是无孔不入,本来已经出现的资源透支、环境污染又叠加上了工业物耗和工业污染。

不过,相关普查数据显示,因为人口总量巨大,作为中国人口生存基础的农业和城乡生活的污染总量,实际上超过了工业污染。

1993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2亿,淮河流域率先爆发大规模水污染危机(这也是后来“ai症村”最为集中的流域),从此,大规模水污染危机在中国此起彼伏。

因为巨大人口的需求和同样庞大的沿海人口的生存需要,“过度捕捞”最后演化成为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竭泽而渔”。早在1990年代中国近海已无渔汛,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后来,叠加上所有入海河流带去的污染和所有沿海地区的直接污染,使得近海渔民事实上无鱼可捕(渔民去韩国偷渔被抓被杀;但中国渔民说,韩国海域“鱼很多”)。相当多的渔民转而养鱼、做水产,结果,高密度养殖大量使用激素、抗生素甚至农药(消毒),从而造成近海更大规模的污染。

1972—1998年黄河有21年出现断流,这意味着,黄河流域过度膨胀的人口竟然将黄河之水喝光用尽。其实,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它流域,比如,2000年前后,海河的水资源开发已经超过95%。(后来黄河没有断流,那是因为有严厉的禁止取水的一系列措施。)

如今,健康食品、洁净健康饮用水,甚至可供安全呼吸的空气,都成为稀缺之物——中国已经形成全国城乡范围内的大气、水体和地面的立体、全面污染局面;国人基本丧失了“蔚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有2/3国人失去了“洁净、健康的饮用水”;大量土地耕地严重污染,以至全国耕地的重金属污染数据成为“国家机密”;而且,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在相当大的区域范围内,单一要素的“大范围环境危机”事实上已经成为常态。例如,2012年刚刚颁布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2013年大半国人便开始领教严重雾霾。(其实严重雾霾早已存在,只是当年没有广泛采集公布雾霾数据而已。)

本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现在,作为民族生存基础的全国耕地面积竟然有近1/3的缺口,其中,仅粮食净进口在2015年就高达1.23亿吨 [10] 。更不用说,201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6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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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总人口逼近14亿(按联合国数据是突破14亿),即将进入“人口超高位运行”(指中国总人口超过14亿)的严峻局面,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目前,中国人口趋势来到“三岔路口”,如果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中国人口趋势将有可能滑入联合国“高生育率方案”,中国“人口超高位运行”将持续百年以上(见前面图1-5),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将趋于崩盘。

即使暂时没有出现这样的极端情况,但这几年逐渐放松人口控制已经形成新是生育高峰。看看那个“前20年”所“铸”成的人口趋势就知道,成亿出生人口的堆积(在今天1500万~1700万出生人口的水平上只需要5、6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其后果绝非人力所能改变。(见下图)

1950—1970年形成的人口总量(8.3亿人),以及20年2.8亿人口增量,决定了中国“人口高位运行”将超过百年的格局(见前面图1-5)。由这一格局所决定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只会更严峻,不会缓解,更不可能逆转。中国今天的命运,即人口过度膨胀、资源严重透支、环境日益恶化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在50年前的那个“20年”就已经注定,无可更改!

也许,人与环境的关系富有弹性,例如,数以万计的人口生活在“垃圾填埋场”那个肮脏的环境中,也生存了下来。

但是,食物带毒、饮用水和空气有毒,会经过一定时期孕育出危及人类生存的一系列严重问题。

比如,人类男子精子的数量、活性和健康率都呈下降趋势,而中国尤其严重。尽管目前对这一现象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缘由及其确凿证据,但毫无疑问,这是环境毒素长期积累的恶果。

我们还处在人类心智发育还不够高的时代(智人的“自私基因”仍正常运转),目前的人类在许多所谓“核心利益”问题上都还无法达成共识,因而在许多显而易见的危机面前都还不可能建立起应有的“秩序”(如温室效应困局,宁可大家一起玩完,也不愿自身受损)。就人口大国来说,不排除有人试图通过隐蔽生物武器(比如转基因布局)隐蔽攻击人口。毕竟,树大招风。现在,人类已经普遍意识到“地球人满为患”,为了避免地球生态进一步加速恶化,也为了争夺有限生存空间,任何人使用任何手段攻击他方人口都是可能的。

因此,继续控制总人口(而不是放开更不是鼓励生育),主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人口高位、超高位运行”,是中国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避免其崩盘的必要手段。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甚至“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提前来临,对全局而言,是大好事,而不是坏事。更何况,出生率的下降极有可能就是大自然对人类恣意透支资源、污染环境,狂妄自大,贪欲无限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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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要给出本文的基本逻辑。

所谓逻辑,是指人类抽象思维的规律和规则。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必须遵守逻辑规则,否则,就有可能出现逻辑错误和荒谬结论。

笔者上面表述的“中国人口过度膨胀所产生严重后果”(包括因果关系和过程)的基本逻辑是:

(1)地球和国土的资源是有限的,环境容量也是有限的;科技进步对资源环境的扩展也是有限的。

(2)当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求远小于资源循环和环境自我净化的限度(简称“资源环境阈值 [12] ,可以理解为“资源环境最大承载力”)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福祉增加)。

(3)当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大于“资源环境阈值”时,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便具有破坏性;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长还能够有限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有选择地增进人类福祉(这意味着人类需要付出健康和生活品质的代价),但它终究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性质。

(4)当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求远大于“资源环境阈值”时,“资源环境阈值”会因为资源环境破坏严重而迅速趋于减小,资源透支、环境恶化所形成的资源匮乏,尤其是某种“要命”资源(如水资源)的匮乏,以及环境“毒素”的暴增,会反作用于人类活动,抑制人类繁衍,消灭人类个体,强制总人口迅速下降。这是资源环境和人类自身的相继崩溃,并以人口灾难的形式告终。

看来,西方上帝以洪水消灭人类,是有理论基础并满足基本逻辑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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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在14亿人口大国鼓励生育”的逻辑错误

“鼓励生育”的那些人提出的最“经典”的歪理有:(1)多生孩子,保持人口大国地位;(2)多生孩子,推动内需钢需(比如好卖尿不湿和房子),从而维持经济增长;(3)多生孩子,继续“人口红利”,维持经济增长;(4)多生孩子,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人口不足”……

“鼓励生育”的这些歪理,粗浅地从表面上看,都成立。例如,多生孩子,是可以推动内需钢需,维持经济增长;多生孩子,是可以改善人口结构,增加年轻劳动力,应对“人口老龄化”。那么,这些似是而非的“歪理”错在哪里呢?

利用逻辑推理的基本规则,还原这些“歪理”的逻辑结构就会发现,在14亿人口的中国,所有关于“鼓励生育”的推理都丢失或故意丢失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必须小于或远小于‘资源环境阈值’。满足这个基本前提,“多生孩子”的推理基本正确;否则,多生孩子、人口膨胀便对资源环境具有破坏性,人口过度膨胀累计到一定限度便会导致“资源环境阈值”迅速减小,造成资源环境和人类自身的相继崩溃,给社会带来人口灾难。

比如,欧洲有些国家和俄罗斯鼓励生育,那是因为它们的“资源环境阈值”还远高于“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增加总人口可以提高资源和环境的利用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可以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欧洲国家,人们不担心严重雾霾覆盖大半国土,不担心洁净健康的饮用水缺乏;他们不食用3、4个月出栏的“激素猪”,更不会吃“28天的激素鸭”;即使在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还没有定论的情况下,他们也坚决禁止转基因食品;他们的海洋没有出现过度捕捞和严重污染,渔业资源没有枯竭;而且,他们那里没有“ai症村”。当然,这些国家也有环境污染,但污染主要发生在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除此之外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广大乡村和水系源头并没有出现环境污染,大范围的江河水系也没有出现严重污染——中国14亿人口造成的全国城乡范围内的大气、水体和地面的立体、全面污染局面,在人家那里,完全不可想象。

可见,在“鼓励生育”那些人的头脑中,“资源环境无限”扭曲了他们的思维,其中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资源环境”概念。正因为如此,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14亿人口大国鼓励生育”的逻辑错误及其荒谬性。(这里假定,“鼓励生育”的那些人不是故意“害国”。)

那些人认为,欧洲国家鼓励生育,中国也要鼓励生育,这与下列荒谬“推理”有何区别:

逻辑推理是需要专门训练的。“鼓励生育”的那些人,缺乏的正是逻辑推理训练。

中国教育部门在1980年代末删除了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关逻辑学的教学内容,这造成相当大一批人缺乏逻辑常识,说话、思维做文章都缺乏基本逻辑。 [13]

 

2019年1月8日于钟山斋

(纸质媒体刊用,需要作者授权)



[2] 国家统计局:2016、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吴斌:《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预计1500万~1600万》,《南方都市报》,2019年1月3日,第AA13版。

[4]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国发〔2016〕87号,2016年12月30日。

[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前景(2017修订)》(英文),联合国网站/在线数据库,2017年6月21日发布。

[7] 李尚勇:《存在致命缺陷的转基因食品技术》,财新博客,2014年7月9日。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智研咨询集团:《2016-2022年中国大豆行业深度调研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6年6月出版,中国产业信息网。

[9] 孙长颢主编:《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8月。

[1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9月。

[11] BP集团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专题),2017年6月。

[12] 一个领域(或系统)的某种界限称为阈,其划界数值称为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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