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

《人口困局》作者

一年来，严重雾霾一再侵袭我国东南部大部分地区，严重时，雾霾笼罩面积超过140万平方公里[1]，这占东南部国土面积的37%（在我国东南部生活着12.4亿人）。

对于2013年初的雾霾大爆发，笔者早在一年前就有预言。在笔者的《人口困局》“后记（二）”，笔者写到，“在‘人口高位运行’（指总人口10亿以上）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和透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这段话早在笔者完成“中国最大国情”（即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的研究后，于2012年5月以前就已经写好。

令笔者担心的是，后面的其它类型的“大范围环境危机”同样可能会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就象2013年初的雾霾大爆发一样。笔者的《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一书充分论证了这种实现危险性。

本文仅就“先污染后治理”作一概述。

同时，也以此对笔者先前的一个论断作一说明，这个论断是：“先污染后治理”、“最严峻的污染时刻即将过去”，这些“想当然”的虚假判断严重误导公众和领导层” [2]。

一、“先污染后治理”的愿望

主要因为“人口高位运行”，且人们又急于发财致富，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走“严格治污”、“清洁生产”的道路。于是，人们一厢情愿地将环境问题“寄托”于“先污染后治理”。

人们论证说，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就会逐步好转。几乎所有环境指标，都在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会开始好转。

也有人为“先污染后治理”愿望找到了理论根据，即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1955年在他的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3]。

这就是著名的以“扩大（增长）→稳定→缩小（减少）”图形为特征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后来，一些学者将这一图形所构成的收入曲线描述为“收入差异倒U型曲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化水平倒U型曲线”和“环境质量倒U型曲线”。后者表现为环境污染随人均GDP提高而“增加→稳定→减少”的过程。

……

其实，“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只是一个建立在有限统计数据基础上的经验总结，这也就是将其称之为“假说”的原因。它还没有经过严格地理论论证，并没有完成由“假说”向“学说”的理论飞跃。

在其中，“环境质量倒U型曲线”更是如此，并且，它的限定条件也更为严格。

二、“先污染后治理”的人口限定条件

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人口限定条件是，人口总量小、人口密度低，并且环境污染还只限于局部。

以英国为例。

18世纪5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革命在创造了巨大财富、建立起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历史研究者为我们描述了英国的工业污染情形[4]：

英国那时的工业能源主要是煤炭，而煤炭的广泛使用（推动蒸汽机）直接导致严重的大气污染。“因为浓烟滚滚，使得天空、建筑物等都变成了一片黝黑”。

所有工厂的污水都直接排入河中，导致河水污染，“河水黝黑、发臭，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臭气泡经常不断地往上冒，散布着恶臭，令人作呕”。企业在河流上设立很多水闸使河水变成了死水，“而这些死水塘发出来的臭气最容易生成瘟疫”。

……

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疾病流行。严重水污染带来了霍乱；大气污染引发呼吸道疾病流行；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上呼吸道感染成为当时英国的常见病，并且也是导致死亡的最大原因。

……

工业革命100年后，迫于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疾病流行的现实，英国开始着手环境治理。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环保法《河道法令》。此后100年，英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环境立法并持之以恒地实施治理，终于使工业革命时期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城市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

不过，因为能源替代升级（由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炭）并没有完成，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伦敦的空气污染依然很严重。

1952年12月初，因连续数日寂静无风，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笼罩伦敦并形成毒雾。首先是参加展览会的350头牛对毒雾产生了反应，1头当场死亡，14头奄奄一息，52头严重中毒。随后，众多伦敦市民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哮喘、咳嗽等呼吸道病人明显增多，进而死亡率陡增。据史料记载，12月5~8日4天里，伦敦死亡人数达4000人。此后两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1952年的伦敦毒雾事件，直接推动了1956年英国洁净空气法案的通过。（维基百科/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

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伦敦市内改用煤气和电力，并把燃煤火电站迁往城外，城市的空气污染才真正降低下来。此后，毒雾远离伦敦。

至此，在世界范围内，英国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典型。

历史资料显示，英国成功实现“先污染后治理”的首要条件（历史条件）是，英国人口少，人口密度低，且人口主要集中于工业区和大小城市[5]。在这个条件下，英国当时工业和城市污染虽然严重但却仅限于局部，即污染仅仅发生在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除此之外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广大乡村并没有出现环境污染，大范围的江河水系并没有被污染。

历史数据显示，1750年，英国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其人口密度仅仅43.2人/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只有微不足道的4.5；1851年，英国环境污染最严重且被迫开始治理时，其人口密度也只有112.7人/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仅为30.9；1953年，伦敦毒雾事件时期，其人口密度也不过209.3人/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也只有106.4。[6]

与国土面积相当、工业化进程相近的中国淮河流域2010年数据相比，英国1953年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压力指数仅仅是中国淮河流域的30.1%和8.2%。（见图10-2）

三、“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先污染后治理”的另一类典型是日本，这是有较强的经济技术支持的治污模式，并且有较好的制度和社会条件。对于后者，民众尤其是污染受害者的参与显得尤为重要。

1956—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这一时期，日本充分运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经济重心向重化工业倾斜，产业结构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转移，“到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位居世界第二位”[7]。

……

当时，沉浸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很少有人意识到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或者说，急于发展经济的日本政府暂时无暇顾及环境问题，一方面对环境污染的严重危害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又笃信经济发展能够最终解决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一切问题。

这一时期，日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最终造成了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污染地区主要集中于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地带，全国70%的人口也都集中于这个地区[8]。其环境污染包括典型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强烈震动、刺激性气味（恶臭）以及地面下陷等“七大公害”，也包括曾经震惊世界的“水俣病”（有机汞中毒）和“骨痛病”（镉中毒）等群体性污染中毒事件。

……

日本的环境污染曾经超过了许多国家。据日本官方数据，“日本人口至少有13%患有与公害有关的疾病，在大城市则高达16.7%”。严重污染给广大民众带来难以解脱的苦难，许多人终身残废，很多人在身心饱受折磨后痛苦地死去。[9]

日本的环境治理及其过程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环境治理由民间推动，自下而上展开。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日本民间反对环境公害的运动空前高涨，开始是以受害居民请愿和患者诉诸法律为主要形式，后来一些反公害民间团体开始进行独立的救济活动，最后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反对公害运动”。

通过民间反公害团体的维权活动，尤其是被害居民和患者的不懈努力，日本政府终于在1967年以后相继通过并实施了一系列环保法律，从而有效遏制住了环境污染的势头。

……

日本人自己总结说，“通过市民运动，企业的责任得以明确。市民运动成为地方自治体、国家、企业努力防治公害的最大推动力”[10]。

第二，环境治理高标准、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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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企业超标排放所需要付出的赔偿代价远高于企业采取技术措施达标排放所需要的成本（如前述水俣病案例，水俣市化工厂支付的健康和渔业损害赔偿费总计125.7亿日元，而污染防治费用仅1.23亿日元，赔偿费用是防治成本的102倍），这迫使企业转变经营理念，积极引进或自主开发治污技术，向绿色节能的环保型生产转型。[11]

第三，政府、企业和市民共同努力。

民间反公害、反开发运动，迫使企业不得不承认废水废气污染环境，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轻视环境保护的管理责任。随后，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环保法律明确企业责任，并通过工业重新布局有效控制污染[12]。

……

第四，巨额资金投入环境污染治理。

1968年日本在全球范围创造的国民财富（GNP）位居世界第二位；1988年，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2002年[13]。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日本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据研究，日本环保资金的投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以及以消除环境公害为目的地方公共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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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环保投入最具特色的是，中央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环境事业团”的政府组织机构（简称JEC，1992年以前称为“污染控制服务公司”），向企业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具体做法是，由企业或地方政府提出申请，由JEC为其建设必要的环保设施，然后以优惠条件转让给申请者（顾客）。“建立成本的5%由顾客支付，而剩余的95%由JEC通过政府（软）贷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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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资料显示，一些民间环保公共团体也向企业提供环保资金援助。例如，1970—1977年，日本地方公共团体有关公害的经费支出大大超过了同期国家环保预算。[14]

日本人提供的资料显示，1965—1975年，日本累计的环保投资高达5.3万亿日元，并在1975年达到高峰。[15]

第五，生活型、面源污染治理是治污成败的关键。

通过上述努力，以及产业结构“由重厚长大产业向轻薄短小、技术集约型产业和服务业转化”、能源结构由煤炭消耗为主转变为以石油为主要能源，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效遏制住了以点源污染为主的产业型环境污染，但是，在总体上，环境污染并没有根本改善。

主要原因在于生活性面源污染[16]并没有得到治理，人们大量使用含磷洗衣粉并将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里，人们也肆意丢弃生活垃圾，这导致环境污染的相关指标（生化需氧量BOD和化学需氧量COD）进一步恶化，赤潮大量发生。同时，汽车的普及也导致汽车尾气污染日趋严重。[17]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家总结日本经验说，治理水污染尤其是湖泊污染，“不仅仅是要控制点源（污染），非点源的控制将是水污染治理成败的关键”。

针对上述情况，日本在环境污染治理的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点治理包括生活污染在内的面源污染，并研发了适用于河流、湖泊的系列污水净化技术，包括水路型净化技术、深池型净化技术、浅池型净化技术、UF膜技术、土壤净化技术等，取得了较好的治污效果。[18]（这些污水净化设施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

……

四、我国“先污染”但难治理

1、我国环境污染的显著特点

我国目前环境污染有如下两个显著特点。

（1）我国“人口高位运行”，人口总量巨大，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指数大。

2010年，我国92.4%的人口（12.4亿）集中在“人口分布地理线”以东地区（即东南地区）38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密度320.9人/平方公里，是日本的0.96倍；人口压力指数3977，是日本的9.4倍。

我国75.8%的人口（10.2亿）集中在18省市2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密度466.7人/平方公里，是日本的1.4倍；人口压力指数4742，是日本的11.2倍。（见图1-3和图1-4）

我国淮河流域国土面积（26.9万平方公里）与英国（24.3万平方公里）相当，但只有日本（37.8万平方公里）的71.2%。若以工业化进程相近的人口数据相比，即以我国淮河流域2010年人口数据与英国、日本1953年数据相比，则我国淮河流域总人口分别是英国、日本的3.7和2.2倍，人口密度分别是3.3和3.0倍，人口压力指数分别是12.3和6.6倍。即使退一步，同样以2010年人口数据相比，这3组数据也分别高达3.0和1.5倍、2.7和2.1倍、8.2和3.1倍（见前面图10-2）

可见，我国现实人口规模太大，与“先污染后治理”的两个典型国家差距很大，距离“先污染后治理”的人口限定条件太远。

（2）除新疆、西藏等个别省区外，我国绝大多数省区市的环境污染都已经相当严重。

从总体上说，我国目前环境污染具有范围大、程度深的显著特点，并且已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气、水体和地面的立体、全面污染局面。这与英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当初“污染仅仅发生在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

……

在我国那些数量众多、面积广泛的严重污染地区早已大大超过英、日当年的污染水平。遍布27个省区市的几百个“癌症村”[19]的污染程度肯定比英、日严重得多，如湘江下游河流底泥的镉含量已超过日本“骨痛病区”镉含量几十倍[20]。而且，数量更多、范围更大的隐蔽、潜在严重污染区正在“发酵”，因此，我国大范围环境危机的爆发很可能已经近在咫尺。更何况，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进行，未来10~20年环境污染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污染程度在总体上全面超过英国、日本当年爆发环境危机的可能性极大。

在目前全面、立体污染的严重局面下，我国环境治理已经严重缺乏“战略纵深”，缺乏“战略回旋余地”。

如《人口困局》6~8章所述，我国现实的环境污染事实上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七大流域、六大河流和主要湖泊水库大面积严重污染；地下水超采和严重污染已威胁到很多地区的水安全；近岸海域的严重污染成为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第二大原因；垃圾围城、重金属污染威胁城市食品安全；而比城市和工业污染更为庞大的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威胁的是整个食品安全。此外， 2013年初突然爆发的大范围严重雾霾，预示总我国的“大范围环境危机”极有可能会与我们不期而遇。

其实，真实的环境污染比纸面数字更严重，这不仅仅是我的判断。例如，马军亦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引发的副作用，可能同样是前所未有”；“（我国）污染蔓延的趋势，在全球都少有”；西方曾经的严重环境污染“（只）是一个局部的状态，而我们是遍地开花”[21]。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的性质。例如，大范围地下水污染中长期“不可逆”，几乎完全没有治理、改善其水质的可能性，一些地区的地下水将永远失去利用价值；大面积土壤污染中短期“不可逆”，土壤中残留的农药和富集的重金属在几十年、上百年乃至更长时间内都难以降解或清除，一部分耕地将长期失去耕种价值；河流湖泊底泥污染同样也不是短期内可以降解或清除的。

2、我国治理环境面临难以解决的两大难题

在上述“人口高位运行”和全面严重污染的情况下，撇开社会条件不说，我国治理环境至少面临以下两大难题。

（1）我国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难以向外转移

发达国家在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之后，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有计划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这种“战略性”产业转移因为打了“技术转让”的旗号，所以大获成功。这为其环境治理奠定了基础。

例如，日本早在1971年就明确提出要向“环境负担较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其后，越来越重视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削减、转移能耗大的产业，加快发展高效技术产业，使整个产业向节约能源型、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型结构转变。例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铝产量世界第二，到80年代，其炼铝业陆续被关闭，最后只剩下1家。[22]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接受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类别和数量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在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的10年里达到高峰。时至今日，我国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均还在持续的增长过程之中。

国家环保部承认：“（的确）存在部分高环境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能力向我国进行转移和集中的现象”；“我国化学工业自本世纪初以来增长迅速，2010 年总产值位居世界第一位，现有规模以上化工企业达25000多家，农药、染料、甲醇、化肥等产品的产量已达世界第一”。“每年约有数千种新化学物质在我国申报生产和进口，对其造成的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危害性尚不能完全掌握，环境管理和风险防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23]

……

统计数据亦显示同样的发展趋势。

若剔除通胀和价格变动因素（利用三次产业的指数数据计算），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46.9%增加到2010年的62.4%[24]，这显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处于“工业化水平倒U型曲线”左半段，距向下“拐点”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说明，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相当大的比例；这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落后造成的环境污染压力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仍然相当大。

不过，更大、更严峻的问题还在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面临巨大的现实难题。

一则，我国几乎难以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国外转移，至少不可能象当初发达国家那样将大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国外转移。一是因为规模太大，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意识均在苏醒，今天已经难以复制发达国家当初的产业转移模式。

二则，我国大量就业人口高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的中小企业，也高度依赖技术落后、缺乏治污能力的中小微企业，这明显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就业人口，尤其是大量农民工只能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所谓“非正规部门”（指微型企业、小作坊、地摊经营、家庭服务）就业。

根据笔者2006年一篇统计学论文计算，在我国1978—2003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学龄人口”中，失学人口高达18292.5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失学率”高达43.62%。[25] 这庞大的仅能识字的失学人口只可能在上述“非正规部门”就业。

三则，我国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微利，它们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若严格治污、强制达标排放，它们因为无利、亏本，就只有关门停业一条路，但就业形势决不允许这样做。

以上几点的详细论述，详见《人口困局》第7章。

因此，我国现实的产业结构升级目前主要表现为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其结果是环境污染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和转移。最终结果是，东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虽然有所减轻（许多地方只是象征性减轻），但并没有真正缓解，本已污染得相当严重的环境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治理；与此同时，全国的环境污染形势明显出现由东向西蔓延和发展的恶劣势头，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更脆弱，治污资金更缺乏，后果必然会更严重。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张晓健教授认为，很多污染项目的治理都需要巨额费用，而最后治理的费用甚至要远远超过当年建设它所得到的产出利益和利润[26]。国际治污经验支持张教授的这一判断。

（2）我国的能源结构难以改变

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都实施了能源结构的升级换代，其主要内容是由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形式。

例如，伦敦空气污染的治理早在1952年毒雾事件之后就已经着手进行，期间还有1956年“英国洁净空气法案”的促进，但伦敦空气的真正好转，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伦敦实现了能源结构的升级换代，“弃煤炭而改用煤气和电力，并将燃煤火电站迁往城外”以后，杀人毒雾才真正远离了伦敦。（2011年英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所占比重分别为36.13%、36.43%和15.54%。）

再如日本。

1955年，日本的煤炭消耗占全国能源总消耗的50%，石油占20%。日本开始环境治理以后明确提出能源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1965年日本的石油消耗比重提升到60%左右，煤炭比重下降至30%。[27]（2011年日本石油、天然气、煤炭比重分别为42.17%、19.89%、24.64%。[28]）

日本治理环境污染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为此，日本政府在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与企业联手推动节能技术创新，并通过立法全面推广普及节能技术；1979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提出年度节油指标，甚至将节油指标分配给用油企业。[29]

日本的节能减排卓有成效。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以后，日本的单位GDP能耗一直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30]

我国目前的煤炭消耗占全国能源总消耗的70%以上，属于高污染型能源结构。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能源消费的最大特点是煤炭消费比重很大。2011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70.4%，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南非）。这一比重超过世界煤炭平均消费水平40个百分点，且分别超过欧盟和美国54和48个百分点。（见图4-2）

若论总量，2011年，我国煤炭消费量高达1839.4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49.4%，是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31]（这才是目前严重雾霾污染的真正原因）

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巨大，“人口高位运行”，并且，天然气资源太少、石油产量已经接近最大产量边界、新能源开发利用中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所以，我国能源结构的升级换代完全没有现实方案。（详细论述见本书第4章）

本书的研究结果显示，解决上述两大难题是我国全面治理环境并谋求环境根本性好转的先决条件，舍此便没有真正的环境治理。

……

在上述局面下，环境治理最终是赶不上环境污染速度的，因此，我国的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努力避免大范围环境危机的爆发，努力维持环境不崩溃，以便安全度过“人口高位运行”危险期。[32]

【友情提示】由于没有阅读《人口困局》，你对上述内容的理解可能不全面，甚至出现偏差，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你缺少相应的资料和数据。因此，欲真正了解上述内容，了解“中国最大国情”，了解资源环境与人口困局，了解笔者提出的具体对策和政策建议，请阅读《人口困局》一书。

《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李尚勇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本书为该出版社2013年下半年选题，出版成本由出版社全部承担。出版社将本书定位为“学术畅销书”，责任编辑对本书的基本评价是“厚重、震撼”。

《人口困局》的主要内容：（1）深刻揭示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大困局；（2）全面评述“放松人口政策”的错误思潮；（3）揭示并还原我国诸多人口问题的真相；（4）为深化改革找到最大最基本的“改革共识” ；（5）本书的基本政策建议是，坚持基本国策以实现“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调低心理预期，主动放缓经济增长，深化体制改革，避免爆发大规模环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