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被删的第9章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我国近海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污水桶”。近海严重污染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迫使千百年洄游近海的鱼群“远走他乡”，二是造成海洋生物体内有害物质残留增高。
人们常说，欲成事者需经“大风大浪”锻炼，而“传统渔民”都经受过大风大浪，因此，真正的渔民一个个都是“铮铮汉子”。当近海渔业资源枯竭、被迫离开心爱的海洋和渔船以后，他们如同断翅海鸟，蓝色海洋成为他们不能碰触却又难以忘怀的心痛。
第9章 严重污染致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
第一节 近海已成“污水桶”
一、大陆海岸沿线污染物直排入海
二、入海河流污染物数量巨大
三、入海河流污染物持续增高
第二节 近海海域严重污染
一、污染面积超过17万平方公里
二、入海河口和排污口成重灾区
三、近岸海域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
四、贝类污染物残留水平呈上升态势
五、赤潮频发
第三节 渤海几成死海
一、陆源污染触目惊心
二、GDP飙升导致污染加深
三、海洋污染事故雪上加霜
四、黄河入渤径流量锐减
五、渤海“海碧水清”成“梦想”
第四节 严重污染毁灭渔业资源
一、品种灭绝，鱼群消失，有害残留偏高
二、渔民成海洋污染的直接受害人
三、部分海域呈现荒漠化趋势
第五节 海水养殖加重海洋污染
一、人工饵料难以“复制”优质海产品
二、大规模海水养殖加重海洋污染
三、近海污染影响养殖海产品品质
第六节 传统渔民的艰难谋生路
一、海水养殖户的污染损失风险不可控
二、枪口下的“远海捕捞”
三、最无奈的选择：转行打工、出国“打洋工”
第9章 严重污染致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
古人说，海纳百川，但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如今川川皆污。事实上，我国近海，尤其是近岸海域，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污水桶”。
近海污染既是大陆污染的继续，又是大陆污染的恶果。
第一节 近海已成“污水桶”
“海洋正在死去。中国的海岸线，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排污现场。鱼儿越来越少，鱼苗难以长大，海水日渐浑浊，连空气也变得难以忍受，曾经富裕、热闹的海边开始成为不宜居住之地。逃离海岸线的故事正在苏北至山东的若干个海边小镇上演，离开海岸线的情绪不知何时从北向南蔓延”。有毒的污染物经过成百上千江河水系汇流入海，又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循环到人们的餐桌上。“大海，正在变成危险的地方”。[①] 这是
的确，我国近海，尤其是近岸海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污水桶”，它接纳了来自大陆的绝大部分污水及其污染物。
近岸海域是指我国领海基线向陆一侧的全部海域，尚未公布领海基线的海域及内海，指
这些污染物来自两方面，一是大陆海岸沿线，二是入海河流。
一、大陆海岸沿线污染物直排入海
我国大陆海岸线北起中朝交界的鸭绿江口，南到中越边境的北伦河口，总长度1.
根据国家海洋局《1998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年报》的数据，“我国近海1998年接纳的沿海地区直接排海的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达100多亿吨，年增长率约5%”[③]。这大致可以反映那个时期直接排海的废水规模和增长趋势，可以作为今天同类数据的参照数。
在国家环保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2010年环境公报》）中，2010年我国直接排入近海的污水及其污染物数据为：“461个日排污水量大于100吨的直排海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综合排污口的污水排放总量为50.92亿吨，各项污染物排放总量为：化学需氧量21.94万吨，石油类1215吨，氨氮22870吨，总磷2901吨，汞
二、入海河流污染物数量巨大
我国近海接纳的污染物的第二个来源是，以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为归属的外流河流域所有入海河流所携带的污水及其污染物。这些外流河流域包括我国七大流域中的长江、黄河、辽河、海河、淮河和珠江六大流域（松花江流域除外），加上东南诸河流域，其流域总面积437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45.56%。[⑤] 尽管外流河流域不到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但它们却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承载了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容纳了我国绝大多数国民生产活动，同时也容留并转排了我国绝大多数生产生活所形成的污水及其污染物。
中国海岸带有大小入海河流1500余条，入海河流径流量占全国河川径流总量的69.8%。[⑥] 所有入海河流都将我国近海当作“污水桶”。
国家环保部《2010年环境公报》有关入海河流监测断面的水质数据显示，“192个入海河流监测断面水质总体较差，河流污染物入海量大于直排海污染源污染物入海量。东海的河流污染物入海总量远高于其它海区”。
该公报显示，在有关部门的入海河流所有监测断面中，真正清洁的Ⅰ~Ⅱ类水质仅占7.3%（14个），渤海和东海均没有Ⅰ~Ⅱ类清洁水质；按1999、1988年地表水质量标准（即2002年标准“GB3838
国家海洋局《2010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2010年海洋公报》）提供了2010年经由全国66条主要河流入海的污染物数量，详见表9-1。该公报特别提到，“长江入海径流量比上年增大25%，所携带的CODCr、氨氮和总磷等污染物入海量分别增加59%、290%和26%”。[⑦]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海洋局的上述数据并不是对其他统计部门各类统计数据的简单加总，而是该部门根据各条河流入海口水质检测（断面监测和污染监测）结果计算汇总的独立数据。
国家海洋局的《2010年海洋公报》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
（1）河流径流量越大，它所携带的污染物就越多。因为河流当年的径流量大，说明当年的降雨量大，它从地面各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带走的污染物自然就多。
（2）该公报提供的66条主要河流所携带入海的化学需氧量COD数据（1653万吨），甚至其中22条河流的COD数据（1449万吨），就已经超过了2010年纳入统计范围的全国COD数据（1238.1万吨）[⑧]。这充分说明，例行公布的污染物统计数据的涵盖范围有很大局限性，同时也说明，现实的污染数量大得惊人。
三、入海河流污染物持续增高
2002年，国家海洋局开始对一些重点河流的“主要入海污染物通量”进行调查，并对“河口海域环境质量”进行监测。首次调查和监测的对象包括长江、珠江、鸭绿江、辽河等7条重点河流，2004年增加到11条。[⑨]
需要肯定的是，国家海洋局对重点河流污染物的调查和监测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当该局2004年发现“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总量一直居高不下”以后，次年便将调查和监测的河流增加到28条，此后逐年增加，到2010年增加到66条。
笔者根据国家海洋局2003—2010年《海洋公报》汇总了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数量，以观察我国入海河流所携带污染物数量的变动趋势。（之所以选择这三条河流是因为它们的监测数据相对连续，方便对比。）
结果显示，三大河流携带的化学需量（COD）、磷酸盐（总磷）和氨氮呈持续增高趋势，即2010年分别比2003年增加了1.23、1.52和2.87倍，重金属和石油类污染物呈波动趋势。
2004—2010年《海洋公报》对入海河流污染物的定性描述为：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总量“居高不下”、“持续增高”、“较上年有较大增长”、“入海量增加”等等。[⑩]
第二节 近海海域严重污染
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和绝大多数国民生产活动的绝大部分污水及其污染物，一部分经由我国大陆海岸沿线就近排入大海，更大一部分随入海河流排入大海，这造成我国近海海域大面积严重污染。
一、污染面积超过17万平方公里
虽然我国内陆河流水系的严重污染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并于90年代中期开始局部大爆发（如淮海流域），但由于我国近海海域广大，对来自大陆的污染有一定的接纳能力，所以，与内陆相比，我国近海严重污染的时间大约被推迟了10年。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部门公布的海洋污染数据最早也只见于20世纪90年代未，如国家海洋局第一份海洋环境公报是《1997年中国海洋环境年报》。
比较20世纪90年代仅有的1997、1998年两份《海洋环境年报》可知，我国近岸海域的各类污染在20世纪90年代未明显加重。[11]
根据《国家海水水质标准》[12]，海水水质分为四类：
第一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第二类，适用于水产养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第三类，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第四类，适用于海洋港口水域，海洋开发作业区。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的清洁、较清洁、轻度污染、中度污染海域分别对应于上述一到四类海水水质，而严重污染海域则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
显然，一、二类海水对于人类是安全的，人体可以接触这样的海水，也可以食用这些海水天然或人工养殖的海产品及其制品。三、四类海水水质仅有工业用途，人体直接接触有害。劣四类海水水质，类似于劣Ⅴ类淡水水质，“基本丧失水功能，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
本书定义的“严重污染”是以对人体“严重有害”为标准。对于海水来说，“严重污染”是指“劣于二类”的海水，包括三类、四类和劣四类海水。这一定义的理由是，三类海水人体直接接触有害，其海产品不能食用。按国家标准，水产养殖区、海水浴场，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的最低要求是二类海水。
2000年，我国近岸海域的二类、三类、四类、劣四类海域面积分别为7.3、4.2、2.2、2.7万平方公里，二类以上受污染面积16.4万平方公里，占我国近岸海域总面积的58.8%，其中，严重污染（三类以上）和特重污染（四类＋劣四类）海域面积比例分别为32.62%和17.56%。
2010年，我国近岸海域的二类、三类、四类、劣四类海域面积分别为4.24、3.15、2.14、4.78万平方公里，二类以上受污染面积14.31万平方公里，占我国近岸海域总面积的51.29%，其中，严重污染（三类以上）和特重污染（四类＋劣四类）海域面积比例分别为36.09%和24.80%。（见图9-2）。
这里能够比较的是，2010年的三类、四类、劣四类海域面积分别比2003年增加了52.17%、47.59%和97.52%；严重污染和特重污染面积分别增加了69.53%和78.81%。这显示，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总体上呈现持续恶化的趋势。
本来，由于缺乏历史数据，笔者很难纵向比较我国近海的污染情况，但《2000年海洋公报》令人意外地间接提供了1992—2000年近岸和近海海域的污染数据，使我有机会为读者纵向比较近20年来我国近海污染的情况。
图9-3利用上述资料从“全海域”的角度描述我国海洋“受污染”（即二类以上海水水质）的情况。
在《海洋公报》中，“受污染”指标名称为“劣于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或“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
由图9-3可见，2000年我国全海域受污染面积达到历史“峰值”20.6万平方公里，与1992年相比增加了1.03倍。2010年，全海域受污染面积为17.77万平方公里，比1992年增加了77.7%。
处理上述海域污染数据，看着图9-2和图9-3数据在2000年以后莫名降低，笔者心里总不踏实，老想着股票的“送转股”走势图（即看起来象在历史低位，实际上在历史高位）。联想到2002年地表水标准修订情况，我真不知道是否该对这两个图作“后复权”处理。（参见图8-1）
二、入海河口和排污口成重灾区
入海河口是我国近岸海域污染的重灾区。
《2002年海洋公报》总结说，“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长江口、珠江口、双台子河口、杭州湾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水域”。实际上，历年（1997—2010年）《海洋公报》差不多已经将我国（除广西和海南以外）著名河口和海湾都点了名，这包括黄河口、莱州湾、锦州湾、渤海湾、大亚湾、厦门湾、大连湾和胶州湾等等，甚至还有“滦河口—北戴河”。
图9-4显示了2002、2005年长江口和杭州湾附近海域的污染情况，其景象触目惊心。2002年，从上海到宁波，再到台州，沿线近岸海域全部是“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的劣四类海水；仅仅3年（2005年），这些劣四类海水就完全越过了舟山群岛。
有人为沿海缺水城市（比如上海）提出了“海水淡化”方案。面对这大片黢黑的劣四类海水，你还认为该方案可行吗？
事实上，我国近岸海域已被严重污染，而且，人口越集中、清洁淡水越短缺的沿海地区，海水污染越严重，越没有淡化价值。
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的污染同样惊人。
2004年《海洋公报》的数据显示，我国入海排污口总数超过1000个。2005—2008年的监测数据显示，这些入海排污口污水排海总量（含部分入海排污河径流）分别占当年全国纳入统计的废水排放总量的60.4%、72.1%、64.5%和65.2%。2005年的主要入海污染物约1463万吨，占2007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主要污染物数量的38.5%。可见其排放规模之大。（此后，《海洋公报》不再公布此类数据）
《海洋公报》历年的监测监控数据显示，2006—2009年，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四类＋劣四类”水质的比例维持在56%~80%之间；2004、2005、2010年，劣四类水质的比例分别为50%、82%和86%。排污口邻近海域“底栖生物群落结构退化，耐污种增多，大部分排污口邻近海域底栖经济贝类难以生存，甚至出现了30多平方公里的无底栖生物区”（2006）；“入海排污口特征污染物的超标排放状况及邻近海域沉积物的污染状况呈逐年加剧的趋势”（2008）。[13]
三、近岸海域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
2004年，国家海洋局在我国近岸海域部分生态脆弱区和敏感区建立了15个生态监控区（2005年扩大到18个），其主要类型包括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生态系统，监控内容包括环境质量、生物群落结构、产卵场功能以及开发活动的影响等。
2004年的监控结论是，“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脆弱，大部分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水体富营养化及营养盐失衡、河口产卵场严重退化、生境丧失或改变、生物群落结构异常等”。
在2004年的15个生态监控区中，评价为“不健康”、“亚健康”和“健康”的分别为5个、7个和3个，分别占总数的33%、47%和20%。[14]
表9-2列出了18个生态监控区中历年评价最低的7个河口海湾的生态系统健康情况。
按照《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的解释，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健康”，是指生态系统自然属性明显改变。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发生较大程度变化，生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严重退化或丧失。环境污染、人为破坏、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等生态压力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可是，这里评价的几个河口、海湾好像“很容易”就从“不健康”进步为“亚健康”了，的确令人生疑。
入海河口是河流与海洋相互作用的区域，是许多重要海洋经济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和栖息地。入海河口附近海域严重污染直接导致其生态系统的破坏和退化。
《2004年海洋公报》对长江河口区生态系统的退化有详细描述：“长江河口区的浮游植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97种，90年代末期降低至63种左右”，“（2004年）5、8月份分别为21和42种”；“长江河口区浮游动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105种，90年代初仅有76种左右，减少28%，90年代末期进一步下降为20种左右，2004年5、8月份分别为25和31种”；“底栖动物生物量减少，海洋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75%的水域采不到底栖动物”，“2004年5月份长江河口区底栖动物种类数仅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20%左右，密度和生物量都很低”，“产卵场退化，鱼卵、仔鱼种类少，密度低，平均每立方米有0.5个鱼卵和1.0个仔鱼”。（2008年下降为0.0034个鱼卵和0.06个仔鱼。）
在历年被监控的6个入海河口中，珠江口的评价最低，其生态系统多年处于不健康状态。2009年，80%以上监测点的无机氮含量和30%以上底层溶解氧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2004—2009年，部分贝类残留的铅、镉、汞、砷和石油烃等污染物超标，有些超过第三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2009年，中华白海豚死亡22头，为近年来死亡数量最多年份，其生存受到严重威胁。（《2009年海洋公报》）
在历年被监控的5个海湾中，杭州湾的评价最低，即年年被评价为“不健康”。杭州湾海水中无机氮平均含量始终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活性磷酸盐平均含量普遍超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全部监测点的无机氮含量和90%监测点的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生物体内重金属和石油烃残留水平超标严重；生物群落健康指数较低，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多样性处于较低水平；滩涂围垦导致湿地水生生物和水禽栖息面积进一步缩减。（《2009年海洋公报》）
此外，《海洋公报》对一些典型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具体情况亦有评述，例如，截止到2002年，因为陆源污染物排海、石油开发和围填海等人为活动，我国的滨海湿地面积累计减少了50%，红树林面积减少了73%，珊瑚礁分布面积已经减少80%。与5年前相比，2010年，西沙造礁石珊瑚由87种减少至43种，活珊瑚平均盖度下降58%；红树林底栖动物生物量和密度分别下降52%和33%。[15]
四、贝类污染物残留水平呈上升态势
2000—2003年，国家海洋局对全国沿岸50个地点近10种经济贝类进行抽样监测，其结果表明，某些地点贝类体内有害物质残留量偏高。
2004年，我国启动了贻贝监测计划，旨在通过监测海洋贝类体内污染物的残留水平，掌握我国近岸海域的环境质量状况。2005年，贻贝监测范围覆盖了我国近岸海域，监测了10多种海洋贝类。
所谓贻贝监测，是指通过测定贝类体内的化学污染物残留量，对其周围海洋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的一种方法。国际贻贝监测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区域性海洋环境质量监测，用以揭示海洋环境的污染现状和变化趋势，评估人类活动对近岸海洋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
多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我国近岸海域镉、铅、砷等污染物在部分贝类体内的残留水平较高，部分地点贝类体内石油烃、六六六、滴滴涕和多氯联苯的残留量超标。“渤海湾贝类体内的总汞和多氯联苯、宁德近岸贝类体内的镉，其残留水平仍均呈显著上升态势，广西和海南近岸贝类体内多种污染物的残留水平呈上升态势”。[16]
赤潮被《海洋公报》称为“海洋环境灾害”，它集污染的原因和后果于一身，使海洋污染大大升级，并进一步恶化了海洋生态环境。
赤潮在国外也称其为“有害藻华”，它是由海藻家族中的赤潮藻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爆发性地增殖造成，是海洋生态系统遭受严重污染后出现的一种异常现象。海藻的种类不同，“有害藻华”会呈现黄、绿、褐色等不同颜色。虽然赤潮发生的因素很多，但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海洋污染。
大量含有各种含氮有机物的污水排入大海，促使海水富营养化，氮磷比失衡，这是赤潮藻类大量繁殖的重要物质基础。一旦有海藻生物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赤潮便会大规模爆发。
赤潮爆发后，短命的藻类很快会大量死亡，这为水中的微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它们也因此而大量繁殖并快速消耗水中的溶解氧。由于微生物主要集中于底泥之中，所以首先造成水体底层缺氧。随着情况发展，缺氧层厚度越来越大，从而把好氧微生物的活动范围越来越限制在水体表层。最后，只有水面薄薄的一层还有藻类生长，水体中其它需氧生物全部死亡。
另一方面，藻类大量生长也限制了阳光的入射深度和氧气补充速度，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过程。最终导致水系统崩溃，连藻类自身也由于缺氧而开始大量死亡。[17]
赤潮会造成海水缺氧，导致鱼类及其它海洋生物缺氧死亡，同时，藻体还会释放出大量有害气体和毒素，严重污染海洋环境，也导致海洋生物大量死亡。有些海洋生物可能幸存，但它们携带的毒素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造成人类食物中毒。
根据历史资料，1952—1969年、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只发生过1次赤潮，赤潮面积分别为1440、560和1300平方公里；90年代，每年平均发生赤潮2.7次，赤潮面积每年累计1750平方公里；21世纪头10年，每年平均发生赤潮12.5次，赤潮面积每年累计2748平方公里。[18]（见图9-5）
近十几年来，由于海洋污染日益加剧，我国赤潮灾害也呈现加重趋势，一是由分散的少数海域，发展到成片海域，单次成片赤潮面积甚至超过6000平方公里[19]；二是赤潮发生区域从局部海域向全部近岸海域扩展（2009年）；三是由主要在夏季发生，发展到全年12个月均有赤潮发生（2003年）；四是有毒藻类赤潮发生次数和面积呈显著上升趋势（2005年）。[20]
第三节 渤海几成死海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平均水深
多位海洋专家认为，“渤海正在日渐荒漠化——所谓海洋荒漠化，是指海洋生态环境被基本破坏，大部分生物消失甚至没有生物，相当于死海”。[22]
一、陆源污染触目惊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指出，渤海80%污染来源于陆地，主要经入海河流或者排污管道排入海洋。[23]
渤海接纳了辽河、海河、黄河三大流域和辽河、海河、黄河、滦河、辽东半岛诸河、辽西沿海诸河、山东半岛诸河等七个水系的所有河流，其中，大中型入海河流有45条。这三大流域、七个水系一直是我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
2010年，在有关部门的监测断面中，渤海的入海河流水质最差，其中，Ⅳ类以上严重污染的河流断面占81.3%，而劣Ⅴ类毒水断面竟然占58.3%。（见图9-1）
当然，渤海沿岸大大小小的排污口对渤海的污染也相当严重。2008、2009年，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2次发布《渤海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仅此2次）。这两个公报显示，2008、2009年，渤海沿岸实时监测的陆源入海排污口分别为96个和100个，超标率分别为82%和75%；设置在海洋保护区的排污口全部超标排放，重点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所处海域的海洋功能区要求的比例分别为83%和73%；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为四类和劣四类的比例分别为44%和40%；剧毒类重金属铍（Be）、铊（Tl）和锑（Sb）的检出率均达95%。[24]
专业论文的污染数据显示，渤海入海排污口多达217个，年入海污水量28亿吨，占全国排海污水总量的32%；各类污染物70多万吨，占全国入海污染物质总量的47.7%。在海水污染严重的地方，水质基本为四类或劣四类，40%的海域沉积物质量劣于三类标准。渤海水体中的无机盐、活性磷酸盐、铜、COD、石油、锌等全部超标；在渤海各海湾中，渤海湾，辽东湾和莱州湾的污染最为严重，三湾的陆源污染量占到了渤海陆源污染总量的83%。[25]
二、GDP飙升导致污染加深
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崛起，渤海水质一落千丈。
20世纪90年代末，环渤海地区GDP总量为1.3万亿元，2010年，环渤海经济圈GDP飙升至8.7万亿，增长了5.7倍。
环渤海一直是四分天下的格局，各路“诸侯”都有各自的发展规划。天津在打造滨海新区，河北在建设曹妃甸开发区，山东半岛的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的高效生态经济区均已进入国家战略层面，辽宁也规划出“五点一线”沿海战略。
重化工业以其产值高、产业链长、带动就业多而成为环渤海三省一市比拼的焦点。石化已成为天津的第一大产业；山东“黄三角”的核心城市东营、滨州、潍坊均在大张旗鼓上马石化项目，炼化产能接近亿吨级；东北部大连沿海一带也是化工厂密布；仅2008年，“三省一市各临港产业区、港区已经规划或正在施工的围海项目达28个，围海面积为807平方公里”。[26]
截止到2009年12月，渤海海域有20个海上油气田，165个海上石油平台，11个大型热点开发区，19个海水增养殖区，8个废弃物海洋倾倒区（2009年的清洁疏浚物倾倒量约2332万立方米，比2008年增加20%）。[27]
“十一五”（2006—2010年）以来，三省一市全部将石油化工产业作为生产力布局重点。渤海地区的海上油气田与沿岸的胜利、大港和辽河三大油田，构成了中国第二大产油区，全国50%以上的海洋油气工业贡献出自该地区。[28]
重化工对GDP的贡献最大，对于海洋生态的污染也最大。《渤海海洋公报》显示，2008年，环渤海三省一市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差，污染海域面积较大。其中，天津近岸海域海水污染最重（即95%为劣四类、5%为四类海水），其余依次为山东、辽宁和河北。三省一市沿海排污口的超标率依次为山东96%、天津92%、辽宁83%、河北65%。[29]
在污染最为严重的锦州湾，曾有过“海底泥中重金属锌超标2000多倍，铅超标300多倍，排污口附近7平方公里海滩无任何生物”的记录，被称为“死滩”。
此外，大型重工业项目依海而建，必然占用并破坏大面积湿地和滩涂。具有天然净化作用的“地球之肾”因此而被“摘除”。
记者因此而写道，曾经的“聚宝盆”、“渔业摇篮”，如今鱼虾稀少，许多物种相继灭绝。大量滩涂、湿地被占用，代之以厂房遍地、烟囱林立。
数不清的大卡车呼啸着驶过，卷起的尘土延绵数百米；一座座打桩机的轰鸣震得地动山摇；到处张贴的“打造世界级重化基地”鲜红巨幅广告，预示着一座石化新城即将在此崛起。[30]
“十一五”以来，随着海洋油气开发和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海洋溢油、漏油事故的风险不断攀升。
2008年，渤海共发现小型油污染事件[31]12起，其中原油污染2起，燃料油污染6起。
2009年，发现小型油污染事件4起，原油和燃料油污染各2起。[32]
2010年渤海共发生12起溢油污染事件，其中，船舶燃料油污染10起，石油勘探开发造成的原油污染2起。
2011年渤海发生溢油事件14起，其中，燃料油污染8起，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污染3起，不明来源原油溢油污染3起。[33] 2011年6月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影响最大。
事实上，渤海海域受到原油泄漏污染已经多年，频发的溢油、漏油事故，让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遭受重创。
国家海洋局一份从未对外公布的《渤海综合整治规划》中，记录了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1979年胜利油田排入渤海的原油达45708吨；1987年秦皇岛港输油站溢出原油1470吨；1986年渤海2号平台井喷，泄漏大量原油；1990年巴拿马籍货轮与利比亚货轮在老铁山水道碰撞，造成溢油面积达120平方公里，并于四天后诱发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赤潮；1998年底，胜利油田发生油井架倒塌，持续溢油近6个月……”[34]。
专家提示，海源污染占渤海污染的20%（陆源污染占80%）。在海源污染中，溢油、漏油事故显然占了很大比例。只要选择开发海洋油气资源，石油类海源污染就不可避免。
海域污染源主要包括溢油漏油事故污染、船舶油类污染、人类海上活动生活污染和海产品养殖污染。此外，还有废弃物向海洋倾倒带来的污染。
近些年，渤海沿岸河流入海径流量显著减少，导致渤海盐度升高，这是渤海的河口生态环境改变、海洋生物产卵场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黄河入渤径流量锐减影响最大。
黄河是渤海最大的入海河流，其淡水入海量约占渤海入海径流量的3/4[35]。20世纪60年代以来，黄河入海径流量持续减少。
来自利津水文站（黄河上最后一个水文站）的数据显示，1972、1987、1997、2002和2008年，黄河入海径流量大约只有1950年（510亿立方米）的44.1%、20.6%、6.9%、7.8%和30.4%。（见图9-6）
更严重的是，1972 年以来，黄河干流频繁断流。在1972—1998年的27年中，黄河断流21年；每年5~7月是黄河断流最多的季节，月均断流13.71~25.29天；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断流天数不断增多，最高的断流天数是226天；最高的断流河长超过
1999年以后黄河不再断流的主要原因，不是黄河径流量增大（相反，黄河径流量在持续减少，见图9-6），而是有关部门“调度黄河用水”有方。所谓“调度”，其实就是“限止用水”。这实际上迫使人们转而使用地下水，并造成地下水过度开采、地面沉降等新问题。
黄河入渤径流量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口膨胀、经济增长、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以及气候变化、降水量减少等等。但是，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流域人口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快速增长，这直接导致各类用水量的迅速增加。
比如，在黄河流域，“农业耗水量是主体，占总耗水的 95% 以上”[37]。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人们需要更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引黄灌溉成为必然选择。由于黄河两岸的引水规模逐渐超过了黄河上游来水供给承受力，最终导致黄河断流。
黄河最早的断流发生在1972年，那正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人口增长57.9%、人口净增3.2亿、总人口接近9亿人的时候。
在人口密集的黄河下游区域（即河南郑州花园口以下），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引黄耗水量分别比50年代增长了3.42、4.97、4.70倍；与此同时，整个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分别比50年代减少了4.8%、8.1%和11.6%，其中，黄河上游后20年降水量减少最多，达16%。[38]
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都与人口的迅速增长正相关。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有限提高需要经济增长，人们的粮食需求直接导致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甚至气候变化、降水量减少等等，都与人口迅速增长和人类活动正相关。
由于黄河入渤径流量锐减，渤海海域呈现平均盐度升高、低盐区面积减少的明显趋势。2008年8月，渤海低盐区（盐度值<27）面积为1900平方公里，与1959年和1980年同期相比，分别减少了80%和77%。20世纪80年代以前，渤海三大湾底部均有较大面积的低盐区分布，2008年8月，仅莱州湾底部有较大面积的低盐区，渤海湾、辽东湾底部低盐区面积严重萎缩。
大陆径流在河口和近岸海域形成的低盐区是众多海洋生物的产卵场和育幼场，因此，入海径流量对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低盐区面积减小将影响海洋生物种群的补充能力，对半封闭型渤海的生态系统潜在危害非常严重。[39]
五、渤海“海碧水清”成“梦想”
国家海洋局对1997年渤海环境的评价虽然不好，但还不是很差。不过，从1998年开始，渤海污染明显加重，且迅速恶化。
2001年渤海受污染面积（即“二类以上”海域）1.9万平方公里，分别占渤海全海域面积和近岸海域面积的24.66% 和32.91%[40]，2010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上升为42.51%和56.72%，均增长了72.35%。2002—2006年，渤海受污染面积的比重“一直高居四大海区之首”。
近10年来，渤海的严重污染（三类以上）和特重污染（四类、劣四类）扩展得很快，2010年分别达到1.70和0.83万平方公里，这分别是2001年的5倍和4倍；分别占全海域面积的22.06%和10.81%，占近岸海域面积的29.45%和14.42%。[41]
在国家海洋局2004—2010年评价最差的7个生态监控区中，有4个在渤海，包括黄河口、莱州湾、渤海湾和锦州湾。其中，莱州湾和锦州湾连续6年被评价为“不健康”，评价最低，污染最重。（见表9-6）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提供的2008年春夏秋三季渤海污染海域分布示意图显示，除了河北秦皇岛和北戴河附近海域以外，整个渤海近岸海域差不多都被各类污染海水所覆盖。越是人口密度高、工业开发区多的区域，其近岸海域污染程度越严重。一些海域的污染甚至“伸”到了渤海的中心海域。[42]
渤海是半封闭型内海，据专家计算，渤海水体每60年（有说200年）左右才能完全交换一次[43]。由于水体交换缓慢，渤海的治污难度很大。
2001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到2005年，渤海海域的环境污染将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趋势将得到初步缓解；到2010年，渤海海域环境质量得到初步改善，生态环境破坏得到有效控制；到2015年，渤海海域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生态系统得到初步改善。[44]
然而，不到5年，2006年8月，由国务院召集的渤海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坦承，渤海污染物入海总量居高不下，污染面积扩大，赤潮频繁出现，重大污染事故时有发生。这事实上宣布了碧海行动计划的失败，“以后没人喊停，也没人说继续实施，这个计划反正就是不了了之了”。[45]
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看，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渤海能够恢复昔日海碧水清、鱼虾成群的情形。有人举出日本和北欧的例子。日本的濑户内海和北欧的北海都曾在其工业高污染时期受到严重污染，也差不多到了鱼虾灭绝的境地。后来经过治理均恢复了良好的生态。[46]
从纯技术角度出发，上述观点自然不错，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人口高位运行”的现实国情，考虑到为解决13.4亿人口吃穿住行基本需求所形成的异常庞大的污染总量，那么，渤海的“碧海行动计划”就像之前的“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和“2000年所有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一样，都注定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该问题将在第10章展开论述）
第四节 严重污染毁灭渔业资源
毫无疑问，严重水污染对于海洋渔业资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早在1995年就有专业研究报告讨论了各类污染物对于海洋生物及其海洋资源的危害。该报告指出，入海污水中的有机物含量高，会导致水体氮磷等营养盐含量过高，这会使水体混蚀不清，影响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也因含大量消耗溶解氧，造成水体缺氧，从而影响鱼类的生长发育。有机污染物中含有大量细菌和病毒，不仅直接危害鱼类生长，而且还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营养盐过高会引起有害于鱼类的有毒藻类爆发性繁殖，导致赤潮发生，造成鱼虾贝类死亡。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重金属对浮游生物毒害顺序为汞＞铜＞锌＞铬，对一般鱼类为汞＞铜＞镉＞铅。各种水生生物对重金属都有较大的吸收能力，鱼贝对重金属的集富系数高达几十到几百倍。当生物体内重金属含量超过一定范围时，生物机体就会失去正常功能，甚至死亡。
农药主要有三种成份，有机磷、重金属、有机氯。含有机磷的农药虽有剧毒，但分解较快，持续时间短，入海后毒性大大降低。含重金属的农药危害则较大（如前所述）。有机氯农药的结构比较稳定，不易分解，因此其毒性作用持续时间很长。
有机氯化物抑制海洋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降低细胞分裂速度，从而影响其繁殖；水体含量较高时会影响鱼类产卵、孵化和生长，甚至导致其死亡；也会通过食物链进入生物体，并在其肝脏组织中积累，最后通过食物链给水生生物和人类带来危害。
放射性物质进入水体，首先停留在表层，并为水表层的生物所吸收。在风浪流等动力因素作用下，海面上的放射性悬浮物逐渐向下层移动，同时，随着表层生物死亡，其尸体下沉分解，并将其吸收的放射性物质带向海底，从而造成海洋底层的放射性污染。鱼虾贝和藻类对放射性物质具有较大的浓缩系数，其体内所含放射性物质的浓度可比周围水体浓度高几倍、几十倍，甚至几千倍，这就大大增加了海产品的食用风险。
石油和油膜粘附在鱼鳃的表皮细胞上，影响鱼类的正常呼吸。同时，油膜阻碍水体的复氧作用，造成水体严重缺氧，致使需氧生物死亡，并且有机体也不能及时分解。[47]
2001年的专业研究报告显示，渤海严重污染的时间比其它海域早，并且污染面积比例更大，对渔业资源的破坏也更大。“渤海水体中污染超标的海域逐年扩大，到1995年就已经扩大到43000平方公里，占渤海海域面积的56%，其中尤以河口、近岸海湾最为严重，渤海三大海湾辽东湾、渤海湾和莱州湾无一能够幸免。而这三大海湾恰恰是鱼虾蟹等各种经济品种的主要产卵场和索饵地，因此可以说，其污染对水产资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该报告举例说，在莱州湾小清河，20世纪70年代，溯流产卵的银鱼和降河产卵的河蟹绝迹；80年代，贝类污染死亡事故频发；90年代末，原来鱼虾贝资源丰富的锦州湾因严重污染而出现了5平方公里的“无生物区”滩涂和7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48]
上述报告发表10年后，渤海的严重污染区域已经扩展到了近岸更为广泛的区域，这包括渔业区、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内的海洋重要功能区。在莱州湾，接近三分之二的海洋生物品种灭绝；那些尚未灭绝的品种，种群数量也呈几何级锐减。[49]
对渔业资源来说，近海严重污染造成了两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方面，迫使千百年洄游近海的鱼群“远走他乡”。渔民对此的评价，朴实、直白：
渔民说，“鱼不成群了”，“有时候经常一网下去，只够船上工人吃一顿”。一位老渔民说，“从近海一挖，下面的泥都是黑的，微生物无法生长，鱼就没有食物，数量肯定会减少”。[50]
天津永定新河边的村民说，“过去河里的鱼蟹很多，十来年的工夫河水被彻底糟蹋了，浇地庄稼都死，不要说什么鱼啊、蟹啊，夏天连只蛤蟆都见不着”。
天津塘沽区北塘渔业协会副会长评价说，“渔业资源锐减尽管有近一二十年渔民滥捕滥捞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渤海污染日趋严重”；“污染给渔业资源带来了毁灭性破坏。现在渤海已经没有一种鱼类、贝类或螃蟹能够形成规模群带了，产卵场污染面积达100%”。[51]
另一方面，海洋严重污染造成海洋生物体内有害物质残留偏高。专家对此的评价，全面、准确：
渤海近岸海域经济生物体内有害物质残留量偏高，特别是贝类体内的部分污染物含量较高。这包括，贝类体内残留的铅、镉、铜、砷等有害物质浓度超标，石油烃残留量普遍偏高，个别贝类体内残留六六六和DDT。
在辽东湾近岸海域， 1997—2008年，贝类体内总汞、砷、铅和多氯联苯的残留水平呈升高趋势。2001年以来，辽东湾北部海域
在天津近岸海域，经济贝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主要残留物是砷、铅、铜和镉。在河北近岸海域，2005年近岸海域镉、铅、砷等污染物在部分贝类体内的残留水平较高。
在莱州湾近岸海域，石油烃、重金属（主要为镉、铅、汞和砷）及DDT等有害物质残留问题已成为影响水产品品质的主要因素。一些海域贝类体内污染物超标，一些贝类体内DDT含量甚至超过三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牡蛎、扇贝、贻贝体内的异养细菌总数、类大肠菌群超标，个别海域超标严重。[52]
二、渔民成海洋污染的直接受害人
世世代代生活海边的渔民，对海洋污染有最为真切的感受。他们是海洋污染的直接受害人。山东小清河渔民的遭遇最为典型。
小清河发源于济南郊区，经羊口镇入渤海，全长
20世纪80年代以前，小清河流域风景秀丽，鱼虾满河。如今，由于整个小清河流域都处于人口密集区域，沿河两岸密集分布着各类污染企业，大量工业废水、城市生活污水以及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就近入河，小清河被严重污染。
《2010年海洋公报》数据显示，在我国22条主要入海河流的污染物携带总量排位中，小清河排位第九；在单位河长污染物携带量排位中，小清河排位第八，但在渤海则排位第一 。这充分说明小清河污染的严重程度。
在当地渔民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小清河是清澈的，入海区的羊口人喝水就用桶在小清河里提。小清河入海口方圆二三十海里是渤海的一个重要鱼类产卵场，渔民开一匹18马力的小渔船，花上一个航时，用最普通的拖网，就能捕到五六万斤水产。一年不分淡旺季，船船都能满载而归。
当地渔民自豪地回忆说，“这些水产，当然不是破光子鱼，一船水产至少有十几个品种，有时二十多个品种。捕得最多的是个头二两大的渤海大对虾，半斤左右重的梭子蟹，烟卷那么长的黄河口面鱼，还有昌鱼”，那时只捕贵重的鱼，“什么毛蛤，根本没人捕，也没人吃”。
当地官员证实，“因为年复一年的超标排污，小清河入海口附近海域日渐荒漠化，2002年前后已成死海”；“2003年小清河水质监测结果显示，仅河流源头的睦里庄断面是三类水，其余马鞍山、五柳闸、羊口等15个断面均为劣五类水”。
到2002年前后，小清河河口已经无鱼可捕，渔民被迫变卖小马力船，购入大马力船驶离河口捕鱼。一个航时下来只能捕到几箱鱼，鱼虾的个头也变小了。“目前，羊口镇拥有200多艘远海捕鱼船，但渔民们悲哀地发现，整个渤海已经没有多少鱼可捕”。[53]
在一档由白岩松主持的专题节目里笔者看到，记者去靠近渤海湾的河北沧州调查污染状况，当地渔业协会会长为了说明污染的严重程度，特意出海为记者打回来几条鱼。令人意外的是，鱼打回来后，会长之妻往盆里的鱼身上倒上了洗洁精。后面的对话令人心酸。
记者：你为什么要往盆里面加洗洁精？∕会长妻：好洗油，要不然洗不下鱼身上的油。∕记者（手拿着粘糊糊的鱼）：这样的鱼还能吃吗？∕会长妻：不吃怎么办？[54]
显而易见，过度捕捞和严重污染是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的两大原因。
由农业部渔业局主编的《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每年开篇都有一篇“全国渔业统计情况分析”或“全国渔业经济形势分析”之类的文章，1998年的开篇分析首次对我国渔业资源衰退问题进行了评述，而此时正是近海污染（从数据看）陡然加速的时候：“渔业水域环境恶化和资源衰退的局面越来越严峻。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粗放经营对资源以造成严重破坏，同时我国近海的海洋环境特别是近海内湾河口地区的渔业水域环境恶化日趋严重，生物资源和养殖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和影响”。
此后5年，随着近海渔业资源逐渐走向枯竭，年鉴编著者的评述用语越来越“严厉”。
1999年对渔业资源衰退束手无策。“渔业水域环境恶化和资源衰退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扭转”；“捕捞强度过大、‘三无’渔船逐年增加、电毒炸鱼禁而不止，当前恢复渔业资源还缺乏治本之策”。
2000年强调，“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剧”。
2001年首次描述了“海域荒漠化趋势”。“一些水域环境恶化、资源持续衰退，部分水域呈现‘荒漠化’迹象。由于陆源污染依然严重，一些鱼虾生长繁殖和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场所被严重破坏，加上捕捞强度未能有效控制，致使我国天然水域的渔业资源持续下降。有的水域水质严重恶化，渔场环境遭严重破坏，生物资源量明显减少，有的甚至已不适宜水生生物的存在，呈现出荒漠化趋势”。
2002年强调“海域荒漠化趋势”加强。“水质污染、过度捕捞等不合理的生产活动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及其他生物资源衰退趋势尚未改变。我国天然水域的渔业资源量持续下降。有的水域水质严重恶化，渔场环境遭严重破坏，生物资源量明显减少，有的甚至不适宜水生生物的存在，呈现出荒漠化趋势”。
2003年首次承认“渔场消失”。“海域资源逐渐恶化，难以形成中心渔场”；“对重点渔场水母的检测表明，从1998年开始，舟山群岛发现以往没有的水母，且种类迅速增加。2002年开始影响到渔业生产。2003年，东海区各渔区每网渔获物中几乎都是水母。水母密度大的渔区，总渔获量密度就相应趋小，并且难以形成中心渔场，对渔业生产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
此后诸年，年鉴编著者不再对近海渔业资源问题进行评述。实际上，眼见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已成定居，他们的确已经无话可说。
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力“回天”。
第五节 海水养殖加重海洋污染
海水养殖无疑是近海渔业资源衰退和枯竭的产物。
从图6-1可以看到，我国的海水养殖几乎是从无到有。不过，一直到1980年，海水养殖产量也不到全国海产品总产量的20%。说来也是，在近海渔业资源丰裕，渔民每次出海都鱼虾满仓的情况下，海水养殖的主要功能只能是对少数海洋捕捞海产品品种供给不足的补充。
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海水养殖品种主要集中在市场供给相对不足的经济类品种和海珍品种，前者养殖面积较大的主要有对虾、海带、紫菜、贻贝和扇贝等，后者如珍珠贝和海参。
1988年，我国总人口翻番，并超越11亿人口大关。此后，不仅过度捕捞越来越无法遏制，而且海洋污染也日趋严重。
实际上，我国早在1979年就已经实行了“禁渔区、禁渔期”制度[55]，只不过人口压力最终使这一制度形同虚设。实践证明，几个月的禁渔期对遏制过度捕捞无济于事，因为，禁渔期一过，迎来的往往是更加凶狠的捕捞，毕竟，谁都想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更重要的是，几个月的“休养生息”对于濒临绝迹的鱼群来说于事无补。（正因此，有关专家提出了“渤海全面禁渔”的思路[56]。）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海水养殖产量迅速逼近海洋捕捞产量，并于2004年将其超过；2010年海水养殖产量高达1482.3万吨，在全国海产品总产量中的占比超过海洋捕捞10个百分点（见图6-1）。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水养殖国，其产量占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的60%以上[57]。
如果有条件将过度捕捞和近海污染作一根综合指数曲线，那它一定与图6-1海水养殖产量曲线极其相近，即二者必定具有高度相关性。
这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水养殖实际上是为了填补近海渔业资源日益衰退、日渐枯竭所形成的海产品供给缺口，在本质上，海水养殖是近海渔业资源短缺的替代解决方案。
我们庆幸，海水养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近海渔业资源的缺口，但是，这个解决方案本身也面临“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本来，海产品营养优良是因为海洋动植物生长于海洋这个特殊的生态环境之中，摄食了非常丰富的海洋养料。在海产品人工养殖的条件下，海产养殖物脱离了原生海洋环境，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丰富的原生海洋饵料源，其品质自然大幅度下降。最初，人们力图通过捕捞或人工养殖某些海洋动植物来满足海产养殖的需要，但因为成本过高而最终放弃。
于是，人工饵料成为人们的现实选择。这些人工饵料的配制思路与其它畜禽鱼饲料的配制思路基本一致，无非是各种植物蛋白质成分（如豆饼、花生饼、棉子饼、菜子饼、椰子饼、米糠、麦麸，糖糟、甜菜渣、甘蔗渣、酒糟），加上动物蛋白质成分（如鱼粉、血粉、虾壳粉等），再加上一些矿物微量元素（如钙、磷、镁等）。对于市场价值高的养殖物，还会添加一些如蝇蛆、蚯蚓、水蚤、轮虫、卤虫等人工活饵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何种人工饵料组合，其营养价值都完全无法与天然的海原性饵料相比。
此外，受经济利益驱动，饵料生产商和养殖业主往往结成同盟（或曰达成共识），在人工饵料中大量使用生长激素、抗生素和劣质原料，其结果必然造成养殖物成长发育畸型和营养品质低下。[58]
海水养殖本质上是人为增加海洋的水生动物密度，这必然会增加海洋污染，进一步恶化海洋环境。
大规模海水养殖一般需要在大片水面使用围栏或者设置网箱，受成本和利润驱使，养殖人一般都会尽可能地高密度放养。为了尽早获得收益，养殖人一般也会大量投放饵料，这必然造成大量残饵滞留海底。因此，高密度、高投饵的海水养殖系统，必然是一个高排泄物、高残饵的高污染源。
其它“粗放式”或“半精养”养殖方式的养殖密度一般低于高密度精养方式，但人为增加的水生动物群体和人工投放的饵料、药物，依然对海洋造成很大的污染。
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研究所的专家们对此有深入研究。据他们推算，即使是管理最好的养虾场，也会有30%左右的饵料滞留海底。对于鱼类来说，养殖过程中鱼体只摄取饵料蛋白质的80%左右，并只利用其中20%用于生长，其余部分以粪便形式最终沉积于海底。
若按年平均饲料效率15%~20%、饲料系数[59]为2，黄渤海区2002年养殖对虾量7.9万吨计算，则有12万吨以上残饵排入海洋。依调查资料推算，整个黄渤海的虾池每年约有120亿立方米的养虾废水排入海洋，其中，COD约2.4万吨、氮1198吨、磷120吨。
专家们用黄渤海1985—2002年海水养殖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显示，海水养殖产量与COD和氮磷污染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样，黄渤海区1995—2002年海水养殖产量与赤潮发生次数也呈较好的正相关关系。[60]
同淡水养殖相同，海水养殖也经常大剂量喷洒各种化学药物防治害虫，比如消毒剂、杀虫剂（敌敌畏、敌百虫）和防腐剂等，也使用各种抗生素预防和治疗疾病。这些药物有的直接扩散到海中，有的通过鱼虾贝扩散进入海洋环境，最终直接或者间接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系统。[61]
国外相关研究的结论与国内上述研究结果类似。
例如，国外研究人员称，一个靠人工投饵、年产60吨鲑鱼的网箱养殖场，每年排放的有机废物，大约相当于2000~6000人每年排放的有机废物量，这些有机废物散布在网箱周围很大的水域中。[62]
再如，国外的专业调查数据显示，太平洋西北海域的鲑鱼养殖场已经威胁到附近的野生鲑鱼，进而对其它鱼群种类造成威胁。科学家发现，养殖鲑鱼身上的寄生虫感染了大多数野生鲑鱼，养殖场用于控制寄生虫的化学药品甚至把鲑鱼染成了粉红色，而这些化学药品含有致癌物质多氯联苯。因此，养殖鲑鱼已经遭到欧洲各国的联合抵制。[63]
海水增养殖一般都在近岸海区或滩涂，而这里恰恰是我国海洋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所以，海水增养殖一方面加重海洋污染，另一方面，也深受海洋污染之害。
海水增养殖包括养殖和增殖资源两部分。养殖是指从育苗、养成到收获的海产品生产活动；增殖是指通过人工措施，如放流苗种，建立人工鱼礁改造渔场环境等，使资源得到增加的活动。
按有关规定，海水水产增养殖区对海水水质的最低要求是二类水质，但历年被监测的增养殖区附近排污口100%不符合这一最低要求。2004—2009年，海水增养殖区附近排污口为劣四类毒水的分别占监测总数的75.0%、82.4%、93.8%、64.7%、76.5%和83.3%。[64]
2005—2011年《海洋公报》对排污口附近增养殖区污染状况的描述足以说明人工养殖的海产品品质堪忧：
2005年，“排污口邻近增养殖区环境退化，适于养殖的水域面积急剧缩减，养殖生物体内粪大肠菌群及镉、油类等污染物含量普遍超标，海产品的食用安全风险增加”。
2006年，“主要污染物总量的37.8%被排入海水增养殖区”；“排海污水中多环芳烃、有机氯农药、多氯联苯类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铊、铍、锑等剧毒类重金属普遍检出”；“适于养殖的水域面积持续缩减，养殖生物体内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量增高，食用安全性降低”。
2007年，排入增养殖区的污水量“占总量的49.6%”，“排海污染物占39.7%”。
2008年，“排海污染物中，排入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的占67.3%”；“长期连续大量排污使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水污染严重，沉积物质量恶化，生物质量低劣，生物多样性降低，陆源污染物排海已严重制约了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洋功能的正常发挥”。
2009年，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接纳了“67.3%的排海污染物”、“177亿吨污水”（占纳入统计的废水排放总量的30%）；“78%的排污口污水对海洋生物产生危害，其中，20%的排污口污水对海洋生物的综合毒性风险较高”。
2010年，“86%（被监测）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88%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水质要求”。
2011年《海洋公报》总结说，“2006—2011年，历年均有60%以上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等级为第四类或劣于第四类”；“排污口邻近海域沉积物污染状况总体呈加重趋势”，“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和重金属”。
实际上，众多入海河口的污染比大陆沿岸排污口更为严重，因而对海水增养殖区的危害也更大。因入海河口的污染情况本章第一、二节已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第六节 传统渔民的艰难谋生路
如前所述，在过度捕捞和严重污染的双重夹击下，我国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许多海区渔业资源几近枯竭。
在近海无鱼可捕的情况下，传统渔民面临“再就业”选择。一般地说，他们有三个“再就业”渠道，一是退，搞海产品养殖；二是进，造大船走出去，搞远海捕捞；三是改行，远走他乡，外出打工。此外，也有少数渔民出国替人打渔谋生，或者“打洋工”。
在我国的经济统计体系中，没有海水养殖户污染损失的统计数据（这凸显出统计体系的缺陷），因此，笔者无法“用数据说话”。不过，见诸于媒体的报道不胜枚举。
总结起来，海水养殖户对污染类事件有四怕。
一怕突发污染“袭击”。养殖区附近的入海河口和排污口随时都可能“集中”或“突击”超标排污，每当这种情况发生，养殖户们往往损失惨重，有的甚至绝收。问题是，养殖户们的污染损失索赔无门，因为，单靠养殖户去寻查超标排污的罪魁祸首比登天还难，除非碰巧有媒体介入，将罪魁祸首“逮个正着”，但赔与不赔还得两说。
二怕暴雨。持续不断的暴雨和凶猛的洪水，往往带来大量的高浓度污染水体，迅速破坏养殖生态环境，造成养殖产品短时间内暴死[65]。虽然暴雨仅仅是“存污者”借机偷排超标污水的“有利时机”，但“习惯”上，人们将之归结为“天灾”。
三怕赤潮。赤潮使海水环境迅速恶化，毒素增加，水体缺氧，这经常造成养殖产品大量死亡。虽然赤潮是排污的结果，但中间环节谁也“理”不清，养殖户们只能自认倒霉。
四怕溢油漏油事故。溢油漏油事故对于受波及的养殖户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事故当时，大批养殖产品死亡；尔后，往往会诱发大面积赤潮；再后来，海域污染程度恶化、加深。更严重的是，这些油料污染物有一个缓慢释放分解过程，这一过程一般会持续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这往往迫使受波及的养殖户放弃养殖，另谋出路。例如，2011年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就迫使许多养殖户痛苦地放弃养殖，外出打工，远走他乡。
远海捕捞既是渔民在近海资源严重衰退之后的无奈选择，也是“铮铮汉子”对自己命运的抗争。例如环渤海三省一市的渔民大多涌向黄海，寻找生路；海南省则组织大规模捕鱼船队远赴南沙群岛进行捕捞作业（不过“这次捕捞没有抓到鱼”）[66]。
地方政府为了缓解捕捞能力与近海资源的尖锐矛盾，有意识地引导渔民“造大船，走出去”，并美之曰“实施远海战略”。
2000年以前，我国渔民的远海捕捞相对宽松。向东，他们可以航行到韩国的大黑山群岛和济州岛附近海域，或者钓鱼岛附近的赤尾屿海域；向南，可以到南沙群岛附近海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先后与日本、韩国、越南签订了双边渔业协定，并加入了多个国际渔业公约及区域性渔业组织。[67]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
该《公约》规定的“领海基线”通常是一国沿海的大潮低潮线；基线以外
这些国际公约、协定的实施，特别是中日、中韩、中越北部湾三个双边渔业协定的生效实施，使我国渔民在我国周边海域进行远海捕捞作业的海域大大缩小。
例如，
这样一来，我国渔民过去的传统渔场有相当一部分（如大黑山群岛和济州岛附近海域）成为韩国的“领海”和“准专属经济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在那片海域捕鱼作业的数万余艘渔船从此再也不能在那里“自由进出”。
显然，为了“缓冲”渔业资源大洗牌的冲击作用，双方均暂时允许对方渔民“持证”进入自己的“过渡水域”（专属经济区）捕鱼。
官方数据显示，“2001—2009年间，韩方累计允许进入其专属经济区作业的中方渔船数量为近18000艘，捕捞配额70多万吨；我国同期允许韩方的作业渔船数量为12000多艘，捕捞配额近50万吨”。[69]
可见，韩国平均每年发放的“入渔许可证”仅有2000余份，而捕捞旺季我国在韩国附近海域捕鱼作业的渔船数量有6万艘之多[70]，能够持证捕捞的仅占3%左右。
山东渔民说，过去沿海渔业资源丰富，大家没想去韩国那边打鱼，一个证三四千块钱就可以买到。但这一两年，一个证已被炒到26万元。
不过，即便是拿到（中签或买到）许可证，去韩方“专属经济区”捕鱼也不容易。韩国海警的密集盘查往往是我国渔民的“恶梦”。渔民说，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渔船需要每时每刻向韩方报位置、报产量，韩国海警随时会登船检查，一旦发现渔船的渔网网孔大小、航海捕捞日志、捕获物、捕捞量等等，任何细节有违规，就会扣船罚款。韩国规定250马力的船只准打40吨。渔民坦言，这连“来回路费都赚不回来”。[71]
由于许可证贵，而且持证捕鱼也经常被罚款，并不一定能够赚钱，所以，很多渔民干脆无证捕捞，非法偷鱼。这类渔船一般在夜间或大风大浪时出海，趁韩国海警不便出港时越界打上几网。[72]
也有不少渔民铤而走险，刻意在韩国“专属经济区”边界附近转悠，乘韩国海警巡逻间歇，伺机越界打上几网就跑。渔民解释说，边界那边“鱼多”。[73]
韩国海洋警察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至2007年4月，韩国海警扣留了2037艘中国渔船，拘捕中国船员20896人，罚款213.55亿韩元”；“为打击中国渔民，韩国海警增加舰艇，配备直升机，并组建特工队”。[74]
为了阻止我国渔民非法越界捕鱼，韩国的罚金从最初的几万元人民币上升到20多万，甚至“三四十万”[75]。高额罚金，意味着一个小康家庭转瞬间变得赤贫。这就是我国渔船遇事即跑，甚至抗拒韩国海警上船检查，并使一些纷争迅速升级的根本原因。
同样或类似的问题和事件也出现在黄海以外的其它海域。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的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2010年，周边国家在南沙海域袭击、抢劫、抓扣、枪杀我渔船渔民事件达380多宗，涉及渔船750多艘、渔民11300人。其中，25名渔民被打死或失踪，24名渔民被打伤，800多名渔民被抓扣判刑”。[76]
仅仅2012年前10个月，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渔业冲突事件就有一长串：
7月15、16日， 2艘中国渔船、36名渔民在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被扣。俄巡逻舰曾向其中一艘中国渔船开火。
可见，枪口下的远海捕捞，凶多吉少。
近海资源一天天枯竭，远海风险一天天变大，这迫使越来越多的渔民“歇业”、上岸转行、外出打工。
其实，就在我国海洋捕捞产量达到峰值的前一年（1998年，见图6-1），农业部即“针对多年来海洋渔业资源日渐衰退、捕捞强度居高不下的局面，经慎重考虑首次提出了1999年海洋捕捞计划产量实行‘零增长’的目标”[77]。
紧随其后的是，中日、中韩、中越北部湾三个双边渔业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我国渔民远海捕捞作业的海域大为缩小，于是，“东部各省（市）约有2.5万艘渔船从日、韩的对马、济州、大小黑山岛等传统作业渔场撤出”[78]，在广西，“从北部湾传统渔场撤回的渔船高达5000多艘，直接影响到了广西全区4.67万渔民的生计”[79]。
这些“撤回来”的捕捞能力全部压往渔业资源早已严重衰退的国内各海域。
有关资料显示，最迟在2001年，有关部门就开始制定并实施了沿海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政策。2001年开始拨专款资助部分渔民上岸转业，2002年起连续3年，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7亿元用于渔船强制报废和渔民转产转业项目补助，农业部渔业局也因此每年拿出6000万元。[80]
根据农业部农渔办[2003]38号文件规定，以一艘150~200千瓦的渔船为例，若上交马力指标（即捕捞许可证）并拆解渔船的，给予8万元的补助。这样的渔船，一般有5~8个股东，每家供养人数约3~5人。[81] 这表示，渔民转产转业的人均补助为2000元~5300元/人。
渔民一般没有土地，不像有承包地的农民那样还有一点基本生活保障。他们若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一家人的生活就成为大问题。
现有资料显示，上述“减少渔船”的政策是有成效的。2010年，我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的数量比2003年减少了约2万艘，减少9.1%。不过，渔船的功率却增加了5.3%。[82]
渔船的数量减少、功率增加，表明渔船的平均功率增加，实际上应该是大功率渔船有所增加，这似乎可以解读为，我国外海或远海捕捞能力有所增强。这与图6-4显示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显然，对于“减船”政策的效果不能太乐观。一是渔船数量曲线的“翘尾”因素不能不察，这往往意味着强势政策的强力反弹。二是“上岸”渔民转产转业无果，最终因其生活无着落而重新“找回”自己的渔船，“因而，‘三无’渔船有所增加，且管理难度加大”[83]。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口、就业和生存压力，比任何政策都强大。
此外，上述政策在“减人”方面也有成效。图6-3显示，2010年我国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比2001年高峰时减少了13.89万人，减少11.53%，若算上兼业劳动力，则海洋捕捞劳动力总量减少了18.56万人，减少9.17%。
但令人意外的是，一方面“减船减人”均有成效，另一方面，2010年的海洋捕捞产量却比2004年减产后的低谷产量增长了8.62%，并略超1999年的峰值产量（见图6-1）。这至少说明，“减船减人”与“生存就业”存在某种程度的博弈。
不过，现有来自不同渠道的资料显示，我国海洋捕捞劳动力的确在减少。
专业研究的数据显示，2000—2004年，浙江、上海、广西的海洋捕捞劳动力分别净减少减少12%、27%和19%；山东与2001年相比，减少9%；江苏与2000年相比，减员22403人。[84]
中国渔政部门的数据显示，2002—2009年间，黄渤海区三省一市累计投入转产转业资金4.59亿元，实际减船9002艘，培训转产渔民33800人。[85]
广东台山海洋与渔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5月，渔业劳动力比前些年的高峰时期下降了一半左右。[86]
无论以上数据怎样“花哨”，但一部分劳动力的确是“减”下来了，尤其是那些作为“传统渔民”的海洋捕捞劳动力。
在福建省平潭县平潭岛，有人口40万人，原来都以渔业为生，岛东海域曾是福建省的主要渔场。到20世纪90年代末，平潭岛近海基本上无鱼可打。若想继续打渔，需要购买价值百万以上的远海捕捞船，而大多数渔民无力承担，只能弃船上岸。该岛流水镇的一个小渔村原来有500多户传统渔家，到2000年，仍然以捕鱼为生的不足30户。岛上人均不足两分沙地，只能种一些产量很低的花生和地瓜。为了生计，弃船上岸的渔民除少数做点小生意外，其余纷纷出岛打工。[87]
一般地说，在那些被迫退出海洋捕捞的传统渔民中，选择转行打工、出国“打洋工”的都是再就业比较困难的。因为学历低、缺乏技能或年龄偏大，他们或者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偏低。
选择出国“打洋工”的渔民家庭一般更加困难，因为都知道出国之路危机四伏，如果不是期望摆脱困境（如高负债、高利贷），他们也不会选择冒大风险。
历史上，由于天灾、战祸、瘟疫，东南沿海的渔民都曾“赤脚下南洋”，或当苦力，或做小生意。清末时期，也曾经出现数百万人“下南洋”的移民潮，但那是一段华工的血泪史。
老渔民说了，“水干了那个（打渔）心就完（死）了”。
人们常说，欲成事者需经“大风大浪”锻炼，而“传统渔民”都经受过大风大浪，因此，真正的渔民一个个都是“铮铮汉子”。当他们被迫离开了心爱的海洋和渔船以后，如同断翅海鸟，蓝色海洋成为他们不能碰触却又难以忘怀的心痛。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飘流四方/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大海啊故乡》歌词）
那原本优美、悠扬的歌声，现在听起来凄婉、忧伤。
【本文说明】这里陆续发布了《人口困局》一书被删除的关于海洋的两章。这些内容是笔者对“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过度捕捞和严重污染对海洋资源毁灭性破坏的描述，这既是《人口困局》所揭示的我国资源严重透支的主要表现之一（其它还有土地、食物、能源，尤其是水资源的严重透支），也是我国严重水污染的最后归宿和“集结地”，其景象远非“触目惊心”能够形容。
笔者的《人口困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一书研究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并认为这是我国目前最大最基本的国情。本书原书名是：《中国大困局：资源·环境·人口》，后来，出版社怕书名“太震撼”，临进厂印刷前，改用现在的书名。（本书再版时，将把书名改回来）
本书出版时先后删除了约17万字（现在成书33.5万字）。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减少出版发行的阻力，二是为了满足“畅销书”对版面篇幅的要求。从结构来说，这导致有关于海洋的2个整章和其它6个整节被迫删除。我将陆续在此陆续发布这些被删除的内容，敬请关注。
这里关于过度捕捞和严重污染对海洋资源毁灭性破坏的内容，可以看成笔者关于海洋资源和污染问题的研究报告。若报刊媒体有意刊用，请与我联系。
《人口困局》被删的第6章《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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