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

《人口困局》一书作者

近些年，国人被各种环境恶化的信息“吓”得麻木了，于是，“鸵鸟策略”成为一种广泛的选择。但是，“鸵鸟策略”应该是人类的策略吗？

早在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已经提出强烈警告：“如果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无需等到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人就可能会承受这些灾难”。“我们的那一点经济积累根本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可以恢复，社会危机付出政治成本也可以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产生，就不可逆转，会成为民族灾难”。[①]

说实话，笔者写作《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一书时，并没有注意到国家环保总局这位高级官员的上述“警告”，但是，我的学术专著对环境恶化的警告与他完全相同：

“目前，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和透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

“如果我们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缓解这种紧张关系，那我国资源和环境系统的崩溃就可能成为现实，而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的，很可能不是温室效应，不是能源枯竭，甚至也不是粮食短缺，而极有可能是严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②]

显然，这不仅仅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简单。这是两位研究者在占有大量资源环境数据的基础上，先后对我国资源环境严峻形势得出的完全相同的结论，并且，也是对我国日益逼近的大规模环境危机发出的一次、再次严重警告！

与职能部门领导仅仅从环保角度认识环境危机不同，笔者的《人口困局》从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入手，占有更为广泛的数据资料，这些数据资料涉及多学科、多部门以及更大的时间跨度，其逻辑更加严密，结论更加严峻，警告更加严重。而潘局长发出严重警告8年以来，我国环境恶化的速度出人意外地大大加快，显然，大自然能够留给我们应对危机的时间比8年前更加紧迫、急促。

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十八大以后，决策层（新班子）明显加大了遏制环境污染的力度，而习总书记关于“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③]的一系列论述，集中代表了决策层（新班子）遏制环境恶化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一点，对于遏制环境恶化，至关重要。

但是，决策层的决心需要行政机构去落实，而我国痼疾丛生的官僚体制能够将这种决心落实到何种程度，令人严重不乐观。太多的利益羁绊会导致许多出自高层意愿的举措“落”到“虚”处。更何况，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单独“应战”环境污染，它往往也会感觉力不从心。所以，仅仅依靠官方这一条“腿”去遏制环境恶化，风险极大，那些“看起来不错”的举措被“束之高阁”的概率很高。

然而，现实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容不得我们再蹉跎岁月，再“用时间换空间”，因此，必须迈开另一条腿，即动员公众参与其中。“独脚”必然“跛行”，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切实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

国际经验（尤其是日本经验）显示，对于环境治理来说，公众参与（包括民间环保组织的参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推动环保立法、公开污染信息、污染损害诉讼以及监督政府、监督官员、监督企业、监督污染源、等等。

从根本上说，官员可能渎职（包括故意渎职），政府也可能被自己的官员愚弄，但公众（尤其是污染事件当事人），既不受“戏弄”，也不会“打马虎眼”。因为，污染就在他的身边，并且关系他和家人的健康、安危，若有权利，他不可能“视而不见”。

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只需要赋予他们参与环境治理的权利。

2014年12月10日

附录：

一、《人口困局》第12章第3节提出，避免爆发大规模环境危机，需要严格节能减排，严厉治理污染。为此，在宏观上，需要解决三大问题：

（1）摆正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需要在指导思想上把治理污染放在经济增长之上。（2）公开污染信息，动员公众参与。（3）完善法律，严格执法。

二、更重要的是，《人口困局》第8章论证了我国“先污染后治理”的愿望落空。在“人口高位运行”（指我国总人口在10亿~14亿区间）条件下，环境治理最终是赶不上环境污染速度的，因此，我国的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竭力推迟大范围环境危机爆发的时间。（参见笔者在“中国改革网”的专栏里《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一文，该文的主要内容以《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为题，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 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