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一书作者：李尚勇
【寓言】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有一大群野牛因被驱赶而向前狂奔，没有一头牛能够看见前方是一处断崖。每一头牛即惊慌又兴奋，它们都不会去思考“奔向何方”这个问题，它们只是被动地接受身边同伴传递过来的信号——快跑！牛群蹄声隆隆如雷，其命运不言而喻。
到2020年，我国GDP能够比2010年翻一番吗？
在决策层提出“十二五”规划指导思想之前（这一般以“制定规划建议”的形式提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课题组曾经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依赖性”
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一个课题组，研究《“十二五”时期至203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该课题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领导、由该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李善同研究员负责。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夕（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该课题研究报告公开发表，随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简称“国研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等网站相继转载。
该课题组采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对2008—2030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动态模拟分析。在动态模拟分析中，他们设置了3种动态模拟情景，即基准情景、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和风险情景，其中，基准情景“假定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和劳动力、自然资源、出口和技术进步等）继续沿着过去的趋势而变化，它反映了在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状况”。简单地说就是，“基准情景”假定中国经济沿着既有经济增长轨迹，在制度、体制和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状况。
表1是该课题组给出的“基准情景”条件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状况”。
从表1可见，沿着既有经济增长轨迹，我国GDP在2010、2020、2030年分别达到5.1万亿、10.48万亿、19.24万亿美元，即在既有制度、体制和政策条件下，在2010年的基础上，我国GDP会在2020年翻一番，在2030年再翻一番。这也就是说，我国“既有制度”会造成我国经济在未来20年内再翻两番。
这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制度依赖性”，按照既有路线、轨迹走，“2020年翻一番”不成问题，甚至 “2030年再翻一番”也不是问题。
不过，动态模拟数据显示，我国的能源和环境并不支持上述“翻一番”和“再翻一番”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虽然，该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并没有明确表述这一意见，但是，课题组的数据间接说明了这一点：与“翻一番”和“再翻一番”对应的是， 2020、203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指数（2010年＝1）分别达到1.79和2.79，温室气体排放指数也相应提高到1.69和2.51。（后文将详述这些数据的意义）
该课题组的基本判断是：“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经济发展（应为“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和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持续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较慢，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仍然是投资”。基于此，课题组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是：“从长期来看，要抵御各种内外部不利影响和风险因素，很重要的方面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起能源资源节约高效的新型增长模式，从而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压力”。[1]
二、我国能源早已不堪重负
实际上，随着我国人口突破12亿和经济超速增长，1992年，我国开始出现能源供给缺口，且逐年增大，1997年最终沦为能源纯进口国。2007—2010年，我国年均能源缺口扩大到3.1亿吨，占年均能源消费总量的10.3%；同一时期，我国年均能源净进口量为3.4亿吨，占年均能源消费总量的11.4%。（见图1）
资料来源和说明：（1）图1来自《人口困局》一书“图4
长期以来，美国是名副其实的能源消费“巨无霸”。1990年以后的15年间，美国能源消费一直占有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4左右（年均比重24.5%）。1990年，我国能源消费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仅为9.1%，只有美国的36.7%。但是，2000年以后，我国能源消费比重快速爬升，2009年与美国持平，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2012年达到21.9%，超过美国4.2个百分点。（见图2）
资料来源：BP集团公司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6月、2013年6月，BP中国/报告和出版物，网址：http://www.bp.com/。
最近10多年，因对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忧虑加深，世界主要国家的能源消费总量及其比重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唯独我国是逆势而为，强势增长。
显然，在国际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温室效应”日渐明显，“炭排放”日益目标化、价格化的今天，“全球能源消费第一”的“帽子”只能成为国际能源和节能减排谈判时被攻击的标靶，甚至还会引出一些更大的麻烦。
虽然，从总量来看，我国目前似乎还只有区区10%的能源供给缺口，但是，若研究能源结构，分析其供求关系就会知道，我国真正的能源风险，就潜藏于能源结构之中。我国的煤炭消费比重畸高，石油缺口日益扩大，并且又是天然气资源小国。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能源消费的最大特点是煤炭消费比重很大。
2011年，我国煤炭消费量高达1839.4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49.4%，是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70.4%，超过世界煤炭平均消费水平40个百分点，且分别超过欧盟和美国54和48个百分点。（见图3）
资料来源：（1）图3来自《人口困局》一书“图4
煤炭消费比重畸高造成的最大问题是，它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其它能源形式要大得多。例如，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意味着大量土地和耕地被占用、被破坏，并造成水资源破坏（包括地下水径流破坏、地表水减少和矿井废水排放），瓦斯排放，煤矸石堆存，地表沉陷等环境问题。煤炭消费（燃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所有能源形式中最严重的，它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和有害重金属等污染物数量比其它能源形式多得多；同时，燃煤还会排放大量颗粒物（烟尘和粉尘），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有资料显示，大气中82%以上的重金属来自燃煤污染。
最近10年，我国煤炭消费增长了1.21倍，年均增长8.3%，增长率明显加快。2009年，我国甚至成为煤炭净进口国。
我国能源的真正“短板”和风险是石油。
对于我国石油供求平衡来说，下面几个数据具有标志性意义：1993年，石油消费量超过生产量，我国从此沦为石油“净进口”国；2002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8年我国石油净进口超过生产量，石油净进口量突破2亿吨大关；2009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达到4.32亿吨，这分别是1980、1990、2000年的4.94、3.77和1.92倍；同年，我国石油产量接近石油生产的极限值2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8.6%。（见图4）
资料来源和说明：（1）图4-3来自《人口困局》一书。（1）1980-1994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6）》；1995-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2011）》。（2）对外依存度＝净进口/消费量。
可见，石油供给是我国高风险能源结构中最薄弱的一环，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国际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不安，如果出现某种突发事件，我国的石油进口及其运输通道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2]
（进一步的详细论述，请参考笔者的《人口困局》第4章）
三、我国资源环境不支持GDP再翻一番
笔者的研究显示，我国现实的资源和环境状况明显不支持我国GDP“2020年翻一番”、“2030年翻两番”的粗放式经济增长。
例如，根据《2011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上述课题组的动态模拟数据计算，在既有体制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条件下，我国的能源缺口在2020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48.2%和66.8%（见表1）。
在我国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2007—2010年年均能源缺口10.3%、2012年能源消费占全球比重21.9%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下，我国能源消费要在全球范围内，再“拓展”48.2%到66.8%的空间，不仅不可能，而且高度危险，因为，这极有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国际冲突。
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动荡不安，一个个“地区热点”甚至“火药桶”，相继浮出水面。在动荡的中东、“反恐”阿富汗和多事的“朝核问题”之后，出现了东海钓鱼岛、南海东南亚、乌克兰危机，最近，极端组织ISIS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并扬言5年内，将其“版图”扩大到西抵北非、东到中国新疆、北临俄罗斯、南到中非的广大地区[3]。在国际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幅度“拓展”能源消费空间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导致国际外部环境恶化，而最终丧失经济和社会发展机遇。
再如，30年来，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日益紧张起来。目前，这一紧张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
笔者的《人口困局》一书的资料和数据显示，在“人口高位运行”（指我国人口在10亿～14亿之间运行）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基本的国情。任何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主张，如果没有考虑到本书所讨论的“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即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那他的“发展和改革锣鼓”就有可能没有敲在“点子”上。（详见拙作《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中国改革》，2014年第4期）
笔者注意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4]的核心理念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议》全文完全没有“翻番”概念。十八大以后，十八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主要文献（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也没有出现“翻番”概念。唯独《十八大报告》“蹊跷”地出现了“2020年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和要求。
其实，“十八大”前后，正是我国最高权力交接的时期。在这期间，“老”班子不理“新政”，“新”班子还没有“履新”，都没有精力研究长期发展战略。当时，新、老班子达成的共识是，排除“极左”干扰，重启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班子“履新”的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而这一历史性任务，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实现。
权力交接必然会形成“权力真空”，这有利于有些人在《十八大报告》中夹带“私货”。这应该就是“翻一番”出现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原因。其实，在那个时期，改革力量在经济发展方面达成的主要共识是“加快经济转型”，而不是“GDP翻一番”。所以，“翻一番”的出现，令许多人深感意外。
事实上，“强调GDP增长”正是拖延、阻滞和抵制深化改革的最好手段和方法，也是保持并扩大寻租活动的最有效途径。
说白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制定的体制改革目标全面实现以前，“GDP增长”就是粗放式经济增长。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就是承接东部地区所淘汰的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等低层次产业，这意味着严重的环境污染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在东部地区，主要就是承接国际资本转移过来的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产业，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加重、加深。
说穿了，在既有投融资体制和国家金融垄断的条件下，粗放式“GDP增长”，尤其是地方“GDP增长”，就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体制内”收入，增加官员收入，增加腐败官员的腐败收入，而这部分非常有限人群的收入提高，将会以当地环境进一步恶化且不可逆转为代价。
刚刚出版的重要文献显示，在“十八大”之后不到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对“翻一番”提出了强烈质疑。他说，“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想一想，在现有基础上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总量增加一倍，产能继续过剩，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习总书记重新解读了“十八大”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要实现科学发展，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5]
一个月后，习总书记再次否定了“GDP至上”，他说，“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他警告说，“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不能把一个地方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他要求建立针对领导干部的环保责任追究制度，并指示“组织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统计部门、监察部门等都要把这个事情落实好”。[6]
四、主动放缓经济增长以减轻资源环境压力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深化改革，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既有的“制度惯性”，我国GDP能够“翻一番”，甚至“再翻一番”，这明显能够为少数“玩”GDP的利益集团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它将耗尽我国某些资源个体，导致环境崩溃，这意味着整个民族的灾难，甚至是深重灾难。笔者的《人口困局》充分论证了这一点：“最终决定人类生存命运的往往不是资源总体的耗损过度，而是其中关系人类生存的某一种或某几种资源个体的枯竭。当那些关系人类生存的有限的个体资源被耗尽、被破坏或者被污染而失去了资源功能，人类自身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的，很可能不是温室效应，不是能源枯竭，甚至也不是粮食短缺，而极有可能是严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7]
决策层（新班子）显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2013年9月7日，习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提问时，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他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8]
在全面启动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他强调“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9]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后刚刚一个月，中央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人们欣喜地发现，会后发布的“会议公报”破天荒地用文学语言写成（例如，要“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会议及其公报的的一大亮点，正是将“绿色生态”贯彻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最近发表的文献显示，公报中的“文学语言”直接来自习总书记的讲话。[10]
与此同时，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也一再强调，政府“不刺激”、“不救市”，“专心调结构、促改革”。[11]
但是，现实的问题和危险在于，决策层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正确思想和政策导向并没有被地方政府贯彻到底。“GDP主义”在地方仍然大有市场。这不仅表现在1年多以前“翻一番”目标对地方政府的直接刺激，如2013年头几个月，“各地新一轮投资计划密集出台，总金额超20万亿”[12]；也表现在之后各地方政府“分散”出台的GDP增长或发展计划，有的甚至直接给基层政府压GDP增长指标。毕竟，目前全国仅有约70个县市明确取消了GDP考核[13]。
由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明确指出，“
笔者历时5年完成的《人口困局》一书的结论也是如此[15]：
我们需要调低经济预期以减轻经济压力，需要主动放缓经济增长以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需要放弃地方GDP考核以减轻官员的压力并抑制其非理性政治冲动，需要更有力的节能减排政策以减轻能源压力，需要真正落实现有环境法律法规以减缓环境整体恶化的速度，需要利用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前的有限时间（约20年），逐步解决并消化30年粗放式经济增长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不可否认，我国30年粗放式经济增长累积起了大量经济和社会矛盾，其中许多是深层次矛盾。在这里，解决矛盾的常规手段和办法基本上都已经失灵。吴敬琏对此的评价是，“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30年前，我们逐渐从“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并习惯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各级官员也习惯了“用发展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但是，30年后，资源和环境的严峻形势，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尖锐程度，已经将“用发展去解决问题”的空间压缩得微乎其微。
30年来，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真理，是制胜法宝，但30年后，时过境迁，按照邓公深刻思维的逻辑，是到了适当放缓经济增长，主动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以深化体制改革为手段，解决并消化一系列“几乎到了临界点”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了。
任何的拖延、犹豫都可能坐失深化改革、积极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的最后良机，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因为，历史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时间，让我们“犯错再改正”。
这是我们面对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即中国目前最大最基本国情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本文与《中国私家车的最终命运》算是姊妹篇。
搜狐热评：
[1]李善同：《“十二五”时期至203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43期。
[2]李尚勇：《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第59-70页。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讲话》，
[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7]李尚勇：《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第336页。
[8]习近平：《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日报》，
[9]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0]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中国政府网：《省长看新闻“找信号” 李克强再论“不刺激”》，
[12]记者王晔君：《地方拉响过度投资警报》，《北京商报》，
[13]记者李金磊：《多省份调整县市考核方式 中国告别“唯GDP论”》，中国新闻网/新闻中心/国内新闻，
[14]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2013年3月，内容概要第1页。
[15]李尚勇：《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第217、323、316、317、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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