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该文的主要内容以相同题目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16年第1期。

【引言】在央视2015年5月的一档达人秀节目中，河南小伙子挑战“高空叠椅”，将椅子数量叠至14把。节目现场令人惊心动魄。

杂技“高空叠椅”演出成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节目设计满足力学原理，二是演员动作规范。在室内或无风环境下，前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椅子制作规范，二是高空叠椅的晃动距离要小于其失衡临界值；演员动作规范体现为两点，一是叠椅位置精准，二是身体摆动幅度小于高空叠椅的晃动允许值。

如果把“高空叠椅”移到室外表演，并且叠椅数量不受限制，那么，杂技表演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将不复存在，或者说，造成“高空叠椅”晃动的因素就会增加，比如，不受控制的自然风成为最大隐患，叠椅晃动的距离会随叠椅高度增大，而叠椅晃动增加也会使演员身体的摆动幅度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杂技“高空叠椅”就转变成为“叠椅冒险游戏”，最终结果肯定是悲剧性的。

同样道理，一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制于许多客观条件，如果主观臆断，硬要去挑战大自然，肆意超越或者突破那些限制条件，那么，所谓经济增长就会转变为经济冒险，其结果同样是悲剧性的，只不过悲剧结果的出现需要一些时日。

一、“生态城市”环境恶化

2016年的元旦让人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新年庆典，而是雾霾不仅袭击中东部地区，而且开始叩击西部大门。

四川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与西南山区的过渡带，曾是陆路进藏的“咽喉”。多年以来，雅安官方都打“生态牌”，号称“生态雅安”。不过前些年，还真有些“生态味”。以空气质量为例。

根据2010—2011年雅安市气象局的资料，雅安近地面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水平是国内最高地区之一。其城区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等级大多数情况都在6级（负离子浓度≥2100个/立方厘米）以上（这是大中城市的10多倍），近郊峰值可接近60000个/立方厘米，风景区则超过该值。当年的宣传标签是，“天府之肺”、“中国的绿色宝石”和“中国生态气候城市”。[①]（空气负氧离子被誉为“空气维生素”，对人体身心健康有利。）

雅安前些年的空气质量亦达到国家一级标准。2009—2011年，雅安一级空气的比例在64.9%～81.9%之间，超二级空气仅有1、2天/年（见图3）。2013年1～6月，雅安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1.38，在全省21个市州中排名第3位，仅比马尔康和康定高0.13。[②]

令人想不到的是，2015年底开始的所谓“跨年雾霾”，让“生态雅安”的牛皮迅速吹破。

2015年12月31日18点，笔者手机截屏图显示，雅安空气重度污染，空气质量指数AQI均值为246，在全国有监测数据的426个城市排名中，位列406位。当晚20时前后，AQI均值一度达到310。见图4。

图4 雅安空气质量指数AQI截屏图

其实，这几年，不仅是空气质量沦落，雅安的水质基本上也是同步沦落。青衣江雅安城区河段（雅安主城区集中饮用水源地）2009年全年平均值为Ⅱ类水质，2010—2012年下降为Ⅲ类（个别月份有Ⅱ类水质）。2013年以后，该河段全年水质均为Ⅲ类。

我在《水污染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民主与科学》2015年第4期）一文中曾经说明，现行2002版地表水质标准的Ⅲ类水质，不及1988、1999年水质标准的Ⅳ类水，而Ⅳ类水污染严重，人体直接接触有害，只能作为工业和农业用水，不能用作居民生活饮用水。

其实，地方官员都知道，现在的Ⅲ类水（实际是Ⅳ类水）不能饮用，所以，前两年，因为青衣江水沦落为Ⅲ类（Ⅳ类）水质不能饮用，当地便计划改用青衣江一级支流周公河为城区居民生活饮用水源。可是，该饮用水工程还没有完工，地方当局“突然”发现，周公河水其实也早已沦落为Ⅲ类（Ⅳ类）水质。令官方意外的是，周公河不是被工业污染，而是那些富含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抗生素和各种洗涤剂的漫山遍野的面源污染所致。于是，当地只好另找饮用水源。

二、环境恶化的内因

“生态雅安”何以在短短几年里迅速沦落为污染城市？窃以为，这主要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原因。

外部原因，比如雾霾，就有外部输入的因素。从有监测数据开始（2013年），四川盆地的所谓“跨年雾霾”已经有3年历史。在时间上，2013—2015年“跨年雾霾”分别持续了9天、17天和12天，但是雾霾强度实际上是逐年增加的。例如，前两年，四川盆地的雾霾对雅安影响不大，而2015年却将雅安推到了“重度污染城市”的行列。

但是，“生态雅安”迅速沦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内部。例如，就在本文写作时，2016年1月8日，雅安的雾霾再度上升，其AQI平均值达到115（AQI峰值达到138），超过成都AQI平均值105（见图4），显然，雅安这一天的雾霾不能说是主要来自四川盆地。

雅安水环境恶化的情况最能说明雅安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来自内部，因为雅安是所在水系（青衣江流域）的上游。青衣江发源于雅安市宝兴县，到雅安城区共接纳了市辖4个县的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污染。

雅安水污染由来已久：

（1）笔者在《人口困局》书中曾经写道，雅安周边县是全国闻名的茶叶鲜叶产生大县，这几年，该县许多农民因种茶而提高了收入。但是，这非常有限的收入提高却很可能难以持续。因为，当地茶农采摘“明前茶”往往高频度大剂量施用氮肥，最普遍的做法是，“几天施肥一次”。当地深知内情的农业技术人员担心，若干年后，在那些富含化肥、农药和重金属的土地上，不仅茶树不能存活，其它农作物可能也难以生长。当地农民告诉笔者，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什么庄稼都种不活”的土地。据说，农民为此“深耕1米”，想埋掉那些“有毒泥土”。[③]周边其它产茶区县，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土地污染（主要包括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等）是水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2）2009年，雅安的酸雨量占总雨量的52.4%[④]。酸雨是雨水被大气中的酸性气体污染所形成，是空气污染的表现之一。

（3）雅安是所谓的水电之乡，几乎所有河流都像“灌香肠”一样被水电站一一截断，有些河段甚至完全断流（以宝兴河为甚），自然河流的自然生态功能（如河流自净）和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水生生物和鱼类的生存环境被完全破坏，珍惜野生鱼类（如雅鱼）几近灭绝。目前，雅安的水电开发已成定局，且已经接近尾声（已经开发95.37%），水电开发的负面影响已经无可避免。

（4）在雅安市中北部各县有众多作坊式石材加工企业，富含大量石材粉末和重金属的加工废水，未作处理就近直接排入河道，造成河水污染。2002年9月，笔者曾考察过当地的水污染现状，并在当年的考察报告中将污染最严重的水电站水库称为“雅安第一汤”。上述污染累积终于在2008年10月酿成了一次惊动全国的水污染事故。当年，水库放水致库内淤积的泥沙污物冲入河道，河水浑浊度超过正常值数百倍。河中鱼类大量死亡，自来水厂停水，雅安市区全城停水多日。因为当时没有备用水源，市区13万人饮水困难。[⑤]

（5）早些年，雅安各区县涉化工、涉重金属企业不多，但如今，仅仅进入“2013年四川省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名单”的就有15家[⑥]。其中，一些重污染企业正是在雅安主城区居民集中饮用水源地上游。

（6）早在2006年4月，笔者下乡便发现青衣江支流名山河污染严重，有些河段的水质差不多是劣Ⅴ类。7年后（2014年），笔者去名山河的工业园区河段考察后发现，该河段事实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然河流的水功能。图7是笔者在名山工业园区最南端拍摄的名山河槐树村段面的污染情况。据当地人介绍，这还不是名山河污染最严重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在图7污染河段下游不远处，就是村民的机灌取水口。当地村民告诉笔者，他们需要用名山河水灌溉。拙作《人口困局》的数据显示，在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民不得不用严重污染了的劣Ⅴ类“毒水”灌溉农作物。[⑦]笔者没想到，如今在“生态雅安”也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2014年初，四川省有关部门规划，要将“（目前10多万人口的）雅安市中心城区培育成50万～100万人口城市”[⑧]。雅安官场为之兴奋。有官媒官员向笔者约稿，说请论述其“重大意义”。笔者断然拒绝稿约，并直言告之：若雅安真的发展成为50万人口城市，那“生态雅安”的生态、环境就会彻底崩溃，“生态雅安”将不复存在。

没想到，还没有等到人口翻番，“生态雅安”的牛皮就已经吹破了。

三、我国环境加速恶化的四大原因

“生态城市”环境恶化说明我国的环境恶化在加速。

从表面上看，环境“迅速”恶化，其实“迅速”是表象，由量变到质变才是本质，才是真相。那么，我国环境恶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目前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寻找原因（拙作《人口困局》一书深入讨论过前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总量巨大，且肆意挥霍资源，恣意破坏环境，这必然招致大自然的疯狂“报复”。

笔者在《人口困局》曾论述过国人与大自然争夺生存空间的“厮杀”：“其中既有人们向荒山森林要地、向草地沙漠要粮的壮举，也有大自然疯狂报复，掠地毁田的凶狠。人进林退，人进草退，人进水退，人进湖退，人进海退；与此同时，水进人退，风进人退，沙进人退；而更加凶狠惨烈的是，凡是人类活动过的地方都象失血一样大量流失土壤，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层正在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变薄，人们对此几乎完全无可奈何。”[⑨]

2014年初，“网易数读”利用“谷歌”一款名为“全球森林监察”（简称GFW）交互地图网站提供的森林资源数据，做了一期名为“全球森林实况图：绿色中国有多‘绿’”的专题。图8是其中欧亚大陆各国的森林覆盖率。

根据GFW的统计，2001—2012年间，中国森林的损耗面积位列全球第六，其间共失去约611.3万公顷的林地。2014年中国官方公布的森林覆盖率大约高出GFW统计值的27%。[⑩]

再请看看日本，那是一块几乎被深绿色填满的土地。多年以来，日本主要从中国进口木材及其制品，自己国内一颗树不砍。与此相反，“森林穷国”却非理智地大肆出口木材及其制品。

本来，中国人的梦想应该是“人减少、树增加”，现在相反，人越来越多，而生态意义上的树却越来越少。请别提醒我说还有经济林木和果树，因为，从生态角度看，经济林木和果树，甚至还可以推至相当一部分人工林，它们都不是“树”，而是“农作物”和“农产品”。将其称为“树”并计入森林覆盖率是自欺欺人，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可能发挥生态之树的功能。

图8  欧亚大陆各国森林覆盖率

资料来源：网易数读的《全球森林实况图：绿色中国有多“绿”》

由于14亿中国人需要太多的土地去养活、去生存，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切实际的想“发财致富”，甚至不择手段，这令中国的资源环境早已招架不住，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只是资源环境被“掏空”这一事实的冰山一角。更要命的是水资源的污染和枯竭（以《人口困局》一书的详实数据为证），那关系到民族的生存。

本来人口总量巨大，却一方面，放弃人口总量控制，甚至还要鼓励生育（这一点等笔者忙过这阵子再专论）；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肆意挥霍资源，进而加重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比如，在14亿人口大国，竟然效仿美国，大力发展并鼓励使用私家车，结果，连雅安这样的小城市也满城满街私家车，时不时也会堵得寸步难行，这成为当地严重雾霾的主要或重要来源（环保部年底宣布，京杭穗深雾霾的首要来源是机动车[11]）。

普及私家车最为恶劣的是彻底改变了中国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转而采用美国式资源浪费型模式。但这一不可持续的享乐型模式同时也是高风险模式，美国人在中短期也许还能“玩”得下去，可是14亿人口的中国，目前已经形如垒卵，随时可能陷入危机——只要人家乐意。千万别把这种危机想得太简单，因为它已经具有“链式反应”的性质。

第二，在人口总量巨大的国度，长期、全面推行粗放式经济增长，必然会造成广大国土、遍布城乡的海（水）陆空立体污染。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令所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都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地盘大力发展粗放式经济。越是落后地区，就越是敢于将高耗能、高污染、高物耗企业（简称“三高企业”）引进来，甚至藏起来（比如藏在偏远的山沟里[12]）。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先污染后治理”、“最严峻的污染时刻即将过去”，这些“想当然”的虚假判断严重误导公众和决策层，让人们失去了遭遇“大规模环境危机”的紧迫感。而事实上，由于“人口高位运行”和粗放经济高增长，我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已所剩无几，环境治理事实上已经缺乏“战略纵深”，缺乏“战略回旋余地”，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所以，《人口困局》的数据显示，“先污染后治理”的愿望事实上已经落空[13]——我国目前城乡全面立体污染的严重局面正在失去控制。（拉闸停电、临时停工停产、约谈主政官员只能算是“游戏”，谈不上“控制”）

有经济学家完全无视上述严重局面，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然可以保持8%的年增长率”，他的基本理由是，其它一些国家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及其水平上曾经按这个增长率发展了20年左右。出于同样的思维模式和推理逻辑，他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形势也比较乐观，因为，他看到，发达国家都是“先污染后治理”，并且都很成功。他甚至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就是制造业比重大的阶段，也就是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阶段。若放慢经济增长脚步，只能使这个发展阶段拖得更长，环境污染更严重。

笔者左看右想，总觉得，他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其理论虽然“光亮、完美”，但却脱离了中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这个最大最基本国情的实际。尽管大经济学家应该与“生搬硬套”不沾边，但是很遗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今天严峻的环境形势面前，这样的思维模式很可怕，因为，历史已经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可以犯错再改正。老天爷眷顾中华民族，曾一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交了太多的“学费”，但如今，他老人家也没法再给我们留下“交学费”的时间了。

第三，贪官污吏贪欲无限，恣意妄为，使中国的环境形势雪上加霜。进入新世纪以来，地方（尤其是落后地区的）贪官污吏最喜欢经济增长，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大力招商引资”，意味着可以从招商引资中分享“红利”，这包括能放到桌面上的“招商引资奖励”（好几个百分点），私下收受或索取的贿赂，甚至还有几个百分点的企业“干股”。

在雅安，贪官徐孟加就是这样干的。他任雅安市委书记的7年（2006—2013年），正是雅安环境污染由量变到质变、最后彻底变坏的7年。在这7年中，他向上勾结上级贪官，向下勾结奸商，将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引进雅安各区县，对雅安今天水陆空立体污染格局的形成负有不可推选的责任。

第四，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仍然只有雷声不见雨点。按理说（即按全面深化改革的“60条”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要继续维持高增长，以免增加经济和环境危机的风险，而是要全面改革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抑制环境恶化最为有效的手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后，笔者曾为受训官员分析过，如果这个“60条”中有1/3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实施范围中有1/3能够真正改革到位，那么，中国社会就将发生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会超过当初的改革开放。

然而，实质性的改革、转型何其之难啊！这其实早已在笔者的预料之中。

笔者写作至此，恰巧读到了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关于体制改革的论述，他在谈到贯彻《决定》存在四大阻力时说，“因为（早先）改革得不彻底，所以就有很多腐败的机会，利用旧体制的遗产发财致富，这个力量在30年中积累得很强大了，不可小视”。而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苏联式意识形态障碍依然存在，它的“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14]。

在这种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粗放式增长模式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而粗放式增长在地方经济中还是主流，并且仍在继续。

吴敬琏证实，“近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今年第三季度刺激措施的强度并不比2009年低，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几近于无”[15]。

尽管宏观不振已经反映了粗放式增长“气数已尽”的现实，但在微观层面，它却象“臭豆腐”一样仍然被人津津乐道。显然，这里的本质还是利益关系。粗略分析，粗放式增长（除开继续重复建设“摊大饼”不说，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就是引进“三高企业”）的受益者有四，一是贪官，二是企业老板，三是地方财政，四是就业人口。贪官的“红利”和外地企业老板（多半是东部三高企业改头换面“混”过来）的利润显然与当地老百姓无关；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受益人也主要是财政供养人口，这与当地非财政供养的普通老百姓基本无关。所以，就这三部分来说，普通老百姓难以受益。

就业人口问题最容易混淆视听，所以需要单独讨论。三高企业能够吸收当地少数劳动力就业这是事实，但问题是，当地就业受益人数与高污染受害人群完全不成比例（悬殊太大）。在数量非常有限的就业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失去土地的村民，这些村民的土地要不直接被企业占用，要不就是因企业污染而无法耕种。对于这部分村民来说，他们因为三高企业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虽有一份微薄的收入，但是很无奈，因为，近距离的高污染将伴随他们终身，这显然不是他们愿意选择的生活。对于另外一部分就业者来说，虽然没有失去土地的不幸，但每天承受高污染，而且，水、空气、土地、食物都遭受污染，这实际上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大为下降。这正是当地村民向笔者倾诉的主要问题，也是当地人一致反对三高企业的主要理由。

从雅安污染地受害人群的口中，笔者听到，某某“祸水”（三高企业）是省里、市里“谁谁谁”引过来的。

显然，这是一个公开秘密。老百姓心中有数。

201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