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当局：洪泽湖每年都要发生数次污染事故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淮河流域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在全国最为突出，这决定了淮河流域必然会在全国率先出现灾难性严重水污染；而淮河流域的人口过度膨胀，以及1990年代以后叠加上遍地开花的粗放式增长，决定了该流域的严峻污染形势会长期存在。2010年，淮河流域人口密度为696人∕平方公里，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0倍，是日本人口密度的2.1倍。
（一）
2018年8月下旬，受台风影响，淮河流域（安徽）出现强降雨，许多“水闸”被打开放水，平时积蓄的大量污水随着雨水一起，向下游涌去。这种被称为“洪水”的劣Ⅴ类毒水（我在《人口困局》书中将其定义为“放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安全”）经泗洪县溧河洼汇入洪泽湖，从
图片来自“重案组37号”的上述文章
淮河流域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94年7月，淮河流域第一次爆发大规模严重水污染，震惊中外。当时，淮河上游突降暴雨，一些水库乘机开闸泄污。洪水所经之处鱼虾尽死。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长达54天之久，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1]
上述“淮河水污染事件”，引起了管理高层的重视，出台首部流域治污规划，提出了“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2]，并从1995年开始在淮河流域进行大规模治污行动。
然而，10年花费巨资集中治污以后，淮河流域严重水污染依旧。2004年7月，甚至又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所谓“特大污染事故”。据说，淮河里“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如同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
为什么会有如此规模的特大污染？
“特大污染事故”发生后，国家环保总局高级官员坦言，“淮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超过50%，远远超过国际上内陆河合理开发利用程度30%的平均水平，河道基本丧失生态基流，已不能简单称之为河流。枯水季节，死水一潭；洪水季节，毒浪滔天，近万座水库闸坝的修建导致河流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加剧，生态不断恶化，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质被彻底改变，淮河基本丧失自净能力”。[4]
在上述情形下，半个多世纪“治淮”所兴建的“近万座水库闸坝”的主要功能都发生了改变，即它们平时将污泥浊水拦截积蓄（以应对环评检测），洪水季节伺机泄排。而且，各地官员的管理思路都“高度一致”，“如出一辙”，大家高度认同大暴雨的“有利泄排时机”，所以不约而同集中泄排，这就是“特大污染事故”的直接原因。不过，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1951年大规模治理淮河以后的几十年间，干流全长1000公里、支流约580条的淮河，“被5700多个大小闸坝所截断”，另外还有“3500多个中小型水库和36座大型水库”，总库容达270亿立方米，占到淮河天然径流量的近一半。[5]如此一来，淮河已不能称之为河流，而是有如“香肠”一般的一长串“超级水塘”。
在上述“特大污染事故”中，当地专家估计，有“总量超过5亿吨”的污水排入下游。该数据相当于淮海流域进入统计范围的工业废水总量（12.4亿吨[6]）的40%。这充分说明了当地处理污水的“思路高度一致”，同时也说明了“集中排放”的规模。
据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官员介绍，在这次大暴雨前几天，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上下游、跨部门污染联防’”，即“先见之明”地指导上游部分闸坝“提前小流量下泄污水”，不然的话，污水的毒性、浓度和规模更大，其“损失之大（将）是不能想象的”。[7]
上述情况表明，在淮河流域，“平时拦污、暴雨集中泄污”是一种常态。每年都有“积蓄了一个冬春”的几亿立方米高浓度污水在雨季被排放到下游。不同年份“动静”大小的区别只在于，是否被媒体“逮住”并成功曝光。
（以上内容来自李尚勇的《中国大困局：人口·资源·环境》书稿）
图片为下面沈汝发等人文章的配图
（二）
可见，对当地来说，2018年的这次“洪泽湖污染事件”其实很平常，只不过，它是淮河流域最近一次“被媒体逮住并成功曝光”的污染事件。
记者找到的文件也显示，“淮安和宿迁两市2016年制定的《洪泽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文本》提到，由于上游河南、安徽以及徐州地区的污水团不定期下泄，使得入湖河流污染严重，洪泽湖每年都要发生数次污染事故”。（记者沈汝发等：《上游洪水来袭下游鱼蟹死亡，泄洪为何变泄污？》，新华网，
这次洪泽湖污染事件发生后，环保部门立即对污水来源进行调查。“监测结果显示，洪泽湖主要入湖河流中，新濉河、新汴河入境水质均为劣V类。江苏和安徽两地的环保部门经会商一致认定，初步原因是由于上游泄洪夹带污水造成”。
有趣的是，2012年，江苏宿迁、安徽宿州等8个地级市曾签订了一个《关于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上游城市提闸放水应提前24小时向下游城市通报，内容包括水质、水量、水文等情况，汛期应急提闸放水应提前6小时向下游通报。上游城市提闸放水应提前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综合考虑上下游水质情况，并对下游水质影响进行评估，严禁以泄污为目的进行提闸放水”。[8]
该协议对上游地区的约束是，“提闸”前要“提前通报”、“提前采取污染防治措施”、“严禁泄污”。显而易见，除了“提前通报”勉强可以兑现以外（2018年这一次就没有兑现），后两条实难做到。因为，“如今的淮河已不能称之为河流”，而淮河流域有如“香肠”般的一串串“超级水塘”，平时积蓄的污水总要找机会下泄，任何文字都难以“消化”这些浊物。
所以，地方当局所说“洪泽湖每年都要发生数次污染事故”是可信的。
其实，淮河流域的治污工作年年都在做，地方政府为此也有所努力，局部治污也的确有成效，但是，在整体上，20多年花费巨资治污以后，淮河流域的严重水污染依旧。
2016—2017年的“中央环保风暴”间接确认了淮河流域的这种污染形势：在淮河流域的河南，“与2013年相比，2015年全省纳入监测的16个重点小流域有5个污染程度明显上升；纳入国、省控监测的49条河流94个监测断面中，14条河流24个断面污染程度上升明显”；“部分流域水质恶化明显，漯河市颍河、鹤壁市卫河及汤河、平顶山市八里河等流域，2015年主要污染物浓度与2013年相比均大幅上升”；“开封惠济河，信阳黑泥沟、新申河，南阳梅溪河等城市河流水体恶臭问题突出”；“2015年卫河皇甫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分别比2013年上升10.3%、79.7%和97.8%”。[9]
在淮河流域的安徽，“重点流域区域环境问题突出”。“淮河支流水质长期没有改善，2016年监测的27条淮河二、三级支流中，7条水质为Ⅴ类，10条为劣Ⅴ类”。其原因在于，“大量入河排污口长期超标排放”，“生活污水直排环境”，“垃圾渗滤液直排环境”，“大量养殖粪污直排环境”，等等（这里没有提到农业面源污染）。[10]
这一次“中央环保风暴”明显比“1995年开始的淮河流域进行大规模治污行动”的力度要大。在河南，中央环保督察组“共责令整改1614件，立案处罚188件，拘留31人，约谈148人，责任追究1231人”[11]；在安徽，“责令整改3113家，立案处罚803家，累计罚款2635.2万元；立案侦查52件，拘留63人；约谈637人，问责476人”[12]。
然而，2018年的这次“洪泽湖污染事件”后，“为了弄清污水的来源，记者分两路与环保、水利、公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沿河而上，在安徽、河南两省看到，部分河流污染严重”：“在安徽宿州市埇桥区的夏桥闸，流经的方河水浑浊发黑，水面上漂浮着杂物，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在安徽淮北市烈山区陈路口闸，流经的雷河同样污染严重”；“当地村民指着附近的一条河沟说，这里的污水排放到雷河里，里面连泥鳅都养不活”；“在安徽濉溪县，位于县城中心的萧濉新河河水黄中发黑，水面上漂着死鱼，臭味令人作呕”；“在河南境内，记者看到惠济河的一条支流马家河污染严重，乳白色、黄色、绿色及黑色的物质交替出现。马家河边上就是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沿线不仅有各种生活污水管，还有畜禽养殖场及集聚区的排管，不断有黑色的污水排入马家河”。[13]
上述情况再次说明，这种“运动式”治污行动的作用相当有限。笔者《人口困局》一书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
不仅如此，淮河流域还是中国污染最深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该流域土壤、土地、山体、河道和地下水体的污染趋势难以逆转。截止到2009年，该流域河南省的“癌*症*村”超过39个，湖北有6个，安徽有25个，江苏超过21个。[14]
“癌*症*村”一词最先由媒体使用，有人对此颇有微词。但是，2013年2月，国家环保部在其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正式认可并使用了“癌*症*村”这个称谓。[15]
（三）
笔者《人口困局》一书的研究显示：淮河流域严重持续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淮河流域的人口过度膨胀，以及1990年代以后叠加上遍地开花的粗放式增长。
表7-3是1953—2010年淮河流域的人口增长情况。
表7-3显示，1953年之后的29、37、47、57年间，淮河流域的总人口分别增长了66.8%、92.2%、104.4%、134.2%。虽然57年间其人口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正负差距不大，但其人口密度却始终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5.0倍。2010年，淮河流域人口密度为696人∕平方公里，这是日本人口密度的2.1倍。
正是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和越来越高的人口总量，压垮了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实际上，在1990年代初，中国的地方GDP竞争（制度本质是地方官员收入水平和政绩竞争）还没有完全展开，在此之前的以水环境恶化为标志的环境恶化主要是因为人口过度膨胀，即人口对环境的巨大压力造成。这也就是说，1950年以后的40年，仅仅为了满足不断膨胀人口的基本需求，如食物需求、生活必需品需求以及非常有限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如“结婚四大件”更新），就已经造成了“震惊中外”的1994年淮河流域严重水污染事件。
“结婚四大件”更新：70年代，手表、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黑白电视机、电冰箱、石英手表、收录机；90年代，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
淮河流域广为流传的新歌谣最能说明人口过度膨胀与水环境恶化的关系，它唱道：“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
可以肯定的是，“八十年代鱼虾绝代”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即工业化第二阶段）才刚刚起步。所以，淮河流域1990年代中前期的严重水污染，以及1994年严重水污染第一次大爆发的账，不能完全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头上。
如果全面考查淮河流域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就会知道，淮河流域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尖锐矛盾在全国最为突出，并且长期存在。统计数据显示，淮河流域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36，可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11，水资源占全国的1/32，而人口却占全国的1/7，其人口密度居七大流域之首。[16]
若论国土面积，海河流域与淮河流域相差并不大，但作为中国最缺水的地区，海河流域的人口密度也仅有淮河流域的60.6%[17]，其人口压力指数（565）仅有淮河流域（1304）的43.3%。
可见，淮河流域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在全国最为突出，这决定了淮河流域必然会在全国率先出现灾难性严重水污染。
当然，如果叠加上1990年代以后遍地开花的粗放式增长，叠加上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和破坏，那淮河流域显示出难以逆转的持续严重水污染便不难理解了。
（四）
如果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关数据与英国和日本比较，便可以知道，在淮河流域实现“先污染后治理”仅仅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国人普遍有一个“想当然”的错误见解，认为日本的人口密度大于中国。但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2010年，中国中东部18省市有10.2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76.2%），人口密度466.7人/平方公里，这是日本人口密度的1.3倍。在淮河流域人口密度为696人∕平方公里，这是日本人口密度的2.1倍。（参见图10-2）
历史资料显示，英国成功实现“先污染后治理”的首要条件（历史条件）是，英国人口少，人口密度低，且人口主要集中于工业区和大小城市[18]。在这个条件下，英国当时工业和城市污染虽然严重但却仅限于局部，即污染仅仅发生在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除此之外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广大乡村并没有出现环境污染，大范围的江河水系并没有被污染。
历史数据显示，1750年，英国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其人口密度仅仅43.2人/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只有微不足道的4.5；1851年，英国环境污染最严重且被迫开始治理时，其人口密度也只有112.7人/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仅为30.9；1953年，伦敦毒雾事件时期，其人口密度也不过209.3人/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也只有106.4。[19]
淮河流域国土面积（26.9万平方公里）与英国（24.3万平方公里）相当，但只有日本（37.8万平方公里）的71.2%。若以工业化进程相近的人口数据相比，即以我国淮河流域2010年人口数据与英国、日本1953年数据相比，则我国淮河流域总人口分别是英国、日本的3.7和2.2倍，人口密度分别是3.3和3.0倍，人口压力指数分别是12.3和6.6倍。即使退一步，同样以2010年人口数据相比，这3组数据也分别高达3.0和1.5倍、2.7和2.1倍、8.2和3.1倍（见图10-2）
可见，淮河流域现实的人口数据与“先污染后治理”的两个典型国家差距很大，距离“先污染后治理”的人口限定条件太远。（“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将另文介绍）
同样，如果叠加上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和破坏，再考虑到中国“人口高位运行”（总人口10亿~14亿）可能会持续百年，那淮河流域实现“先污染后治理”便只剩下了“梦想”。
容易理解，本文的逻辑也适用于那些“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异常紧张”的地区，比如，中国中东部18省市。（参见：《李尚勇：中国人口压力世界之最》）
参考文献（略）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