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国“权力＋市场”过渡体制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官方垄断了它想垄断的一切领域，并依靠权力垄断取得垄断利益，二是民间经济没有发育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这严重扭曲了企业行为，即企业主要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去获取超额利润，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占有经济资源去获取垄断利润。国有经济主要依靠垄断经济资源盈利；民间经济只能在官方的挤压中艰难求生，它们或者谋求官方庇护，以求分享经济资源利益，或者因“攀官”无缘而任“官”宰割。正是这样的体制诱逼出了“毒胶囊事件”。 

（一）

媒体关于“毒胶囊事件”的报道支持笔者“其毒之源在药厂”[①]的观点。

根据媒体的资料，合格药胶囊的成本是毒胶囊的2倍左右，因此，客观上药厂存在“低成本冲动”。那么，在“毒胶囊事件”中，是药厂本来就道德低下，还是什么东西触发了药厂的“低成本冲动”？

据一家合格药胶囊公司的高管介绍，“曾经有一家制药公司的阿莫西林一直在我们这边订货，但这两年因为价格问题开始亏损，后来就不再进货了”。

看来，至少有一部分药厂的“低成本冲动”是被某种东西所触发。

记者的采访显示，“（药品低价招标的）价格已经到了这个水平，出问题是必然的，胶囊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显然，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有资料显示，新一轮医改推进和官方强有力的价格调控，使药品特别是普通常用药的价格经历了多次降价。仅2011年，发改委就宣布药物平均降价21%，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的药品降价。

对官方来说，药品降价是政绩；对公众来说，药品降价是好事。但是，其中的细节和结果却早已令业内人士担忧。因为，官方的药品招标制度指向“低价中标”，在业内竞争激烈的条件下，这自然潜藏着药品质量风险。“按照中标价格根本不可能生产出来，将来一定是要出大问题的”。

“比如阿莫西林，基药招标采购一盒20多粒才2块多，不如一瓶纯净水的价格，平均到每一粒上不到0.1元”。

据说，这次被央视曝光的药厂中，就有一家以低价中标在业界闻名。[②]

上述情况说明，“毒胶囊事件”并不是药厂天生道德低下（至少部分药厂不是），而是药厂的良心被“*”吃了。这“*”就是我们的现行经济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药厂被现行经济体制逼良为娼。

本来，官方是好心为国民办实事，结果搞出来一个“毒胶囊事件”，弄得人人自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其实，这正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吊诡之处。

（二）

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吴敬链称之为命令经济甚为深刻）改革而来，这一改革最大的成绩是引入了市场，并最后效仿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既有改革完全没有触动官僚体制及其权力构架，因此形成了如今“权力＋市场”的过渡体制。从根本上说，将这里的“市场”说成是“市场经济”实在很勉强，因为，在本质上，“权力”仅仅是借助市场发展经济而已。至今，在官方的任何正式文件中，“权力”从来就没有承诺过，凡市场能够做到的“权力”就不再介入，或者换句话，“权力”只处理市场处理不了或处理不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权力”从来就没有承诺过要从微观经济与民争利的格局中有序退出。

有“权力”在其中“搅局”并竭力捞取利益的市场，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并且，历朝历代皆如此，而且，越是靠近现代，“权力经济”越是势力强大，但是，从来就不会有人叫它们为“市场经济”。今天的国有企业，再怎么看都不像“具有经济人理性思维”的市场经济主体，相反，它们与过去的“官办经济”本质相同，与清末的“官办和官督商办”之类的企业没什么本质差异。

退一步，在一定语境下也可以将这里的“市场”说成“市场经济”，但它只是类似于西方1930年代以前的“原始市场经济”，马克思批评它“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③]。我们的“原始市场经济”与西方“原始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是，西方当初信奉“政府不干预经济”，以便让大大小小的私人经济自由竞争，蓬勃发展，而我国的“权力”则固守它认为不能退让的所有领域，只在有限范围内开放市场，且竭力限止真实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限止民间经济[④]的发展。比如，将民间金融界定为“非法集资”并严加打击（动辄判处死刑）就是一例。这类似于清末的“官办和官督商办”经济。我国近代史专家评论说，它们的“垄断只是针对纯粹私营企业。封建官僚对外国资本无可奈何，却总是想阻止民族资本的自由发展。……纯粹私营的工商业不但逃不了苛重的官税，而且还难免遭到层层官僚的勒索”。[⑤]

这种格局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官方垄断了它想垄断的一切领域，并依靠权力垄断取得垄断利益，二是民间经济没有发育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的许多关系其性质的重要特质都没有在我国形成，我国的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空有其名。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演变成了内部人（尤其是企业高管）牟利的工具，他们不在乎自己所在企业有没有经济效率，甚至也不在乎企业盈不盈利，他们只是利用“国有企业”这个“工具”，利用官方给予国企的种种特许权（垄断行业资源、廉价使用土地、低税率使用自然资源、低利率贷款并享受财政补贴），主要在经营过程中谋取利益（不是在经营盈利结算后分享利润），而且往往不计经济后果。例如国企虽然亏损，但高管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国企拿了“4万亿”后，竟然不顾宏观经济大局，不计后果地争“地王”。

国有企业盈利真相：在所有经济形式中，国有经济效率最差，这在理论上早已为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论证清楚了。近几年，从官方公布的数字看，国有经济表面上经营得卓有成效，但从天则经济研究所（由一大批资深经济学家组成）公布的关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报告看，事实完全相反。

该报告指出，2001～2008年，账面上，国有经济累计实现利润4.92万亿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若扣除它们享受的财政补贴，扣除融资的真实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和资源税，国有经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的6.20%。[⑥]

民间经济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有“门路”有“办法”的找官方背景，寻求庇护，甚至自甘堕落，官商勾结，沦为官僚的附庸；没“门路”没“办法”的只好在“苛重官税”和“层层官僚的勒索”中艰难求生。

企业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企业的行为方式。扭曲的经济体制必然“生”出扭曲的企业，并必然扭曲企业行为。

本来，在正常或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规范经营（不搞邪门歪道）且能够在一个行业站住脚（反之则被该行业淘汰），它就可以大致得到该行业的平均利润；若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就会吸引资本进入，该行业平均利润就会下降，并持续下降到与社会平均利润持平为止；若企业想要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企业就得技术创新，利用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期（其它资本无法进入）获取超额利润。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追逐超额利润，一方面促进了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也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被全世界主要国家所信奉所遵循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经济制度下，如果有企业搞邪门歪道，制作假冒伪劣产品，那它就是在自掘坟墓，因为“久走黑路必遇鬼”，一旦有消费者、媒体或者质检部门曝光，它就“玩”完了。所以，欲长期做企业的，绝对不会去冒这个险。只有极少数想一获利就跑的低素质的人，才会去冒险干这种被人不齿的营生。那里的社会道德环境，决定了这种假冒伪劣的营生不可能形成“窝案”，更不会有地方政府为了寻租和税收去保护它们。

然而，我国的现实经济不可能有这样的机制，因为扭曲的“权力＋市场”体制严重扭曲了企业行为。

在我国，绝大多数经济资源不是由市场配置，而是由“权力”配置。所有企业都懂得，在我国这种制度条件下，有官方背景或者关系就能够赚钱。由于有官方背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权力”的化身），国有企业的“经营”重点不是盈利，更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去获取超额利润，而是争取更多地占有稀缺的经济资源，最高境界是通过垄断经济资源去获取垄断高额利润[⑦]。比如，我国国有银行由于高度金融垄断，目前的利润率远高于实体经济，以至于赚太多钱的银行高管都“不好意思”宣布自己的业绩（与此同时，国民的储蓄却是负利率）。

在这里，民间经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谋求官方庇护（本质上是引进官员“参股”），以求分享一些经济资源利益，资源企业如煤炭矿山企业最为典型。二是“攀官”无缘，只能任“官”宰割。后者往往随政策波动而“随波逐流”，随时可能归于灭亡。比如，官方会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配置资源的原则（例如由“准入”变为“不准入”）。这种没有约束甚至也没有“章法”的原则或规则改变，往往意味着大量民间经济的覆灭和民间财富的湮灭。

（三）

理解了上述经济体制和机制背景，再去看“毒胶囊事件”中，众多药厂“哭着喊着”竞相亏损竞标的咄咄怪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面对药价“虚高”（甚至“极高”）的局面，有关部门不是从高药价的制度环节着手，改革“以药养医”制度和药品流通制度，打击医院医生与药商勾结的利益链，而是急功近利，另辟“蹊径”，走控制基本药物价格的老路，并期望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博取民心。

面对官方对基本药物价格的控制，药厂最初的应对策略有两条，一是停产，放弃价格过低且“亏本也不赚吆喝”的那些药品生产，于是，甫一降价，那些老百姓常用的低价药品就随之在药架上消失，这迫使患者购买那些同类同功能的高价药。二是“药品创新”，这其实就是将原来的低价药添加一些可有可无的“玩意儿”，然后高价出售，或者将两三种低价药合并为“一颗”药，再高价出售。

很快，上述勾当“地球人都知道”了。在几个“官方降价→药厂慢慢巧妙提价→官方再降价”这样的周期以后，官方改行基本药物招标制度，强制药厂生产低价常用药。此招标制度的妙处在于，生产什么药、药品什么价都由官方说了算，这简直就是一些人喜欢的“命令经济”的翻版，并且它还是“市场定价”，印有“市场经济”的印记，而且是你企业自己报的价。这一奇妙招标制度的关键之处在于，“低价中标”。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可能低于成本价投标（除非它另有所图），一则企业不会为政府倒贴，甘愿亏损，因为没有讨好政府的必要；二则企业不会为政府去制造假冒伪劣，自寻死路；三则，企业可以说“不”，它放弃投标不会损失什么东西。况且，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也不敢去干逼企业“低价中标”再以假冒伪劣弥补亏损的蠢事。

我们完全不同。国有药厂为了争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这是大局），“自愿”“低价中标”。一则“堤内损失堤外补”，二则亏损有政府兜底，三则还有违法降低成本一条路。于是，毒胶囊就“现身”国有药厂。毕竟，成本降低，盈利增加，内部人的分成比例就会增加。

民企药厂“自愿”“低价中标”的理由也许是，一则提高企业知名度，与官方搞好关系，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被官方垄断了的经济资源（这也是大局）；二则可以使用廉价不合格原料减轻亏损压力；三则我国违法成本很低，并且还有前一条，一般都能够顺利“公关”。（那家以低价中标在业界闻名、在“毒胶囊事件”中被央视曝光的药厂就是一家民营企业，它曾获得包括“优秀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荣誉称号100余个”。可见，它与官方关系甚好，“低价中标”所获得的好处也不少。）

不需要再细说了，是吧？

“毒胶囊事件”将我国经济体制的“吊诡之处”凸现出来，这就是它的制度意义。

2012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