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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6-2):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渤海是中国昔日“渔业之乡”日渐衰落的典型,而衰落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人口高位运行”,10多亿人口的生存压力迫使人们对大海“竭泽而渔”。

 

前面说过,20世纪80年代,渤海小黄鱼侥幸躲过了敲罟酷法而幸存下来,但是,随后而来的“竭泽而渔”对所有鱼类都是灭顶之灾,渤海小黄鱼仍然逃不掉整体覆灭的命运。

一、渤海过度捕捞的规模

渤海素有“渔业摇篮”之称。渤海的莱州湾、渤海湾和辽东湾曾是中国的黄金海洋渔场,曾有“鱼盆”、“虾盆”和“聚宝盆”之称。此外,渤海还是其他海区许多水生动物的天然产卵场。

如今,渤海鱼汛早已消失,就连国家海洋局官员也公开评价说,“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1]

据渔业专家估算,渤海海域可持续利用的可捕捞量约为30/[2]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可捕捞量被突破,此后10多年,渤海的年捕捞量迅速增长,19981999年的峰值捕捞量突破160万吨,达到可捕捞量的5.4倍;最近10年,年均捕捞量是可持续利用可捕捞量的3.5倍。(见图6-6

资料来源:(1)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郝艳萍等人的《渤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探讨》。

需要提及的是,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渤海海洋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提供的渤海捕捞量数据比《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的数据大很多。

该项目提供的数据为[3]:(1)“19802000年渤海区域海洋捕捞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左右”。以30%的比例计算,19802000年,渤海的海洋捕捞量从93.7万吨/年增长到356.8万吨/年;20年年均捕捞量为214.3万吨/年。(2)“2000年,渤海区域海洋捕捞量为49.43亿公斤,占全国的33.45%”。 49.43亿公斤”等于494.3吨,这是《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146.3万吨[4]3.4。(参见图6-6

若该数据可靠,那中国海洋“竭泽而渔”的凶狠程度,就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严重得多。(两组数据如此悬殊,相信读者自有鉴别。)

二、过度捕捞导致优质鱼类资源严重衰退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渔业资源就出现了因过度捕捞而导致传统优质鱼类资源衰退的现象,如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鳓鱼、真鲷、牙鲆等优质鱼类,被黄鲫、日本鳗、青鳞等中上层小型鱼类取而代之。渔业专家指出,“从生态学观点看,在一个成熟的自然生态系中.不存在生态灶真空现象,一些鱼种因捕捞衰退了,而另一些生态灶相似的鱼种乘虚而入,这就是种群替代现象”[5]

几十年的过度捕捞一直持续到今天,上述鱼类种群替代的结果,导致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发生了“优退劣进”的根本性逆转。

中科院的相关研究报告显示,19591998年,“渤海主要渔业资源结构由高营养级渔业资源生物为主逐步变为以低营养级渔业资源生物为主”[6]。该研究报告的具体数据见图6-7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许思思等的《渤海主要渔业资源结构的演变分析》

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统计资料亦显示,渤海的小黄鱼、带鱼、白姑、对虾、梭子蟹等优质经济鱼类占捕捞量的比重在1959年为69.6%19821992年分别下降到58.3%18.9%;与此相反,鳀鱼、黄鲫等小型鱼类1959年仅占12.3%19821992年分别上升为19.8%53.4%[7]

60年代到70年代,渤海大对虾的产量保持在1~2万吨,1979年达4万吨,随后,80年代降至1万吨[8]1998年仅有1700[9]2004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渤海对虾的年产量只有10年前的11.8%[10]

由程家骅研究员(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主持撰写的《黄海渔业资源利用》一书,统计了东海区50年间四大经济鱼类的渔获比重锐减情况,即20世纪50年代,四大渔产占所有渔获物的63.7%70年代下降到47.4%90年代下降到18.8%,仅剩年幼的带鱼和小黄鱼。[11]

专家指出,“从我国目前渔业资源状况看,近海大部分资源品种均出现数量下降,低龄化、低质化的现象。捕捞产量增长的,主要是低质鱼类和贝类,而优质鱼产量年年下降”。[12]

其实,这些年持续高产本身就是“竭泽而渔”的结果,现在的中小渔船都配置了GPS、超声波探鱼仪或雷达等现代助鱼导航仪器。在统计部门的“海洋捕捞产量”中,既包括海带(藻类植物),也包括渔民轻蔑地斥之为“过去根本没人捕,也没人吃”的毛蛤、米虾和“小杂鱼”等低经济价值、低营养价值的鱼虾贝类。[13]21世纪前10年,“在渔获物中约有2/3为低值小杂鱼”[14]

可见,过度捕捞的直接后果是,传统优质鱼类资源衰退并被中低级鱼类资源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若继续采用高科技手段“竭泽而渔”,虽捕捞产量会增加,但海产品品质会持续下降,即捕捞的大多是低营养价值的鱼类,甚至是不能食用仅能做鱼粉饲料的“小杂鱼”。这也许就是中国海洋捕捞这些年表面上持续高产的真相。(参见图6-1

三、渤海的产卵场和索饵场功能严重退化

200456月份,农业部和中国水产科学院的两个海洋水产研究单位对渤海进行了全面的拖网调查,该调查在渤海海域均匀设置了45个调查样本站位,其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15]

1)本次调查共发现鱼类30种,而198319921998年同期调查发现的鱼类分别为634340种;19591982199219982004年同期调查的生物资源指数分别为187.984.351.84.11.5公斤/小时)。这表明“渤海春季渔业生物生殖群体种类和生物资源量都在持续下降”。

21959198219982004年的调查渔获物变化显示,个体较大、营养层次高的鱼类逐渐被小型个体、营养层次低的鱼类替代,其结论是,“目前渤海渔业资源质量低,经济价值高的优势种类少,渤海的渔业资源生产功能已经严重退化”。

3)本次调查发现,占渔获物比例较大的鱼类均为1龄鱼,这说明“渤海渔业生物生殖群体结构的小型化、低龄化更加突出”。由于渤海多数鱼类的生殖高峰期出现在2~4年,所以产卵群体低龄化最终将导致渤海渔业资源严重衰减。

4)在本次调查中,所有大型鱼类几乎都没有出现,重要经济鱼种的渔获量也极少。其结论是,“渤海作为黄、渤海区鱼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的功能已经退化”。这与前面提到的国家海洋局官员的评价相同,即“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

渤海的渔汛是由洄游渤海、产卵觅食越冬的若干鱼群所形成,失去了产卵场和索饵场功能,自然也就失去了吸引鱼群洄游的功能,从而失去了渔场功能。

2009年的专业研究报告也显示,渤海水生生物资源呈严重衰退趋势,鱼类资源由1982年的75种下降到30余种。主要经济鱼类中的鲅鱼、黄姑鱼、鲈鱼、鲳鱼等资源已经严重衰退,带鱼、小黄鱼、真鲷等鱼类濒临绝迹。渤海水域生产力水平已不足20世纪80年代的五分之一。

该报告以沉重的笔调,将渤海渔业资源的演变趋势归纳为:“生物资源被捕获的种类数目在不断减少;鱼卵、仔稚鱼被采集到的种类数及其密度在逐渐减少;生物资源经济品质结构的低质化在迅速加剧;生物资源的相对资源量在急剧下降;生物资源群体结构的小型化、低龄化更加严重;低质的底层鱼类被捕获的生物量在总生物量中所占的比例上升;生物资源群落多样性指数在明显降低;生物资源主要优势种的优势度在逐渐减弱。”[16]

(本章从人口过度膨胀的角度讨论了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和锐减。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又叠加上了严重环境污染,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因此几近枯竭。这将是第9章的内容。)

四、近海渔民艰难求生存

渤海是中国昔日“渔业之乡”日渐衰落的典型,而衰落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人口高位运行”,10多亿人口的生存压力迫使人们对大海“竭泽而渔”。

然而,反过来,近海渔业资源的锐减又对近海渔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渔业生产成本大大增加,二是渔民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

渔业生产成本的大幅度增加,直接导致渔业生产亏损。

位于渤海与黄海交界区的渔民告诉记者说,他们的渔船只能打到“巴掌长”只能做鱼粉的“破烂鱼”,一次出海最多卖20多万元,但出海“光油钱就得烧掉十四五万,还得给20多个船员开工资。把成本刨掉,根本赚不到钱”。[17]

在广东台山,捕鱼产业流传着一个“226法则”,即只有20%的渔船赚钱,另外20%渔船保本,高达60%的渔船亏损经营[18];在浙江,渔船亏损面甚至高达70%[19];在海南,“能赚点钱的只有30%左右,40%的人会亏损”[20]

在这种情况下,柴油补贴成为渔船维持经营的最后希望。浙江渔民对记者坦言,“虽然亏本,但因为有国家的油补,还可以继续维持生产,否则基本上没有人能维持下去”[21]

显然,管理高层很清楚,中国“人口高位运行”,需要补贴这些亏本渔船,以维持这部分蛋白质的供给。

政府柴油补贴的对象为从事国内海洋捕捞、内陆捕捞以及水产养殖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或渔业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当汽油、柴油出厂价分别高于规定价格时,启动补贴机制;低于上述价格时,则停止油价补贴。柴油补贴额度主要由渔船主机功率和出海作业时间决定。具体补贴标准,各地并不一致。

渔民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他们的生存压力增大,这往往导致资源冲突。

有时候,这种生存压力甚至引发了渔民之间的渔业资源“争夺战”。例如,因为近海只能捕到低质“皮皮虾”,为了争夺“皮皮虾”资源,2010年,辽宁绥中张见港24艘渔船组成了“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联盟船队,在海上开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致一人死亡,1人失踪。[22]

资源短缺引发资源争夺战,古今中外皆如此。

 

友情提示:本(专题)系列文章的“人口与资源篇”到此结束,后面是“人口与环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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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0-1):引言和说明》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6单元:近海渔业资源

中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

◎衰落的“渔业摇篮”——渤海

 

 

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7单元:人口与环境

◎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人口高位运行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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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勇

李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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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人口困局》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近些年以经济类现实制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有10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高层“内参”,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中国改革》等学术期刊和专业报纸。中国改革网、光明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曾)为作者辟有个人专栏,财新网和财经网特邀作者开博。 作者拟出版“制度困局三部曲”,已出版《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求解三农困局》(待出版)。 邮箱:lsyon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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