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冥冥之中有定数。资深地震学家郭增建是“为地震而生的人”。他精卫填海般悲壮的一生，“用科学呵护生命”的使命，他的真诚、执著与牺牲，“感动了上天，上苍痛痛快快让其延寿几个月”，让他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令行进在“经验预测”这条荆棘丛生道路上的每一个人感动、震撼。

在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上，尽管主流科学家普遍主张“物理预测”，即“在充分认识地震机理并深刻揭示孕震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把握‘确定性前兆’，并运用其物理规律，准确预测大地震”，但是，对于人类目前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来说，这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

相反，一大批非主流科学家主张，在“物理预测”遥不可及的情况下，人类不能坐以待毙。他们运用包括物理方法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寻找一切可能的地震前兆，并利用一切手段去监测这些“经验性前兆异常”，从而尝试预测地震，这便是业内所说的“经验预测”。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科学家在1975、1976年运用“经验预测”取得了5个大地震的成功临震预报。

根据本书（《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的研究，在目前的科学水平和地震预测技术条件下，只能利用“经验性前兆异常”，采取“经验预测”、“追踪式预测”的形式，捕捉大地震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才能真正实现具有减灾实效的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

进一步地研究显示，要利用“经验预测”实现上述大地震临震预测，需要同时具备“一系列技术条件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

资深地震学家郭增建教授终其一生所创建的非传统、非主流地震预测理论体系，正是笔者所说的“一系列技术条件”的重要科技基础。

本来，郭增建只要“按部就班”顺手就能得到“主流科学家”的名和利，但他却立志并刻意要走一条非传统、非主流的“经验预测”之路。尽管这条路不为主流科学界所认同、所接受，因而荆棘丛生，无名无利，但是，它却是实现大地震防震减灾的唯一现实道路。就因为这一点，郭增建不计名利，不顾荣辱，锲而不舍，殚精竭虑，苦苦探索，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时间以换取生命质量”去完成他“用科学呵护生命”的神圣使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笔者仰望未来，倘若有一天，实现了地震预报制度变革，明确将大地震临震预报作为地震研究和日常工作的目标（这意味着地震部门的工作目标就是通过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去实现真实有效的防震减灾），那么，郭增建创建的非主流地震预测理论体系，正是打开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一把钥匙。

毫无疑问，郭增建是非主流地震预测的一面旗帜和曾经的领军之人。

在人类与大地震的抗争中，永远有他的一席之地，主流、非主流科学家也因此而永远记得他，怀念他！

笔者特作此文，悼念他，缅怀他对于非主流地震预测的杰出贡献。

一、郭增建在经验预测理论上的突出贡献

郭增建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资深地震学家家，因为他在中国地震界学术地位较高且长期担任领导职务而被推举长期担任中国两个官方半官方地震预测组织“两委”主任一职。（国家地震局属下的“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属下的“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简称“两委”）。

笔者根据相关学术文献和资料，将郭增建教授在地震预测领域的学术贡献归纳如下：

郭增建（1931.1.20—2017.12.11）“是中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和地震学家，是中国大震考察、烈度评定、地震预测和防灾减灾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郭增建195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从事地震研究工作。1958年由他倡导并组织进行了1920年海原8.5级地震考察，这被称为“打响中国地震预报第一枪”的行动。这次考察的研究结果奠定了中国1966—1976年用宏观异常预测地震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他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震源机制的学者，第一个发表地下水动态与地震前兆及其地震预测关系的文章，第一个确定断层构造与地震震级之间的定量关系。早在板块构造学说出现之前，普遍认为中国地壳运动是以垂直力源为主的时期，他便用震源机制推求出中国现代构造活动力源以水平运动为主的学说。

作为曾经的主流地震学家，他从独特的研究视角，以经验性地震前兆异常观测实践为基础，以地震地质相关科学基础理论为指导，用非传统、非主流、非线性思维，建立起了组合模式、立交模式、调制模式、灾害链模式、迁移模式和前兆穴位模式等六大非主流地震预测理论模式，以及静中动、三性法、异年倍九法等非主流地震预测方法。他的这些非传统、非主流地震预测理论、方法和指导思想，是地震界、地震学术公认的学术成就，他也因此成为中国非主流地震预测的一面旗帜和领军人物。（想想，他远在甘肃兰州，但其成员主要集中在北京的“两委”都推举他长期担任“主任”一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曾经的资深主流地震学家，郭增建教授完全可以按照主流“物理预测”这条“死胡同”一路走下去，发论文、出专著、评职称、做“项目”，最后评院士，享受“崇高”的学术带头人的“荣誉”和财富。但是，他没有这样选择！当他意识到，在现有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物理预测”是一条死路，而利用经验性前兆异常才是地震短临预测的现实出路以后，他便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经验预测”这条荆棘丛生的研究道路，并且在“经验预测”技术理论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尽管这种非主流地震预测研究“一直也被边缘化，没有得到任何项目的支持”，他依然义无返顾地“飞蛾扑火”、“精卫填海”[1]、至死不渝！（后一句引号内的文字是他儿子郭安宁的原话）

笔者在《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中对以郭增建为代表的非主流科学家另辟蹊径、长期艰苦探索有如下描述[2]：

“两委”前主任郭增建对其“苦衷”（即非主流科学家被“边缘化”处境艰难）有如下描述：“两委”的老专家们“缺乏研究与预测经费，又没有中国地震局前兆信息的通达通道，基本上都是业余用自己过去独特的方法进行着预测”；由于缺乏经费和前兆信息来源，并且难于及时会商（仅靠“化缘”一年只能开2次会商会），“因而对中长期预测不可能有更深的研究”，也难以对短临震情进行跟踪预测。[3]

郭增建教授曾描述过地震预报体制“逆转”后非主流科学家探索地震预测方法的“悲情史”。他说，“当群测群防消失后，再也没有那种可供大家分析的很多的材料了”，而且，由于地震系统是封闭的，非主流科学家再也得不到来自该系统的前兆异常信息，所以，他们“选取另外一条道路”，即（绕开地震系统信息平台而）选用其它前兆信息进行地震预测”[4]。

读到这段文字，笔者不禁悲从中来。我没有想到，今天广为人知的可公度性、大天体活动性、地磁暴、洪震灾害链、热红外、电离层、次声波，甚至鹦鹉，这些非主流地震预测方法竟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令人感慨的是，我们的非主流科学家居然成功“突围”，其探索过程的艰辛、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虽然主流科学家总是非常小心地避开“地震预报”，但是，中国主流地震学术界还是明确承认郭增建在非主流地震预测领域的突出学术贡献。甘肃省地震局官方正式发表的纪念郭增建的文章肯定他“为我国地震科学研究和地震预测预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5]：

“（郭增建同志）他潜心致力于地震科学事业的研究，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注重将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地震成因、地震预测预报、地震对策和自然灾害学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其研究成果始终站在国内、国际科学前沿”。

他于1957年提出了地震活动高潮具有一定周期性的论断，为地震长期预测提供了依据；1963年首次发现了中国大陆现代构造运动方向偏移现象，提出了依据这种迁移性和断层构造分段计算地震震级的方法；1964年发表了我国第一篇利用地下水异常预测地震的论文；1965年首次建立了根据震源断层长度估计震级的关系式（即计算公式）；1966年发表用地震迁移现象预测地震的论文；1971年提出了大震前震源断层有预运动的观点，并与他人合作首次得出地震空区形成的时间与震级的关系式；1973—1977年提出了大震孕育的组合模式和叠加模式；1977年发现地震活动和地震前兆有倍九日期的特征，后来发展成为地震孕育的调制模式，并应用于地震临震预测；1979年，出版《震源物理》一书，提出了地震孕震力源和形成机理等一系列理论和方法；1988年，他在国内首先倡导地震对策研究，并主编出版了《地震对策》和《城市地震对策》等专著；1988年后，他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对大震、大旱、大洪水之间的灾害链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撰写了《灾害物理学》、《未来灾害学》等专著和论文。（此处说明两点：一是官方作者刻意回避了郭增建父子于2009年出版的重要学术专著《5•12汶川地震预报回顾》；二是这里没有提及郭增建1990年退休以后27年探索非主流地震预测的一系列学术成果[6]。）

“在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中，郭增建同志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唯真唯勤，先后发表科技论文260多篇，出版著作11部，为我国地震科学研究和地震预测预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最后，甘肃省地震局官方用郭增建自己的话肯定了他崇高的一生：“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他自己的誓言：誓然吾灯到油尽”[7]。可见，郭增建对地震预测的杰出贡献，主流、非主流科学界都高度认同。

二、郭增建儿子对父亲的泣血怀念

《唐山地震与大地震预测探索》是郭增建父子合著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也是郭增建生前完成并交付出版社的最后一部专著。

交付书稿这一天，离他去世仅仅27天！

西安地图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郭增建的儿子郭安宁后来在该书出版“后语”中深情地写道[8]：

真是天不假年，2017年12月11日，为人民减灾事业累了一生的父亲他永远地休息了。作为儿子，更重要的是，作为他事业的继承人，要为他写一点东西时，映入脑海的是，“为地震而生的人走了”。

郭安宁回忆说：

从1960年代开始，郭增建在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为地震系统培养了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遍布整个地震系统，而兰州地震研究所也因此而被“圈内人”称为“中国地震系统专家学者的摇篮”。

其实，父亲他最早是从事地球物理研究的学者，本来他可以在这个研究领域出成果，也许成就更大，但是，他偏偏为地震预测这个善事的使命所驱动，以能够产生防震减灾实效的经验性地震预测探索为其终身奋斗的事业。

尽管经验性地震预测这个学科在科学界存在非议，但他从未放弃，并始终站在“经验预测”理论的最前沿，殚精竭虑，苦苦探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的这一探索从发表第一篇文章算起，整整持续了60年之久。

父亲对人情世故、人际关系一窍不通，却独独“通”了探索地震预测这一“窍”，且乐此不疲，甘愿耗尽毕生心血。

世间有地震，他就是为地震而生的人，是为驱除地震之魔而生的人！

郭安宁介绍说，2000年4月，郭增建69岁时，曾对自己年轻时研究方向的选择做了一个回顾。他说，当他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后，经李善邦老师指引，认识到了地震预测的重要性。后来接触到了前苏联的地震预测资料，认识到了地震预测预报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立志“下决心在这个（世界）难题上尽一份力量”。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意识到这是他人生的重大决定：“这是人生的战略，它决定着各个年龄段战术的总方向”；“我思考再三，决定以‘事实’和‘物理’为战略，来对地震（预测）预报的难题发起一个士兵的进攻”。（笔者今天知道，这个“事实”就是“大地震经验性前兆异常”，这个“物理”就是运用基础科学理论对“经验性前兆异常”预测实践所做的理论总结。）他最后写道：“我的科研人生快要走完了。我自知自己走过的轨迹是什么。为了人民的防灾事业，我对余生的心愿是：誓然吾灯到油尽。”

郭安宁没有想到，他的父亲会以“牺牲生命时间换取生命质量”的方式，去践行他自己的上述誓言。

郭安宁写道：

2003年7月，因为“心动过速”，郭增建被迫植入了“心脏除颤器（ICD）”。

2013年底，作为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主任，他在北京开完例会便病倒了。经查是间断性房颤，其实就是他心功能恶化的更进一步表现。

对他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房颤发作时，他便焦躁不安，无法安身安心，自然也就无法正常工作。

2014年4月回到兰州后，医生给他开了“除房颤”的“悦复隆”药（即盐酸普罗帕酮）。服用该药不到几个小时房颤就消失了。他非常高兴。

细心的儿子翻看药品说明书后发现，盐酸普罗帕酮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会产生心肌伤害，这意味着心力衰竭可能提早发生。于是提醒父亲，“这个药是一种麻醉剂，这样做可能对心脏造成二次伤害，能否吃一点停一点，让心跳有一点，但也不是无休止地让房颤发生下去，这样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郭增建总是回避这个问题，或者淡淡地笑着回答：“我已经是最小剂量地在用它了”。

郭安宁知道，他父亲平常素有“慎用药物”的习惯，而这次为了能够继续研究工作，他是铁了心“牺牲生命时间换取生命质量”了。

郭安宁写道：

从此以后，他拼命地工作。他对电脑不擅长，但对研究所里文献书籍的分布却非常熟悉。需要查资料时，他就拄着拐杖，晃晃悠悠地走到图书馆或者他的办公室，有时也到临街的“文印铺”去打印。

图书馆管理员曾说，大个子郭局长每天颤颤悠悠拄着拐杖走过科学院院子，就是科学院的一景。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从随意上图书馆办公室查资料到只能走单趟，从不用拐仗到拄上拐杖，从慢慢步行到颤悠蹒跚行走，再到实在走不动打电话要求送资料到家里，最后连走到桌子边坐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的头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工作。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专著《天灾预测学简论》的全部著述工作（2015年11月出版）；与我合作定稿了《汶川地震与大地震预测探索》（2018年1月出版）和《唐山地震与大地震预测探索》（2018年11月出版）两部专著；与我合作完成了十几篇论文的写作；并用他自己的地震预测方法，对2013年7月甘肃岷县漳县6.6级地震和2017年8月8日九寨沟7.0级地震进行了震例总结。

九寨沟7级地震，是郭增建总结的最后一个7级大地震预测震例。其实，在此之前2个多月，他已经因为脑梗而丧失了语言功能，更不用说继续研究工作。但奇迹再次发生了。

郭安宁写道：

那是2017年5月28日，父亲突然言语不清，送他到兰大医院检查后，确诊为脑梗塞。在检查期间，他呜噜呜噜地给我说着什么，可我根本就没有听懂。后来才知道，他在给我说，他剩最后一篇文章没有完成。

可是没有想到，仅仅输液一天，他的语言能力便完全恢复了，几天后便轻松出院了。但随后，超出常理且非常奇怪而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为了防止凝血（防脑梗），医生给父亲服用了抗凝药“法华林那”，之后，因怕凝血过度需要定期检查“凝血时间”。但出院后检查发现，他的凝血时间出奇地长，达到了正常值的10倍。我当时怀疑这肯定错了，赶忙又去医院重新检查，但检查结果还是10倍。“这已经是七窍流血的后果呀！我去问过大夫，这是活人所具有的指标吗？医生无语，面面相觑”。

随后，医生又为他开了“维生素K”（这药被称为“凝血维生素”，即帮助血液凝固）。之后，父亲竟然无恙。此后，他又沉浸到他的论文写作之中去了。

“这真是一个奇迹。真的老天有灵，让他的生命再延续了5个月，完成了他最后的研究与著述。”

奇怪的是，随后这几个月，父亲身体状态很好，即使是10月份通过ICD记录看到室颤发生最厉害的9月份，他依然自觉身体状态非常好。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他所有的预测理论和方法的总结。其中，就包括他对8月8日九寨沟7.0级地震预测所做的分析和总结。

这段时间，我也想把父亲的所有研究成果串起来。而当做完这些工作后，我写了一个20多页的总结，并打算放在我们合著专著中。父亲抽空看了这些分析与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他说，“这也是我最后的总结了。”

进入2017年10月，我与父亲约定的合著专著都已经完成，我也把他的理论全部串了起来。我与父亲事业的交接算是完成了。

这时，父亲告诉我说，他所有思想都完成了，今后再也写不了什么东西了。

2017年11日27日，是他再次入院的日子，也是他生命到最后加速崩溃的日子。而其实在一周以前，他已经走不动了，他开始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了。

尽管他的崩溃似心衰已经开始，总是处于迷呼状态，但是一听到地震，他会突然眼睛一亮。

12月1日，他在昏昏欲睡中醒来。那天正好是“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下半年例会时间。我让他说几句，于是，他对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最后提出了三点意见：（1）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群测群防；（2）需要继续研究大地震的特殊成因及其预测方法；（3）不断拦截的调制模式是“追踪式预测”的好思路。

这是父亲呕心沥血，攻其一生，最后滴血泣泪的总结！尽管地震预报还未解决，前途还远（渺茫），行业萧条，但是老人临终前仍然对后继者寄予殷切的希望。

2017年12月11日，“为地震而生的人走了”！

郭安宁写道：

父亲郭增建在科学生涯上走过的道路，是一个曲折探索的历程，尤其在近晚年时，他并不是在众人喝彩的道路上行进，而是另辟蹊径，独立创新，艰难探索。他用荣辱不惊的态度，持之以恒的努力，去完成一个用科学呵护生命的神圣使命。回顾其间，有回肠荡气之情，更有委婉凄凉之景，曲折中有光明，绝境中有重生。无论这些努力的结果如何，它都体现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更是良知!

地震预测（“经验预测”），这不是一个取得成就的事业，而是一个奉献的事业，一个为了良知而积德的事业！

三、郭局长竟然没有为妻子谋一职

1957年，郭增建从北京来到甘肃兰州，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地球物理观测台，后来又创建了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室副主任，西北地震考察队队长，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甘肃省地震局局长。

在地震学术界，他是中国地震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中国科协减灾专家组成员，任中国地震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主任（2004—2017）、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主任和名誉主任。

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获得“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个人”称号（属全国劳模）和科研成果奖，并同时授于科研成果奖状；1986年，被国家科委评定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9年，被甘肃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被国家地震局授于“有贡献的地震预报专家”称号。1978年，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9]

郭增建官至“甘肃省地震局局长”，竟然没有为妻子谋一职，这大大出人意外。而更意外的是，在那个西北一隅，郭夫人竟然做了一辈子“临时工”。

他儿子郭安宁回忆说[10]：

1957年7月，中科院地球所兰州地球物理观测台开始观测工作。那时，台上多是郭增建夫妇两个人值班。当年，观测台有蛇、狼等野生动物出没。每次去台上换纸，都是他俩结伴而行。有一次，还真遇到了狼。他母亲首先看到了，大喊一声：“增建，狼！”由于那划破夜空的声音过于犀利响亮，狼闻声而退了。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下了中国最早的八大观测台的观测历史。

图片来源：郭安宁、郭增建：《唐山地震与大地震预测探索》一书

他母亲贤惠，“在台上人多时，母亲就到食堂打义工，没有任何报酬”。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家里生活困难，母亲在地震局干了临时工，先是干最苦的泥水匠普工。现今还留存的兰州市五泉山水化观测台，就是当年她一袋一袋地把水泥和沙子背上去建设而成的，而这些工作，连男人都难于承受”。

“后来，她又在地震局干起了最苦最脏的活——掏垃圾、运垃圾，而此时，父亲已是地震局的领导了……

“一位老同志说起这点时，不无感慨而深情地讲道：‘在地震局，别说局长了，连一个处长的夫人也有个好工作。’母亲这位临时工，直到她最后干不动时，才离开了她的“工作”岗位。父亲始终没有过解决母亲这个临时工的转正。

“因为母亲没有工作，现在也只有最低的社会保障。”

“母亲在父亲走后（半个月），25日又住院了，当到医院里，大夫给她看病后要求住院时，她也就是一句话：‘我是家属，没有工作，你不要让我住院。’”

老人这一句话，让人感慨、唏嘘。

*            *            *

青海著名诗人張进京先生曾为郭增建做小诗《朝圣者》，诗云[11]：

背显微驼

盖源于驮负的期待太重太沉

面容憔悴

乃出自不倦的追求太远太久

……

欲把自己求索的雕像

塑于震源之处

那是早已预约的

人生最后的归宿

图片来源：郭安宁、郭增建：《唐山地震与大地震预测探索》一书

四、笔者的终身遗憾与深深的敬意

最令笔者无比遗憾的是，我在郭增建教授生前一直到没有与他取得联系，一直到2017年12月的一天，得到他离世的消息，我整个人便傻掉了。我知道，我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

其实，笔者对这位曾经在两个官方半官方地震预测学术组织中担任主任的重量级地震学家早有所闻。在本书7稿接近完成的时候，笔者拜读了郭增建父子的学术专著《5.12汶川地震预报回顾》。在该书的字里行间，笔者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许多主张与两位郭教授的观点惊人地一致，于是，便将他们的精彩论述补充进了本书的相关章节。此后，我一直想找一个恰当时机“打扰”这位传说中的资深地震学家，聆听他的教诲。再后来，便是忙于《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的出版工作，以及出版焦虑和幻想用新书作“见面礼”。如此一耽搁，没想到竟错失机缘，成永远的遗憾。

笔者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作此文，并且始终被本文的资料、文字所感动、所震撼。如果读者你也能够了解真相，理解其中的艰辛、磨难和牺牲，那么，你同样会为郭增建教授“誓燃吾灯到油尽”的崇高精神所感动、所震撼。如果你是非主流“经验预测”研究团队中的一员，那么，你也会因此而被郭教授的这种执著追求真理、舍弃名利前途、精卫填海般的崇高精神所鼓舞、所激励。

冥冥之中，也许真就是这样一个结局：也许，“他就是为地震而生的人”，来人间完成“用科学呵护生命”的使命；也许，“正是他的执著感动了上天，上苍痛痛快快让其延寿几个月”，让他完成使命；也许，当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之后，“他就要回到天堂去了！”[12]

高智慧之人说过：人生的全部意义在于，人走的时候，他的灵魂比来的时候要高那么一点。我想，郭增建就是带着这种崇高的灵魂离我们而去。

愿他的在天之灵走向更高的层次！

2019年6月26日于钟山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