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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欣闻,北京、江苏、山东等省市拟将英语考试作为改革重点,北京拟降低英语分值的高考比重。[1] 显然,有关部门开始“想通”了,不过,还没有完全“想通”。笔者在此发表8年前的旧作,以便广大网友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反思现行外语考试制度。毕竟,走上“神坛”的外语考试祸害的不仅仅是“高考”。

 

从什么时候开始,外语(主要是英语)考试成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的痛?

在“十年浩劫”中,一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成了政治野心家们的炮弹,他们据此否定外语教学,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借此迫害知识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恢复了外语教学,恢复了外语考试,也恢复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这是令人欣慰的。不过,事情慢慢就变了味。尊重知识,变成了尊重外语知识,尊重人才,变成了尊重人才的外语水平。矫枉往往过正,事物容易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有关部门的导向、行政官员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和一些利益集团恶意的推波助澜,外语考试(主要是英语考试)在各类学校、各行各业泛滥开来,已经到了怨声载道、祸国殃民的地步!

一、职称外语考试逼良为娼

职称外语考试是重灾区。

对没有外语要求的岗位规定评职称必须考外语是荒谬的。一个人大学毕业并从事本专业工作10年以上,一般情况下应该成为该单位的工作骨干,如果勤于钻研他往往会成为业务尖子。如果他的工作岗位没有外语要求,而他对外语也没有特殊兴趣,那他多半不会刻意去温习外语,10年以后,他的外语应该忘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为了升职增薪,他必须考虑评中级或副高级职称,然而,他这个时候多半是通不过职称外语考试的。这是一般情况,或者大多数情况,因而应该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

人事部门很清楚上述情况。1980年代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以后,人事部门是这样来操作职称外语考试的(以四川为例):考试前先出几套试题(一般是3套)作为考试复习题发给参考人员;正式考试的试题绝大多数就是从复习题中抽取的。如此一来,很少有人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期望甚至利益被注入职称外语考试,职称外语考试的要求被逐渐提高,最后,工作在没有外语要求岗位上的应试者大多数事实上通不过这种考试。于是,有相当规模的考场作弊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有的找枪手,有的现场“勾兑”,有的搞定监考人员,有的运用各种现代通信工具巧妙作弊……

明知道大多数人通不过外语考试,却偏偏要规定评职称必须通过外语考试,同时又容忍全国的大面积考试作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选人用人制度?这种制度具有什么样的导向作用?明知道大多数人通不过职称外语考试,却偏偏要规定人人必须通过外语考试,这实际上是“逼良为娼”!作为知识和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都被逼得作弊作假、道德丢失,这个社会还能指望谁去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道德?

其实,评职称就应该评业务、评科研,某人够不够中级高级职称的标准,应该根据该行业、该岗位的要求,考核他的业务能力、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说破天外语也只是一种工具,虽然在个别行业中和特殊岗位上(如科研机构、大学教授),学术水平包含外语水平,但对绝大多数行业和岗位来说,外语水平与科研成果、业务能力并没有必然联系。在职称评定的有关规定中,把科研成果和业务能力的标准定得很低,却把外语标准定得很死,这是本末倒置。

根据少数特殊行业和岗位的实际需要,对其提出职称外语的要求本来无可非议,但是,用要求少数精英的标准去要求大众,就显得弱智。这种低级错误造成的却是惊天的恶果。

二、研究生入学外语考试排斥人才

研究生入学考试必须考外语,这本来没什么说的。因为研究生教学培养的是高级学术人才,专业外语是他们必须具备的工具。然而问题是,我国“挤”研究生这根独木桥的人太多(2003年有79.7万人、2004年有94.5万人报考),而且全国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高校也太多,于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用外语全国统一考试(再加上政治全国统一考试)来统一标准,进行宏观控制。这样一来,“考研”演变成了考外语。本来,研究生层次应该培养高级专业人才,需要招收专业优秀的学生,可现在外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迫使芸芸考生转而苦攻外语,而不是主攻专业,也使得那些专业平平的学生,通过突破外语而挤进研究生的行列。每年有不少考生敢于跨专业考研,每年也有一批跨专业考生被录取,这也说明研究生招生重外语而非重专业。

这样的制度设计使那些专业出众、有望成为杰出专业人才的学子与机遇失之交臂。笔者有一位同学酷爱物理学,对无线电传播理论着迷,专业课程出众,很受专业课老师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书都读了好几书柜了。10多年前,他立志报考研究生,主攻无线电传播——也就是要研究“隐形飞机”。可历史给他开足了玩笑。他总共考研5年,每年专业课都是高分,但外语和政治总是考不过。要不政治刚好上线,外语差12分,要不外语刚好上线,政治差12分。最后一年,政治上线,外语差1分。一个人能有多少个青春5年?他只好放弃了他的志向,愤而远离了他心爱的“物理学和无线电传播”——也许,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是生生地扼杀了一个“隐形飞机专家”。

还有一个典型个案。一重点大学招收了一个数理化出众的学生,该生学习刻苦,勤于思考,有几次专业课老师因病缺课,他竟自告奋勇代劳。他专业课成绩优秀,年年都拿奖学金。可是,他就是考不过英语四级,最后就是没有拿到学位,保送研究生自然也与他无缘。他有心考研,但英语成了他永远的痛。

也有一个相反的个案。有一个英语本科生凭借他的英语的绝对优势转专业考取了某文科专业研究生,由于缺乏专业基础知识,专业课程一塌糊涂,全靠同学们帮助他混过关。他最后顺利毕业了,但是,哪个单位能把他作为该专业的专业人才使用?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培养这样的“人才”干什么?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在外语上花了太多的精力,在专业上就不可能太出色,更何况研究生招生看重的是外语而不是专业,所以,在现行制度下招收的研究生,外语和专业都出众的天才只能碰巧撞上,就一般而言,大多数只能是外语过关、专业平平,或者换句话说是,工具过关,本事平平。我们能指望在这种素质的研究生中出多少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专家?我们能指望在这种研究生中出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与此同时,这个制度又淘汰了多少潜在的国际专家,淘汰了多少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这只有“天”知道。很显然,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不是按照高效率选拔潜在优秀专业人才的要求去设计的,它不能很好地担负起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培养和准备人才的重任。

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事实上排斥潜在的优秀专业人才,这与研究生的培养方向背道而驰——这也是让外语考试给“闹”的。

三、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喧宾夺主

表面看来,大学本科生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研究生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他们的综合素质提高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重考试轻应用”、“聋哑英语”、“中国式英语”泛滥成灾。据统计,美国7岁学龄前儿童听说词汇量超过3万,而中国学生直至大学毕业,词汇量也只有4000~7000左右。大多数学生花了最多的时间学英语,但是大部分学生的听说水平却很差。英语考试偏重语法词义,再加上大比例的选择题,使得大学英语难以摆脱中学英语教学模式,“技巧”仍然是大学老师和学生上课的重点,而英语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培养被搁置一边。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现在通过四、六级以后,菜谱一个不认识,日常会话也接不上套,连一封简单的英文邀请信也写不好,当然就别提用英文写论文了。考试专门挑你不知道的考,而且是越来越难,但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却越来越差。“什么难考什么,什么没见过考什么”。有外语教学研究的专家指出:目前四六级考试不是考查学生的语言能力,而是测试学生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识别能力,这是本末倒置。

再来看英语学习对专业学习的冲击。有一位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在谈到目前研究生教育的弊端时曾这样评论研究生学习时间分配:研究生学制3年,突击英语并通过六级考试一般要用1年多时间,他们还有多少时间用在专业研究上?研究生为什么要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用在英语过级上?因为过英语六级太难,而且难得莫名其妙。有专家说,就是英语系相当不错的本科毕业生,参加英语六级考试,往往也只能考到六、七十分,非英语毕业的学生如何能够考过?所以,研究生们在整整一年里,要把大多数的时间花在英语上。一次考试过了还算幸运,但考不过是常有的事。如果没考过,下一年还得花更多的时间去死记硬背。至于专业学习和研究那只能应付,根本谈不上发挥创造力。有一位理工科博士生导师说,他带的有些研究生连中文语句都写不通顺。他不明白,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他六级干什么。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一种语言工具占用差不多一半的学习时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笔者不相信有人刻意作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它一定是逐渐形成的。在它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有人过分地强调外语的重要性,过分泛泛地强调那些全球化、国际化、与国际接轨之类的东西,而没有具体论证这些东西的具体影响,没有论证不同专业、不同培养方向对外语工具的需要程度,更没有论证外语工具对专业学习的冲击力度。指令性地规定,研究生必须过英语六级,这是最简单、最堂而皇之的;但是,这也是最轻率、最具祸害的。

大学本科生的英语四级考试情况更糟。当规定授学位必须通过英语四级考试以后,出现了两种后果。其一,出现了相当比例的考试作弊。某大学的一个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由于6次考不过四级,临近毕业铤而走险找人代考,结果事情败露,被学校开除。一般说来,那些英语基础本来就不大好、课外社会活动时间过多或者课外兼职打工过多的学生很难通过英语四级考试。但是现在拔高用人的习气,重视的就是“本本”,这逼迫那些通不过英语四级考试的学生铤而走险,考试作弊,也逼迫这些青年学生、小知识分子还没有走向社会就放弃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还没有走向社会就丢失了知识分子道德底线的青年学生、小知识分子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会遵纪守法。

其二,英语学习挤占了专业学习的大量时间。大学本来是年轻人的知识海洋,现在由于英语过级考试、打工兼职、找工作……这些暗礁凸起,这片海域变成了暗礁林立的浅海。浅海只能养鱼虾,不可能出蛟龙!在这暗礁林立的浅海中,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不得不把英语过级当作最重要的目标,不得不把课余时间的百分之六、七十花在英语上。有个大学毕业生说,回首大学四年,各类专业课差不多大半人在看英语、背单词,专业课成绩遵循“及格万岁”的原则。即使这样,也只有大约50%的学生能过级。另外一半学生在三四年级被迫投入更多的时间背英语。这意味着,他们的整个大学生时代都在英语的苦海中苦苦挣扎,他们的专业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放弃,就是应付。

英语仅仅是一种工具,但它又是一种语言。作为工具,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开阔我们的视野。作为语言,它不是35年能够掌握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工具,那就必须付出十年甚至十几年的艰苦努力。这个代价是高昂的,但结果却令人沮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很可能都是白辛苦。因为,第一,英语不是母语,大多数人不可能天天用它,如果你没有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英语专业大专毕业也低了)就“处之高搁”,几年以后,你差不多就又回到了起点。第二,就算你的外语水平突破了遗忘关,但是,你以后十几年、几十年的工作也许根本就用不上它!现代社会,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选择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花十几年的艰辛去掌握一门也许一辈子也用不了几次的外语,再怎么说也不是明智之举。但问题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就是用这种非明智之举去要求所有学生,这造成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浪费?摧残了多少潜在的人才?扼杀了多少发明创造?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既没有有效提高大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又严重冲击了专业课学习,使相当多的学生荒废了学业——这样的考试有什么存在理由?大学生们付出了知识面不广、专业课不精的代价,辛苦了十几年学习来的半生不熟的英语,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没什么用——这样的英语学习还要继续下去吗?

四、中小学英语考试祸害青少年

高考是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指挥棒,它规定英语考试满分150分,与我们的母语(语文)同一档次,比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高出50分。这50分就是导向,中学的英语教学围绕这50分加压加码。近些年,连小学甚至幼儿园都新开了英语课,搞得相当多的孩子从小就害怕甚至厌恶英语。

这里有一组数据瞩目惊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3]和《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4]公布的数据计算,在扣除在校生以后,2000年,我国有初中、高中文化人口48595万人,占全国初中以上文化人口的93.4%,有大专以上文化人口3441万人,占全国初中以上文化人口的6.6%;根据2002年前3年的平均数,研究生只占大学生的3%左右,即研究生占全国初中以上文化人口的比例接近0.2%。在占比93.4%的初高中文化人口中,有幸从事有外语要求工作的只是凤毛麟角;在占比6.6%的大学生中,绝大多数的外语,一生也用不了几次;而在占比0.2%的研究生中,也会有一部分人工作在没有外语要求的岗位上。这也就是说,每500个学生中,只有1个学生以后可能会用到外语。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有56亿人口,都曾经用了少则3年,多则10年的时间学习英语,结果,除了能熟练运用26个英文字母和几句日常用语外,其它早就忘得无影无踪了。如果从时点数据来看,我国今天仍然还有近1亿在校学生在重复他们的56亿前辈的“白辛苦”,还在忍受那26个字母的煎熬和折磨。(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普通中等学校在校生,2001年有8901万人,2002年有9415万人)[5]

有关部门无视这些“无效努力”,无视这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浪费,还在通过各种手段强化英语和英语考试,误导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层层加码。同时,它们也误导99%的在校学生,害得他们把1/3~1/2的课余时间用在了英语学习上,而本来他们是有可能用他们的这些青春年华,到人类知识宝库中去寻找到更多宝物的;它们也害得那些不喜欢英语但非英语功课不错的孩子们失去了自信,而本来他们是有可能在某一门或某几门他们喜欢的学科上有所作为的。

如此的教育制度安排,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约两年前,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期关于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的专题。那上面说,有些地方农村中小学生(主要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很高,记者专程采访了一部分辍学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于辍学原因,他们一般谈到两点,一是学不出来(即考不起大学);二是学的东西大多没有用。好几个母亲的看法是,与其浪费时间和金钱让孩子在学校里学那些没用的东西,还不如让孩子回家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戏剧性的转变发生在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县教育局)进行教改以后。其实教改的内容很简单,这就是根据农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将一些不适用的课程取消,换上一些诸如《农业实用技术》之类的适用课程。教改以后,辍学的学生大多返校复学,孩子们甚至奔走相告,说“学校现在教的东西有用”。于是,原来空荡荡的教室又变得闹哄哄的了。这里,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很多、很多。

五、结论与对策——把外语从“神坛”上请下来

外语和外语考试(主要是英语和英语考试)在我国已经被“神化”了。你看,只要外语考不过,无论业务科研怎么优秀你也评不了职称,无论专业怎么出众你也考不上研究生,无论专业课程怎么出色你也拿不到学位、毕不了业。

走上“神坛”的外语考试已经逐步背离了我们社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科学的用人标准。这种外语考试“一票否决”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的道德风气,长期排斥和埋没了大量的潜在人才,直接劣化了我国大中学生的素质,而且,长期大量浪费了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

作为一种语言教学,我国现行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教学和考试,违背语言教学规律。教学时,把学生当成机器,逼他们去死记硬背那些连英国人也不需要搞懂的所谓“英语语言规律”,逼他们去学习只有英语语言专业人士才用得上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识别技巧”;考试时,把考生当成敌人,出一些刁钻古怪的试题,故意刁难考生。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我国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教学制度严重脱离实际,这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它设置的外语教学和考试误导学生学了一大堆既用不上也记不住的所谓“语言规律、语言知识和语言识别技巧”;其二,它把这样一种既用不了也记不住的外语强加给了半数以上的国人。这样的外语教学和考试造成了如下严重后果,第一,它害得绝大多数学生白白花去了几年、十年甚至十几年年时间也没有学好外语;第二,它害得相当多孩子丧失了自信,误以为自己学不好外语就成不了才;第三,外语冲击了其它课程的教学和学习,害得所有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学好自己的母语——语文,不少学生甚至荒废了学业。

走上“神坛”的外语和外语考试如此祸国殃民,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而解决问题的对策就是,把外语从“神坛”上请下来:

1、取消职称外语考试

评职称就是评业务、评科研、评学术水平,如果该岗位有外语要求,那当然应该测试他的外语水平。但是,对于没有外语要求的岗位,应该取消职称外语考试。虽然好多省市事实上已经宣布取消了部分岗位的职称外语要求,但是,那并不彻底,而且各地的标准和原则既不明确也不统一。因此,应该由国务院的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明确的标准和原则:没有外语要求的岗位,一律取消职称外语考试。

其实,“评聘分开”是一个好政策,评——严格按业务、科研、学术标准进行,聘——可以按实际岗位及其数量去确定。可惜好政策始终没有真正实施,但为什么不可以真正实施呢?

2、取消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外语一票否决制”

研究生入学考试应该考外语,但是应该取消 “外语一票否决”的制度安排。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考虑外语成绩进入总分,但在初试合格分数线中,不单独设置外语的合格分数线。在总分相同的情况下,外语差一些的,恰恰专业强。行政主管部门如果一定要进行“宏观控制”,那“专业联考”应该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控制外语成绩转到控制专业成绩上来。就目前来说,这对于提高研究生的专业水平会有一定的好处。当然,这会不会带来新的负面作用,只有让实践来说话。

3、取消大学英语四、六考试制度

2005225,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六英语考试将取消合格证只发成绩单”。但是,笔者以为,目前不是要在大学里改革英语四六级考试制度,而是应该在所有大学取消英语考级制度,取消四六考试与学位毕业证书挂钩的制度。据说,教育部从来没有要求大学生一定要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既然这样,为了推进教育改革,同时也为了刹住并永远禁止高校自作主张将四六考试与学位毕业证书挂钩的歪风,教育部应该撤掉四六级考试组织机构,并将英语等级考试交给某个为社会公认且独立的外语考试机构去做。大学生、研究生(包括外语专业的学生)如果需要外语等级认证,可以去外语考试机构考级。当然,大学各专业还是应该有英语教学,应该开设专业英语,不过千万别干“专业英语联考”之类的傻事。

4、降低高考英语的比重

规定“英语高考满分150分”是一种错误的导向,它误导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层层加码,造成英语“独大”,冲击了其它课程的教学和学习。因此,有必要规定“英语高考满分100分”(当然还可以更低)。降低50分也是一种导向,目的是革除英语“独大”的弊端,减少英语对其它课程的冲击,将英语请下“神坛”,让中小学生有时间去学好自己的母语,有时间去学习自己喜欢的其他知识,有时间去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

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英语教学和考试从“语言规律、语言知识和语言识别技巧”的误区中走出来,还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孩子们真正学一点“平民”英语。

5、改革普通中学的“精英教育”路线

我国普通中学一直走的是“精英路线”,即上亿中学生所学的东西与0.2%的“精英”学生所学的东西完全一样。从表面上看,这给了所有学生考上大学的平等机会,但实际结果却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从义务教育交费[6]到大学录取分数线[7],农村学生比城里学生要高很多;而学习条件,农村学生比城里学生要差很多。“精英路线”没有做到教育平等,相反却造成了上亿中学生陪读这一教育顽疾,由此造成的浪费巨大,而这种智力的浪费直接导致了我国劳动人口素质低下。他们虽然花了金钱和时间,却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他们谋生创业的本领,而相当多的农村学生和贫困家庭选择了辍学谋生这条路。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却缺少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区闹“民工荒”,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闹的就是“技工荒”。在发达地区,早该出现产品和产业的技术升级,可是,由于“工人—农民工”普遍文化技术水平偏低,企业无法按一般规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这大大延误了我国工业化进程。

也许有人会说,我国早就有了职业教育,但是,2002年我国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中学的在校生,分别只占普通中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4.8%1.7%5.4%,而普通中学在校生的占比高达88.1%,绝对数有8287.87万人。[8]目前,我国从业人员中大学专科以上毕业生的比重只有4%,通过普通中学考入高校学习的只是普通中等学校学生中的少数如果再考虑到目前的职业分布、就业结构和居民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能够提供的教育费用等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必须改革普通中学的“精英教育”路线,加大分类办学的力度,大幅度调整各类普通中等学校的比例,大幅度提高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中学的比重,尤其应该大幅度提高职业中学的比重,改变职业中学学生低人一等的状况。在这些中等专业学校或职业学校中,外语基本上是可以取消或者大幅度减少的。

六、造神容易送神难

外语和外语考试在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中被“神化”并泛滥开来,是人们不曾预料到的。这种新的“造神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在物欲横流的背景下,经济利益起了很坏的作用。中学有大量的校内校外英语补习班,大学有暑期帮助学生过级的英语补习班,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的辅导班和辅导资料五花八门,职称外语考试的指定辅导资料经常更换,还有各种各样的中学英语软件和微电脑……这一切,已经成为一个个名副其实的“产业”和“产业链。仅以英语四六级考试为例,有人统计,我国每年英语四六级考生有1000多万,四六级考试辅导和培训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如果按30万学生参加英语四六级培训班、每人交500元培训费用计算,培训“蛋糕”达到了1.5亿元。如果1000万考生每人购买50元辅导教材,辅导教材的“蛋糕”高达5亿元。[9]所以,要把外语和外语考试这尊“神”从“神坛”上请下来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让它祸害到什么时候呢?

2005年6月



[2] 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止到200011日,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其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4109万人;接受初中教育的42989万人;接受小学教育的45191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3] 教育部《2000年各类教育发展基本统计》: 2000年普通中等学校有在校生8502.51万人。

[4] 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2000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1100万人左右,毛入学率11%左右;研究生在学人数30.1万人;每万名从业人员中,专科以上毕业生400人左右。

[5] 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2002》、《中国教育年鉴2003

[6] 《南方周末》2002314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调查的结果表明,在课题组调查的几个县,“农民直接负担的教育投入和乡级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加在一起占到了全县教育经费的80%~90%”。而“乡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大部分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可见,在现行体制下,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事实上主要是由农民负担的”。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课题也有同样的结论。(《学习时报》2002128

[7]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6期: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051月发布了调查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其调查结果之一:“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总体而言,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 这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在高考中考出更高的分数,才有可能被录取。

[8] 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2002》、《中国教育年鉴2003

[9] 《华西都市报》2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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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勇

李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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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人口困局》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近些年以经济类现实制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有10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高层“内参”,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中国改革》等学术期刊和专业报纸。中国改革网、光明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曾)为作者辟有个人专栏,财新网和财经网特邀作者开博。 作者拟出版“制度困局三部曲”,已出版《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求解三农困局》(待出版)。 邮箱:lsyon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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