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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历史真相

——纪念1976年4个成功的临震预报

《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作者 李尚勇

 

今年不仅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也是1年成功预报4个大地震的40周年,民间地震预测的朋友们发起了一些纪念活动,笔者谨以此文参与之。

 

(一)

 

40年来,地震部门和主流地震学家都宣称“地震不能预报”,若遇到大地震漏报且伤亡惨重,他们更是喋喋不休。

笔者在之前“介绍书稿《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纪念唐山大地震40周年”两篇文章中都曾提到“1976年全年,地方政府成功发布了4个大地震的临震预报,取得了相当出色的减灾实效”。但40年来,官方以“地震不能预报”为指导思想,竭力淡化甚至封锁成功预报的那些重要震例,所以,不仅公众不了解详情,甚至地震部门的中青年官员和职工都不甚了了。

鉴于此,笔者在此披露《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书稿中,1976年云南龙陵地震、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 四川松潘平武地震和四川盐源云南宁蒗地震等4个震例的预测预报具体情况,以还历史真实。

4个震例的历史事实和细节,均经过笔者认真考证,包括当事人陈述、旁证、档案和众多文献等资料。只有当各种资料陈述的事实、细节相一致时,笔者才会采用。(以下震例按时间排序)

(二)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CSN)的地震目录数据库资料,1976年全年,中国大陆共发生了66级以上地震(这里的筛选条件为,保留缅中边境地震,剔除海洋地震、边境地震、35公里以上深部地震、强震群内含地震和近期强余震),除了内蒙古26.2级地震没有预报(当时缺少监测力量)以外,云南、河北(青龙)、四川等地46.77.8级大地震,都成功发布了临震预报,取得了相当出色的减灾实效。这显然不能用“偶然成功”来解释。

当年,国家地震局都是同一批人(主要是地震科学家)在那里“掌权”、做预测预报,虽然唐山大地震漏报(河北青龙补漏),但四川、云南的3个大地震都成功发布了临震预报,这些大地震的短期(临震)预报都通过了国家地震局的审查。换句话说,国家地震局的同一批科学家,虽然漏报了唐山大地震,但却正确判断了其余3个大地震。同一批人却有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40年来,这一直是一个迷。

笔者的书稿《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终于揭开了这个迷,虽然细节尚不便公布,但基本情况可以明说,即在既有地震预测科技水平情况下,地震能否预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与之相适应的地震预测预报制度。

2013年“4.20芦山大地震后,应人民日报《内参》之邀,笔者为高层写了一篇题为《改革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内参稿,首次向高层领导说明了地震预报的“制度问题”。

“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地震预报制度与地震预测科技水平相适应,以便实现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测预报”这一命题,笔者最早在2009年提出。作为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笔者得出这一研究结论很正常,因为,所有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地震预报制度的学者都会有此结论。想当初,笔者申报社科基金支持,就是因为这个命题而被否决了。那些评审人明确表述的意见是,地震预报能否成功与科技有关而与制度改进无关。他们甚至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制度改进后,地震就能预报了?”。不过,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地震地质科学家逐渐认同了笔者的这个命题,尤其是处于地震预测一线的地震科学家,他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确出在制度上”。

也许,1976年注定是中国地震预报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尽管有4个成功预报的震例,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后果太过严重,最终还是压垮了中国地震预报体系。已经发生的事实雄辩地说明,我国原来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体制发生了“逆转”:行之有效且切实可行的地震工作方针(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被抛弃,“地震不能预报”成为部门指导思想,整个地震系统,从上到下,都越来越封闭,也越来越怪异、荒诞……

4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漏报引发的制度变局,使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从曾经的辉煌顶端跌落至谷底。此后40年,除了例外(个别团队的努力),7级左右及以上大地震再没有成功的临震预报。

201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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