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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耐药性形势急转直下的对策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耐药细菌(耐药性基因)通过空气传播”是环境严重污染的直接后果,是大自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鸵鸟政策”无济于事。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严格控制总人口、主动放缓经济增长、减缓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主动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也许,现在还来得及,以后就难说了。

(一)

2016年11月25日16:06时,新京报网发表了学者张田勘的文章《空气中平均含耐药性基因64.4种,问题有多严重?》等到笔者当天晚上看见这个信息、去网上寻找这篇文章时,各大网站已经将其删除。

笔者随后找到这篇文章后,方知问题的确很严重。据张文披露:

面对如此严峻的细菌耐药性形势,我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管理精英显然是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他们好像只剩下了“象征性封锁消息”一条路。

笔者提供一条积极地应对思路。

(二)

其实,上述环境危机完全在笔者的意料之中,只不过这一环境危机的表现方式,在笔者的意料之外。

笔者2013年1月出版的《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一书对我国大范围环境危机作了如下预言:“目前,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在“人口高位运行”(指人口在10亿~14亿之间运行)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和透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基本的国情,也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局面。

造成这一严峻局面的最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口高位运行”,二是满足13亿、14亿人口的生存需要以及“发财致富”的欲望。

具体说来:

(1)1950—1970年代的错误人口政策,导致中国人口持续膨胀至今,这使得13亿、14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全球人口压力最大的国家。

以2010年的数据,在我国“人口分布地理线”以东地区居住了全国92.9%的人口(12.4亿人),人口密度321人/平方公里(接近日本的人口密度);在我国中、东部18省市有约10亿人口,人口密度467人/平方公里(超过日本人口密度)。若用“人口压力指数”(即把“人口密度”看成人口压力单位,再乘以总人口”)去描述一国(或地区)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那么,我国“中、东部18省市(10.16亿人)的人口压力指数高达4743,在全球拟排第1位”。

(2)全球最大的人口压力引发了全国性资源危机(包括耕地、食品、能源、水资源和近海渔业资源等)。例如,为了让10多亿人“吃饱”,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这一方面使所有农产品带毒,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土地、水系等环境污染。

想想,在如今生态失衡的情况下,全面停用化肥农药会招致多大的减产?现在喂激素,生猪3个月出栏上市,鸡鸭1个多月上市,若停用激素,生猪、鸡鸭需要1年才能上市,算算,全年肉类供应会减少几成?后果不堪。

(3)人口过度膨胀和资源过度利用,引发了我国的严重环境问题。其中,“农业源污染明显超过工业或城镇生活污染”,因此,“农业源污染才是我国真正的污染大户和第一水污染源头”。在一些上游源头地区,仅仅是农业的面源污染就使江河水质退化为Ⅳ水质,不能饮用。可见,仅仅是保障14亿人口基本生存需要的农业,就已经让环境不堪。

1990年代至今,中国带着自己的12亿、13亿人口,人为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时还急功近利地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性质的商品,这使得中国本已相当紧张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迅速恶化。资源和环境危机随之凸现,如淮河流域率先爆发灾难性水污染;全国地表水、地下水全面污染;土地污染,癌症高发;近海成为“污水桶”,渤海几成死海,近海渔业资源被严重污染所毁灭。而人们广泛关注的雾霾(空气污染)与其它已经暴发和即将暴发的水污染、土地污染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2010年,在七大流域,真正可以安全饮用的Ⅰ~Ⅱ类水仅有28.7%;在六大河流,仅有15.1%;在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仅有30.2%。除此之外,人们所饮之水都有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

(4)“先污染后治理”愿望已经落空。我国目前已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气、水体和地面的立体、城乡、全面污染局面;大范围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和河流湖泊底泥污染等,都具有“不可逆”的性质;我国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难以向外转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难以改变;再加上13亿、14亿人口的生存需要和被忽悠起来的“发财致富”欲望,这一切使我国失去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人口、经济和社会条件,也使我国环境治理失去了“战略纵深”,缺乏“战略回旋余地”。我国的环境治理最终也赶不上污染的速度,即使在最好情况下,我国的环境也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

如此严峻的资源环境局面,必然会造成“耐药细菌(耐药性基因)通过空气传播”之类的严重环境问题。

(三)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国的社会精英尤其是管理精英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国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经不支持、甚至不允许宏观经济再超常规增长了,而一批批后继官员却还在期望抓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尾巴,以便搭上寻租发财的末班车。

笔者给出的基本对策是:中华民族及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团体,只有就此达成共识,并在严格控制人口的基础上,通过“调低心理预期,主动放缓经济增长,深化体制改革,并严格节能减排,严厉治理污染”,才有可能推迟或避免爆发危及生存的大范围环境危机。

笔者的《人口困局》一书明确提出:

30年来,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真理,是制胜法宝,但30年后,时过境迁,按照邓公深刻思维的逻辑,是到了适当放缓经济增长,主动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了。

(笔者补评:如果中国只有6亿人口,邓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可以管百年,然而,中国今天有14亿人口。)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努力避免大范围环境危机的爆发,努力维持环境不崩溃,以便安全度过“人口高位运行”危险期,这需要坚定不移地控制总人口,坚定不移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经济强劲增长30年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在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和环境方面积累了大量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拐点”初现,我们应该因势利导主动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以便有时间、有机会去解决并消化30年增长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以便让社会、资源和环境得到喘息的机会。

……

我们的社会需要引导国人树立新的生活理念,需要对主流社会过度追求财富、过度追求奢侈奢华享受的风气降温。我们应该提倡绿色、低炭、环保、健康的生活,而这首先应该成为主流社会的追求。

在资源、环境和人口关系愈益紧张并有可能爆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情况下,继续引导全社会狂热追求财富、追求享受,与过去狂热“消灭财富”一样有害。

我们需要调低经济预期以减轻经济压力,需要放缓经济增长以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需要放弃地方GDP考核以减轻官员的压力并抑制其非理性政治冲动,需要更有力的节能减排政策(比如限制私家车、禁用私人飞机)以减轻能源压力,需要落实现有环境法律法规以减缓环境整体恶化的速度。(第216、217、317页)

毫无疑问,“耐药细菌(耐药性基因)通过空气传播”是环境严重污染的直接后果,是大自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鸵鸟政策”无济于事。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严格控制总人口、主动放缓经济增长、减缓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主动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也许,现在还来得及,以后就难说了。

2016年11月26日

 

 参考资料、延伸阅读:

《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

《积极引导公众走出“放松人口控制”误区》

《2020年GDP能够再翻一番吗?》

《关于10年前对“GDP翻两番而能源仅翻一番”的质疑》

《遏制环境恶化需要两条腿走路》

《滥用抗生素的严重后果超乎你的想像》

《与误导绿色生态种植的农经部长商榷》

《“生态城市”环境恶化说明什么?》

《水污染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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