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1-3）：
《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导读】由于中国人口趋势的“变轨”空间狭小，所以，官方人口政策的调整范围及其决策空间都极其狭窄，以至于调整时机会转瞬即逝，再加上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人心已散，中国人口趋势前途难料。
本文无意全面评述计划生育的功过是非，因为，那是要留给历史的。这里，笔者只想对计划生育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点探讨，以回答“放松进而放弃人口控制”的那些人对中国控制总人口基本国策的责难。
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历史功绩
中国到20世纪末能够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5左右，这毫无疑问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功绩。当初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而放任全国人口自然增长到今天，那局面和后果完全不可想象。
易富贤在他的港版、新版《大国空巢》中推算了好些个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数据。在生育率方面，易氏推算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20世纪70、80、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也能够从1970年以前的平均5.9，分别降低至4.5、2.75和2.1左右。[2]
这明显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因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计划生育最为严厉的时期，即便如此，80年代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也还有2.46，1990—1998年平均TFR仍接近2。（见图1-5）
资料来源：（1）《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第29页）；（2）《中国统计年鉴1990》3-2表、《中国统计年鉴2015》2-2表。
在人口总量方面，易氏推算1972—2005年计划生育只是减少人口2.3亿，即“不实行计划生育”，2005年中国总人口也只有15.4亿人（13.1＋2.3）；若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实行计划生育”，到2005年全国总人口甚至还达不到15亿人[3]；在新版《大国空巢》中，他推算、预测说，若中国1980年后停止计划生育，放任自由生育，2010年全国总人口也只有14.65亿人，2100年会自然降低至12.75亿人。[4]
其实，我们有一个同样人口众多且基本上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邻国印度可以对照。
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因为忧虑生育水平太高、人口增长过快，曾一度在一定范围内强制实行绝育政策。但是，因为印度社会“宗教色彩浓厚、种姓制度盛行、各种情况错综复杂”，“大多数人文化水平极低”，尤其是印度当时正处于政治危机之中，再加上政策的执行生硬、粗暴等原因，强制绝育政策遭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印度教下层人民和穆斯林”的强烈反对，最后归于失败。[5]
联合国的人口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前，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情况大致相同。1950—1975年，中、印两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5.58和5.71，总人口分别增长了66.14%和67.29%。但此后两国人口增长情况却大不相同。
由于控制人口政策失败，印度总人口从1975年的6.2亿人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12.2亿人。与1975年相比，2010年中、印两国总人口分别增长了46.59%和96.85%，印度的人口增长率是中国的2.08倍（这就是有无计划生育的差异）。[6]
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印度视为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看待，并将印度的人口增长率看成是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情况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模拟计算出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情况下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见图1-6）
资料来源和说明：（1）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中、印两国“中方案”；（2）按印度人口增长率计算的中国自然增长的总人口＝中国1950年人口数量×（1＋印度1950-2100年人口增长率）；（3）中国无计划生育多出生人口＝按印度人口增长率计算的中国自然增长的总人口－中国（现实）人口趋势（中方案）人口。
图1-6显示，按印度人口增长率模拟计算的中国自然增长的总人口在2010年将达到18.14亿人，这比中国实际总人口多出4.72亿人，即假如“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会比现在多出生4.72亿人，这是2010年总人口的35.2%。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模拟计算结果与中国人口专家此前采用其它方法推算的数据基本一致。
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这个自然增长（其性质为恶性膨胀）的人口基数（18.14亿人），未来100年，中国人口趋势将完全失控，后果非常严重。这就是中国没有计划生育、总人口不受控制的严重后果。
显然，由于易氏的人口理论极其理论基础都是错误的，他据此推算的那些人口数据也都含有太多的主观成分而谬之太远。（参见《李尚勇：放弃人口控制的“基础理论”错在哪里？》）
科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许多自然增长都呈现出令人吃惊的指数规律，即缓慢增长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却在极短时间内陡然加速至极大值。这既包括微生物繁殖，也包括人口增长；甚至相当多的人类活动，都可以用指数增长曲线来表示[7]。当然，所有的增长都是有极限的。比如，微生物在培养皿中的增长会以耗尽营养液为极限，其后，整个微生物种群便在极短时间会崩溃。
表面上，人口自然增长趋势会撞上天花板掉头向下（见图1-6），但人口趋势的下行，并不单单是“生育意愿降低”这么简单。历史提供的细节显示，一个社会的人口锐减，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而资源环境的关键要素（如食物、降雨、瘟疫）往往成为社会动荡的主因。在今天，环境污染和食物污染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肇因。
二、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
主张“放松进而放弃人口控制”的那些人大都是“资源无限论者”，他们都忌谈“适度人口规模”（《大国空巢》有一章的标题就是“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但是，“适度人口规模”却是客观存在。
适度人口规模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一国可资利用的资源、环境和科技水平而变动，但在给定资源、环境和科技水平的条件下，理论上可以找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适度人口规模。
多年以来，有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过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进行计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有的考虑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能够为后代留下发展空间和余地；有的综合考虑各种复杂因素的相互影响，并利用计算机进行人口数学模型仿真运算；还有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不一而足。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方向各异的研究分析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中国最大人口容量为15亿~16 亿人，而超过18亿~20 亿人就可能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打击。大多数计算机最优人口模型的研究结论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资源利用最有效的人口规模为7亿~10 亿人。[8]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所有研究者应该都缺少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的系统资料（如本书的内容），因为，他们的研究在前，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恶化在后。考虑到这一点，上述三类人口规模都还需要“打折”。
其实，在现实的资源、环境和科技水平条件下，客观上总是存在一个具体的适度人口规模，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认识了它。
三、从温和到严厉的计划生育史
当年，刚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温和、宽松。
1970年，中国总人口快速增长到8.3亿人，20年净增2.8亿、增长50%，这令决策层明显感到人口增长对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1971年国务院发布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的51号文件，对人口生育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从总体上说，在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基本上坚持了说服、教育和动员的方式。例如，官方文件要求计划生育工作做到“三不”（不强迫命令、不搞物质刺激、不搞硬性规定）、“三通”（本人通、爱人通，老人通）、“三自愿”（自愿定生育计划、自愿定晚婚计划、自愿选择节育措施）、“三满意”（本人、爱人、老人都满意），要求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让广大群众自觉行动起来，树立新风尚。[9]
温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时期明显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全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迅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见图1-5）。
这一时期温和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当年那些生育多子女（4、5、6个及以上）的妇女明显受多子女拖累而不堪重负，她们自身就有节育的内在要求。对此，有人口专家走访当年受多子女拖累的妇女后总结说，“村民普遍多育的表象下面涌动着节育的要求”[10]。
显然，温和计划生育的成功主要在于计划生育政策与受多子女拖累妇女的节育意愿相一致，并且，那时的计划生育工作成功地利用了这些妇女的节育示范作用。
不过，计划生育政策在年轻家庭和年轻妇女中受到强烈抵制，因为，有2、3个子女，至少有1个男孩，始终是传统中国家庭的生育底线。这是后来实施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图1-5可见，198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口均开始强劲反弹。
与此同时，中国总人口继续强劲增长。1980年总人口接近10亿（9.9亿），10年净增1.6亿，增长18.9%，这令决策层深感不安。
于是，严厉、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一方面，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即“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绩考核日益严厉（甚至“一票否决”）。由此，计划生育开始逐渐变得严厉起来，计划生育强制手段、甚至一些极端手段也随之出现，如强制大月份引产，牵猪、牵牛、拆房子。
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强烈抵制。抛开传统观念不谈，仅就农村的生产方式、社会福利状况以及医疗条件而言，只生一个、尤其是只生一个女孩，成为当地民众不可能接受的事情。因此，1984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有所放宽，如农村家庭第一胎是女孩，可在一定间隔后生第二胎，少数民族家庭从宽等等。至此，中国形成了普遍提倡一胎、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的人口政策。
从图1-5可以看见这一人口政策对全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此后，出生人口也终于在1987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了历史性下行。请注意，1990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400美元，所谓“经济发展致生育意愿降低”，还远远没有发挥作用。所以，这之后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下行主要还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发挥作用。
笔者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并且经常深入基层，亲眼目睹了20世纪80、90年代那些严厉、强制的计划生育手段，亲眼目睹了村民的“无奈”、基层官员的“无奈”，也亲身感受到了国家的“无奈”。这里都是“输家”，没有“赢家”。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你们、我们都是对“人口增长类型转型及其增长趋势”缺乏预见性的受害者。
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程度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曾遇到过的，所以，中国计划生育的严厉程度也是全世界仅有的。这里充满了“无奈”，并且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不幸中的万幸是，决策层几乎是在“最后机会”、“最后时刻”（即中国“人口高位运行”的初始阶段）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住了总人口，最终使中国人口增长趋势放缓（到2000年，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到1.5，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从而避免了中国资源环境提前崩溃，并赢得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为今天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维持人口与资源环境的脆弱平衡，安全度过“人口高位运行”危险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四、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现实困境
当初（1980年），中国作出严厉计划生育决策的基本依据是，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表现为人口增长对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当年，官方对此如是表述：“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11]。35年后的今天，人口增长了40%，不仅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没有缓解（如今的食物丰裕是以大幅度降低食物品质和安全性为代价的，其实是假象，见本书第3章），而且还叠加上了人口与环境的紧张关系。目前，后者比前者更紧张，资源和环境形势都日趋严峻（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所以，当初制定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容否定，今天继续实行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毋庸置疑。
然而，本来长期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职能部门及其专家学者，如今却加入了主张“放松进而放弃人口控制”的队伍。美其名曰，“调整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事实是，在“放松进而放弃人口控制”错误思潮泛滥的背景下，主流人口学家判断失误，错误地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总量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已不再是总人口失控，而是过度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12]，并推动政府调整人口政策，放松人口控制，试图以此调整人口结构，增加劳动人口，应对老龄化。而其实，这是对人口老龄化的过度反应。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多生孩子去增加劳动人口从而改善人口结构、延续人口红利，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贻害无穷（参见《李尚勇：为什么“多生孩子以改善人口结构”是错误的？》）。
在笔者看来，出现这种战略性误判极其错误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主流人口学家受“放松进而放弃人口控制”错误思潮的影响；二是他们在理论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即抛开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以人口论人口，从而陷入“伪人口理论”陷阱，不能自拔。身处象牙塔、知识结构单一、远离基层、脱离实际的“经院学者”，最容易犯从理论到理论的本本主义错误。
当然，如果资源环境无限、人口发展空间无限，他们的那些“人口理论”也许都是真理，但中国的现实是，“资源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恶化已近大危机边缘”（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展示这个严酷的现实）。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人口趋势出现险情：“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以及此后主流人口学家、主流媒体和各类新媒体关于“放弃人口控制并鼓励生育”的一系列宣传，事实上已经动摇了中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根基，中国人口增长趋势开始滑向危险区间。由于中国人口趋势的“变轨”空间狭小（见图1-7），所以，官方人口政策的调整范围及其决策空间都极其狭窄，以至于调整时机会转瞬即逝，再加上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人心已散，中国人口趋势前途难料。
之所以有“敌方”之说，是因为作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的确可以将“人口”作为战略攻击的武器，正象《三体》“大神”将宇宙规律作为攻击武器一样。例如，先诱使敌方人口过度膨胀失控，再通过“消灭人口”去消灭对手。虽然常规战争达不到大规模“消灭人口”的目的，但在人口大国人为制造粮食短缺却可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考虑到全球富裕群体已经意识到全球人口过度膨胀会威胁到自身安全（例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无国界等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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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困局(专题)系列文章第1单元：
◎《中国计划生育的功过是非》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可以废止吗？》
[1]仲大军：《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危机——〈大国空巢〉序二》，港版《大国空巢》，第ⅩⅣ页。
[2]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9月，第88页。
[3]易富贤：《大国空巢》（港版），第89、91页。2005年中国实际总人口为13.1亿人。
[4]易富贤：《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2月，第162页。
[5]周柏青、游巧荣：《英·甘地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参见第11章。
[6]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1950-2010主要区域、地区和国家总人口表、总和生育率表。
[7]丹尼斯·米都斯等（美）：《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李宝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第23页。
[8]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1期。
[9]郑卫东：《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10]郑卫东：《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11]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12]郭志刚：《重定中国生育政策》，《中国改革》，2012年第4期。
[13]汪涛：《拯救中国，拯救自己——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十》，新浪微博头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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