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一书作者 李尚勇

【导读】本文是笔者对《中国私家车的最终命运》和《2020年GDP能够再翻一番吗？》两篇文章的重要补充。

一、二位学者当年对“能源问题专家”的质疑有理

笔者对何祚庥院士和王亦楠博士（现为国务院研究中心研究员）2004年合作的一篇质疑“GDP翻两番而能源仅翻一番”的文章很是认同，既认同他们的论证方法，认同他们的论据，也认同他们的论证结论。更重要的是，10年后的统计数据充分证明，二位学者10年前对“相当一些能源问题专家”的质疑有理。

在“2004年中国能源战略发展与投资峰会”研讨会上，“有相当一些能源问题专家纷纷”乐观地认为，“在本世纪的头20年中国仍有可能以能源消费翻一番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他们认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在2000年13.6亿吨标准煤的基础上，在2010、2020年只会分别增长到22.1亿、28.2亿吨标准煤（见表1）。他们的基本依据是，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会持续的大幅度提高。[①]（这不仅意味着需要大幅度节能，也意味着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

然而，当年《经济日报》披露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和电力需求》预测，2000—2020年，由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决定的电力需求弹性系数会大体保持在1左右，即GDP翻两番，电力也要翻两番（甚至还略高一些，例如，他们的预测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生产、生活用电总量将是2002年的4.1倍）。[②]

何祚庥院士和王亦楠博士据此计算：假定电力以外其它能源消耗均维持那些能源专家的原预测数据不变，则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至少需要40.0亿吨标准煤。如果去掉这一假定，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高于40.0亿吨标准煤。

据上述中国能源战略研讨会上一些专家的估计，“2020年中国能源将大幅度增加，化石能源仍将是主要能源”；中国可期待生产的能源“约是26~27亿吨标准煤”，“这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如果“要达到30亿吨标准煤”，“这将是难以做到的”。

二位学者的最后结论是：即使在大力实施节能政策、最大限度地挖掘我国煤炭工业生产能力的条件下，我国仍将至少有5~6亿吨标准煤，甚而高达10亿吨标准煤的巨大缺口。[③]

二、能源严峻现实超过10年前所有专家的估计

日历翻过10年，不仅大幅度节能没有实现（但努力节能也有些成效），而且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也没有实质性转型。10年后的统计数据不仅直接支持二位学者对“相当一些能源问题专家”的质疑，而且，这些数据也显示，二位学者对能源供求严峻形势的估计仍然不够。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0.8亿吨标准煤，是2000年的2.22倍（即10年翻了一番多）[④]，比上述那些能源专家的预测数量（22.1亿吨标准煤）多了39.4%，并且比他们对2020年的预测数据（28.2亿吨标准煤）还多了2.6亿吨标准煤。（见表1）

可见，当年“相当一些能源问题专家”对能源增长趋势的预测有多么不靠谱。而这一预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多大程度上阻滞了我国过去10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一转型在字面上已经存在了好多年），笔者不得而知。由此可见，除了专业知识，正确的资源环境观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

在拙作《2020年GDP能够再翻一番吗？》一文中，笔者介绍过，2008年之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善同课题组，研究《“十二五”时期至203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他们采用“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2008—2030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动态模拟分析。在该分析中，他们设置了基准情景、增长方式转型较快情景和风险情景等3种动态模拟情景。

在基准情景和增长方式转型较快情景的情况下，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分别增长到53.99亿、40.39亿吨标准煤。以2010年的能源生产总量27.97亿吨标准煤计算，届时的能源缺口分别有48.2%、30.1%。[⑤]

课题组的“基准情景”假定中国经济沿着既有经济增长轨迹，在制度、体制和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状况。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没有实质性进步。现实情况是，到2014年为止，除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成功“重启改革”，并制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实质性政策外，实际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还是由投资和资源推动的“粗放型增长”（地方经济增长尤其如此）。对此最乐观的解释是，该政策的落实并生效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而笔者的《人口困局》一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严重不乐观（详细论述见该书第8章“资源环境与人口之困局”，简要论述亦可参见《“先污染后治理”愿望落空》一文）。因此，在理论上，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最有可能增长到53.99亿吨标准煤，而不是40.39亿吨标准煤。

在上述背景下，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增长到37.6亿吨标准煤[⑥]，3年净增7.6亿吨标准煤。如果不出意外（即没有重大战略调整），再过6年，再净增2个“7亿吨标准煤”应该是大概率。这也就是说，到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肯定会突破何、王二位学者预测的40亿吨标准煤，甚至有可能冲刺50亿吨标准煤。届时，我国能源缺口（按2010年能源生产总量计算）将接近50%（见《2020年GDP能够再翻一番吗？》表1）。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20%（2012年为21.9%），居于世界第一，且越来越远超美国。与此同时，我国石油、天然气、甚至煤炭都已经全面进口，而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

现实的困难和挑战在于，我国能源消费在未来6年（从2010年算起是10年），要在国际资源和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国际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拓展”近50%的生存空间，这种挑战会不会超过“极限”并引发国内和国际关系发生严重问题。笔者拭目以待。

本文的结论还是如笔者的《人口困局》一书和“导读”所提到的两篇文章一样：坚定不移地控制总人口基本国策，积极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放缓经济增长，深化体制改革，避免爆发大规模环境危机。

现实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因为，历史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时间，让我们“犯错再改正”。

2014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