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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导读】在众多地震地质科学家的支持和帮助下,本书找到了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有效途径,从而彻底颠覆了“地震不能预报”的主流观点。

著名地质学家刘小汉研究员,地震预报一线地震学家郑大林研究员,分别为本书作序,并对本书有颇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若能满足本书理论框架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在书中表述为一系列技术条件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条件,那么,在现有科技条件下,利用现有地震预测技术,完全有可能实现大地震的临震预报。

笔者不是地震专家,本书并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评析地震预测预报的功过是非;笔者是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首次尝试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用制度研究方法去分析中国地震预测预报从昔日辉煌坠落并陷入困局的制度原因。

一直以来,地震预报的成败得失主要是由自然科学家总结与反思。由于地震预测预报看起来属于自然科学,需要专门的科技知识才能理解,所以,在地震预报制度研究方面,社会科学长期缺位,至今没有人用制度研究方法去研究地震预报制度。

本书的研究显示,地震预报预警并不单纯只是科技问题,也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科学去解决;实际上,它是科学领域的“跨界学科”,即同时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在现有科技条件下(即人类实现“物理预报”理想之前),地震预报预警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与地震科研水平相适应的制度平台,那任何依据“经验性前兆异常”作出的准确临震预测都不可能产生现实的减灾实效。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外地震学界展开了一轮轮关于地震能否预报的争论,“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国内的相关争论甚至到了恶语相加的地步,但是,所有这些争论都仅仅局限于科技范围内,而没有触及地震预报制度本身。本书的研究显示,地震能否预报预警不仅取决于地震预测水平,而且取决于地震预报预警制度能否与地震科学研究水平及其预测技术水平相适应,最终取决于地震预测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组织,地震预报预警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发布,以及以什么形式发布,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地震预报预警的制度设置密切相关。而过去地震预报的一些重大失误(其突出表现是漏报大地震),与其说是科技原因,毋宁说是制度缺陷使然。

笔者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近些年主要从事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并且碰巧有理工科背景,因而能够理解地震预测预报的科技和制度问题。

512”汶川大地震人员伤亡的惨烈情景,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惨重伤亡令我震惊。随后,笔者读到了张庆洲先生的《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一书,书中披露的漏报细节令我吃惊不小。凭着多年制度研究养成的制度敏感性,笔者很快就发现了中国地震预报制度的体制弊端及其严重危害。于是,在“5•12”余震及周围人群的惊恐中(“5•12震中距笔者所在城市仅120公里),笔者开始了中国地震预报预警制度的研究工作。

作者在“5•12震中映秀考察

从最初写成56万字的长篇论文到后来扩展到30多万字的书稿,笔者得到了许多地震地质科学家和地震专家的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他们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资料,包括大量第一手资料。

受益于大量史料、资料和科技学术文献,本书8易其稿,历时8年,终于以现在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本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地震预报预警制度。

本书尽可能地还原了中国三四十年地震预测预报的历史真相,既详述了具有减灾实效的成功预测预报(包括海城辉煌、青龙奇迹和其他一系列成功的大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测预报),又详述了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漏报的技术和制度细节,深入分析了大地震漏报的一系列原因,尤其是制度原因;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中国封闭、半封闭地震预报制度的一系列严重且表现恶劣的制度缺陷。笔者论证并指出,这些制度缺陷是造成一系列大地震漏报的最为根本、最为深刻的原因。

本书将尽量区分地震预测和地震预报这两个概念(在习惯上,地震界经常将地震预测说成是地震预报)。地震预测是科学家个人、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的行为,是他们对未来地震活动趋势或者未来地震要素(包括时间、地点、震级或深度)的判断。传统的地震预报是政府行为,是指政府依据科学家个人、专业人士、专业机构或者政府地震部门的地震预测向公众示警,其后果往往意味着政府要采取极端化措施组织居民大规模撤离建筑物。

本书分析了主流预测在中长期预测中的优势,肯定了他们在此领域的成就,同时用更多的篇幅介绍了各种非主流短临预测的方法和震例,并论证了非主流预测在短临预测中的优势,以及他们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主流预测与非主流预测的定义见“引言”)

在本书的核心理论部分,笔者将与读者一起探讨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大地震短临(预报)预警的技术条件,另一个是与之配套的大地震短临预警的制度条件。

本书的基本结论是,如果能够满足本书给定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条件,那么,在现有科技条件下,利用现有地震预测技术,7级以上大地震是能够实现短临预警、甚至临震预警或临震预报的。

在本书“开放型地震预警制度”的理论框架中,笔者区分了传统的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和全新的开放型“地震预警制度”,并用“地震预警”这一新概念取代了传统的“地震预报”概念。(参见《明辨是非:“地震预警”一词的滥用应该纠正》

本书不是教科书,并不是按照理论层次设置结构。本书记录了笔者对于大地震短临预测预报有效途径的认识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笔者探索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切实可靠解决方案的完整过程。我想,这应该也是读者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应该经历的过程。

全书共10章,可分为4部分。

1~3章,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全面介绍了中国地震预报的起源,以及海城、唐山地震时期(19751976年前后)所形成的半封闭地震预报制度。这包括追述1975年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历史线索和主要原因;追述1976年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历史线索,初步分析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制度原因(五大制度缺陷)和由此而引发的制度变局及其严重后果。这一制度变局造成了地震预报制度由“半封闭”向“完全封闭型”逆转,而这一制度逆转造成了中国地震预测力量分裂,致使中国地震预测预报的综合水平下降,其直接后果就是包括汶川地震在内的一系列大地震漏报。

4~5章,全面详细讨论了中国地震预测预报的现实水平以及30多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说明这些成就是主流预测与非主流预测相互合作的结果;分析了主流预测在中长期预测中的优势、成就,以及对短临预测无能为力的劣势;对比分析了主流与非主流地震学家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不同,指出了国内外主流地震学家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方面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从技术层面论证了非主流地震预测方法和手段在现有科技条件下的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进而论证了在满足制度条件的情况下,实现大地震短临预报预警的现实可能性。第6章详细介绍了几种曾经创造了经典预测震例的短临预测方法,用以说明非主流预测的短临预测能力。

78章,全面分析了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严重缺陷及其后果。第7章从制度层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封闭型制度下的政府行为模式和地震部门的扭曲行为,从而剖析了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在新时期的新问题,阐释了中国短临预测整体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本书出版时被迫删除了第7章)8章首次全面披露了汶川大地震漏报的技术和历史细节,对比分析了主流预测和非主流预测在汶川地震预测中完全不同的表现。其中,主流预测在长中短期各阶段都出现了严重失误,且始终对8级大震“毫无觉察”;相反,非主流预测在长中短临不同阶段都有非常出色的预测,但因封闭型制度的限制,所有预测都没有产生减灾实效。

910章,是本书的核心理论部分,讨论大地震短临(预报)预警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第9章在论述中短临“前兆异常链”的基础上,论证了大地震短临预警的技术条件,这包括大地震短临预警的必要条件,以及大地震临震预警的充分条件和临震预报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些技术条件加上配套的制度条件便形成了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第10章讨论大地震短临预警的制度条件,论证了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的合理性、可行性,论述了该制度的基本框架及其组织保障,界定了政府的责任重点,最后,提出了开放型制度试点的政策建议。

本书的理论突破在于,当人们还在无谓地争论地震能否预报的时候,笔者已经在中国地震学家和专家40年短临预测预报成败实践的基础上,找到了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这个“有效途径”是在数百震例的支撑下,在全面论述地震前兆异常(包括微观和宏观异常)、非主流预测(包括群测群防)和中短临“前兆异常链”的基础上逐步得到论证的。

本书的理论体系拨开迷雾,让人们看见了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曙光,从而为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本书是学术专著(尽管书中讲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但读者群定位除了地震地质专业人士以外,主要还是那些没有地震地质专业知识的官员和公众,所以,本书尽力写得通俗易懂,以便适合普通读者。

作为学术专著,本书的史料、资料主要来自专业文献资料,部分来自地震地质科学家和地震专家向笔者提供的相关资料。为严肃、准确、客观起见,本书资料主要引自书籍、报纸和期刊等纸质正式出版物,极少部分资料来自网络,且主要是大型网站和有关部门或研究机构的官网。

最后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本书对地震相关问题的一些分类处理与严格意义上的地震学分类是有差异和区别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所指概念在本书的理论体系中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是为了行文方便,请读者理解。二是为了方便普通读者(他们往往没有地震地质基础知识)阅读理解,本书凡第一次涉及地震地质专业术语的地方都有概念解释,并且还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地震预测方法及其范例供参考。不过,本书介绍这些方法,并不意味着它们“最好、最有效”,实际上,它们只是地震预测方法“百花丛中”最为普通的一枝。

目前,随着科技进步,各种地震预测方法已经“琳琅满目”,不过,它们都将接受“大浪淘沙”的实践检验,但是,如果本书的理论体系能够运用于实践,那么,它们正是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预警的希望之所在!

根据本书的定义,大地震的短临预警和临震预警是由预测机构或地震部门公开发布,由公众自主决策防震避险。不过,当大地震临震预报具备充分必要条件,且由基层政府主政官员决策决断时,大地震的临震警报便从通常意义上的“临震预警”(由公众自主决策防震避险),转变为“临震预报”(由政府决策防震避险)。这便是本书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体系”的主要原因。(详见第9章)


 

    微信公众号(“李尚勇说困局”)将发表与该书有关的一系列文章,并将陆续发表《解读本书背后的真相(系列)》,详见下面部分预告。敬请关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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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系列文章(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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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四级详目》

明辨是非:“地震预警”一词的滥用应该纠正》

《刘小汉-推荐序:实现人类防震减灾的百年梦想》

《郑大林-推荐序:希望本书能一石激起千重浪》

《前言:让人们看见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

《引言:制度逆转造成中国地震预测力量的分裂》

《后记:地震预报体制改革需要等待一个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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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本书背后的真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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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有效途径”的艰辛过程难以言表》

《本书被迫删除的第7章》(订阅)

《中国科学家成功预报海城地震的真正原因》

19764个大地震成功实现临震预报的真正原因》

《揭开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终极迷底》(订阅)

《汶川大地震漏报的制度原因和技术细节》

《几十来一系列大地震漏报的技术和制度原因》

《公开地震信息的社会风险问题辨析》

《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订阅)

《谈谈民间群测群防的制度改进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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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勇

李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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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人口困局》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近些年以经济类现实制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有10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高层“内参”,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中国改革》等学术期刊和专业报纸。中国改革网、光明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曾)为作者辟有个人专栏,财新网和财经网特邀作者开博。 作者拟出版“制度困局三部曲”,已出版《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和《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求解三农困局》(待出版)。 邮箱:lsyon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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