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困局》作者 李尚勇
（一）
近些年，我们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放松人口控制”的错误思潮，这一思潮的背后是人口民粹主义抬头。
主张“放松人口控制”甚至“鼓励生育”的那些人口民粹主义者，持“资源无限论”错误立场，罔顾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绝口不提现实资源环境对人口的约束，用“以人口论人口”的粗劣手法，杜撰伪人口理论，混淆是非，误导公众和管理高层。而我国主流人口学家，在人口民粹主义泛滥时，迷失方向，丧失立场，做了动摇我国控制总人口基本国策的蠢事，成为人口民粹主义的尾巴，甚至影响到了国家高层的人口决策。
这一切极有可能使我国30多年控制总人口的所有努力功亏一篑，并致中华民族于危险境地。
笔者在《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一书中披露：根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201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趋势来到了“三岔路口”，面临变数。若继续坚持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选择“中生育率方案”，我国就有可能在短期内（约在2030年前后）迎来人口增长的真正“拐点”，实现“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安全度过“人口高位运行”（指我国人口在10亿—14亿之间运行）危险期的概率增大。
相反，若目前“放松人口控制”，选择“高生育率方案”，我国的人口增长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向下的“拐点”，这意味着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有可能崩盘。
具体地说，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预测，我国在未来90年，若采用“中生育率方案”，总人口峰值（13.96亿）将出现在2026、2027年，并于2100年降至9.4亿（见图1“中生育率10”）；若放松总人口控制，采用“高生育率方案”，也就是“稍微放松人口控制”（即比中生育率方案平均增加0.48个孩子/妇女），那么，我国总人口将在2045年达到一个“假峰值”（14.8亿），并经由2065年的“高位谷值”（14.6亿）后迅速爬升，且于2100年逼近16亿。
2011年5月，联合国人口专家首次披露了当代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规律，即“人口生育率的细微变化可能造成世界人口总数的显著差异”[①]。其实，解读这一规律的原理非常简单，这就是，在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基数越大，人口增量就越多。
显然，这一规律在我国后果更为严重。对于庞大的13亿、14亿人口来说，即使总和生育率“细微”增加，其“人口增量”也惊天动地。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即使“稍微放松”人口控制，我国未来的人口趋势也会变得异常严峻。这意味着，我国几十年控制总人口的成效将化为乌有，人们曾经的努力和遭受的痛苦也都白白“浪费”了。
（二）
2013年6月，联合国发布了《世界人口前景（2012年修订）》。当日发表的新闻稿显示，在总体上，全球的“生育率高于预期”，全球总人口高于此前预测的世界人口趋势。[②]根据一些国家新的可用信息，联合国专家将其生育率水平向上调整。
与“2010年修订版”相比，联合国专家调高了中国2050年以前高中低各方案的生育率水平，但调低了2050年以后的生育率水平。如此微调后，高中低各方案在2100年的总人口分别上升了1.93亿、1.45亿、1.02亿。其中，在高生育率方案的人口趋势中，没有“假峰值”、“高位谷值”和“人口负增长年份”（2010版的2044—2067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相反，在2010—2100年的90年中，中国总人口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并于2100年达到17.80亿人，并且，这一人口趋势可能会持续很长时期。
从总体上看，联合国2012修订版的中国人口趋势，是一个悲观的预测。不过，3年后，联合国专家有了新的认识。
2015年7月，联合国发布了《世界人口前景（2015修订）》。
在2015版本中，基于中国的新情况，主要包括中国人口政策开始松动（从“放开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和城镇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两方面，联合国人口专家再次调低了高中低各方案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数据，并且三方案均比2012版本低。
与“2010年修订版”相比，联合国专家调高了中国2040年以前高中低各方案的生育率水平（这显然受中国人口政策松动的影响），但调低了2040年以后的生育率水平（城镇人口生育意愿终会降低）。（见图2）如此微调后，中低方案在2100年的总人口仍然分别上升了0.63亿和1.07亿；而“高生育率2015”的总人口趋势与“高生育率2010”相似，即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真正下行的“拐点”。（见图1“高生育率15”）
与“2010年修订版”相比，“2015年修订版”的中国人口趋势最能体现“人口基数太大”对总人口增长的决定作用（即“生育率细微变化造成人口总数的显著差异”）：（1）在下调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情况下，中低方案的总人口仍然呈现上升趋势；（2）尽管“高生育率2015”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水平比“高生育率2010”低，但是二者的总人口趋势几乎相同；（3）“中生育率2015”总人口达到人口峰值的时间（2026—2030年）稍晚一点，但总人口数量（14.16亿）比“中生育率2010”多。
归根结底，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最重要的是，现实的人口趋势不能走向“高生育率2015”所指向的人口趋势，那意味着中国总人口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出现真正下行“拐点”，意味着我国“人口超高位运行”（14亿以上人口）将持续百年以上，意味着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将崩盘。
因此，中华民族及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团体，应该就此达成共识，严格控制总人口，以确保中国人口增长在2030以前出现真正下行的“拐点”，并最终实现“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
令人焦虑的是，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历来真真假假，很有可能误导我国的人口政策。非官方人口数据推测臆断成分很重不足为据，而那些人口民粹主义者的“打酱油”数据更是离谱（笔者的《人口困局》一书有全面的分析批判）。相比之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要客观得多。这就是笔者《人口困局》一书采用联合国经社部数据立论的基本原因。
附：“中国大困局：资源•环境•人口”系列文章
中国目前有一个怪现象：研究人口问题的人（有专家、也有打酱油的）大都“以人口论人口”，而不去研究（或故意回避）资源环境对人口的约束。他们那些表面光鲜的文章，只要一加入“资源环境”因素便漏洞百出。正因此，笔者的《人口困局》认为，“任何撇开现实资源环境约束的人口政策主张，都会落入‘伪人口理论’陷阱”。
故，笔者建议读者参考以下系列文章，这是笔者《人口困局》的后续研究，其更新数据更能展示“中国大困局”的严峻性：
2、《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发表在《中国改革》2014年第4期）
3、《水污染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15年第4期）
4、《“生态城市”环境恶化说明什么？》（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16年第1期）
11、《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和《严重污染致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同步发表在中国改革网、中国改革论坛网、财经网和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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